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一座山叫崂山。它之所以闻名，大半缘于“崂山道士”的传说。崂山诚然是道教圣地，曾留下了丘处机等人的足迹，但崂山的身份不只如此。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它是巅峰。

崂山的最高峰崂顶，海拔1132.7米，是中国海岸线上的最高峰，因此，崂山的“海上第一名山”之称，可谓实至名归。

站在崂顶，人们可以俯瞰整个青岛城，可以看到山泉向下流淌，越过层层云际、村庄和城市，越过海湾与岛礁，直至黄海深处。

这是一个隐喻或象征。在崂山身侧的这座城市中，有一家似乎不那么星光熠熠的公司，十数年来，竟然始终身居产业巅峰。它所俯瞰之处不只是电视机产业，在画质芯片、医疗显示、智慧交通、光通信……在很多人们所不熟知的领域，它几乎都以“霸主”的身份隐匿着。

人们认识海信，是从电视机开始的。1989年，四川长虹发动了第一次价格战，拉开了中国家电业价格战的序幕。这次价格战让长虹尝到了甜头，它坐上了电视机行业的“头把交椅”。1996年，长虹故技重施，再次发动价格战。这是最惨烈的一次价格战，海信元老王希安曾说，战事结束后，全国电视品牌中，不算长江边上的长虹，长江以北的老牌子除了海信几乎都没有了，长江以南的康佳、TCL等基本上都是90年代新崛起的品牌。

倪润峰在1996年3月26日发动的那一轮价格战，改变了中国的电视版图，也改变了海信。许多品牌因为跟随长虹的降价策略而从版图中消失，一位叫王秀的记者在《六问海信》中曾经写道：

1996年，熊猫老总陈祥兴曾满腔愤怒地说：“降价也不向同行打个招呼，哪儿还有社会主义企业的人情味呀！”

市场从来就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脆弱的情谊与“人情味”。市场相信的是实力，以及人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

倪润峰在1996年说长虹的降价是“为了振兴民族彩电工业”，周厚健却看得清清楚楚：“长虹真厉害，甩货压库存也有这么好的说法。”

1996年7月12日，周厚健在人民大会堂高声宣布：海信不参与价格竞争，要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对抗长虹的降价。在那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周厚健用透明机箱展示了海信电视机芯比其他品牌同型号彩电多出12个零部件。他说：“海信产品不降价。我们已经做到了质价相符，也就没有必要降价。”

在某种程度上，那场价格战是海信的“成人礼”。从那连番的鏖战中幸存下来后，海信开始大踏步前行。它就像是一位经过了硝烟洗礼的士兵，摆脱了慌张与恐惧，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海信集团官网，有关海信的介绍如下：

海信诞生于1969年9月，一个动荡时代的秋天。

那年秋天，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青岛市革命职工造反总司令部所属的“国营青岛五七工厂”更名为“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作为收音机专业厂。第二年的2月24日，更名的正式文件下发，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算是诞生了。

海信档案中保留的记录如下：

整个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的结构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是未来的中国家电业霸主，并能够对整个世界的电子产业产生冲击。那个年代的人们穷极想象，也无法描绘出一个如此波澜壮阔的未来。

然而，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海信。在那条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在剧烈的动荡与变幻中，命运钦点了一个叫周厚健的年轻人。

1979年，“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更名为“青岛电视机总厂”。那一年是海信成立10周年。在此之前，“青岛无线电二厂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电视机的年产量才达到2500台”。

一年前的世界杯决赛，海信的一位老工程师钱钟毓是在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前看完的，他说：“人就跟个火柴一样，根本看不清……”

事实上，1979年对于海信的最大意义，就如同这一年对整个国家的最大意义一样，都经历了重大变革。“在北京的寒风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改革开放成为一种可能。一个经济封闭的时代终于宣告结束，当然，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将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

1982年夏天，一位叫周厚健的大学生来到了青岛电视机总厂。他毕业于山东大学电子系。对于前途，他并未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想回到青岛，陪伴他的父亲。多年后，当命运把他推上中国家电业的风口浪尖时，他忍不住感慨造化弄人。

周厚健的到来，在青岛电视机总厂并未引发震动。他不是什么大人物，虽然是个大学生，而且毕业于著名的山东大学，但那时候电视机总厂的大学生虽然算不上多，却也有十来个。而且，他看起来憨厚得很，既不太爱讲话，又不大喜欢凑热闹，只是闷在一堆电路中，不停地发呆。

如果不是命运特别地垂青，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或许会成为一位著名的电器工程师，与其他工程师一样，过着在别人眼中单调、枯燥却自得其乐的日子。

然而，时间毕竟改变了一切。

周厚健后来回忆，当他决定回到青岛的时候，他的一位老师因其未选择留校而大发雷霆。这位老师觉得周厚健留在山东大学更能发挥才能，到工厂是一种浪费。他感慨地说，那时候的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你想想你对待自己的孩子，能做到什么程度啊！”

命运不给任何人后悔的机会，周厚健也丝毫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不喜欢仕途生活，耿直会使他充满挫败感；他也不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毫无挑战的生活会让他度日如年。工厂是个好去处，他可以埋首于元器件与电路当中，有机会去搞技术，也有机会去改变人们的未来。

1984年，海信引进了日本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当时成立的彩电引进领导小组，组长是李德珍，副组长是王希安，小组中还有一个叫夏晓东的年轻人。这些人，后来都在周厚健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李德珍那时候是副厂长，后来成了厂长；她调任后，周厚健出任青岛电视机厂厂长，开始设计海信的未来。王希安与夏晓东后来都成为周厚健最重要的搭档与伙伴，他们一个担任了副董事长，一个担任了副总裁。

1984年引进彩电生产线，使海信第一次有机会进入现代家电企业的序列。青岛电视机总厂在引进当年就完成了4057.5万元的工业总产值，生产了10万台电视机（其中包括93 041台黑白电视机），完成了3748万元的销售收入，实现了700.15万元的利税，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山东电子行业和全国电视行业的第一位。“青岛牌”彩电一举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

4年后，李德珍在1988年3月14日的《大众日报》回忆1984年说：“我厂在引进彩电生产线上乘了末班车，迟了五六年。只是由于引进的起点高，消化吸收的高速度、高质量，才追回了失去的时间。”

1985年2月12日，青岛市经济委员会的一纸批文，撤销了“青岛电视机总厂”，取而代之的是“青岛电视机厂”，其后不久李德珍担任了厂长。

李德珍带领青岛电视机厂创造了计划经济年代的奇迹，她拔擢了对技术痴迷的周厚健。1989年，周厚健进入青岛电视机厂核心管理层。

接下来的两年属于周厚健，他先是在1990年4月10日担任副厂长，10月24日又成为党委委员。1990年10月19日，李德珍被任命为青岛市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兼任青岛电视机厂厂长、党委书记后，搬到了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办公，周厚健开始代理她的职权。

权力容易使人自我膨胀，但周厚健却表现得异常稳重。他谨慎地观察着江西路11号发生的变化，艰难地维持着整个工厂的运营。他还太年轻，在一个讲究资历和辈分的时代，年轻往往意味着缺乏根基。他清楚这一点，有一次，他对一些中层干部谦虚地表现出了合作的愿望，好在那些人还买他的账，于是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

1990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手只有33岁，他同雷厉风行并擅长演讲的李德珍性情不同。周厚健一如他的名字，厚道、稳健，不善言辞，除了年轻、喜欢冲刺的感觉外，那时候的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李德珍选择了他，很多人不理解。有人问：“小周很听话？”李德珍后来说：“周总才不听话呢！”她以时代标准判断周厚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学电子，技术出身，政治素养不错……

江西路11号的人们既惊愕又高兴地注视着这一切变动，但对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还有一些疑虑。周厚健的对手有很多，刘国栋无论资历和年纪都较他为长，而且有管理上的经验；还有徐东立，他是三朝元老，在接管无线电厂时又受命于危难之际；还有同样是副厂长的刘志学、主持分厂工作的马明太、分管生产的厂长助理滕安生……

人们耐心地等待，私底下悄悄地议论谁将成为李德珍的继任者。他们以好奇的眼光看谁将被铜墙铁壁撞得头破血流，谁又会公开、谦逊地感谢江西路11号的所有人。

周厚健一刻也不愿放慢事物发展的节奏，他尊重他的竞争对手，并努力展示自己的实力，及时察觉和领悟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和刘国栋两股力量出人意料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人迥然不同，但他们对于青岛电视机厂在经济疲软的困境中如何发展进步、如何重建一个新的江西路11号却有着足够的默契。而且，他们都是技术员出身，都喜欢电路和元器件。

李德珍在1991年底离开了江西路11号，调任前她找周厚健谈话。她说：“我要调走，你来干比较合适……”她离开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自己的继任者能够带领企业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

在李德珍离开后的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周厚健在青岛电视机厂经历了10年的体制转型之后，终于踏上了可以大干一场的道路。

《海信史》中是这么描述的：

那一年，周厚健35岁。他1957年8月出生于烟台牟平一个工商业主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资本家”。在他出生前10年，也就是1947年，周家还是当地极为显赫的家族。那时候中国处于战乱中，而他的父亲却极其豁达地看这世道，22岁发迹之后，不买房、不买地，而是用赚到的钱投资办企业。两年后，新中国诞生了，紧接着便是朝鲜战争。很多工商业主为战争捐款，他的父亲一下子便捐出了160亿元（相当于今天的160万元），这在现在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少年周厚健成长过程中背负“资本家”出身的精神包袱，很少活动。当街上人流稀少，大多数人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开始憧憬一种和平、平等的生活。

多年后，周厚健变成了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回忆往事说：“我认为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头脑的人、有境界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资本家’是个政治概念，没有对我造成一点恐惧感。”

等到周厚健看清自己的性格时，他对其解释为“人事上刻薄，人情上豁达”。有一次，海信一位很认真的干部在工作中导致公司损失了几百万，他很坚决地把他开除了，4年后周厚健又把他请了回来，“因为他犯的错误不是人品问题，而是工作失误”。但一位以每台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20元进了一批变压器的干部却没有这么幸运，周厚健说，“这显然是人品问题，我坚决把他开除了。”

1976年，周厚健去青岛崂山插队，第二年就返城，接替父亲进了工厂当车工。一年后，正是恢复高考的好时机，21岁的他报考山东大学电子系。他考得不错，青岛市数理化成绩第一、总分第三。他被录取了，并且在4年后带着对青岛的怀念，进入青岛市电视机总厂工作。

关于他为什么回青岛，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他是个孝顺的人，为了照顾身在青岛的父亲而再次回到这个风云际会的城市——父亲身体不好，希望他回青岛工作，他便回去了。

1982年毕业的时候，周厚健带着一种特别的爱好离开了济南——他爱做高考数学题，这种爱好并未因学生时代的结束而宣告终结，相反却更加顽固地盘踞在他生活中。在参加高考之前，他做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高考试题；即使读了大学，他每年依旧做高考题，一直做到1987年。他的理由是“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退化了没有，并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努力学习”。

从济南回到青岛，从浪漫主义的象牙塔跌落到艰难的尘世中，周厚健便被命运安排进入一个风云际会的行业成为弄潮儿。

在周厚健接任李德珍之前，有人曾问李德珍：“如果你不干厂长了，你认为谁能接替你的位置？”她列举了王希安、刘国栋、夏晓东等人的长处，然后重点介绍了周厚健。她认为，周厚健年轻而有魄力，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她已将周厚健钦定为“接班人”。

1991年12月17日，时任青岛市市长和周厚健谈话时说：“在新厂长任命文件下来前，厂里工作暂由你主持。”

1991年12月23日这一天，周厚健和李德珍习惯性地握手，说了一些送别的话。多年后，周厚健依然清晰地记得李德珍那天的最后一句话——

“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这个愿望我没有实现，愿你们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做出努力，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又一个点。”

送别时的这一句话，决定了海信日后的国际化路线。而在当日，李德珍女士的满腹遗憾，到了今天终于变成了欣慰——她的继任者果然“在世界地图上点了一个又一个点”。

1992年，周厚健被任命为青岛电视机厂厂长。上任伊始，他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降成本、裁冗员。改革的结果是，成本降下来了，但营业额也跟着下降了。那一年电视行业的大环境实在糟糕，很多人只关心数字，却不关心数字背后的逻辑。

关于周厚健将离开江西路11号的传言持续了一整个冬天，冬天过去，一位叫孙即清的老员工说：“随后，1993年，日子好过了……”

事实上，海信在1994年才真正成为海信。1994年8月29日，青岛电视机厂完成使命“退休”，海信电器公司和以它为核心的海信集团同时宣告成立。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在“青岛电视机厂更名暨青岛海信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索尼、松下、三洋、东芝等企业及许多机构发来了2000多封贺电。

实际上，“青岛”更名“海信”，是一个被迫的选择。进入20世纪90年代，青岛电视机品牌形象迅速提升，然而按照《商标法》的规定，县团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不能作为商标使用。

一个大企业用了十几年的商标不能再用，长期积累的无形资产会不会将付诸东流？后来，国家商标局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做了补充规定，原先已经长期使用地名作为商标的产品可以继续使用，而新上产品不允许再使用。

虽然名称可以不改了，但是这件事倒是提醒了企业，尽管电视可以继续使用原商标，但以后上别的产品就不能再用了，“青岛牌”反倒会束缚住企业的手脚。长痛不如短痛，为了企业的未来，周厚健痛下决心更改商号、商标。

1994年的这次更名，与其说是从工厂变成为公司，是一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现代企业的变革，不如说是一场观念的革命。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这家偏居山东半岛一隅的电视机厂，开始了自己在中国地图、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的长征。

此后的25年里，海信在世界地图上点了一个又一个点。

从1994年开始，海信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并购。1994年，海信并购了淄博电视机厂，以投资控股51%的方式，控制和支配了该厂全部的存量资产，一下子就净增了25万台电视机的产量规模，而投资只花了正常投资的10%~20%。1994年，淄博海信只用了一年便扭亏为盈，获利238万元，第二年利润便增至800万元。

在后来描述中，这一经典的案例，使1994年成为海信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海信就把眼光盯上了社会上极为丰富的存量资产和潜力无穷的资本市场。实施资产重组，强化资本经营，实现企业规模的低成本扩张，标志着海信经营战略的重大调整。”

自1993年组建临沂海信涉足资本运营领域，到1996年，海信以短短几年时间实现极低成本的快速扩张，其净资产从不到1亿元增加至14亿元，拥有7个全资子公司、8个控股公司和若干参股公司。在未成长为跨国公司之时，先已成长为跨地区、跨行业的集团公司；“有质量、有品牌、无规模”的局面得以摆脱，抗风险能力亦得到提高。企业高速增长，未必全赖资本运营之功效，然而数字的提高有赖规模扩张则毋庸置疑。火箭式的蹿升，必然与资本运营不可分割。至1999年海信成立30周年，周厚健和他的海信团队用不超过3亿元的投资盘活了30亿元的国有存量资产。

多年后，不只媒体和学术界对海信资本运营的模式颇感兴趣，海信内部亦希望总结该模式，于是，便有了海信资本运营“八大模式”，分别是：投资控股、债权转股权、国有资产异地划拨、集团内企业相互持股、内部存量资产重整、非主业优良资产出售变现、海外融资和股份制改造。

1999年，海信成立30周年，内部刊物《聚焦海信》对海信的种种往事、现状进行了颇为深刻的总结和剖析，特别提到了上述“八大模式”，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新国企的成长奥秘”。

海信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与合作方的存量资产重新组合，累计投入资本6500万元，其中，现金、设备等有形资产4800万元，技术等无形资产1700万元，先后于1994年、1997年成立了淄博海信、贵阳海信、辽宁海信3个青岛以外的彩电基地，净增单班9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并形成了华北、东北、西南“三足鼎立”的市场战略体系。

将确已无法追回的债权与对方的存量资产合作，债权转为股权，输出技术、管理、品牌，将死债变成“下蛋的母鸡”。1993年和1995年先后建成临沂海信和肥城海信两个出口机生产基地，净增30万台的出口机生产能力。

依靠政府间的协调，异地划拨国有资产，1994年成立青州海信，形成地区间国有资产的优势互补。

集团内部企业相互持股，优势和资源互补，使资金与技术、行业经验、市场等优势资本融合，由此孵化出新的增长点。

将系统内部零散的无规模竞争能力的三产存量资产集中整合，进行统一管理、品牌激活等，使存量资产由量变到质变，形成海信有规模竞争能力的第三产业。

将与主业不相关的优良资产出售变现，实现非主业企业的自我发展的机制转换，实现其资本形态的转变和向主业的流动。

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拓展海外融资渠道，实行中外合资，大规模进军新产业。

充分利用股份制改造，建立支柱企业现代企业机制。通过开放资本市场为海信高科技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募集资金。

依靠这“八大模式”，海信不断地在中国地图上点下一个又一个点。一个又一个点的背后，是海信对未来的布局。

1994年，周厚健就开始谋划进入空调产业。1996年，海信率先引进日本的变频空调技术，并且在1997年下线了中国的第一台变频空调，从此海信开始进入白电产业。2002年，海信并购了北京的雪花冰箱厂，将业务拓展至冰箱领域。

周厚健的白电冒险并购，在2006年举国瞩目。那一年，海信成功并购了科龙。科龙是中国白电产业的巨头，在空调与冰箱市场上都像“巨人”一般地存在，然而顾雏军却将科龙带入歧途，不得已选择出售。

海信并购科龙的故事，曾经被描述为“蛇吞象”的故事，而海信整合科龙的故事，则被很多海信人描述为“血泪故事”。这种描述在外人看来过于夸张，但在海信内部却获得颇多认同。在并购完成后的几年里，科龙几乎是海信干部的“滑铁卢”，很多前程光明的干部被派往科龙，最终却带着失意与落寞回到青岛。

海信并购与整合科龙的故事，在顾雏军跌宕起伏的命运背后，在中国家电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一桩经典的并购案例。

那场并购使海信在黑电与白电两个领域同时赢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力，而其建立世界性的影响力之路才刚刚开始。

从2004年开始，中怡康的统计数据显示，海信电视已经连续16年排名全国第一，其“霸主”地位已不可撼动。然而，人们对于海信电视却丝毫没有“霸主”的印象，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低调的海信好像没有那么霸气。

在全球市场，海信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功地在2015年跻身世界彩电三强，成为与三星、LG分庭抗礼的中国彩电企业。

与此同时，海信在全球的并购也在展开，夏普墨西哥工厂、东芝电视机业务、斯洛文尼亚白电制造商Gorenje……一个个曾经无比耀眼的名字被海信收入囊中。

2019年，在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大环境之下，海信着眼全球竞争和企业长远发展，营业收入和利润逆势同比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268.6亿元，其中利润79.3亿元，同比增长24.17%。在海外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海信海外品牌收入同比增长16.2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4%，取得历史最好成绩。这也意味着，海信集团“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在不断加速。

1991年冬天，李德珍女士希望周厚健能够带领海信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20多年过后，周厚健将密布“海信”的世界地图描成了图画。

海信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企业的故事，它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被各种困难、挫折与失败推动着，砥砺前行。

2002年8月，海信以一场隆重的庆典，宣告海信的“三园一厦”落成，正在按照“3C”的步伐前进。所谓3C，就是计算机（Computer）、通信（Communication）、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美好预期的布局，它代表了海信的雄心，也代表了海信对未来的期许。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最早从3C布局中出局的是计算机业务。曾经异军突起的海信计算机最终变成了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周厚健最终选择了放弃。

这是不得已的放弃。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做电视机的厂商都选择了做电脑，但没有一家获得成功，海信、TCL、长虹、海尔……在该领域失败的企业名单足以写满一整页纸。海信在计算机上的失败不是最惨烈的，TCL的失败才叫真正惨烈。TCL曾经从联想手中夺取了与英特尔合作的领先权，并且在央视做了铺天盖地的广告，然而昙花一现之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十几年来，手机业务一直被海信和周厚健寄予厚望。

《海信史》描述说：

周厚健的判断没错，移动通信会成为时代潮流。海信与日立技术合作的海信通信公司，几乎复制了1984年引进日本彩电生产线“当年谈判、当年投产、当年赢利”的奇迹，一切看起来都很美。

海信手机也的确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了，高光时刻，它曾经排名全国第五，喧嚣一时的“中华酷联”，后来有了新的称呼，“中华酷联海”。然后，当移动互联到来之后，华为的手机业务崛起为全球第二；中兴虽然受到重创，依旧维持生机；酷派卖身给了乐视，郭德英退场后没多久，乐视与酷派同时陷入死局，联想的移动业务，在经过买来、卖掉、买来、买去之后，如今只剩下了“联想”……

海信呢？海信手机依旧在做，依旧在顽强地维持着生存。李炳忠在2018年5月初创的手机产品realme，只消一年多时间就成为印度及东南亚市场上的新贵。这样的故事说明，只要没有离开牌桌，一切皆有可能。

对于海信集团，对于周厚健，对于所有的海信通信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来说，只要不离开牌桌，就有机会。

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个新的契机，他们把这个契机叫作5G。他们相信，5G不仅仅是一种更好的通信技术，还是一个系统，一个平台。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5G也许会改变海信通信公司的命运，也许不会。但即使在5G还没到来的3G、4G时代，手机在3C中的定位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与其说它是通信产品，不如说它更像是消费类电子产品。

以此判断，在真正的通信领域，海信似乎并没有落伍，反而因为光通信的崛起而颇为惊艳。

海信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光通信公司，那时候互联网还处于草莽时期，宽带刚刚开始普及。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从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3G仿似昨日，4G似乎又要离场，5G技术即将商用，海信的光通信业务面对的是饥渴的需求。

作为国内少数能够生产高端光通信芯片的厂商，海信的光模块产品在全球位居前列，国内位居第一，其中海信的接入网光模块产品已经连续8年位居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海信率先推出的5G无线光模块产品集成100G（千兆）业务传输，可以使手机用户达到每秒1G（千兆）乃至几G（千兆）的下载速度。目前，海信的5G无线光模块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5G信号基站的建设。

当年海信要做光通信，周厚健与任正非交流时，任正非说，千万别碰光，碰光必死。而海信碰了光，活成了全球领先，任正非率领的华为，在手机、通信设备与5G技术方面，都建立了全球影响力。这是他们各自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各自的宿命。他们各辟蹊径，但殊途同归，他们都带领企业走进了“无人区”。

2016年5月30日，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做了汇报发言。他说：

“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越是前途不确定，越需要创造，这也给千百万家企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公司如何去努力前进，困难重重，机会危险也重重，不进则退。如果不能扛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坚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

任正非坚信，在大机会时代，一定要有战略耐性——

华为在其领域走进了“无人区”，而海信在激光电视、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画质芯片领域，同样也走进了“无人区”。十几年来，它默默地在这些领域投入、耕耘、收获，在喧嚣中寂寞，在寂寞中成长，在成长中壮大，成为巨人。

很多人无法理解，青岛市江西路11号的一个小电视机厂，在这50年里是如何成为显示领域最知名的国际品牌之一的。海信的基因是什么？是什么推动了海信不断出海？海信的未来在哪儿？

周厚健说，是技术，是一代代海信人对技术的执念，对未来的信念。他相信，某种程度上，海信就是中国的缩影。

2016年7月，欧洲杯决赛即将到来的时刻，赛场上是铺天盖地的海信绿和洗脑般的大标语“海信电视，中国第一”。欧洲杯即将落幕，按照计划，周厚健作为海信集团董事长的职业生涯也应该在一年后也就是2017年8月落幕。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时刻，退休意味着他可以告别高强度的工作，专心致志地与多年的病痛斗争，享受有质量的生活。

然而，他的计划突然被叫停了。青岛市政府吹了“加时赛”的哨子，他“被延期”退休。组织告诉他：海信的活儿还没干完，到点也不能走。这就意味着：即使过了60岁，他还将继续高强度地工作，同时要继续忍受顽疾的折磨。

在欧洲杯决赛前的海信集团高管内部会上，一位高管传达了上级的这一决定：“周董不能60岁退休，延迟其退休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和财富的延续，也有利于海信的持续发展。”在青岛市政府看来，创始人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这是青岛市政府的开明之处，但对周厚健却是一场身心的考验。

周厚健在会上表示，几十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令其身体疲惫，他早生退意，但他服从市里的决定。这一决定也是对海信经营团队的充分肯定。

“延期退休，首先，我会利用这些时间坚定地把激光电视做起来，使其成为海信传统旗舰产业的新生力量，这是海信领先世界的难得的机会。其次，把智慧城市产业的梦画圆。海信的智能交通产业已经位居全国第一且达到了30亿元的规模，我相信海信智慧城市未来的产业规模会在200亿元左右。三是把医疗电子产业做出态势。尽管才两年时间，海信医疗利用精准医疗和显示技术的叠加优势，在计算机辅助手术方向上已经取得了生产国际领先产品的机会。而加快技术投入，做大产业规模是完全有条件的。四是实现金融服务的产业化。退休前我会在带人的前提下，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把这几块业务真正做出态势来！”

这是周厚健必须要打的“加时赛”，他必须打一场为海信寻找更广袤未来的“决赛”。

周厚健是技术员出身，多年来，他一直渴望并努力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以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十多年前，周厚健多次参加海外的电子产品展览会，他发现在平板产品的外观设计上，海信与日本、韩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这“也为国人挣回了点面子”，但是内在技术上的差距却依旧没有改变。

他曾感慨地说：“我曾经讲过，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技术上。我们与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已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空间上的。企业技术上的差距让人心痛，这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集体‘软肋’。”

回国之后，周厚健决定选择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作为开发方向。那是所有电视机芯片中开发难度最大的一款，当然，如果成功了，它也将成为利润空间最大的一款。然后，“信芯”项目便诞生了。2005年，当装有“信芯”的海信电视下线后，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从此成为国际舞台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信芯”的不断升级，使海信赢得了尊重。2015年11月，周厚健在内部邮件中再提芯片：如果没有自己的芯片，我们永远是二流厂家，所以一定要站在海信生死存亡的角度来看待和行动。

周厚健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产品实现差异的主动权。而“差异化”是摆脱“跟随”的唯一出路。

“芯片帝国”，成为周厚健追逐的长梦。他想退休前看到结局。

海信集团从2014年8月开始业绩出现下滑，到了2015年7月，利润下滑的幅度超过了18%。

“18%意味着什么？”周厚健说：“崩溃。”

所幸，海信集团没有崩溃。

“到了2015年的8月份，下滑的幅度就小了，到了9月份就开始增长了。我记得当月实现大幅增长，11月份利润更是实现翻番，增长的幅度很大。到年末实现全年增长，利润、收入、出口、纳税都是增长的。2016年1到6月还是继续高质量地增长……”

海信集团成功地度过了危机。

在青岛市市委决定要周厚健打一场“加时赛”后，周厚健心想，他正好可以培育那些“我应该做好却没做好”的产业，给海信奠定一个更好“态势”。

这个更好“态势”，就是他在高管会上所说的“四个梦”。

这“四个梦”也是周厚健的野心。周厚健一直希望海信变成通用电气（GE）那样的公司。他并不奢望建立杰克·韦尔奇一般的功业，但他想看到海信更清晰的未来。今天的海信拥有海信视像（600060）和海信家电（000921）两家在沪、深、港三地上市的公司，同时是国内唯一一家持有海信（Hisense）、科龙（Kelon）和容声（Ronshen）3个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集团。

2015年，海信集团实现销售收入990亿元，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名列第五。按照很多企业的“做法”，海信原本两年前就可以实现销售收入过千亿，但周厚健一直压着“不让”。他看重的不是数字，而是海信的未来。

尽管如此，周厚健还是想让海信“快”起来。几十年来，他一直倡导“稳健”的风格。现在，留给他的时间虽然延长了，但变化却在加剧。他希望海信除了拥有突破性技术，还能尽快适应移动互联网场景，在动态竞争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对于“加时赛”，组织上没有给出期限，这得看他的身体。“从健康情况看，周董早就想退休。”医生说，常年的投入和压力，病痛的折磨，若非周厚健拥有强大毅力，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既然已经接受了“加时赛”的裁决，周厚健就希望梦想成真。

将海信定义为中国“彩电之王”，已不再有争议。欧洲杯赛场上的醒目汉字“海信电视，中国第一”，也是海信人给自己的信心和对产业的定位。

周厚健说：“我一点儿不夸张地讲，没有海信的话，中国的彩电制造业就剩机壳了。”

他的同事说，周厚健就是中国彩电业的“堂吉诃德”—— 一个理想主义者，带领海信在原本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产业里孤军奋战。

转折点是从芯片开始的，“信芯”使海信拥有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显示芯片。

接下来的战争演变到了模组领域。周厚健说，模组就是电视的屏，这个屏由玻璃（面板）、驱动和背光灯综合组成。以前模组都是面板企业来做，它们因为相互竞争激烈，就拼命把模组功能整合成一个整体，将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功能都捆绑进去，留给彩电制造商的机会只剩下了机壳。

有一次周厚健参加一个电子展，跟一位面板企业负责人谈，说：“你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干什么呢？”

对方说：“周董，机壳也大有可为啊！”

周厚健受了极大的刺激，他下令海信必须做模组。

做模组就需要面板，周厚健就跟所有面板供应商谈：“我要做模组，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供面板？”

“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不供，斩钉截铁地不供，他不供面板我怎么做模组？如果我们做模组的话，不就把他们向整机延伸阻断了吗？”

海信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大家都觉得做模组很难。周厚健天生犟脾气，他坚定地要做模组。时任总裁于淑珉挑起了此项目，她带着技术人员四处调研技术、寻求合作；在寻找面板配套商上，经过一次次碰壁，终于获得了突破。中国台湾奇美电子同意了，日本日立公司也同意了……

周厚健跑去跟信息产业部领导汇报，前后汇报了5次。“做模组是唯一可以阻断他们来侵蚀我们电视制造业的办法。”海信做成了模组之后，信息产业部召集了7家企业谈共同做模组的事。

“最后在部里推动下全国都开始做模组，就把全世界的毛病给改了。现在大量中国使用的模组是由整机企业来做。整个彩电的创新就在面板之外了，主动权又回来了。”周厚健说。

“如果没有这个阻断，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们的ULED。ULED就是用每小块面积的图像来调制其对应的背光亮度。制造业是要伴随研发的，加工业不需要研发。如果任‘他人’延伸到电视全部，而不做上述‘阻断’，何谈中国电视制造业？”

周厚健是个技术狂。海信集团一直崇尚技术，这与周厚健密切相关。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如果最高领导者没有技术背景，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作为企业家，周厚健也正在进行他的决赛。这是一场鏖战。残酷的是，他提前知道了这是他个人的“加时赛”。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未来的竞技，也是一位企业家与时间的赛跑。

他预感这是一场美好的仗。他希望战事结束，打扫战场的时候，海信是最大的赢家。

2016年7月10日，葡萄牙以1:0战胜了东道主法国队，夺得了欧洲杯冠军。除了葡萄牙人之外，最大的赢家非海信莫属，它创造了体育营销的奇迹。

两年之后的夏天，俄罗斯世界杯，海信又成了大赢家。

海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海信是欧洲杯56年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全球顶级赞助商，2017年4月，海信又成为2018年FIFA（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赞助商，是世界杯设立近百年以来首个中国电视品牌赞助商。”

“相关数据显示，仅仅在2016年欧洲杯期间，海信的全球知名度就提升了6个百分点，当年二季度海信产品欧洲市场销量提高了65%，而且，体育营销带来的品牌溢价和长远影响依然在持续。2017年，海信在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南非等主要市场均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即便在以挑剔著称、被视作最难进入的日本家电市场上，海信也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品牌之外市场份额最大的品牌，2017年销量同比增长79.3%。进入2018年，海信品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继续稳步增长，不断刷新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德国《经理人》杂志甚至称：“本届欧洲杯最大的赢家是海信。”

两年后，俄罗斯世界杯说来就来了，海信又成为大赢家。2018年夏天，杨祥玺在《历史转折中的世界杯》一文中写了海信进入顶级赛事开展海外扩张的故事。

这是海信的世界杯。两年前在家门口丢掉了欧洲杯冠军的法国队，这一次在决赛中击败了克罗地亚，重新坐上冠军宝座，但对于海信来说，无论谁赢得了冠军，它都能够赢得桂冠。这是它应得的，也是它用实力赢得的。

赛场，是选手的舞台，也是海信的舞台。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

这是一个如今在青岛市东海西路17号奋斗的每一个海信人最为关心的事。人们试图厘清，在一个充满偶然与不确定的时代，一家并不被媒体广泛关注与褒奖的企业，是如何赢得了时间的。人们也试图厘清，在这样一个巨变时代当中，一家企业的立足之本究竟为何。

如果我们摆脱了概念的桎梏，仅从字面本身寻找意义，或许更容易接近真实的答案。

海信，那些奋斗者在1994年确立的名字，代表了他们的理想与寄托，代表了海洋的壮阔与诚信、信任、信心以及信仰。他们试图为这个世界制造能够与其相匹配的产品，使之变得更加美好。他们也试图寄予这个时代足够的尊重——“言之所以为信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

诚信，是一切商业的立足之本，是一家企业的命脉。产品、市场、技术、管理、财务……倘使这一切不能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它们都将危如累卵，不堪一击。

海是海信的胸怀，信是海信的基石。

在海信，干部业务上出现过失，被定义为能力问题；但诚信上出现过失，则被定义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不可原谅、不可宽恕的问题。

2016年3月9日，周厚健突然暴怒。

周厚健发怒的原因，是内部的一桩“不诚信”事件，一位技术人员讲了假话，这是周厚健最无法容忍的事。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是，讲假话的这位技术人员来自激光电视团队，而周厚健除了是海信集团董事长外，实际上在外界看来，他也是激光电视项目的产品经理。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激光电视方面有大的突破，奠定海信集团在技术上不可撼动的地位。“讲假话”，骗的不只是董事长，还是董事长对未来的布局。

所以，他怒了。

那天下午，周厚健给一位违背了诚信原则的工程师回了一封长邮件。周厚健与这位工程师的邮件“对话”，可谓一堂生动的诚信文化教育课。

周厚健在邮件中说：

周厚健始终相信，诚信是海信的基石。

海信之所以成为海信，首先是因为信。

他曾经说：

一切历史归根结底都是当代史。

从江西路到莫斯科，海信走了50年。

从莫斯科到江西路，海信也许还要走50年。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野心与梦想。

一切历史都是当下的映射。

克罗齐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

海信史，是一种总结与纪念，也是一种陈述与思考，更是一种展望与探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历史提供的是镜鉴，是参照，是曾经的道路与梦想，是缘由与逻辑，是起点与初心。

一切历史归根结底都是当代史。

现在，让我们开始进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