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诚与真理/

在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中，有两股格外显著的思潮。一方面，有一种对真诚（truthfulness）的热切承诺——或者至少是一种普遍的多疑，一种反抗被愚弄的倾向，一种透过现象来看穿背后真实结构和动机的渴求。这种承诺在政治学中广为人知，同时也延伸到了历史理解中，延伸到了社会科学中，甚至延伸到了对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发现和研究的解释中。

然而，与对真诚的这一要求一道，或者用一种不太正面的话说，与对欺骗性的反对一道，也同样有一种对真理本身的普遍猜疑：是否存在着真理这样的东西；如果存在的话，真理是否能够不仅仅是相对的或主观的，或者不仅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总的来说，在继续开展我们的活动时，在对我们的活动提出一个解释时，我们是否应该为真理费心。一方面是对真诚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对真理观念的猜疑，这二者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对真诚的渴望推动了一种批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削弱了这样一个许诺：存在着安全可靠的真理，或者可以被无条件地阐述出来的真理。猜疑与（比如说）历史环环相扣。就陈述历史真相而言，人们提出来的各种解释实际上都有偏见，或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但是，用“真相”来取代歪曲的种种尝试又会再次碰到同样的异议，于是又产生了这一问题，即是否任何历史都可以把获得真理当作目的：是否客观真理，或者一切真理，都可以被诚实地（或者，真诚地，正如我们很自然地说的那样）看作是我们对过去进行研究的目的。在其他领域中，类似的论证（如果说不是同样的论证）也留下了足迹。但是，如果真理不可能是我们的研究的目的，那么，有一种做法就必定更加诚实或更加真诚，那就是：不再把真理假装为这样一个目的，而是去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那么，对于我们的生活状况来说，我们就只能提出某种没有真理观念的描述，比如说这样一个描述：我们只不过是在从事一场修辞学的战斗。

我们可以看到对真诚的需求和对真理的拒斥是如何相伴共存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和睦相处，也不意味着那种状况是稳定的。如果你实际上并不相信真理的存在，那么对真诚的激情究竟是对什么的激情呢？或者，我们不妨这样说：在追求真诚的时候，你假设要真实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不是一种抽象的困难，也不仅仅是一种悖论。它会对现实世界的政治产生影响，它暗示了这样一种危险：我们的思想活动可能会把自身撕为碎片，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尤其如此。

这里存在着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对真诚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确实）存在着有待于发现的真理这件事情的怀疑。这个张力显现为一个重大困境，即：对真理的某种特定形式（例如我刚才提到的情形——历史真理）的攻击本身就取决于某些主张，而那些主张本身必须被看作是真的。实际上，在历史的情形中，那些其他的主张也将是同一类型的主张。一些人说，一切历史解释都是意识形态的构造（这是“实际上没有历史真理”这一观念的一种形式），但是，在提出那个观点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故事自身必须就主张历史真理。他们所要表明的是，那些理应“客观”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比如说，这些人描绘了那些参与建构了美国历史的偏见。这样一种解释，作为历史的一个特定片段，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一个批评者不仅想要撕下美国以往历史学家的假面具，还想告诉我们，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并不存在历史真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批评者来说，真理就是一种令人为难、毫无帮助的美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解构性的”历史对于它们用来展现自己的那段历史的地位是多么志满意得。进一步的转向出现在一些针对自然科学的“揭露性”解释中，那种解释想要表明，在自然科学中，那种“把真理传递出来”的主张其实毫无根据，因为社会力量支配着自然科学的活动。与在历史的情形中不同，在这里，那些解释并不使用同一类型的真理；它们并不把科学应用于对科学的批评。它们应用的是社会科学，并且往往依赖于一个引人注目的假定，即相比起科学是要把关于世界的真理传递出来，知识社会学在把关于科学的真理传递出来一事上处于更好的地位。

破坏某些历史需要其他历史，这一点很正确，不该被遗忘，但它本身不能消除那些张力，使目前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些论证只是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且加速了解构的旋风，正如近年来常发生的那样。当然，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提出来的，那种强烈批评所依据的精神，曾经指向文学解释和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之类的事情，不过，在目前，那种批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消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就消失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确实使真正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共辩论的题材，但是，按照尼采的理解，在此之前，那些问题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而且现在仍然摆在那里。此外，还有这样一种危险：即使那种更加戏剧化的对抗现在衰落了，但那种衰落可能并不仅仅显示了一种迟钝的犬儒主义——那种在个人关系上可以导致一系列歇斯底里的冷静。如果对真诚的激情只是被控制平息下来，但却没有得到满足，那么那种激情就会毁掉它应当要支持的活动。大概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缘故，人文学科的研究目前正面临这样一种危险：通过专业化，这项研究从专业严肃性滑向一种最终不再令人着迷的名利主义。

我的问题是：我们能对这种处境做些什么？是否可以把真理和真诚的概念在思想上稳定下来，从而让我们对真理以及对获得真理的机遇的理解适应我们对真诚的需求？我相信这就是当今哲学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今文化中造成的张力——（如我所总结的）在真理和真诚之间的张力，通过几种方式的冲突爆发出来。一种是在关于启蒙运动的两个观点之间的冲突。这是当代批评的一个常见主题，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那里继承下来，即出于对一种关于个体和社会的外在化的、客观的真理的信仰，启蒙运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性制度。这种说法是在理论专制这一意义上来描绘启蒙运动的，在这里，理论被鉴定为一个关于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的外在的“全景式”观点。由此，无论如何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启蒙运动的科学理解模式是否确实导致了对政治自由的否认？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和思想途径而导致了那种否认？我将论证到，在科学真理和政治自由这两个概念之间同样存在一些正面联系。但是，即使不考虑那个问题，在启蒙运动中还有另一股潮流，即社会批评潮流，那种批评事实上已经成为政治真诚和社会真诚的精神的一种主要表达。我相信，正是在这个方面，启蒙运动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格外紧密的同盟。在本书进程中，我将试图探究自由主义批评和真诚（尤其是与真理相关的真诚）之间的某些联系。一些作者试图把自由主义批评的精神与真理的概念分离开来，但在我看来，那是一个根本错误。在这方面，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理查德·罗蒂，我将通过各种联系提及他的表述。他称为“自由主义的反讽”的那个见解之所以吸引了人们的特殊关注，就是因为它不想确认自己是真的，但这还不是它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最有意义的问题并不在于政治观点或道德观点本身的真理地位，而在于那些观点赋予其他类型的真理和真诚的那种重要性。

在我们的文化中，真理和真诚之间的张力也同样显现在从事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一常见对比中。在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分析哲学”风格和“大陆哲学”风格之间的那个假设性的区分，因为那个区分无论怎么看都是个戏剧性的误称，此外根本就不能表达任何一种对比。就我在这里所关心的问题而论，应有一个不同的区分。一方面，有这样一种思想风格：它过分地、挑衅地或者（正如其反对者所说的那样）不负责任地完全否认真理的可能性，对真理的重要性置之不理，或者声称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或具有诸如此类的其他缺陷。为了推进这个论证，我需要一个总称来指代那些采纳这种看法的人。这个称呼将必然是模糊的，因为有几个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归入那种看法的范围，一些持有该看法的作者并没有很仔细地把他们支持的特定观点区分开来。在本书初稿中，我曾经把那些人称为“关于真理的怀疑论者”，但这个说法会令人误解，因为“怀疑论”从哲学传统中带来了过强的暗示，即：这些问题牵涉到我们关于真理的知识，而在这个领域中，大家都承认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能够知道或者不能知道的；相较而言，我要讨论的那些人更倾向于把真理观念从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完全驱逐出去，或者提出这一建议：如果真理被假定为研究的对象，那么就没有研究这样的东西，冒充为研究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某种别的东西。这些人或许可以被称为“捣乱者”，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缺点：在那些人当中，许多人都很乐意这样称呼自己。于是，我干脆把他们称为“否定分子”，在这里，这个说法意味着他们否定某些关于真理的东西（例如，在极端的情形中，否认真理的存在），而那些东西往往被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意义重大。这些观点各异的人究竟要否定什么，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问题。

另一方面，与否定分子相反，我们从语言哲学（尤其是那种“分析”风格）中得到了这一暗示：那些不计后果的主张显然是假的，甚至就连把它们提出来的那些人都不会相信它们，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有很多陈述都是真的，比如说，现在是星期二晚上，他们此时正在美国。而且，那些主张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学会一门语言或者能够说一门语言，除非在那门语言中有很大一类陈述被认为是真的。这些论证路线，在其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很正确的，而且将在我的讨论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它们能够领我们走多远呢？这个争论中的第二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常识派”，因为他们恢复了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作用——往往认为：对于否定分子的批评的其余部分，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说。但是，在这种批评中，或许有很多东西是这个回答没有触及到的：对于历史叙述、社会表达、自我理解、心理解释和政治解释，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疑，而这一切很可能都仍然像否定分子所说的那样令人忧虑。

常识派对待否定分子的态度立足于一项误解。即认为，既然真理的概念实际上是根本的，因此，否定分子在那个概念的基本运用上捣乱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就其他一切所说的东西都变得毫无意义。语言哲学中有一些含混的表述，部分源于乱弹索绪尔，一些否定分子确实对那种表述情有独钟，亦钟情于如下推测：语言是由“任意的符号”构成的，那些符号乃是从它们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获得了意义”，因此它们就不可能与一个非语言的世界发生联系。这种说法简直错误连篇。如果“狗”是用来表示一只狗的一个“任意”符号，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是用来表示一只狗的一个符号，那必定意味着它能够指称一只狗：一只狗就是一只狗，不是一个词。我将不继续谈论这种问题。在否定分子的材料中有更有趣的想法需要考虑。否定分子并不只是从关于语言和真理的简单错误中得出他们的观点。相反地，他们相信，在我们的思想的一些重要领域中，在对那些领域的传统解释中，有一些令人忧虑的东西；他们感觉到那种东西与真理有点关系；于是他们把那种忧虑扩展到了真理这一概念本身。（这种做法无疑是由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欲望推动起来的，那就是：渴望把一些具有高度普遍性、深刻重要性和令人安心的简单性的东西一下子说出来。）

这些各种各样的误解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这一结果：否定分子和常识派都坚持他们各自的哲学风格，漠视对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中，在我们的相互理解中，真理的概念实际上是有一个本质作用的。我们需要问的是，那个作用如何能够与思想的更宏大的结构发生联系，而那些结构对于我们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我理解来说都是本质的。那些□负着我们的自我理解、相互理解以及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理解的叙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理？真理就是那种叙述必须具备的东西吗？抑或那种叙述可以是真诚的而无需是真的？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最好敞开心胸来接受这个想法：思想的那些更宏大的结构可能会成为严肃猜疑的对象。

我自始至终所关注的就是那种可以被总结性地称为“真理的价值”的东西。在一种很严格的意义上，谈论“真理的价值”无疑是一个范畴错误：真理，作为命题或语句的一个属性，并不是那种能够具有价值的东西。常识派会否认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真理的价值，这一点很容易被大家接受。不过，各种各样与真理相联系的状态和活动可以是有价值的，“真理的价值”这个说法应该被视为对这一价值的一种简称。我的讨论大多数要针对的是一种品质的价值，这一品质我称为“真理的美德”，它体现在人们对认识真理的渴求、对真理的发现以及将真理述之于他人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否定分子则声称，在这个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并不存在真理的价值这样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状态或活动，如果说确实具有任何价值的话，其价值并不是要按照真理来加以说明。这个想法是我所要拒斥的。例如，他们可能说，即使有些人认为发现终极真理本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除了持有那些能够使一个人获得帮助和远离危险的那种信念而产生的实用价值之外，持有真的信念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有些人只走这么远，他们很可能是极温和的否定分子；就真理的日常概念而言，他们甚至可以属于常识派。但是我将声称，他们和更加极端的否定分子一样，需要严肃地看待如下思想：只要我们丧失了对真理价值的感知，我们也必然会在这一意义上丧失某些东西，甚至丧失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