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一)顺天命而知变通

卫、鲁两国虽然没有给孔子从政的机会,但孔子并没有在行仁上止步,而是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变通,孔子顺天命而知变通。

在人道之为善上行仁为政,我们前面介绍过孔子是三种方式,一是自己从政;二是教学生从政;三是参政,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政治。虽然自己从政的路难走通,他还有两条路,那就是教好弟子,让弟子们从政,让他们来贯彻自己的思想。再一个是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政治。对于教学授徒孔子始终坚持,我们说孔子的成果,第一是教育家,从三十开始到生命结束都没有放弃办学。在此要说的是第三点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政治,我们说顺天命主要表现也在这里。孔子长期颠沛流离生活,在身体上那也是岁月不饶人的,孔子身体本是很好,也很懂养生,在养生上有几点值得说道。

一是乐道。孔子这个人有精神追求,‘君子忧道不忧贫,’‘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徏,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孔子说:“不修养自己的品德,不讲习学问,学到了知识却不能实践,有了缺点不能改正,这是我所忧虑的啊。”他忧虑的是生命的成长,并非是生活琐事。正如孟子所言‘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孔子是乐道而忘忧,心中有大道,并乐于为道,每天过得豁达快乐,即使生活艰苦也不改初衷,《论语》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在周游中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旅游,吃住行只要有钱都能舒适,要知道那时是马车,道路也不是柏油路,我们形容这种周游是用颠沛,即使坐马车身体是难吃消的,是遭罪的活,即使身体上劳苦,可心中有理想,精神状态好,这人啊有精神就有劲头,也就不会觉得累、觉得苦。

二是信天。孔子是有精神信仰的,前面说过孔子信天,在生活中孔子是时常通过敬神来表达的,《论语》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病情严重,子路向鬼神祈祷。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说:“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孔子说:“我很久以来就在祈祷了。”这里说的是孔子病重,子路没办法就求神,这事被孔子知道了,孔子问子路你这做的是哪一出,子路告诉孔子《诔》上讲这有用,孔子是什么态度,告诉子路你有事了才求神那是没用的,用现在常说的话是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这能行吗,孔子告诉子路这样不行,他自己祈祷很久了。

‘虽蔬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在平常我们看到虽然是粗茶淡饭,孔子也要祭一祭,并且祭的时候表情严肃认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祭祀不是做样子,而是把祭的对象当作真实存在一样,是心诚的,如果不诚在孔子看来还不如不祭,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在于真信才有作用,这里有人会说,孔子这不是迷信吗?

其实对于信不信天,还不能以迷信来论,在前面我们说过应以作用来进行判断,他这样做能否对人的生命起到正向的作用,如果是正向的作用,那这种信仰有益,如果起反向的作用,则有害,这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信许多人能接受,那我们来看孔子,每次祭祀其实起到的作用是时常反省自我,而且把不可知的交给神明,我们知道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以有限的生命去认识无限的知识,那是有害的,你一辈子也学不完,那怎么办,把你所认知的事做好,其它无法知晓的交给神明,这样你才能一心把有限的事做好,孔子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而且是人成功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得主,有人统计过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信宗教,你说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是迷信吗?你要说他们都迷信那为何成为科学家,这不矛盾吗?其实道理就在这里,他们把不可知的交给宗教,在可知的方面安下心来用力,这样才有益于成功。也就是说宗教对他们的事业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孔子敬神能心安,那对于身体来说自然心安则身安,对身体是有益的。

三是注重劳逸结合。孔子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紧张,像拧紧的发条一样时刻崩着,孔子懂得悠闲,‘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说的是孔子平时看上去宽舒大方、面色和悦的样子,没有什么忧愁事;‘寝不尸,居不客’孔子在家是很放松的。我们知道孔子是音乐家,作曲弹奏演唱样样行,平时那是很有艺术享受的,不会无所事事,孔子懂得放松自己,是很充实的。‘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说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真的是难以上进啊!还不如去下下棋,比无所事事强多了。孔子是反对闲得无聊。有句说‘一个人生活品质的高低在于他怎样打发空闲时间’。从孔子平时的生活来看,用音乐艺术来调节身心,那是有益于健康的。

四是注重饮食生活。《论语》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这段话常常引来大家的批评,说孔子这个人太讲究,其实不是这样,这是孔子晚年生活状况,不是有句话说‘病从口入’,孔子能活到七十三,这在当时是长寿的,老子《道德经》中有‘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说的是春秋那时状况,正常死亡的只有十分之三,非正常死亡的有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三是由于社会动荡造成的。从这句话来说,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可能四十都不到,就如现在我们人均寿命七十五,孔子相当于活到九十、一百,是不是长寿?那对于一个长寿的人来说,他生活上注意,食物坏了不吃,不多吃,牛肉割不正嚼不烂消化不了的东西不吃,不是应季蔬菜不吃,这些是不是有道理,而自己酿的酒每次不喝醉,有度,有自己偏好很正常,可以说孔子在饮食上是科学的。

在生活上‘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说的是孔子在斋戒的时候,沐浴前一定要准备好用布做的浴衣。斋戒的时候一定要改变日常的饮食,迁移卧室。可以看出孔子讲究卫生,经常吃素;还有‘席不正,不坐’,可以看出家里摆放有序整洁,有条理;‘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赠送药时,拜谢之后接受了,说:“我对这药性不了解,不敢尝。”这里的药是补药还是治病的不知道,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在生活中不乱吃药。等等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并不是如‘批林批孔’时所批判的什么腐朽的生活方式,什么剥削阶级生活,不是那回事,而是晚年健康的生活方式。

孔子在精神生活与物资生活上过得有品质,只是再怎么科学健康,毕竟年龄不饶人,《论语》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闲,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说是孔子病重,子路让孔子的学生充当家臣准备料理丧事。后来,孔子的病好转了,知道了这事,说:“仲由做这种欺诈的事情很久啦!我没有家臣而冒充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况且我与其在家臣的料理下死去,不如在你们这些学生的料理下死去!纵使我不能按照大夫的葬礼来安葬,难道我就会死在道路上吗?”

这里有几点信息,一是孔子务实。可以看出孔子这个人是务实的,现在本来不是什么上卿了,而要假装门面,在孔子看来是欺诈,是什么身份就办什么样的事这就是礼,用现在的话说孔子是注重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在他看来真实诚心比外在的形式重要。

二是孔子无名分。有人说这场病是回鲁国后,应该不是,而是在回鲁国前,证据在哪,就是这名分,回到鲁国他是国老,有名但无实,而礼是依名分,我们知道孔子逝世后是各诸候国派人来观礼,哪观什么礼,因是国老那应该是国礼,比大夫之礼要高。而此时孔子反对,因为此时他只是幕僚,相当于民办咨询机构,孔子不是把自己比作葫芦‘系而不食’,只是起摆设的作用,说的就是这种幕僚。对于子路来说,他却按退休干部的标准操作,你以前不是做过上卿吗?就按上卿的标准办,只是那时没有退休一说,子路的操作在孔子看来不守礼,于是说是欺诈。

三是孔子老了。人的生理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孔子在心理上立志于行道天下,但生理上的警示使他不得不收住那奔走的脚步。顺天命也是顺身体之命,人的生理规律谁也更改不了,谁也不可能永葆年轻健康的体魄,到了一定年龄自然会走下坡路,我们看到孔子对于生理是顺从,顺从于身体的力所能及,即时对行仁的道路进行调整。

人需要不断的调整,如果用后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评判,顺天命的孔子把‘立功’调整到‘立言’,其目标还是‘立德’。

孔子顺命而为,把精力调整到‘立言’,仁政理想找不到实践平台,那就以立言来载道传世,这种新的途径使孔子立于不朽,此时的孔子可算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文以载道,文以传世。从孔子这里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做官做不了,那就换条道做学问,在做学问上把自己的为政理想体现出来,传之后世也不馈一种好的办法,可能比做官更长久更有效,孔子的成功在于人生的调整,更在于阶段式的提升,对于孔子式的人物来说,人不管处在何时何地,只要方向目标明确,有着前进的恒心与毅力,总可找到新的道路。

孔子在立言这片新天地中行仁。《论语》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只阐述而不创作,深信并且爱好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做老彭。”在立言上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是谦词,只是相比而言是述得多作得少,孔子并非没有创作,是有的,这一点需要明确。孔子以删定、完善与创作对文化做出贡献。

一是整理删定历史资料,厘定《书经》《礼记》,由于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废弛,诗书典籍零散残缺,《论语》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只是夏的后代杞国已经不足取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也只可惜殷的后代宋国已经不足取证了。要是杞、宋两国保有足够的文献的话,那我就能拿来印证了。《论语》中‘子张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制度能知道吗?孔子考察了殷、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说道:“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但它所增减的是可以知晓的;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它所增减的是可以知晓的,如果有人继承周代,即使一百世以后,也是可以知晓的。”这里孔子告诉子张善于总结历史是可预知未来的。孔子在典籍删定中,把符合礼的精神本体留存下来,让后世能从历史文化中知晓过去现在未来。正如伟人***所言‘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子就是一个懂得本体的人。

二是选诗配乐。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后,把古代留传下来的三千多篇诗,把重复的去掉,选取可以用来配合礼义教化的部分,进行编排并配以音乐歌唱,相当于给三百多篇诗作曲配乐演奏,我们说孔子是音乐家,能作曲,能演奏,还能唱。当然选诗是有讲究的,我们说文以载道,孔子始终把道德价值贯穿其中,把真善美作为选取标准,重新进行编排,把《关睢》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诗》的第一篇。以求诗歌合乎古代《韶乐》、《武乐》以及朝廷雅乐、庙堂颂东的声情精神。现在的《诗经》就是孔子整理后的结果,这些诗都是可唱的,这得益于孔子的功劳,在配乐上是孔子创作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较好的继承与发扬了礼乐文化。

三是写春秋编易传。这个方面多是在孔子晚年,我们放在下一章节讲。

在卫国的孔子想回鲁国,同时也关心鲁国,在孔子六十四岁那年,鲁国在外交上遇到了麻烦,说是吴国和鲁国在缯(今山东峄县)的地方会盟,吴王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牛羊猪三牲俱备是一牢)的献礼。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这是明拿摆着欺负鲁国,季康子没办法,敢怒不敢言,吴国强大,不听还不行,于是请子贡前去应对,子贡为何能去,当然是孔子的原因,子贡本是卫国人,人又不在鲁国,而为鲁国出力,不仅是此次,在孔子逝世后,鲁国能保存,也得益于子贡。

冉求在鲁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亭这个地方作战,当时鲁国有三军,冉求率领一军并为主帅,樊须为副,季康子看樊须是个小白脸便怀疑这个人怎能领兵打仗,而冉求告诉他别看樊须表面像个书生,但这个人一定能行,看主帅这么肯定这个师弟,季康子也不好说什么,结果与齐国战,三军只有冉求这一军取得胜利,这下季康子对冉求与樊须刮目相看,季康子问冉求:“你对军事作战的事,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懂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的。”冉有这一说,季康子信了,因同门的樊须就是明证,冉求没说假话。

季康子又问冉求:“孔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冉求回答说:“想用他,要有光明正大的名分。即使向百姓公开宣布,或明告于鬼神,都要没有遗憾的。如果像我目前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千社(二十五家为一社)这么大的地方给他,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接受的。”冉求意思是说孔子的特点是光明正大,你只要诚心请他,他是不会计较个人得失。如果说得再明白点就是说你季康子只要诚心请,他回来不会跟你争权的,我老师不是那种人。这么一说,季康子放心了,季康子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孔子要位子还不听招呼,这打消了季康子的顾虑。接着季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回来,可以吗?”冉求回答说:“如果真想召他回来,就要信任他,不可让小人阻碍他,那是可以的。”冉求这话是有针对性的,以前你季康子想召不就信了别人的话,而此次冉求是给他提醒。

其实季康子此时想召孔子,不是有句话说‘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臣。’鲁国处于战国的前夜,成为强国嘴里的肉,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而孔子一回来,不只是孔子本人回来,而是回来一个精英集团,鲁国正是用人之际,这当然对鲁国有利,季康子是形势所逼,而孔子则是心想事成。

此时孔子在卫国,卫大夫孔文子想攻打卫文公的后人太叔疾,向孔子问计,孔子推说不知道,回来后孔子对身边的弟子说:“鸟是选择树林子来栖息的,树林子哪能选择鸟呢。”孔子不赞成卫国内斗,知道卫国环境恶化,孔子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孔子看到卫国有些乱了,打算走。说是此时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这几个人,正备妥了周到的礼节来迎接孔子,孔子于是回到鲁国。

在这里我们要对孔子周游列国进行一下小结,孔子在外漂了十四年,自己行仁为政,没有一国能真正用,可以说在立功上是无建树,不得志、不成功的,为何说孔子不是政治家理由也在这里。

为什么孔子认为十分完美的仁政,在君主们那里是看而不用呢?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些探讨性的归纳,孔子的仁政不被君主所用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君主自己做不到。二是不允许。

首先我们来说君主自己做不到,孔子的仁政是德配其位,用今天我们的话说是以上带下,以上教下,一级带一级,一级教一级,以政风带民风,最后形成德治。孔子推行仁政找的对象对不对,可以说对,直接找君主,孔子找齐景公、鲁定公、卫灵公、陈湣公等,找说话能好使的人,整体上对象没找错,只是此种位配其德的做法,存在位置越高相对德行要求越高,这在现实中难以做到,相对来说是位置越高其特权越多,在于上位者难以克服人性的弱点,‘糖衣炮弹’、声色犬马谁也难自我控制,那是不是这种德治就真不能实现了,是空想,也不是,我们看跟我们近的***时代,不就是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以政风带民风,最终形成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德治局面,是可以做到了,孔子说得并没有错,只是上位者难以做到。

再一个是不允许,春秋已经进入到一个争权夺利激烈动荡的时代,德治那是慢功夫,《论语》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这里孔子说‘如有王者’,是指能够以王道统一天下的人,如果有这么个人,他要在全天下施行仁政,需要多久时间?‘必世而后仁’这个‘世’相当于三十年,需要的过程较长,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因为仁政首先得解决民生问题,要人民百姓温饱。第二个要施行道德教育,使民心安和,安和才能够快乐幸福。这是王者,德行如商汤、周文王那样的人,才行。要是达不到了,孔子还说一种善人,那时间更长,要百年之久。时间长,这些君主看不到,这跟我们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一样,在位几年他要出政绩,你要他干十年八年都看不出成绩的事,他能干吗,这里也是同理,齐景公‘吾老矣,不能用你了’,鲁定公、卫灵公都是晚年,而陈国、蔡国处于四战之地不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于是想法很好,但现实不允许,君主们要的是能起立竿见影作用的东西,为何后来法家能成功原因在这里,在时间上快,在位十年八年就能看到效果,时间再长点就能使国家强大,那当然君主们乐意用。

只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秦国一统天下败得也快,只有短短的十五年,而孔子的仁政是起来慢,相对衰亡也慢,德治稳定性强。孔子的仁政虽然没被推行,但孔子顺命而为,带领孔门弟子东奔西走对仁政思想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由于宣传使世人知晓儒家思想,由于播下了种子才有后来修成正果,成为主流文化。

孔子回到鲁国已是六十八岁,让孔子做什么呢,名分是国老也就是国家的老人,相当于国家顾问,说白了挂个虚衔没有实权,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君、国政参谋参谋,谋划谋划。有几次鲁哀公、季康子问话。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拨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拨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这里孔子告诉鲁哀公要任人唯贤;如‘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是季康子问孔子:“要使老百姓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而努力干活,该怎样去做呢?”孔子回答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老百姓,他们就会尊敬你;你对父母孝顺、对子弟慈祥,百姓就会尽忠于你;你选用善良的人,又教导能力差的人,百姓就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是说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即使你奖励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偷。”《论语》中还有一些在此只是例举,孔子在言语上来教导鲁国当政者。

孔子在立功上是划上了休止符,主要工作是立言,上面说到对诗经配乐。再一个是教学,跟随孔子回来的弟子有数百人,很多进入了鲁国政坛,这个教学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定时开课,而多是随机性的,以随机教学为主,弟子们可能下班要到老师这里来汇报工作,同时也来请教,《论语》中‘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意思是季孙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求、子路拜见孔子说:“季孙氏要对颛臾用兵。”孔子说:“冉有!恐怕应该责备你们吧。那颛臾,先王曾把它的国君当作主管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它地处鲁国境内,是鲁国的藩属国,为什么要讨伐它呢?”冉有说:“季孙要这么干,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有!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能就担任那职位,不能胜任就该辞去。’如果盲人摇晃着要倒下却不去扶持,颤颤巍巍将要跌倒却不去搀扶,那么何必要用那个搀扶的人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占卜用的龟甲和祭祀用的玉器在匣子里被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冉有说:“如今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季孙氏的封地费,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们的忧虑。”孔子说:“冉有,君子厌恶那些不肯说自己想要那样而偏要找借口的人,无论是诸候或者大夫,不担心财富不多,只是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担忧人民太少,只担忧境内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国家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待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如今由与求两人辅佐季孙氏,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使他们来归顺;国家四分五裂却不能保持它的稳定统一;反而策划在境内兴起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鲁国内部。”

这里说的是冉求与子路在季康子那里谋事,下班后到老师这里汇报工作,其实也是请教,鲁国的热点敏感问题是将要攻打藩属小国颛臾,孔子教化他们有三点.

一是怎样做好一个称职的臣属。不能只看领导的脸色行事,领导说这样干,就高喊领导高明伟大,这不行,自己要有是非价值判断,在这里孔子以礼作为判断标准,颛臾是社稷之臣不违礼没有做错事,你为何要讨伐它,只是为了满足季氏的私欲,这不对,冉有、子路对于领导不对的要即时纠正,帮助改正,这是做臣属的本份,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让领导改正,那就辞职让位。

二是应该怎样治国。不能讨伐那怎样才能确保费无虞呢,孔子提出自己的观点靠德治,‘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则无内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则无外患。

三是指出鲁国真正的忧患在国内。孔子虽然自己不亲自为政,但他把德治思想传导给弟子,让他们在政事中实践。

在六十而顺天命中我们以卫灵公与季桓子的死作为顺天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而结束也有标志,那就是顔回的逝世,《论语》中‘顔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顔渊死了,孔子说:“噫!天亡我啊!天亡我啊!”孔子是很少说到天的,在前面我们知道有两次是遇到了生命危险,把天搬了出来,还有一次是被子路逼得发誓,这次孔子把天搬了出来,他感到真是命啊,自己道统的传人没了,他的道统将来会怎样,他不知道,只能说天亡我啊!连说了两次,可见这位老人那种痛惜与无赖.

这里我们要简单说下顔渊,为何顔渊的去世对孔子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就暗淡无光,看不到未来,这就等于孔子点燃了手中的火炬,是个火炬手,他快跑到了人生终点,想把火炬传给顔渊,让顔渊接着往下跑,可还没到终点,这个接火炬的人就倒下了,还能往下跑吗?在孔子看来不能了,那为何只有顔渊做得了合格的火炬手,别人则不行呢,这里我们要说在孔子看来顔渊是理想人选。

一是悟性高。子贡这个人爱跟人比,有次孔子问他,你跟顔渊比怎样,子贡说我哪敢跟顔回比,回闻一以知十,而自己只能闻一能知二。子贡这么优秀都自知不如。孔子倡导的儒家需要一个扛旗的人,这个人不仅要继承还要发扬,如果悟性不高,则难当大任,而顔渊悟性极高。在前面提到的《孔子世家》北游农山故事中,我们看到子路、子贡与顔回,子路用军事,子贡用外交,而顔回呢,用价值观,让军事与外交无用武之地,用道来说两个师哥讲霸道,他讲王道,以德服人。在其三千弟子中,顔渊最能了解孔子之道,他听孔子与言终日,不违如愚,在心性上最与孔子接近。

二是乐道。《论语》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说:“真是个大贤人啊!顔回!用竹筐盛饭,用瓢饮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顔回却不改乐道的初衷。真是个大贤人啊!顔回!”连说了两个‘贤哉!回也!’贫而乐道,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三是好学。《论语》中‘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说:“作为君子吃不饱饭无所谓,居住也不求太舒适,有地方住就行。做事常常怕自己没做到位,说话总是怕自己说过了头,经常向那有道德学问的人请益,以修正自己的行为,这就算是好学之人了。孔子所说的好学标准,以顔回来对照,那就是以顔回为标杆。‘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顔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是哀公问孔子说谁是好学的学生,孔子说以前有个顔回的好学,他不迁怒别人,不重复犯两次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好学的了。在好学上符合孔子的标准,除了顔回再也没有看见过,现在我们还说‘不迁怒,不贰过,’一个人要做到不迁怒别人这多难,就这一条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说明顔回这人智商高,情商也高。作为一个带领团队前进的人,这两方面齐备最好,而顔回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是知进退。‘子谓顔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顔回说:“有人用我,我就将道行于世;若没有人用我,我便将道藏于身,能做到这样的只有你我二人。”这里我们要知道用我则出来行仁为政,不用我则藏,是如隐士那样藏吗?不是,而是做与为政相对来说隐性的事情,顺天命的孔子重要做了什么,对道统文化做出贡献,这需要自己来做,其它的学生我们看到子路行吗?脾气性格坐不住,搞不了学术研究;子贡行吗?做生意搞外交行,特长在于能说会道,跟世人打交道;冉求行吗?好于做具体工作,搞学术不是特长。在孔子看来只有顔回跟自己相似,用我则在为政上行道,不用我则在文化上传道,不管用不用我道统都能传得下去。

对于顔回这个合适人选我们只是例举,大概知道孔子为何要选顔回,《论语》中‘顔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顔渊死了,孔子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其它徒弟看到老师哭得伤心,觉得于礼不合,便提醒孔子不要过于悲痛。孔子说:“我哭得太悲痛了吗?不为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这是孔子的真情显现,我们要知道孔子的唯一儿子孔鲤是前一年去世的,顔回去世哭得比儿子悲痛,用了一个‘恸’字,可以看出孔子对顔渊的感情与寄托的重任。

对于顔渊的安葬,《论语》中‘顔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顔渊死,顔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这两段话可以看出顔渊在葬礼上是超规格的,在孔子看来,相应的社会等级举行相应的丧礼,对于一个士人,完全不必用厚葬,只是这里孔子是左右为难,这也可以看出人如果不在其中评判别人容易,而在其中难免顾及人情,这里孔子只是表明了态度,我不赞成这样越礼厚葬,你们要这样干,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