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烦闷与兴奋

烦闷,以人类行为的一个因子而论,我觉得太不受人重视了。我相信,它曾经是历史上各时代中重要动力之一,在今日尤其是如此。烦闷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情绪。野兽被拘囚时,固然是无精打采,踱来踱去,呵欠连连;但在自然的情态中,我不信它们有类乎烦闷的境界。它们大半的时间用在搜索敌人或食物,或同时搜索两者;有时它们交配,有时设法取暖。但即使它们在不快乐的辰光,我也不以为它们会烦闷。也许类人猿在这一点上像在许多旁的事情上一样同我们相似,但我既从未和它们一起过活,也就无从实验了。烦闷的特色之一,是眼前摆着“现状”,想象里又盘旋着“另外一些更愉快的情状”,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对照。烦闷的另一要素,是一个人的官能必不专注于一事一物。从要你性命的敌人那里逃跑,我想当然是不愉快的,但绝不令人纳闷。一个人逢到引颈待戮的时候不会觉得烦闷,除非他有超人的勇气。在类似的情形中,没有人在初进上院的处女演说中间打呵欠——除了已故的特洪夏公爵,他是为了这件出人意料的举动而贏得上院同僚的敬重的。烦闷在本质上是渴望发生事故,所渴望的不一定是愉快的事情,只要是一些事情,能使烦闷的人觉得这一天和别一天有些不同就行。一言以蔽之,烦闷的反面不是欢娱,而是兴奋。

兴奋的欲望在人类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男性。我猜想,这欲望在狩猎社会的阶段里要容易满足得多。行猎是兴奋的,战争是兴奋的,求偶是兴奋的。一个野蛮人,遇到一个身旁有丈夫睡着的女人,就会设法犯奸,虽然他明知丈夫一醒他便要送命。此情此景,我想绝不令人纳闷。但人类进入农业阶段时,生活就开始变得黯淡乏味了,只有贵族还留在狩猎的阶段直到如今。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机械管理如何可厌的话,但我想旧式耕作的农业至少也同样可厌。的确,我和一般博爱主义者抱着相反的见解,以为机械时代大大地减少了世界上的烦闷。以薪水阶级论,工作时间是不孤独的,夜晚又可消磨在各种娱乐上面,而这在老式的乡村中是不可能的。再看中下阶级的生活变化。从前,晚饭以后,当妻女们把一切洗涤打扫完后,大家团团坐下,来享受那所谓“快乐的家庭时间”。那就是,家长蒙眬入睡,妻子编织着活计,女儿们却在暗暗赌咒,宁愿死去或者到北非洲去。她们既不准看书,又不准离开房间,因为在理论上说,那时间是父亲和女儿们谈话的,而谈话必然是大家的乐趣所在。倘使运气,那么她们终于嫁了人,有机会使她们的孩子挨受一个和她们挨受过来的同样黯淡的青春。倘使不运气,她们便慢慢地走上老处女的路,也许最后变成憔悴的淑媛贤女——这种残酷的命运,和野蛮人赏给他们的牺牲者的毫无分别。估量百年前的社会时,我们必然感到这副烦闷的重担,并且在过去越追溯上去,烦闷的程度也越厉害。想想中古时代一个村落里的冬天的单调罢。人们不能读,不能写,天黑以后只有蜡烛给他们一些光,只有一个房间不算冷得彻骨,却满着炉灶的烟。乡里的路简直无法通行,所以一个人难得看见别个村子里的什么人。“赶女巫”的游戏,成为消遣严冬的唯一方法,促成这种游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烦闷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我们不像我们祖先那样烦闷得厉害,但更加怕烦闷。我们终于知道,更准确地说是相信:烦闷并非一个人自然的命数,而是可以逃避的,逃避之法便是相当强烈地去追求刺激。现在,少女们自己谋生,而且赚很多的钱,为要能在晚上寻求刺激,逃避当年祖母们不得不忍受的“快乐的家庭时间”。凡是能住在城里的人都住在城里;在美国,不能住在城里的却有一辆汽车,或至少是摩托车,把他们载往电影院。不用说,他们家里都有收音机。青年男女的会面,远没从前困难了;琪恩·奥斯丁[22]的女主角在整部小说里巴望着的刺激,现在连女仆都可以希望每周至少有一次。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刺激的追逐便越来越剧烈。凡有能力追逐的人,永远席不暇暖地到处奔波着,随身带着欢悦、跳舞、吃喝,但为了某些缘故,他们老希望在一个新的地方享用得更痛快。凡是不得不谋生的人,在工作时间内势必要有他们的一份烦闷,但一般富有到可以无须工作之辈,就过着远离烦闷的生活,算作他们的理想了。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的理想,我也决不加以非议,但我怕像别的理想一样,这桩理想的难于实现,远非理想家始料所及。总之,越是隔夜过得好玩,越是明朝显得无聊。而且将来还有中年,可能还有老年。在二十岁上,人们以为到三十岁生活便完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八岁,却再不能抱这种观念。也许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当作经济资源般消费是不智的。也许烦闷之中的某些原素是人生必不可少的因子。逃避烦闷的愿望是天然的,不错,个个种族在有机会时都表现出这个愿望。当野蛮人初次在白种人手里尝到酒精时,他们毕竟找到了一件法宝,可以逃避年代久远的烦闷了,除非政府干涉,他们会狂饮以死。战争、屠杀、迫害,都是逃避烦闷的一部分;甚至跟邻居吵架似乎也比长日无事要好过些。所以烦闷是道学家所应对付的主要问题,因为人类的罪恶至少半数是从惧怕烦闷来的。

虽然如此,我们不该把烦闷当作完全是坏的。烦闷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的,一种是令人愚蠢的。生产的那一种是由于不麻痹(不麻痹方有烦闷),令人愚蠢的一种是由于缺乏有生机的活动(缺乏有生机的活动亦是造成烦闷的原因)。我不说“麻痹”不能在生活中发生任何良好的作用。譬如,一个明哲的医生有时要在药方上开列麻醉剂,而这种时候,我想要远比倡禁用论者所想象的为多。但渴望麻痹绝不是一件可以听任自然的冲动而不加阻遏的事情。一个惯于麻醉的人在缺乏麻醉时所感到的烦闷,只有时间可以消解。可以适用于麻痹的理论,同样可适用于各种刺激。兴奋过度的生活是使人筋疲力尽的生活,它需要不断加强的刺激来使你震动,到后来这震动竟被认为是娱乐的主要部分。一个惯于过度兴奋的人,仿佛一个有胡椒瘾的人,谁都受不住的分量,在他简直连味道都不曾尝到。烦闷,有一部分是和逃避过度的兴奋有密切关联的,而过度的兴奋不但损害健康,抑且使口味对一切的快感变得麻木,酥软代替了感官的酣畅的满足,巧妙代替了智慧,参差不齐代替了美。我并不想把反对兴奋的议论推之极端。分量相当的兴奋是滋补的,但像几乎所有的东西一般,分量对于利弊有着极大的出入。刺激太少,产生病态的嗜欲;刺激太多,使人精力枯竭。所以忍受烦闷的能耐,对于幸福生活是必要的,是应该教给青年人的许多事情之一。

一切伟大的著作含有乏味的部分,一切伟大的生活含有沉闷的努力。假定《旧约》是一部新的原稿,初次送到一个现代美国出版家手里,他的批评我们不难想象得之。关于谱系部分,他大概会说:“亲爱的先生,这一章缺少刺激;你不能希望一大串事迹讲得极少的人名引起读者兴味。你的故事用了很优美的风格开场,我承认,最初我颇有些好印象,但你太想把故事全盘托出了。取出精华,删掉废料,等你把全书的篇幅节略到合乎情理时,再拿回给我罢。”现代出版家这么说着,因为他识得现代读者的畏惧烦闷。对于孔子的名著、《可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一切销行最广的经典,他都可说同样的话。而且不止神圣的典籍,一切最好的小说都有沉闷的篇章。一本从头至尾光芒四射的小说,几乎可断定不是一部佳作。即是伟人们的生活,除了少数伟大的时期以外,也很少令人兴奋的地方。苏格拉底不时可以享用一顿筵席,且当毒药在肚里发作的时候,他的确从和门徒的谈话里得到很大的满足[23],但他大半的生涯,是和妻子俩安静地过着日子,下午作一次散步,路上或者遇到几个朋友。康德相传终生未尝走出故乡十里以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以后,余下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消磨的。马克思掀动了几处革命以后,决意在不列颠博物馆中度他的余年。从全体看来,安静的生活是大人物的特征,他们的喜乐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认为兴奋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就必须历久不懈的工作,其精神贯注与艰难的程度,使人再没余力去应付狂热的娱乐;在假日用来恢复体力的运动当然除外,攀登阿尔卑斯便是一个最好的例。

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应该自幼培养。在这一点上,现代父母大大该受责备;他们供给儿童的被动的娱乐实在太多,例如电影与珍馐之类,他们不懂得平淡的日子对儿童是如何重要,过节一般的日子只好难得有的。儿童的娱乐,在原则上应当让他用一些努力和发明,从他的环境中自己去创造出来。凡是兴奋的,同时不包括体力运动的娱乐,如观剧等等,绝不可常有。刺激在本质上便是麻醉品,使人的瘾越来越深,而兴奋时间的肉体的静止,又是违反本能的。倘使让一个孩子,像一株植物一般在本土上自生自发,其长成的结果一定极其圆满。太多的旅行,太多复杂的印象,不适宜于青年人,徒然使他们长大起来不耐寂寞,殊不知唯寂寞才能生产果实。我不说寂寞本身有何优点,我只说某些美妙的事物,没有相当的寂寞单调就不能享受。譬如拿华斯华斯[24]的名诗《序曲》来说,每个读者都能觉得,这首诗在思想与感觉上的价值,一个心思错杂的都市青年绝不能领会。一个男孩子或青年人,若抱着严肃而有建设性的目标,一定甘心情愿地忍受大量的烦闷,要是必需的话。但若过着一种心思散漫、纵情逸乐的生活,一个青年人的头脑里就难于孕育有建设性的目标;因为在此情形中,他的念头所贯注的将是未来的欢娱,而非遥远的成就。为了这些缘故,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定是人物渺小的一代,和自然的迟缓的进行脱去了联系,每个有生机的冲动慢慢地枯萎,好比瓶花那样。

我不爱用神秘玄妙的词藻,但我心中的意思,倘不用多诗意而少科学意味的句子,简直难于表白。不论我们如何想法,我们总是大地之子。我们的生活是大地生活之一部,我们从大地上采取食粮,与动植物一般无二。自然生活的节奏是迟缓的;对于它,秋冬之重要一如春夏,休息之重要不下于动作。必须使人,尤其是儿童,和自然生活的涨落动定保持接触。人的肉体,经过了多少年代,已和这个节奏合拍,宗教在复活节的庆祝里就多少包含着这种意义。我小时候一向被养在伦敦,两岁时初次给带到绿野去散步,时节是冬天,一切潮湿而黯淡。在成人的目光中,这种景色毫无欢乐可言,但孩子的心却沉浸在奇妙的沉想中了;我跪在潮润的地上,脸孔紧贴着草皮,发出不成音的快乐的呼声。那时我所感到的快乐是原始的,单纯的,浑然一片的。这种官能的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凡是在这方面不获满足的人难得是一个完全健全的人。许多娱乐,本身没有这种与大地接触的成分,例如赌博。这样的娱乐一朝停止时,一个人就感到污浊与不满,似乎缺少了什么,但缺少的究竟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称作“欢悦”的成分,这种娱乐绝不能给你。反之,凡使我们接触大地生活的游戏,本身就有令人深感快慰的成分;它们停止时,带来的快乐并不跟着消灭,虽然它们存在时,快乐之强烈不及更为兴奋的行乐。这种区别,从最单纯的到最文明的行为,都一样存在。我刚才提及的两岁的孩子,表现着与大地生活合一的最原始的形式。但在较高级的形式上,同样的情境可在诗歌中发见。莎士比亚的抒情诗所以卓绝千古,就因为其中充满着和两岁的幼儿拥抱绿草时同样的欢乐。“听,听,那云雀”,这种名句里面,不就包含着和婴孩只能用不成音的叫喊来表现的相同的情绪?或者,再考虑一下爱情和单纯的性行为中间的区别。爱情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更新,正如大旱之后的甘霖对于植物一样。没有爱的性行为,却全无这等力量。一刹的欢娱过后,剩下的是疲倦,厌恶,以及生命空虚之感。爱是自然生活之一部,没有爱的性行为可不是的。

现代都市居民所感受的特殊的烦闷,即和脱离自然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脱离了自然,生活就变得燠热,污秽,枯燥,有如沙漠中的旅行。在那些富有到能够自择生活的人中间,不可忍受的烦闷,是从——不管这种论调显得如何奇特——惧怕烦闷来的。为了逃避那富有建设性的烦闷,他们反而堕入另一种更可怕的烦闷。幸福的生活,大半有赖于恬静,因为唯有在恬静的空气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