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始盛终衰”的文体演变观

对于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新变代雄，或主张复古绍祖，或主张会通适变。其中，复古论调的影响力最大。文人多以为“文源于五经”，后代的文学一代不如一代，每况愈下，轻视小说、戏曲等新兴文体。王国维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对小说、戏曲给予热心的关注，并作悉心的研究以提高它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他反对复古倒退的文学史观，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论断，解脱了尊崇往古鄙薄新异的传统旧文学观念的束缚。《宋元戏曲史自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王国维之前，焦循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阐明文学和时代的联系。王国维和焦循在这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就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态势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若就某一种文体来看，王国维提出文学嬗变的基本趋势是“始盛终衰”这一观点。《人间词话》云：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从文学的外部关系看，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表现其时代精神的文学样式，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文学自身内部因素看，每一种文体都有从尝试到盛大到落入习套而衰敝这样一个始盛终衰的过程。正是这种文学外部和内部关系的紧张，导致文体的嬗递，推动文学的发展。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王国维这种文体演变观是对明末清初顾炎武“诗体代降”说的发挥，不过更侧重于文体自身规律而已。顾炎武说：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是以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条）

顾、王之论，都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史实中概括出文体的演变规律。王国维所说的“自成习套”，主要是指前人反复为之，渐成“习惯”的一些形式技巧上的格套框式。后人难以脱离窠臼，别开生面，于是，此种文体便渐渐失去其艺术生命。《人间词话》上说：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天才和豪杰之士都是很难脱离习惯定式，作出新的创造。而真正善于创造的文学家往往是撇开已成习惯的文体于一边，而敏锐地从前代文学中发现富有生机的新文体的幼芽，加以培植浇灌，发扬光大，在因袭中谋创新。“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文学史事实说明，当一种文体走向僵化衰敝时（如齐梁骈体和后期唐诗），另一种新兴文体已在潜滋暗长了。伟大的作家顺应新文体发展的趋势，加以积极的创造，就能取得惊人的成就。拿王国维对屈原的分析来看吧。《人间词话》说：“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也就是说，《沧浪》《凤兮》二歌已呈露出和《三百篇》文体不相同的新文体的苗头。屈原捉住这个苗头而辛勤的发挥创造，于是产生出一代之胜的楚辞。屈原的创作，“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迎来楚辞的兴盛。到宋玉、景差之徒，则“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最后，王逸“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结果都陷入屈原的窠臼里，超越不出去，于是“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文学小言》）。

文体“始盛终衰”的另一意思是指，文体在作家的运用过程中，受到功利实用目的的污染，沦为谋求名利的工具，从而失去自身的生机和活力。《人间词话》说：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如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关键也。

“羔雁”，指小羊与雁，古代卿大夫相见时以之作为礼品。王国维认为诗歌到唐中叶以后，沦为美刺投赠、攀缘邀誉的工具，作家失去真实的个性，作品也没有“真感情、真景物”；结果“佳者绝少”。当诗这种文体衰敝的时候，词代之而起，文人将其真情个性寄之于词，于是词进入极盛时代；到了南宋，词又沦落为文人的“羔雁之具”，成为文人炫耀才技、标榜风雅的招牌，于是，词的命运，又沉潜不振了。这也是“始盛终衰”的文体现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明显表现出尊北宋抑南宋的批评偏向。对五代北宋词人，他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称冯延巳词“开北宋一代风气”，“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激赏欧词豪放中有沉着之致，苏词风神旷放，有雅量高致；又评秦观“词境最为凄婉”，周邦彦词以“精工博大”胜。对南宋词人，除了辛弃疾外，王国维多有指瑕，甚至给予严厉的批评。他斥责“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草窗、玉田词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之所以会作出这种陟此黜彼的轩轾，首先是由于王国维从他看重“真感情真景物”的境界出发，更看重不受形式技巧束缚、发自天机一片纯真的北宋词，而对南宋词徒注重格律音节等技巧，而忽视意境的创造当然有所不满。其次，更主要的是，王国维的这种褒贬态度，是有意针对当时词坛的流弊而发的，旨在救时人词论之失。

清朝初期，朱彝尊、厉鹗等人倡导浙西词派，以“雅正”论词。朱彝尊认为“填词最雅”的是姜夔，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宗奉姜夔，一路下来形成了雅词传统。浙西词派标榜姜夔和张炎为学习楷模，形成“数千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局面。嘉庆年间，张惠言创立常州词派，论词尚比兴寄托。周济发展了常州词派，主张“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论词推举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周济曾说过：“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碧山（王沂孙）思笔，可谓双绝，幽折处大胜白石”，最宜初学者学习。晚清王鹏运、朱孝臧等人又倡学吴文英，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学一直为南宋所笼罩，词人委心于声律精审、对偶工切、用字尖新等形式技巧上，流弊所及，或浮滑泛情，或晦涩沉黯，成了王国维所讥刺的“文绣的文学”“餔啜的文学”。面对当时词坛徒重声律、堆垛故实的不良习气，王国维提倡境界，尊崇五代北宋词，以期廓清这种风气。

顺便谈及王国维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废文言倡白话，王国维是明确地持反对态度的。这一方面是出于忠君保皇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和王国维提倡“古雅”美的美学观念有关系。但是，在新旧文化的转换过程中，王国维不自觉地起着一定的中介作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表现出反对形式桎梏、主张表达真情的思想，在《宋元戏曲史》中称赞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的见解，和一以贯之的反对政治功利主义纯美文学观，对胡适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縠永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分析了王国维对胡适的启迪和影响，吴文祺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发表文章，称赞王国维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确为不虚之论。

总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尽管它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唯心主义哲学及美学观点的束缚，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缺陷和疏误，但总体来说，它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自成体系，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堪称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