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日陆海决战

第一节　平壤之战

一　四大军入朝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陆军的一次决战。从中国方面来说，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为这次决战进行准备了。

先是在7月14日，光绪即降旨命李鸿章速为筹备，即派一军由北路进发，另派南路军由海路接应叶志超军。从7月21日开始，南北两路援朝军同时分批登程。北路入朝之援军，即所谓四大军。

在四大军中，最先入朝的是盛军和毅军。盛军原驻天津小站，由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率，是当时淮军中最大的一支，共有18营。7月21日，卫汝贵先率第一批盛军6营由塘沽乘船至大东沟，从陆路转赴朝鲜。第二批4营后发，亦由大东沟登岸转赴朝鲜。第三批3营，系乘船至营口登岸，再起旱赴朝。先后三批赴朝盛军，共13营，合计6 000人。其番号是：中军正营、中军副营、中军右营、中军后营、中军传字正营；左军正营、左军左营、亲兵炮队营；右军正营、右军右营、右军后营、亲兵马小队、亲军步小队。毅军原驻旅顺口，共8营，由四川提督宋庆统率，总兵马玉崑为分统。7月22日，马玉崑率前军4营2 000人，乘船至大东沟登陆转赴朝鲜。其番号是：前军正营、前军左营、前军起营、前军邱营。

其次是奉军。奉军原分驻奉天各地，由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总兵聂桂林分统。援朝奉军自7月21日起分批开拔，左宝贵于7月25日起行，29日抵九连城，并于即日渡江入朝。左宝贵所率部队包括马队两营和步队6营，计3 526人。后又招募500人，成立炮队1营，合计4 026人。其番号是：左营马队、左营步队、右营步队；靖边中营马队、靖边中营步队、靖边前营步队、靖边右营步队、靖边后营步队；靖边亲军炮队。

最后入朝的是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于7月26日由奉天分起开拔。丰升阿于7月28日起行。丰升阿所统为盛字马队、吉字马队和步队各两起，计1 500名。其番号是：正红旗步队、正蓝旗步队；盛字左翼马队、盛字右翼马队；吉字左翼马队、吉字右翼马队。四大军共32营起，因有些营兵不足额，故合计仅13 526人。

清军先头部队入朝之初，清政府内部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即意见不一。7月26日，卫汝贵抵义州后，李鸿章即电告：“电旨屡催进兵，为叶军南北策应，岂知远莫能致！”他命令同一天抵达义州的马玉崑，率毅军“先进平壤”，卫汝贵安排好大东沟至义州的转运事项后再“相机前进”。⁽¹⁾28日，卫汝贵致电盛宣怀称：“知倭焰方张，本拟先进平壤，以遏敌谋。旋奉相电，饬毅军先后进兵，贵已与马荆山（玉崑）妥商遵办，已饬干员会同义州府尹前往搭造浮桥，以资进剿。贵俟各营到齐，即督队前进。”⁽²⁾这样，已经入朝的清军便推迟了进兵平壤的时间。是日，仅马玉崑率毅军开赴平壤。

就在当天，盛宣怀接义州电报局委员张廷桂转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电，告日军已抵大同江口，拟撤至安州。29日，李鸿章得报，这才着急起来，即电致卫汝贵：“日兵已抵江口，恐先据平，事更棘手，须与马荆山合力图之。”⁽³⁾卫汝贵知全队开拔已赶不及，便派哨官曲德成率亲兵马小队先行，沿途侦察有无日军动静，于7月31日抵达平壤。8月2日，日兵百余欲由大同江南岸渡江北进城。先是大岛义昌惧清军自平壤南下袭击汉城，欲探悉平壤情况，便派步兵中尉町口熊槌化装为商人，偕通译官佐伯小太郎至平壤侦察，即住在日本间谍今井仲四郎所开设的店中。町口侦悉清军已渡鸭绿江并向平壤行进，即赴电报局向大岛报告。因被群众怀疑，町口等三人皆逃至中和，与骑兵少尉竹内英男所率骑兵队会合。时为7月30日。31日，町口与竹内商定，趁清军大队到达平壤之前，先将平壤电报局破坏，以绝清军之通讯。8月1日夜，町口、竹内率骑兵到大同江南岸船桥里，见岸边小船皆被收至北岸，便派军曹伊势雄独泅水过江，因江流湍急而未能到达北岸。次日，日兵仍然试图渡江，终被盛军亲兵小队发现。于是，曲德成与平壤监司闵丙奭、电报局委员王锡祉共同商议，决定由曲德成亲兵小队及朝鲜兵百余名“出南门堵御，连放排枪，惊退日兵”。3日，曲德成又不顾辛苦，率众昼夜守城，以防日兵偷袭，“其胆识奋勇，合城乡民同声感激”。⁽⁴⁾由于盛军马小队先期到达，日军探兵才未能先进平壤。

8月4日，卫汝贵和马玉崑始至平壤。6日，左宝贵到。9日，丰升阿最后赶到。至此，四大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结于平壤了。先是在8月3日，王锡祉还致电盛宣怀称：“平壤危在旦夕，盼援不至。马统领二十六发队，至今未至。卑职此时已计穷力竭，倘失守城池，是谁之过？”⁽⁵⁾由于四大军先后抵达，平壤城幸得保全，在当时是大好消息。盛宣怀在8月4日的一封电报里高兴地说：“倭兵早到大同江，宣饬平壤电局会同平安道将民船悉数收至北岸，倭在南岸无可渡，正在击船，危急。马镇、卫镇头队今日赶到，即可扎住。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⁶⁾

清军抢先进入平壤，有了立足之地，并且集结了一万余兵力，这从战略上说是有利的。但是，可惜的是，清军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长期统帅无人，战守无策，最后只能走向失败了。

二　平壤的防御

从8月上旬以来，驻平壤清军在李鸿章“坚扎营垒”的指示下，以“先定守局”为上策。卫、马、左、丰四将领地位并列，“平日彼此拜会，专尚虚文”，军中早有人“知其不可守”。⁽⁷⁾诸将则惟“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⁸⁾

当时，清军的探骑只在平壤附近活动，东仅到成川，南不过保山、黄州一带，对敌情多有隔膜，对形势的紧迫性也无认识。8月31日，叶志超提出一个“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的计划，李鸿章竟认为是“老成之见”。⁽⁹⁾9月2日，李鸿章接平安道闵丙奭电，得知日兵已自元山登陆，南路平山日兵到瑞兴，才急电叶志超“预备进击”。3日，叶志超复电，表示怕敌切断后路，不敢迎击来敌：“闻大岛有云：‘若我军前进，渠由水用船载兵登岸，袭我后路，断我转运。’此情系由王京朝鲜通事所探查。我军到韩名虽万有数千，实在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亦有护运由义州、安州分扎后路者，现平壤不过万人。陆军劳费万端，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请筹调添募。”⁽¹⁰⁾大敌当前，还要指望“筹调添募”，犹如望梅止渴，只是空想。当天，李鸿章致电叶志超，指出：“应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我军未齐，自然不能遽然前进，须将日队设法击走一两处，俟后布置周密，相机进发。”⁽¹¹⁾显然，他对叶志超的复电是不满意的。4日，光绪看到叶志超的复电，也深为不悦，当即谕李鸿章：“现在敌氛已逼，所有分布进剿机宜，著即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自由往来，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并特别告诫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¹²⁾当天，李鸿章不敢怠慢，急电叶志超及诸将：“各国密探日廷主意，拟两三礼拜内全力围扑平壤，如牙山故事。现我续调各营难遽齐集，望诸君尽此兵力，同心奋勇，出奇制胜，勿为所算，勿中诡计，是为至要！”⁽¹³⁾

其实，叶志超此时的真实主张，是不战而退出平壤。他曾召诸将会商云：“敌人乘胜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各整队伍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依违参半，惟左宝贵力言：“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只轮弗返，不敢窥觎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每岁靡金钱数十万，正为今日耳。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大丈夫建业立功，在此一举！至成败利钝，不遑计也。”他慷慨陈词，怒色形面，恳望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¹⁴⁾叶志超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朝廷决不会批准放弃平壤，遂作罢论。如今又有谕旨和帅命督促，他只得命各军加强派哨，探敌行踪。9月6日，左宝贵派奉军哨官傅殿魁率骑兵1哨出探，进至黄州东五里时，适与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先头部队一户兵卫步兵少佐所率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遭遇。双方交火后，奉军以敌我悬殊太大，即撤队回营报告。

当天，叶志超获悉日军大队即将来攻，便召集卫、左、马、丰等将领会议，决定各军抽调八成队，合计7 000余人，酌带行粮，于7日晨渡江至中和，相机迎击；各营留二成队，仍扎平壤老营。至中和，“天气已晚，遂相度地势，各分扎要隘。夜越三更，忽言敌至。黑夜昏昏，不辨东南，竟施放各枪炮，不问敌在何方。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击一时许，带伤者、击毙者兼有之。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¹⁵⁾此番因误会而引起的对战，“两阵死者凡二十人，伤者百人”。⁽¹⁶⁾清军士气大受挫伤。8日，李鸿章接清军至中和迎敌的报告，颇不以为然，急电叶志超：“拟挑精锐七千余赴中和，相机迎击，是否已行？揣度敌情，以元山至阳德一路可窜我后路，关系尤重。前电商令派队拦头迎击，何不于此路设法雕剿而亟图黄州？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我后，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¹⁷⁾于是，叶志超便于当天飞函前敌调各军回防。从此，各军坚匿平壤，乃作婴城而守之计。

在此以前，清军已在平壤城内外修筑了若干防御工事。至此时为止，所修筑工事如下：

以大同门至江东岸之船桥，已为涨水毁坏，不堪使用，便于内城东南角架设一船桥，直通江东岸，为两岸之联络。船桥之东岸，习惯称之为船桥里。在船桥里共修筑堡垒5座。其中，船桥与东岸相接之长城里，沿江迤南至中碑街，筑堡垒3座；再南至大同江向西拐弯处之永济桥，筑堡垒1座；永济桥稍南之栽松院附近高地，筑堡垒1座。

外城东北隅，即外城一里，筑堡垒及兵营15处，由江岸绵亘至平川附近，并利用旧时胸墙修建一道长约半里的长墙，墙高丈余，军中名之曰“长城”。又于临江处修炮台一座，以支援江东岸之守兵。

中城最北角景昌门外之高城，筑一大堡垒，并设炮位，以防普通江西岸来犯之敌。中城南区之苍光高地，筑堡垒一座；西南隅之安山，筑坚固之堡垒，并设炮台，以固隅角及西南两面之防御。由景昌门及凤阳关亘安山，城墙与河堤并行，即利用之，以抑制普通江之河谷地带。

内城的防御重点，在于大同门至朱雀门一线与城北七星门至玄武门一带。大同门至朱雀门一线，即利用临江的城墙，加强守御，以防止敌人从船桥抢渡。城北则于乙密台利用城墙，增修胸墙，并加设炮位，以固城郭向北伸出之凸角。

东北城之牡丹台，筑堡垒一座，在台之东北江岸处，又筑堡垒一座，以防东路来敌；在台之西并岘高地附近筑堡垒3座，其中1座稍南，两座偏北。这样，玄武门外便构成两重堡垒：内重两垒，牡丹台为内重之东垒，并岘高地稍南一座为内重之西垒；并岘高地偏北之二垒及牡丹台东北江岸之一垒，为外重三垒。外垒环绕内垒，共扼平壤城北爱美、坎北二山以南之谷地。

到9月上半月，集中在平壤的清军到底尚有多少，记载颇为参差。如前所述，四大军共32营起，合计13 526人，但这仅是清军从北路入朝的部队数目，并不是全部都驻守在平壤的。当时，有相当一部分清军分扎在平壤后路。8月25日，马玉崑等四将向李鸿章报告：“商同先派毅军赵杰伟一营，驻义州后路；奉军林长春一营，盛军卫本先三营，奉天盛字马队五百、步队五百，暂行分驻清川江要隘，为安州后路之防。”共派7营分扎后路。9月6日，叶志超再向李鸿章报告：“安州为平壤紧要后路，现仅马步六营，殊嫌太单。”⁽¹⁸⁾可见，分扎安州的清军6营还在原地未动。9月16日，义州电报局委员张廷桂致电盛宣怀：“现在情形：后路大军未到，只可暂以安州盛军两营、奉军一营、盛字两营。”⁽¹⁹⁾此时驻安州盛军，只有两营。两天前，聂士成返抵安州时致电李鸿章，亦称安州仅“盛右军步队两营住城内，分段守”。⁽²⁰⁾此时，安州后路的博川，也有盛字军步队一起和吉字马队一起驻守。以上七营起的名称及人数如下表：

但是，由于日军进抵平壤，叶志超又感到“后路空虚”，便下令再抽一营盛军，“暂调盛军两营回扎肃州”。再加上留驻义州后路的毅军一营，驻扎平壤后路的清军总数便达到4 070人之多。入朝四大军的兵力被后路分去4 000余人，驻守平壤城内外的只有9 500余人了。叶志超曾电李鸿章称：“现平壤不过万人。”⁽²¹⁾几天后，左宝贵驰书依克唐阿，亦称：“此间防军，除扎安州及转运外，不足万人，兵单实难展布。”⁽²²⁾可见，四大军驻守平壤的部队不到一万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清军防守平壤的兵力除四大军外，还有叶志超所带来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原有3 880人，经过成欢之战已有减员。叶志超抵达平壤后在写给周馥的信中，谈到该军的伤亡情况时称：“官长、棚头、散勇受伤者七十余名，仍在祥原养伤。阵亡勇丁只二百余人。”又称：“我军伤亡患病共三百余人，尚未归伍。”⁽²³⁾可知叶志超军尚有3 500余人。其中包括芦榆防军5营、江自康仁字正副两营两哨，及游击潘金山所带两哨。这样，防守平壤清军的总兵力约达13 000人。清政府虽从各处抽调兵马往援平壤，然除总兵吕本元率马队两营于9月13日驰抵义州外，余皆迟缓而未入朝鲜国境。

9月12日，各路日军进至平壤城外，并开始与清军交火，情况已万分吃紧，叶志超始召集诸将会议，讨论如何部署兵力，加强防御。13日，叶志超发布防御命令：

现奉征倭事宜总办李钦差传谕：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现在战守布置，既经会议定局，彼此令互相援。查南门外江南，马总统（玉崑）与盛军一营共扎浮桥；倘有缓急，马总统一营、聂统领（桂林）一营可派队速令应援。自大西门至盛军孙镇（显寅）与马总统营处交界方向，倘有缓急，可使盛军应援。北门外山上，江统领（自康）驻两营；倘有缓急，可使丰总统（升阿）队速援之。从大西门至七星门（静海门）其间，芦榆及山海关戍兵、即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各营防守之；倘有缓急，盛军卫总统（汝贵）队可速援之。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²⁴⁾

以左宝贵驻城北山顶，仍守玄武门，故命令中未曾提及。于是，叶志超驻城中调度，诸将皆按各自的防区驻守，布置总算大体就绪。

三　日军分兵合攻平壤

当平壤清军筹备战守未妥之际，日军便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对平壤发动了进攻。

先是8月19日，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由釜山从陆路抵达汉城。此时，大岛义昌少将所率领的混成旅团分驻数地：一部在龙山；一部在临津；一个步兵大队被派赴朔宁；并已命一户兵卫少佐率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向平壤方向探敌。大岛鉴于力量单薄，尚不敢贸然大举北犯。据探兵回报，清军已据守平壤，在大同江南岸修筑堡垒，并派出部队进驻黄州。野津到汉城后，听取敌情，审察形势，认为：“清军一部至大同江以南，其全军一意固守平壤如不动者。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一法耳。然则彼必占平壤形胜，严其防备，以待我军进攻。我果攻之，宜速围以陷之。”⁽²⁵⁾野津苦于日军口粮不足，又担心清军后继部队进入朝鲜和加强防御阵地，而且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旦开到，补给将会更加困难。他从日本出发时，即接受大本营的训令：务将清军驱逐于朝鲜境外，不使在朝鲜留有一兵一卒。为执行此项命令，只有迅速进攻平壤，舍此而无他策。因此，决定在第三师团尚未到达时先以所部第五师团强攻平壤，并且规定，以9月15为总攻之期，各路部队皆须按时赶到指定的方位。

大岛义昌所率领的第九混成旅团奉命先在开城集结，于8月23日接到北进的命令。第九混成旅团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联队长为西岛助义中佐；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缺一个大队），联队长为武田秀山中佐；骑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为永田龟少佐；工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以及卫生队和野战医院。合计3 600余人。

野津道贯到达汉城的当天，接到从抱川郡送来的报告：8月8日在元山登陆的第十旅团之一部，在开赴汉城的途中已抵抱川郡。20日，野津命令该部改变方向，向西北方向的朔宁进发，与第九混成旅团原先派出的部队会合。21日，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少将到达仁川，次日进入汉城。于是，野津为集结在朔宁的部队命名为朔宁支队，由立见尚文率领。朔宁支队包括：步队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缺第一中队），大队长为富田春壁少佐；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缺第八中队），大队长为山口圭藏少佐；骑兵第五大队第三中队的一个小队及一个分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一中队。合计2 400余人。

适在此时，野津道贯接大本营发来之训令：第三师团之一个混成旅团将于8月26日前由元山登岸，暂归第五师团指挥。野津为其命名曰元山支队。元山支队包括：步兵第十八联队，联队长佐藤正大佐；骑兵第三大队第一中队；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村表三郎少佐；工兵第三大队（缺一个中队），大队长为佐川耕作少佐。合计4 700余人。

第五师团本部由野津道贯亲自率领，下属两个行进团队：第一行进团队和第二行进团队。第一行进团队以柴田正孝炮兵中佐为司令官，包括：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缺第二大队），联队长为富冈三造中佐；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为山内定矩少佐；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个分队。第二行进团队以友安治延步兵中佐为司令官，包括：步兵第十二联队（缺第一大队），联队长为友安治延中佐；骑兵第五大队本部及第二中队，大队长为木村重少佐；炮兵第五联队本部及第一大队，第一大队长为四宫信应少佐；工兵第五大队（缺第一中队），大队长为马场正雄少佐；卫生队。合计5 400余人。

除此以外，当时已入朝的日军还有：京城守备队，包括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和骑兵第三大队的一个中队，驻扎汉城；大迫混成旅团，包括步兵第六联队和骑兵第三大队的一个中队，驻扎元山；兵站守备队，包括驻仁川之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五中队，以及驻龙山之第十二联队第一中队和骑兵第十二中队的一个分队；电线维修队，为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八中队，驻扎洛东。以上合计3 500多人。

由上述可知，当时日军进入朝鲜的总兵力为19 600余人，其中担任进攻平壤的兵力为16 000余人。

组成进攻部队和布置守备部队之后，野津道贯便向进攻部队下达命令：

第一团队宜以五日由新庄进，十日分其半：半队由看乐坡、祥原、串场，半队由绿沙浦、月江、保山镇、新兴共进冲平壤。第二团队宜由南川经黄州，分为两队：一队由麻华里、当洞、潮川，期十四日进至平壤；一队由看乐坡、祥原、串场、麦田店，以十五日迫近平壤。大岛混成旅团宜以七日聚集黄州；前队忽与之合，更先发至中和，十一日再聚集。以十三日由水湾桥出赤屯田，十四日进至大地境洞，十五日突击平壤。朔宁支队宜由新溪县九日出三登；十二日午前出发，经江东县、麦田店；十四日至大地境洞，邀击敌遮大岛旅团队者，从便突平壤。元山支队宜以五日由阳德向顺安，截击敌逃路。⁽²⁶⁾

部署既定，各部队便相继向平壤进发。

大岛义昌少将在师团长野津道贯到汉城后立即出发，23日宿于临津。西岛助义中佐先率所部抵达开城。24日，旅团本部亦进驻开城。25日，一户兵卫少佐所部仍作为先遣队，先期出发。旅团本队于28日离开城北进，当天宿于金川。29日，到达平山。在此停留三天后，又沿大道北进。9月3日，抵瑞兴府。5日，大岛从瑞兴出发，当夜宿剑水驿。6日，旅团本部到凤山。此日，一户兵卫所率先遣队与奉军一哨在黄州附近遭遇，清军败退。在此以前，曾有清军70余名进至凤山郡。4日，闻日军先遣队进入凤山境，遂越过洞仙岭而退至黄州。及见日军逼近黄州，又弃黄州而去。7日，旅团本部进入黄州府。洞仙岭在凤山与黄州之间，岭上有关口曰舍人关，颇为险要。过舍人关，尽是陡坡，赤壁江横于其前，过江即是黄州府。府城背依峻岭，面临湍流，是开城以北的第一城镇。对于如此险要之处，清军竟不分兵把守，不能不是一大失策。10日，旅团本部从黄州向中和进发，以进入战备状态行进，但未遇任何抵抗，便于当夜宿于中和。

9月12日凌晨4时，大岛义昌率第九混成旅团从中和出发，向平壤前进。上午9时25分，日军前卫已接近大同江东岸，一面向栽松院清军堡垒进攻，一面试图从下滩附近江岸乘船渡江。清军发炮轰击，日军前卫被迫后撤。于是，大岛下令，将部队划分为左右两翼：武田秀山中佐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为左翼，配备大炮10余门；西岛助义中佐的第十一联队为右翼，配备大炮8门。大岛命令日军右翼炮击清军炮兵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原先，清军防守江东岸的部队，只有毅军一营和盛军一营。为了抵御日军的进攻，卫汝贵又派队从船桥过江支援，皆“布置在预先修筑于河岸的三个堡垒里，奋力进行防御准备”。⁽²⁷⁾10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清军堡垒发起冲锋。毅、盛两军士兵英勇抵御，江西岸的清军也发炮支援，终将日军击退。13日上午，大岛义昌召集幕僚举行军事会议，双方战斗暂时停息。但是，武田秀山却派所属第三大队的一等军曹生实、胁田等数人凫水到江心洲羊角岛，又泅至西岸，夺得大小船只5艘而归，这便为日军渡江作战提供了便利。下午，双方又炮战许久。14日，大岛继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明日总攻击的部署。是日黄昏时，大岛命令各部队：左右翼兵力如前，惟左翼队之一部由奥山义章少佐率领，“操船渡江，冲击敌军之侧翼”⁽²⁸⁾；炮兵队全部移至右翼，以全力炮击大同门外的敌垒；旅团长前进至接近敌军处，而卫生队则移至旅团本部位置。

当朔宁支队在山口圭藏、富田春壁两少佐率领下出发时，支队司令官立见尚文少将尚在开城，未到部队。9月3日，支队到新溪暂住，以待司令官到来。6日，从新溪出发。7日，宿遂安。8日，离遂安，攀天子山之险，至陵洞露营。9日，立见尚文派第二十一联队第八中队为先遣队，沿祥原大道而行；支队主力则沿三登大道向正北前进。这一带山路崎岖，河流纵横，行进十分困难。行至三登附近，一条大河横在前方，河宽约100公尺，水亦甚深，从两峰之间穿过而经三登县南注入大同江，此即柳绿河。在这种险要之处，清军却未派兵扼守。当天，支队主力宿于三登。11日，立见命山口率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为渡江掩护队，与工兵队一起从三登出发。12日，立见从三登出发，经江东直抵江岸。此处为大同江之主流，乃平壤东北约20公里元山大道之渡口，从东路进攻平壤的必经之路。如果清军在此固守，敌人势难渡江。然而，守卫渡口清军稍事抵抗，便向平壤退去。日军抢来五只渡船，彻夜过江。至13日拂晓，终于全部到达北岸。当天，朔宁支队进至国主岘高地附近，决定在此露营，沿大圣山南麓设前哨线，隔合井江与清军对峙，两阵相距仅三四千公尺。

元山支队于8月30日开始分批进发，于9月1日进驻阳德府。5日，从阳德出发，以道路险阻，至8日始至成川。11日，又从成川出发，当天至柳洞坊露宿。13日，支队进至平壤以北约20公里的顺安，切断了清军的后路。14日，又移驻坎北山、爱美山两山之南的坎北院，并布置炮兵阵地。此处距平壤城北的并岘清军阵地仅约3 000公尺，使清军阵地完全置于日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了。

野津道贯中将亲自率领的第五师团本部，按计划于9月1日从汉城出发。师团本部沿第九混成旅团的行军路线前进。9月10日，师团主力第一行进团队至黄州；第二行进团队在凤山。当天，马场正雄工兵少佐派工兵抢到25艘船，拟渡过大同江向江西进发。11日，部队开始从十二浦渡江。直到13日，师团本部的大部分才渡过大同江。14日，师团主力到达距平壤16公里的沙川，先头部队进至距平壤12公里的新兴洞，而后续部队则仍留在大同江渡口附近。15日上午，野津始率师团主力抵达距平壤6公里的山川洞，晚于日军发动总攻击的时间三四个小时。

到14日白天，大岛义昌少将与其他各路部队还未取得联系，情况不明，甚是不安。夜间，野津从保山镇派来的使者始来到大岛的驻地，送来野津的书信，内称：“我军当涉大同江，潮流妨之，大费时日，恐愆期。今夜欲勉达沙川，不敢后期也。”大岛当即复书报之。随后，立见尚文亦从国主岘派人送一信，谓：“我支队以十二日至麦田店，与清兵凡三百人、骑兵七八骑战。昨十三日遂进至距平壤城壁凡六百米突、即达国主岘国主店间。清兵据平壤城壁，如为专守防御者。又新筑圆廓二三炮台于牡丹台，盖其意欲包围元山支队，以击我也。我今止于此地待十五日。宜报之野津师团长。”大岛见信大喜，即命参谋长冈外史少佐作书答曰：“贵报达以前，野津师团长有报云：‘费日子于十二浦渡河，因违十五日期亦不可知也。’我甚忧之。今得贵报，不胜欣喜。因直报于师团长，促其急行。本旅团将以明日十五午前八钟时前后陷平壤，共握手于城中，以祝万岁也。”又作书报告野津云：“当遗别书之时，适朔宁支队报告书至，云元山支队既达坎北山，此两支队期包围攻击，各驻其营以待。十五日，我混成旅团分半大队自羊角岛傍近使向右翼，以专力自船桥里欲进攻平壤。万一师团本队后期，恐元山、朔宁两支队孤立，是以本旅团冒犯危险欲陷平壤。愿以师团本队先着部队，援明日之战。”⁽²⁹⁾夜半，此书送到沙川，日军各路之联络始通。

于是，按野津道贯的原定计划，各路日军于15日凌晨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击。

四　船桥里挫敌

日军对平壤的总攻击，首先是从混成第九旅团所在的平壤南战场开始的。

9月14日午夜，大岛义昌为准备明晨的总攻，决定重新布置兵力，将部队分为以下四队：

一、中央队：包括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本部、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的两个中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和第二中队，以及旅团卫生队之一半，以武田秀山中佐为司令官，沿土器店、水湾桥之大道前进；

二、右翼队：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炮兵第五联队本部、第三大队和缴获炮小队，以及旅团卫生队之一半，以西岛助义中佐为司令官，从右侧西浦洞、中山洞两高地之间进发，向船桥里前进；

三、左翼队：包括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本队和两个中队，由奥山义章少佐率领，乘预先夺得之船只，由羊角岛强渡大同江，到北岸登陆，再沿江边向东北方向的“长城”前进；

四、预备队：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缺1个小队），由一户兵卫少佐率领，在中央队的右方前进。

此外，还以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之1个小队和骑兵中队，作为独立骑兵小队和独立骑兵中队，在右翼沿其东北之柯亭店道路前，以便与朔宁支队及时联系。

15日凌晨3时，日军右翼队炮兵第三大队至前哨线位置，修筑胸墙，伐除树木。4时，布置炮列完毕，集合右翼队步兵于其侧，以步兵第五中队为前队，第六、七中队为后继，向船桥里的桥头堡进逼；以第八中队为炮兵护卫。当日军右翼队之前队进至船桥里的清军堡垒附近时，担任警戒的清兵开枪鸣警。于是，双方枪炮齐鸣，平壤之战开始打响了。

与右翼队行进的同时，日军中央队之前卫，包括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及第四中队，也在森祗敬少佐的率领下，向水湾桥方向前进。中央队之本队，包括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一、第三、第九、第十等4个中队，炮兵第一大队及卫生队，继前卫之后。4时许，前卫尖兵行至碑石洞，为清兵所阻。日军第二队长町田实义大尉列队攻击，第四中队长小笠原松熊大尉欲同时进击，为森祗敬所制止，只令其分1个小队以助町田。清军原在土器店和水湾桥附近各筑有一座堡垒，但其结构系利用旧草屋加固而成，挡不住敌人的枪弹。守卫在此处的清军小队便撤回船桥里。这样，清军在大同江南岸的据点只剩下了3个桥头堡。

于是，日军集中兵力进攻船桥里的3个桥头堡。其右翼队从正面攻击，中央队则从水湾桥沿江岸大道前进，攻击船桥里的右侧。这样，清军堡垒便处于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日军右翼队向清军堡垒猛烈轰击，大小火炮不间断地发射。中央队的柴田正孝炮兵中佐和永田龟炮兵少佐，也都亲自指挥炮兵发炮配合。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马玉崑督同中国将士顽强搏战，毫无畏惧之色。

马玉崑（1838—1908），字景山，原籍安徽蒙城，后徙居涡阳。幼家贫，性沉毅，有远志。咸丰间，随同父马贯一在籍办团练。1864年投宋庆毅军。宋奇之，使领亲军1哨，继檄充亲军营管带，倚为左右手。又统毅军4营，兼管全军营务处。积功至副将，以总兵记名。1874年，曾随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出嘉峪关，与左宗棠共同抗击阿古柏和沙俄的侵略。左、金皆以其“勇略冠诸将，倚为靖边之助”。⁽³⁰⁾马玉崑居新疆先后10余年，“收复名城以十数，暇辄使部下屯垦辟地利”。⁽³¹⁾1889年，经李鸿章奏调北洋，派至旅顺，统毅军后军。1894年，补授太原镇总兵。旋奉调赴平壤，在入朝四大军中表现最为突出。

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马玉崑指挥毅军1营和盛军3营决不退让，“拼死防战，弹丸乱飞，不可向迩”。⁽³²⁾大同江北岸的清军也连连发炮支援，军势益张。据日方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将领早即闻马玉崑“慓悍”之名，今日始知果不虚传。⁽³³⁾

未几，天渐明，东方稍露白色。从大同江北岸瞭望南岸，知敌营所在未占地利，可以乘机攻之。于是，卫汝贵亲率盛军传字正营两哨过江作战。尽管这批生力军仅200人，却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清军“于堡垒频连发铳弹丸，掠树枝如疾风扫落叶。江右清垒亦飞巨弹拒之，弹片屡降，多伤日兵”。⁽³⁴⁾激战继续进行。直到太阳出现于东面山顶之上，双方阵地形势益明显可见，日军因缺乏可供隐蔽之良好地物，若强行逼近桥头堡，则不得不将身体暴露在清军枪口的正前方，伤亡甚众。

日军预备队一户兵卫少佐本在后阵，见两军战方酣，而进攻未能得力，便率队向前支援。第十一联队第二中队长町田实义大尉与第二十一联队第二中队长林久实大尉，各麾其队，欲实行突击，以夺取清军堡垒。垒壁高1丈2尺，周围绕以壕沟，难以靠近。在突击中，林久实大尉、队副细井有顺中尉及第一中队副今井健中尉等，当场被击毙。町田实义大尉中弹，随从士兵扶之，一弹飞来又击倒其随从士兵，皆死。日军前卫司令官森祗敬少佐亦中弹负伤。两中队始不敢向前，又退回原地。

日军中央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见前卫危急，激励士兵上前救援。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三中队本来受命护卫炮兵，见情况紧急，也投入战斗。其1个小队迫清军堡垒，清军断其后路，攻击益急。武田中佐急派队应援。日军小队被清军侧射，弹中4人，皆仆地。武田中佐又派第十中队长若月曾一郎大尉率队进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第十中队实行突击，举队猛进，遂夺一垒。此垒甚大，筑障壁于中间，将堡垒一分为二，日军与清军各据其一，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日方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两阵相对，铳击最烈。俄而，清国大兵来袭，〈若月〉大尉以众寡不敌，弃垒而退。更又励众再三突击之，死伤甚多，大尉亦被伤。其他将校多死伤，曹长亦乏。兵队分散于各阵中，士官无一人者。”⁽³⁵⁾武田中佐见状，急命联队副官杉冈直次郎代若月大尉指挥其兵，又命工兵中队长芦泽正胜指挥步兵。此时，江北岸清军通过船桥不断为江南堡垒守兵运送弹药，而日军则弹药殆竭，士气更为低落。

先是日军中央队以第二中队进攻船桥里之桥头堡，配合右翼队的攻势，而以炮兵第五中队长山本忠知大尉和第六中队长樱本大尉，合兵排列山炮12门于碑石洞东面的丘麓，炮击大同江南北两岸之清军堡垒。以中央队进至船桥里，两军处于近距离交战之中，日军炮队对江南岸清军堡垒已不再发挥作用。于是，右翼队司令官西岛中佐乃命山本大尉率炮兵第五中队，以小野大尉的步兵第八中队为护卫，转移至右翼队阵侧之高粱地中，轰击清军之桥头堡。“清兵见日本炮兵阵地近，举全力乱发小铳，山本（忠知）大尉、田上（觉）大尉、副官林中尉死之。田上大尉，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也。至是，联队中无一大队长。”趁日军陷于混乱之际，马玉崑和卫汝贵又下令发起反攻。日方记其事颇详：“当是时，清军善拒善战，日兵决死当之。旗手大森少尉见事急，恐委联队旗于清兵手，令从卒穿穴曰：‘我如战死，宜合我尸以埋之。’因先埋旗以战。联队长西岛中佐伤左额，怒而益进，立于堡垒外角，大呼励众曰：‘宜进而死，勿退而生！’第二十一联队长武田中佐亦挥剑曰：‘不取敌垒，不敢退也！’部队甚决心，奋战甚力。清兵据桥头堡高处，俯瞰射日兵；堡垒以七连发铳愈加射击。日兵以单发铳抗之，弹药缺乏。长冈少佐欲视察战状，跨马出，于弹丸蝗飞中过中央队后。至右翼队，见西岛中佐被微伤，直下马慰之；又骑还本部。会清兵一弹来，摩大岛义昌胁而过，殪其背后通辩人。益张威势，绕出中央队左侧，将绝日军后路。义昌愤然蹶然呼曰：‘以一死报皇恩，唯在此时而已！’进立于第十一联队旗下，以督众。西岛中佐、长冈少佐等见义昌立弹丸奔注中，危之，劝义昌使退。义昌厉声叱之，益励众，士气大振。中央队共右翼队奋斗，以当清兵。预备队亦来合。柴少尉率第一中队中一小队留在左侧，清兵自大同江岸进，将自左袭日兵背后，频激射之。少尉防战良久，死伤颇多。……武田中佐见清兵既出垒，指日兵背后而来，左侧兵队益急，即以炮兵护卫小队而当清兵，更使联队旗一小队向左侧。于是，联队长下无护兵。且其从旅团长者，合旅团将校及从卒，仅十余人而已。”⁽³⁶⁾尽管字里行间多有美化大岛等人之处，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在马玉崑和卫汝贵的指挥下，毅、盛两军打得多么英勇顽强，且具有怎样的英雄气概！而对于日军损失之惨重，其处境之狼狈，则虽欲盖而弥彰。

当船桥里激战已经打响之际，日军左翼队司令官奥山义章少佐按预定计划，与第十一中队长井上政继大尉和第十二中队长杉山大尉同至大同江南岸。此时，第十二中队之小队长松本中尉已准备好船只，并在江心洲羊角岛筑掩堡以待之。早晨5时，全队悉渡至羊角岛。将渡大同江时，奥山少佐命第十二中队乘船先渡。清军见之，连连发枪射击。日军自羊角岛掩堡及草丛中还击，以掩护渡船，遂强行登陆。清军散兵抵抗不住，向平壤外城1里之“长城”退去。日军全队渡江，向“长城”突进。盛军分统孙显寅率清军拒之，苦战良久，始将日军左翼队击退。

时已过中午，清军在船桥里的反攻战，在马玉崑和卫汝贵的指挥下，还正在进行之中。“分守江东之毅军与盛军三营，合力奋威，舍命进击。敌兵掘沟三条，持枪伏击。我军迎弹以上，夺沟二条。彼此相距十余步，舍死不退，击毙者不知其数，中伤者络绎不绝。血战终日，敌兵大败而逃。”⁽³⁷⁾这已是下午的事了。此时，大岛义昌知道部队全日都未进餐，而且弹药已经打光，便停止了射击，实已无力再进行战斗。下午2时半，日军仓惶撤离战场，清军亦未追击。对于日本混成第九旅团此番在船桥里战斗中之挫败，当时英国政府派来远东观战的炮兵司主事蒲雷评论说：“直至九月十四日，野津尚未得元山、朔宁两路之消息；且是日渡江之际，又有耽延，遂失师期。野津则传令大岛，先于十五日趋前小战，俟十六日始用正兵。大岛对曰：‘元山、朔宁两路，计已如期攻平壤之后，设我军为尝敌而设，其若预约何！况贵督大军未至，我岂能逡巡观望？’遂于十五日平明，拔队齐出，以步兵为前驱，攻江左之华军。无何，已夺防守船桥之一垒，然他炮台皆屹然完整，大岛始觉部兵之少，而他路不合之苦。适会是时，有立见、佐藤两军驰至平壤之北，遥闻炮声，又未接援攻之军令，因遂麾兵进逼。大岛亦闻其炮声，知北路业已开战，急于见功，愈益奋迅。徒以兵力不足，死亡渐伙，战至下午无奈退守原营。”⁽³⁸⁾大岛义昌因成欢之胜，滋长了骄傲情绪，而产生轻敌思想，颇“急于见功”，曾对立见尚文少将夸下“本旅团将以明日十五午前八钟时前后陷平壤，共握手于城中，以祝万岁”的海口，结果事与愿违，遭到挫败，死伤累累。不巧“此日自午后四时，骤降大雨，士兵浑身淋透，雨水和伤员的鲜血混在一起流淌，满地皆红。”⁽³⁹⁾混成第九旅团的营地到处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日本诗人杉浦梅谭不禁为之发出“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⁴⁰⁾的哀鸣。

在这次战斗中，清军以2 200人对3 600敌兵，拼死搏战，取得了重大战果，这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船桥里之战，是甲午战争的陆战中打得最好的一次战斗。日军“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⁴¹⁾其中，步兵大尉田上觉、町田实义、林久实、炮兵大尉山本忠知、步兵中尉今井健、细井有顺等6名被击毙，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二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受伤，炮兵第五联队第三大队长永田龟少佐、步兵大尉若月曾一郎皆重伤垂毙。“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第十两个中队，军官全部战死或负伤；第四中队，除柴少尉以外，其他军官或死或伤。”⁽⁴²⁾可见，日军所受打击之沉重了。

五　坚守普通江

平壤西战场的战斗开始的时间较晚。担负平壤西线进攻任务的是日本第五师团主力，有5 400余人。因在黄州十二浦渡江而耽误了时间，故比预定时间迟三、四小时才到达指定的作战地点。

先是在9月11日，野津道贯中将将师团主力分为4队，分批渡江：以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一分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为前卫，第二十一联队长富冈三造中佐为司令官；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一分队为左侧卫，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今田唯一少佐为司令官；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为独立骑兵部队，骑兵第五大队长木村重为司令官；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及卫生队为本部，由野津直接率领。且规定诸队的行军日程。是日，前卫一队至十二浦，先渡大同江。此处江宽约1 500公尺，水流湍急，渡船往返一次，需数小时，每次所渡人数十分有限。直至13日，部队才全部渡完。在师团主力等待渡江期间，日军劫持了一艘从大同江下游而来的中国商船，师团参谋福岛安正从船上搜出一封密信，原来是大孤山清军守将致书丰升阿告知刘盛休等即带队来援平壤，略曰：“虑平壤华兵乏，方今以舶船数艘，自大沽、旅顺送兵鸭绿江岸，且以运粮军舰护卫之。兵达平壤当非远也。”⁽⁴³⁾于是，福岛安正一面急报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以进行截击；一面向野津师团长报告。野津虑部队后期，将给作战带来不利，便不等后队赶到，先行进发，这才于15日上午7时赶到沙川。及至进到预定的阵地山川洞时，已是上午8时许，比开战时间晚到了整4个小时。

师团到达山川洞后，野津道贯知清军已做好防御日军进攻的准备，便命令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内定矩少佐，在右方高地架炮轰击。清军也在中城之苍光山连连回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友安治延中佐率领所部第二大队，由江西大道前进；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今田唯一少佐率部占据甑山大道旁之高地；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长松本箕居，自山川洞向正前方前进；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之第五、第六中队，自高粱地间前进至距清军堡垒400步处，渡普通江，向平壤中城的西北城墙堡垒进击。城内清军奋力抗御。盛军在左，芦榆防军在右，向进攻的敌人猛射。相持许久，“两军铳击益炽”。野津登高遥望，见攻击难以奏效，便下令说：“白昼进兵不便，即命两队长暂退居要地。”⁽⁴⁴⁾

正在此时，忽有清军骑兵队从中城奔出，突向敌阵。日军占据有利地形，以炮兵与步兵配合射击，火力甚猛，而清军骑兵目标太大，不适于向敌阵突击，纷纷落马。清军又第二次派骑兵出城作战，牺牲仍然很大。据日方统计，清军骑兵队两次冲击，有273头战马被击毙，士兵则牺牲130余名。⁽⁴⁵⁾清军见出战不利，便依靠堡垒坚守，使敌人不敢渡普通江。据参加此次战斗的一位盛军官员称：西北一路，清军“死力拒守，如铁壁铜墙”⁽⁴⁶⁾，终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

野津道贯派落合兼知步兵大尉侦察清军动静，归报说：“清兵犹在，阵地不动。”此时中午已过，野津不知其他战场的情况，所收到的报告都说：“敌兵善战，平壤防守甚固”，于是与师团参谋长上田有泽步兵大佐、参谋福岛安正中佐等相商，而皆一筹莫展。野津忿然作色说：“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⁴⁷⁾于是，下令停战，以待明日。两军遂处于休战的状态。

六　玄武门外的战斗

平壤北战场是平壤之战的主战场。此处，日军集中了它进攻平壤的总兵力的将近一半，包括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共达7 800余人。按预定计划，两支队于9月15日拂晓时分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堡垒展开了钳形攻势。

9月13日，立见尚文少将已率部抵国主岘高地，此处距平壤城仅五六千公尺，牡丹台近在眼前。中日两军阵地，由大同江的一条支流合井江隔开。是日，立见少将闻炮声来自船桥里方向，仍按兵不动。14日，派一等军曹西冈逸太郎驰往混成第九旅团本部，向大岛义昌少将报告情况。至日暮时，元山支队的使者亦到，报告支队已进据坎北山。于是，大岛少将决定：“元山支队宜及晓先率众攻敌左翼堡垒，朔宁支队宜逼其侧面。”朔宁、元山两支队皆按计划等待明日之进攻。进攻前，元山支队长佐藤正步兵大佐送信于立见，告以明日从清军左翼进攻并岘高地之堡垒，并问朔宁支队如何行动。立见答以：“明朝贵队宜以敌垒侧面炮击之；朔宁支队今夕以一点钟聚集，在侧面攻坎北山南垒。”⁽⁴⁸⁾

防守玄武门外的清军也有两支：一是左宝贵的奉军3营，其营官分别是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和金得凤，守卫平壤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计1 500人；一是江自康仁字2营4哨，由江自康本人、记名提督谭清远及游击潘金山分别带领，防守箕子陵一带，计1 400人。两军人数共为2 900人。若将双方兵力作一对比，可知日军进攻部队的兵力是清军的2.7倍，相差极为悬殊。

15日破晓前，朔宁支队自国主岘营地出发，过合井江，进至距清军最东堡垒500公尺之兴浮洞高地，并架设山炮。从平壤玄武门外的形势看，并岘高地在玄武门之正北，适为牡丹台与箕子陵以北之要冲，也是清军布防的重点。“清军新筑造堡垒，以严防御；若非拔并岘山，不能入平壤城北。”⁽⁴⁹⁾因此，并岘高地附近的堡垒成为日军首先攻击的目标。晨5时许，立见忽闻西北方向响起炮声，知是元山支队发起进攻，便下令向并岘高地东侧清军外重3垒之中垒进击。此时，清军内外两重堡垒之西垒，皆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枪，向进攻的日军射击，“其势猛烈，锐不可当”。立见尚文见攻击清军中坚之法难以奏效，便决定改变战术，将部队分为左右两翼：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为左翼，由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率领，沿大同江北岸丘陵前进，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为右翼，由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率领，沿元山大道向南穿过丘陵西进，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中垒。

与此同时，元山支队也正向并岘高地西北侧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发起猛攻。在此以前，支队长佐藤正先召集各队长会议，研究进攻的部署，并发布如下之命令：“支队即时宜以左翼攻并岘山，第一大队长（石田正珍少佐）宜与［第］五〈个〉中队合为射击部队，助支队前进路；第三大队长（牛岛木蕃少佐）宜自江东桥店西方迫敌左翼，攻最近堡垒（即外重堡垒之西垒）；第二大队（大队长门司和太郎少佐）宜继第三大队后；工兵第三大队（大队长佐川耕作少佐）及骑兵小队，宜聚集坎北山背后；炮兵宜直射击敌军。”破晓前，炮兵第三联队第三大队长迫水周一少佐，已率部将12门山炮排列于坎北山南麓，正与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相对。晨5时整，佐藤正下令发射进攻平壤城北的第一炮。于是，“左右两队鳞次射击，清兵亦发炮，山鸣谷应。”⁽⁵⁰⁾佐藤支队长正在指挥之际，忽有一颗弹丸飞至，击中其前额，只因射程太远，弹力已衰，佐藤侥幸未曾丧命。

在日军的左右夹击下，清军的处境十分困难。清军防守平壤城北的部队虽有两支，但日军却集中兵力进攻左宝贵的奉军。而奉军防守城北的兵力仅1 500人，还不到日军进攻城北的兵力的五分之一。左宝贵身为清军的高级将领，处此危境，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

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出生于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原籍山东省齐河县，其先祖于乾隆年间迁居费县地方集（今属平邑县）。他继承了回族人民的尚武精神，“性勇敢，多大略”。后投身行伍，积功至总兵。“治军严肃，重文士，爱材勇，有奇技异能者辄罗致之麾下。功不各赏，罪不私刑，士乐为用。”他还十分关怀部属，“在军中与兵勇同甘苦，部下有受伤残殁者，皆以私财豢养其家属”⁽⁵¹⁾，故深为部属所爱戴。此次统兵援朝后，以昼夜操劳，突患“右偏中风”⁽⁵²⁾之症。他以为“奉旨御寇，力即不及，义不可挠”⁽⁵³⁾，仍力疾视事，筹备战守。8月下旬，叶志超至平壤，曾有退兵之议，亦有随声附和者。左宝贵怒斥道：“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日军既以朔宁、元山两支队合攻平壤城北，因“素惮其威名，知宝贵不死，平壤不可得”⁽⁵⁴⁾，遂暂不与江自康军相接，而集中兵力专攻左宝贵军。左宝贵见大敌当前，情况危急，便激励将士说：“吾辈安食厚禄重饷数十年，今敌失约背盟，恃强侵犯，正好愤忠义，扫尽边氛，上纾九重东顾之忧，下救万民西奔之苦。社稷安危，兆在斯时！进则定有异常之赏，退则加以不测之罚。我身当前，尔等继至，富贵功名，彼此共之。”⁽⁵⁵⁾将士们无不感奋，应声争进。

但是，日军以其兵力占绝对优势，向清军外重3垒猛扑不已。左军奋勇抗击，日军久攻而未下一垒。6时，元山支队第一大队长石田正珍少佐重新布置所辖之5个中队，命第一、第二两个中队排列于坎北山南麓，第三中队进至义州大道坎北院前，第四、第五两个中队位于义州大道西侧，以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但因相距甚远，弹丸力不能达，毫无效果。石田少佐遂将第四、第五两个中队委于第二大队长门司少佐，自率第一、第二、第三中队而进，并命第一、第三两个中队占据义州大道西方高地，第二中队占据江东桥店前高地，以击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和中垒，掩护第三大队进攻。第三大队长牛岛木蕃少佐则率3个中队自清军左翼进，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此时，突有清军四、五哨上前迎击，猛放排枪，外重之西垒也频频发炮支援。日军势将不支，又以第十一、第十二两中队进行突击。清军英勇抗击，杀伤过当，日军第十二中队长品川大尉亦在此时被击毙。但日军自江东桥店前之高地连放榴霰弹，“弹无空发，皆裂于营中”，“清兵苦日兵榴霰弹破裂，将避”。6时50分，日军趁此机会，以第一、第二、第九3个中队向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突击，遂夺之。外重之西垒既失，内重之西垒便突出在外，7时15分，石田少佐亲率第二中队急突击之，内重西垒之守兵“不能支，弃堡垒而遁。”⁽⁵⁶⁾于是，奉军左翼的两座堡垒皆被敌攻陷。

当元山支队进攻奉军左翼两座堡垒之际，朔宁支队也正向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和中垒发起猛攻。立见尚文少将原先命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率部进攻清军右翼，以第一中队长神大尉为前卫。但是，神大尉在行进中失路，与右翼之富田少佐部队相合，山口遂改命第五中队长小仓信泰大尉为前卫。山见少将知不夺取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便不可能接近牡丹台，遂命旅团副官桂大尉至前卫部队指挥。桂大尉即率小仓的第五中队和中间德次郎中尉（代理中队长）的第七中队共进，向外重之东垒冲击。只见垒内“时有一缕烟氛，如墨冲天”，随之“平壤牙城（玄武门）亦烟腾，盖清兵扬狼烟也。”这是清军炮兵发炮的信号。“既而炮声俄起，响声如雷。小仓大尉与第七中队长代理本间中尉共进，近清兵，俄命突击之。清兵小部队坚守不动，本间中尉以下二十余人死之。”桂大尉麾众而进，清军小队被围，虽奋勇搏战，终因众寡不敌，全部壮烈牺牲。垒内清军坚决抵抗，枪炮齐鸣，“弹丸雨注，勇不可当”。⁽⁵⁷⁾日军依仗人多势众，向堡垒发起冲锋。清军将士誓死以战，跳出堡垒，与敌人展开肉搏。50余人决心与堡垒共存亡，宁死不退，全部战死在阵地。在日军方面，桂、小仓两大尉亦皆被伤。7时30分，日军终于冲进了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

在此以前，日军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已率队逼近清军外重堡垒之中垒。富田先命炮兵轰击清垒，清垒不应，似“阒无一人”。富田便以铃木直义大尉率第二中队进击。铃木大尉率队刚进至低地，埋伏于附近高地的清军，骤然鸣枪，飞弹如雨。原先极为寂静之外重中垒，“至此俄张气势，炮如飞霰，〈与〉高阜清弹交叉于中队头上，兵皆伏地”⁽⁵⁸⁾，死伤甚众。此时，富田少佐急命大野齐大尉率第三中队进援。大野在铃木中队之右侧展开队伍，向高地清军射击。立见尚文又命炮兵第一中队长山名有友大尉在与清军“相距八百公尺的高地布置火炮阵地，不断发射榴霰弹，支援冲突清垒之富田少佐。”⁽⁵⁹⁾占据高地的清军仍顽强抵御，“与垒兵合力战，见日大队渐进，连激射之，其势若猛雨骤至”。⁽⁶⁰⁾但是，日军的山炮榴霰弹频频在清军阵地和堡垒上爆炸，使清军伤亡殆尽。同时，富田又命4个中队发起冲锋。到上午8时，清军内重堡垒之东垒终被敌人攻陷。

先是在元山支队攻陷清军内外两座西垒之后，佐藤正大佐即命令石田正珍少佐率第一大队进攻箕子陵之清军。石田命第五、第九两个中队攻击箕子陵的正面，第八中队从侧面以火力掩护。江自康的仁字营“尽力铳击，其弹丸为十字火注”。⁽⁶¹⁾在清军的交叉火力射击下，日军伤亡不少。石田大队先利用侧面进攻以分散清军的力量，然后实行正面突击，使清军陷于困境。此时，江自康见势不敌，而且“子弹已完”，便“先自撤队”。⁽⁶²⁾于是，箕子陵亦为日军所占领。

至此，平壤城北的4座堡垒及箕子陵阵地，已全部落入日军手中。于是，立见尚文便将朔宁、元山两支队合并，重新部署兵力，分为3队：山口圭藏少佐率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进攻牡丹台外城；富田春壁少佐率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进攻城后的高地；佐藤正大佐督第十八联队第二、第三两个大队，自牡丹台侧绕险隘出于牡丹台护墙背后。然后，3支部队从“三面以合击之”。牡丹台号称“天设险堑”，“巍然屹立于平壤城北角，截然临大同江”，“垒壁高五丈，炮座完备，掩蔽极坚固”。⁽⁶³⁾日军虽从三面向牡丹台发起猛攻，但“因清军固守，而攻取匪易”。⁽⁶⁴⁾牡丹台配备有野炮3门，以及速射炮和七连发步枪，火力很强，日军伤亡甚重，难以接近台前。原朔宁支队的一个炮兵中队和元山支队的一个炮兵大队，本来布置炮列，专向玄武门排击。“时见步兵苦战，欲援之，急转其炮口，以炮弹连发牡丹台外城。其弹轰坏牡丹台胸壁，清兵多杀伤；且坏裂速射炮。”⁽⁶⁵⁾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其步队乘势蚁附而上，牡丹台守军终于不支。8时30分，日军攻上了牡丹台。

日军占领牡丹台后，即将山炮队移于牡丹台上，对玄武门及全城都造成了极大威胁。时左宝贵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陷敌，知势不可挽，志在必死。往日，他“每临敌，辄衣士卒衣，身先犯阵。至是，乃衣御赐衣冠，登陴督战。”⁽⁶⁶⁾部下劝他换掉翎顶和黄马褂，以免敌人注目。左宝贵回答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⁶⁷⁾当时有一门大炮，原“由出洋肄业之某学生管理，未几中炮而殒”，于是他“亲自燃点”⁽⁶⁸⁾，先后发榴弹36颗。守备杨建胜“劝其暂下，宝贵斥之”。⁽⁶⁹⁾激战中，左宝贵已受枪伤，犹裹创指挥，誓死抵御。部下将士见状感奋，无不英勇搏敌。日军富田大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玄武门冲击，清军则以泥土坚塞城门口，拼死防战。“日兵三突之，清兵三退之。”⁽⁷⁰⁾“敌军披靡，相顾失色。”⁽⁷¹⁾日军炮队在牡丹台“瞰视此状，故连发炮，霰弹聚中玄武门城楼，城墙崩碎”。“城门碎坏，唯见四柱耸于半空。”日军遂“乘势越玄武门胸壁跳入壁中，直夺其门以开之”。⁽⁷²⁾

在激烈的战斗中，左宝贵本“先中两枪，仍在炮台指挥。复被炮中胸前，登时阵亡”。⁽⁷³⁾“黑云萆山山突兀，俯瞰一城炮齐发，火光所到雷䃔，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⁷⁴⁾他将鲜血洒在玄武门城头，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左宝贵牺牲后，光绪皇帝亲作《御制祭文》：“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殉。”表示极度的痛悼。“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⁷⁵⁾人民既无限崇敬他的爱国精神，又为他的抱恨牺牲而惋惜不已。时人有数语以评之：“见危授命，血战捐躯，生气懔然，临大节而不可夺。”⁽⁷⁶⁾可谓恰当之论。

继左宝贵之牺牲，奉军营官副将杨建春和都司徐玉生先后中弹阵亡。尽管如此，奉军依然不屈。有数百士兵仍“据高壁，飞铳如骤雨降，不可向迩”。还有部分奉军士兵骤集于乙密台，“自楼橹左右壁眼频放铳”，顽强地进行抗击。日军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冲进玄武门外门，但聚集一起，处境甚是不利。“忽有一弹丸飞中神田中尉，再有一弹中上等兵译村宽次，二人皆死。”⁽⁷⁷⁾此时，日兵仅余27人陷于苦战之中，赖牡丹台炮兵助之，勉强支持，仍无法突进内门。立见尚文见一时难以攻进内城，便派飞骑传令，命进入玄武门的部队悉撤至城北高地，以观清军动静。这样，玄武门的战斗也随即停了下来。

七　雨夜溃奔

日军虽然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特别是平壤西、南两个战场的形势很好，日军之进攻连连受挫。此日之战，“日兵共死一百八十九人，伤五百十六人”⁽⁷⁸⁾，合计705人。而清军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远少于日军。日军所携带的口粮及弹药已将告罄，而且皆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如果身为总统的叶志超下决心坚守，并能够坚持数天的话，不但战事当有转机，而且日军将无力再次发动进攻，只能不战而退。

但是，叶志超此时却完全丧失信心，他召集各统领商酌：“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⁷⁹⁾诸将皆无异议，惟马玉崑仍主抵御，抗言曰：“余带兵三十余年，经数百战，常以不得死所为恨，岂临敌退缩自贻罪戾哉？”⁽⁸⁰⁾叶默然，卒不听。又商之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亦只好听任之。下午4时许，遂以闵丙奭的名义，派一朝鲜人冒雨送书于日军元山支队阵中。佐藤正大佐接书读之，其文曰：“平安道监司闵丙奭致书于大日本国领兵官麾下：现华兵已愿退仗休让，照诸万国公法止战。伏俟回教，即揭白旗回，望勿开枪。立俟回书。”⁽⁸¹⁾佐藤正又付之传令骑兵，送达于朔宁支队立见尚文少将。立见阅之未毕，已见玄武门、七星门、静海门、大同门等处皆已悬白旗。

于是，立见少将一面命元山支队至七星门外，一面亲与旅团副官桂大尉共率一个小队下牡丹台，入玄武门而至小窦门外，要求门内清兵打开城门。以言语不通，桂大尉即用铅笔在纸片上写道：“若降服，可允。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⁸²⁾自门隙递于门内。清兵亦书于纸上答以：“降雨甚〈大〉，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⁸³⁾立见少将知清军今夜必逃，因发布命令：“今夜须严警戒，以要击逃兵。”⁽⁸⁴⁾

是夜8时，清军开始撤退。叶志超先已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因事出匆忙，未能周知，加以大雨倾盆，清兵冒雨结队成群，或自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或由城墙攀越而去；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而日军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部队则埋伏于甄山大道，以截击撤逃的清军。自15日晚间8时至翌日拂晓，清兵络绎不绝，急奔直冲，欲开遁亡之路。无奈日军枪炮排击，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⁸⁵⁾据亲历此役的盛军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情况说：“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⁸⁶⁾

9天明后，日军巡阅战场，仅箕子陵附近“二三百步间，清兵人马尸体，累累如山，埋没道路，溪流为红。其尸体最为密集堆积者，在五十步以内伏尸百二十，毙马三十头，互相枕藉”。⁽⁸⁷⁾据统计，仅仅在此一夜之间，清军在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1 500余人之多。并有683人被俘。其中，有119人系因伤被俘，25人伤重而死，3人病死，47人因企图逃跑而被敌人枪杀。⁽⁸⁸⁾平白无故地丧送了差不多5个营。

月16日拂晓，立见尚文率朔宁支队，佐藤正率元山支队，自玄武门进入平壤牙城。上午7时，野津道贯率第五师团本部自静海门进入平壤内城。至上午10时，大岛义昌才知平壤已陷，便率队由朱雀门进入城内。此时，平壤城内早已无清军一兵一卒。平壤本是计划中清军进兵汉城的基地，不仅工事构筑坚固，而且军储甚厚。据日方统计，日军在平壤所缴获的战利品有：各类大小口径炮35门，步骑连发枪550支，后膛单发枪及其他枪610支，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行军帐篷1 092顶，军用锅354口，各种粗细杂粮4 700石，大车156辆，乘马及驮马250匹，金砖43公斤，金锭等53公斤，银锭540公斤，以及火药、信管、纸币和其他物资无数。⁽⁸⁹⁾

清军经此次平壤大挫，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日军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了。

八　日军的军事冒险与清军平壤之溃退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陆军的一次决战，其意义及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各有其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当时不仅是力量的对抗，也是意志的较量。清军平壤之败，与其说是败在力量不敌，不如说败在战争指挥者缺乏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敢于胜利的勇敢精神。

日军之发动平壤之役，是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的。日本政府为消除国内日益滋长的厌倦战争的情绪，并避免西方列强插手，非常急于发动这次战役。“对于日本来说，尽快地有机会获得一次重大的胜利，无论是从不给予欧美各国以干涉的时间来讲，还是从使国内的人心统一到战争上来并维持下去来讲，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所以，日军是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这次战役的。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于平壤之战的前两天到达汉城时，即向麾下的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⁹⁰⁾虽说是为了激励日军将士发扬武士道精神，却也透露了他对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并无绝对的把握。日本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在进攻平壤受阻之后，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悲愤情绪说：“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他是做了万一失败的思想准备的。

野津道贯在第三师团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主要以第五师团进行平壤作战。8月底，师团主力离汉城北进，几乎是倾巢而出，汉城附近的兵力已所剩无几。据统计，汉城城内有步兵1个大队和骑兵1个中队，城外龙山有步兵1个中队和骑兵1个分队，仁川有步兵1个中队。从仁川到汉城一带，日军仅有步兵1 200余人，骑兵300余人，合计才1 500余人，基本上没有多大的防御能力。而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和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所率领的第三师团，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护航下，却迟迟于9月12日始从海路直接送运至仁川。“在当时北洋舰队主力完整无缺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一种赌注。”⁽⁹¹⁾不仅如此，如果在9月上旬趁汉城空虚之际，清军以五六营至10营兵力，在北洋舰队的全力护卫下于仁川登陆，突袭汉城，必可成功。日军北上部队后路既被切断，后援不继，势难坚持下去。

况且日军的北上部队是分路行进的：混成第九旅团从开城北上，朔宁支队从朔宁进兵，元山支队从元山西进，第五师团主力从汉城出发。在半个月的行军过程中，作为师团长的野津道贯根本不可能及时掌握各支部队的情况。各支部队都是单独行动，而且由于道路险阻，行军极为困难。例如：混成第九旅团从凤山到黄州府，必须经过舍人关之险并渡过赤壁江，而对于平壤以南的重镇黄州，清军并未派兵严守。朔宁支队进至三登县南，须渡过水深流急的大同江支流柳绿河，但仅抢到两只渡船，从头天中午到次日拂晓，经过整整16个小时，朔宁支队才全部渡到对岸。第五师团主力从十二浦渡大同江，一连3个昼夜也未全部渡完。对这两处险要的渡口，皆无清军击日军于半渡。元山支队从元山到阳德，“本道有马息岭、飞虎岭，颇险隘；文川道有留去岭、麒麟岭，亦险峻。风雨如注，或桥绝阻行，或崖崩压杀兵卒，或马僵浸粮食于溪水。其运炮送粮，马痛人疲，搬弹中马发蹄炎毙者相踵。”⁽⁹²⁾如果清军掌握日军的这种情况，而采取正确的战术，集中兵力对敌人实行各个击破，歼其一支或二支，那么日军就会有完全失败的危险。

对于日军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匮乏。由于朝鲜人民对日军侵略的抵制，日军在朝鲜征集粮食是非常困难的。混成第九旅团前锋抵金川露营时，“雷雨大至，入夜不止，军无雨衣，将士皆立雨中，且乏粮食，每人一日之粮不过米四五合而已。所至村落，征发食物，才得疗饥。”朔宁支队也“苦粮乏”，当其抵新溪时，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啜粥者数次”；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幸亏“腰载干饭，仅免于饥”。⁽⁹³⁾元山支队到达阳德后，由于“粮食缺乏，军官亦仅喝两碗稀粥充饥”。师团和其他部队一样，“粮食极缺，师团长本人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以小米饭果腹。”⁽⁹⁴⁾日本历史学者说：“苦于粮食不足、担心清兵加强防御阵地的野津师团长，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到，补给将更加困难，于是决定在后援部队尚未到达时，便以第五师团进行强攻。这种作战是极其冒险的。”“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⁹⁵⁾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所有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日军之进行平壤作战，是带有很大程度的军事冒险性质的。如果中国方面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这次战役是有可能打好的。但不幸的是，中国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导致了影响战争全局的失败。中国方面的失误，就其最主要的而言，有以下五点：

其一，长期没有任命具有威望的统帅，因而赴朝诸军形成了“有将无帅”的局面。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各方面都寄望于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李鸿章也希望他能够出来，并担任会办北洋督办朝鲜事务一职。尽管劝驾者甚多，但刘铭传始终不肯出山。他之所以不肯出山，身体有病固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知和议在即”，故以病作为推托的借口。另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所以采取“不降明诏”的方式。据说，他曾对人言：“吾任封疆，即退处，固大臣也。今廷寄等之列将，岂朝廷所以待大臣之义哉？”⁽⁹⁶⁾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也说明了朝廷起用刘铭传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决的。如果当时光绪明发谕旨，明示必战，晓以大义，刘铭传是会亲赴前敌的。由于“有将无帅”，入朝诸将缺乏统一的领导，各怀意见，未能团结相处。据随盛军入朝的盛星怀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崑）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⁹⁷⁾特别是在战守问题上意见亦颇不一致。“黄州迭次告急，马、左欲前进，总统力阻，恐得首功。”因此提出：“看此情形，非有督办不可。”⁽⁹⁸⁾直到8月下旬，朝廷始委派不负众望的叶志超为诸军总统，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任命极为不当。日人评论说：“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⁹⁹⁾在这种情况下，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就不难料定了。

其二，对平壤之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就战略方面而论，当时清军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从平壤撤退，专保鸭绿江一线；一是加强入朝的兵力，力争必胜。叶志超是主张前一方案的。他退至平壤后，即曾劝说诸将“各整队伍，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¹⁰⁰⁾有人亦肯定此方案，如称：“是时清国宜企划撤退平壤之后，与其后方诸队并合，以优势兵力与日军会战。”⁽¹⁰¹⁾其实，前一方案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此时日本已经组成第一军，而且其本部及所属第三师团皆于9月中旬到达汉城，随即由此北上，日军的兵力正在加强，拖延时间非为得计。对清军来说，当时最好的方案是，趁日军在朝兵力薄弱之机，迅速增派大军入朝，并以敢战之将统之，力争主动，与敌决战。如依克唐阿一军留防沈阳而不令入朝，能战之聂士成却派回国内募兵，未能抓紧时间从海路运兵至大同江登岸等等，都不能不是指挥上的错误。退一步说，即使暂不与敌决战，而有此众多的兵力，则可分驻数地，既可守险，又可互为策应。若能如此，则日军进攻平壤的困难将会增加数倍，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三，消极防御思想使清军深受其害。日军主将野津道贯，对清军的意图颇为了解：必然是“全军一意困守平壤”，“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之法耳。”⁽¹⁰²⁾四大军入朝以后，本来有两次进攻的机会：第一次，是在8月上旬清军抵平壤之时。这是进兵汉城的一个大好时机，已如前述。第二次，是在9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平壤之时。此时，各军虽“均挑八成队”前往中和、黄州一带截击，但又随即撤回平壤。本来，清军挑队南下即很勉强，各将统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左宝贵认为：“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¹⁰³⁾马玉崑与左同见。而卫汝贵则认为：“此时东支西吾，万不敢孟浪进兵。”叶志超“审敌量力，亦颇为然”。⁽¹⁰⁴⁾只是在严旨的督促下，才不得不派兵截击北犯之敌，但又决心不大。恰好李鸿章来电告以：“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后路，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¹⁰⁵⁾此电正合叶志超之意，遂调各军回营。日本军事评论家曾对清军派兵南进之举给予肯定的评价，指出：“此计划果能成功否？不敢断定。但若实施之，则使当时分离日军之行动龃龉，不能在同一时期现出于平壤城下，因是至少可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殊为危险，若清军正当行动，拒止一方，向他方举首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运动性，遂唯见其实施之端绪，未见遂行。其南下邀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¹⁰⁶⁾此论从原则上说是对的，清军果能对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清军并未从战术的高度自觉地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法，派兵南进也只是单纯的截击。唯其如此，李鸿章和叶志超既感南进成功的可能性甚小，又怕后路被敌包抄，只有坚匿平壤之一法，仍回到消极防御的老路上来了。

其四，清军在布防上问题甚多。险要处不置兵严守，全军株守平壤待敌，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让与敌人。此其一。把全部兵力的约四分之一来保护退路，其中有3 000人驻于距平壤170里的安州，从此地到平壤需两天的路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抽调如此众多的兵力来保护退路，只能削弱平壤的防守力量。此其二。错误地估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较为重视平壤南路的防守。而对平壤北路的防守则重视不够。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是玄武门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其三。平壤城北所修筑的堡垒既少且近。北之坎北山、爱美山，东之大圣山、国主岘高地，皆未构筑堡垒，致使日军得以占据该处有利地形，并从容地布置炮兵阵地。在敌人的猛烈炮火轰击下，清军城北的几座堡垒是很难守住的。此其四。由此可知，日军在平壤南、西两个战场受挫，而唯独在北战场得势，是并非偶然的。

其五，主将的失败主义导致清军的平壤溃退。叶志超身为诸军总统，却无抗敌的决心。先在成欢之战时，他率一军撤至公州，使守卫成欢之聂士成军为之削弱，即已铸成大错。及至抵平壤后，更是丧失信心，提出撤军之议。因遭到左宝贵等的反对，也知朝廷不会批准，此议始寝。他见退兵不成，又以“倏得头眩心跳之症”为由，请求“开缺回津就医调养”。⁽¹⁰⁷⁾后被派为清军总统，仍“奏请开缺就医”⁽¹⁰⁸⁾，而朝廷则多方慰勉之，谕其“毋庸开缺，在营安心调理，一俟痊愈，即统帅全军合力进剿”。⁽¹⁰⁹⁾叶志超本应义无反顾，激励将士拼死搏敌。果能如此，则平壤之战局或尚有转机，起码不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因为经过9月15日一天的激战，平壤南、西两个战场都打得很好，北战场虽然失利，敌人也只是突破玄武门的外门，一时尚难进城。此时，大多数日军皆一日未曾进餐，又饿又累，疲惫万分，已不甚任战。兼之雷雨交加，更不利于日军作战。如果叶志超下定决心拼战，重新调集兵力从北门反击，不仅可把敌兵赶出玄武门，而且夺回牡丹台和其他几个堡垒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叶志超却下令逃跑，使清军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有的日本历史学者亦认为：“清兵仍然有继续战斗的可能性。但是，总指挥官的失败主义招致了大溃退，使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几乎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平壤。”⁽¹¹⁰⁾对于清军在平壤的大溃退，叶志超是应负主要罪责的。

叶志超逃到安州后，又重演成欢之战谎报军情之故伎，上奏朝廷：“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苦战五昼夜”，“子尽粮绝，退出平壤”。⁽¹¹¹⁾朝廷又信以为真，降旨慰勉有加，称其“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敌，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竟“加恩免其议处”。⁽¹¹²⁾后言官揭发其捏造战功，清政府下令查办。又被“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¹¹³⁾叶志超本人虽受到严厉处分，也是其应得之咎，但朝廷用人不察，以致造成平壤大溃退的严重后果，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卫汝贵则系受池鱼之祸，被拿交刑部治罪。据刑部上报，卫汝贵之罪状有三：一、“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二、“克扣军饷”；三、“纵兵抢掠”。⁽¹¹⁴⁾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不严，事诚有之，然不能说就是“纵兵抢掠”。至于前两条，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在平壤之战中，卫汝贵指挥盛军在西、南两个战场激战，重创敌人，坚守阵地，是有战功的。其过有二：一是未能整饬军纪；二是不曾反对叶志超撤出平壤的错误决定。但若全面衡量，他还是功大于过的。1895年1月16日，由刑部尚书薛允升监刑，将卫汝贵斩决。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功罪不辨，草率成案，处以极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