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辞〔1〕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3〕,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4〕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5〕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6〕上。

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三八期,在本书最初几次印刷时都曾印入;1931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印第七版时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
本篇作于广州,当时正值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后不久,它反映了作者在险恶环境下的悲愤心情。
本书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者在1932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又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其中某些篇的文字较隐晦,据作者后来解释:“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2〕1927年9月23日,作者在广州作的《怎么写》(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曾描绘过他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3〕 大欢喜佛家语,指达到目的而感到极度满足的一种境界。

〔4〕 陈死人指死去很久的人。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5〕 地面比喻黑暗的旧社会。作者曾说,《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

〔6〕 白云楼在广州东堤白云路。据鲁迅日记,1927年3月29日,作者由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