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是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十四部揭露、抨击当时英国社会的巨著的突出成就，开创了现实主义新时期，被后世尊奉为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幽默、讽刺的巨匠，语言大师，“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也理所当然得到马克思很高的评价。

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父亲是海军军需部门的职员，由于欠债进了债务拘留所，全家生活陷于困境，也搬进拘留所，当时，十二岁的狄更斯已在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在阴冷的地下室里干贴商标等杂活。《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的遭遇，就是他童年经历的写照。父亲出狱后，送他去上了两年学。十五岁时，进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又自学速记，当了《纪事晨报》报道议会辩论的采访记者。业余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是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的常客。他童年的不幸遭遇，他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是他真正的大学。

作者所处的时代，是英国经历了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延续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业革命，经济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阶级矛盾更为尖锐的时代，套用狄更斯的语言来说，那是英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一方面，原始积累大大扩大，生产力迅速增长，财源滚滚而来，工农业资本家获得了暴利；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小生产者破产，沦为廉价的劳动力，从而造成了“人数最多、最集中、最典型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处境极为悲惨，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终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列宁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十年间（1838—1848），这一运动经历了三次高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提出的社会问题，群众所表达的“愤怒和不满”，也必然对当时英国的思想家、作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狄更斯于一八三三至三七年出版了“真实生活与风习的小速写”《特写集》及《匹克威克外传》，初露头角之后，触目惊心于社会的黑暗，即转向社会小说的创作，他在以后的三十四年间先后出版了《奥列佛·退斯特》等十四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大都通过善良的小人物或受害者的遭遇，从多方面深入揭露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已成为全国性问题的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的状况[1]，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罪恶，以及与此相关的黑暗腐朽的议会制度、法院、监狱——资产阶级制度的象征。狄更斯怀着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对虚伪和邪恶的极度憎恨，以形象的巨大艺术感染力所揭示的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是如此深广，马克思对以狄更斯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所作的高度评价，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的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2]然而，狄更斯，和不少伟大的作家一样，有过去受到指责的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即相信崇高的道德的力量能感化人，甚至改造社会，而不主张暴力革命；以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来说，不少伟大的作家开始表示欢迎，热烈欢呼，当革命深入，或者说进入“恐怖时期”，他们就转向了；且不说英国著名的“湖畔派诗人”，连歌德也是如此。人道主义者毕竟是人道主义者。

《双城记》（1859）是狄更斯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之一，是根据法国大革命部分史实（即攻陷巴士底狱，及一七九二至九三年间的大屠杀等情节）写的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他的鸿篇巨制中最短最精炼然而故事情节最曲折、惊险，最惊心动魄的小说。

《双城记》虽然最“短”，但他在写作前对法国革命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他阅读了卢梭的著作，梅尔锡描写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崩溃前夕的巴黎的随笔、十二卷本的《巴黎的景象》（1781），以及其他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著作；他走访过写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当年坐过牢的报纸编辑；苏格兰思想家、作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1837），《宪章运动》（1839）等著作，尤其使他信服，他多次阅读他的《法国革命史》，也从中引用部分史实。（两书分别指出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英国的宪章运动，是由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工农群众造成的必然结果，而且预言新的革命无法避免。）

“双城”，即十八世纪后期的伦敦和巴黎，尤其是法国革命“恐怖时期”的巴黎；小说以此为背景，围绕马内特医生和达奈的冤案、遭遇，展开惊心动魄的描写。

小说一开篇，即通过典型事例高度概括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十五年法、英两国的社会状况：一边是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企图以残酷的镇压，骇人听闻的酷刑，来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一边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封建贵族的肆无忌惮的剥削、压迫下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从而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的不可避免。

作者以他辛辣的讽刺手法，突出地刻画了一个典型的残暴的贵族形象，艾弗勒蒙德侯爵。他的马车横冲直撞，压死一个农民的小女孩，他无动于衷，扬长而去，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年轻时霸占农家妇女，逼死她全家，甚至凭他的贵族特权，把敢于揭发他这一罪行的正直的马内特医生送进巴士底狱。马内特医生在监狱里写的血书，就是对他，也是对法国封建统治阶级最沉痛的声声血泪的控诉。作者以极阴沉的笔调描写了广大工人、农民已忍无可忍的悲惨处境，但他们的目光燃烧着怒火，双唇咬得发白，竭力克制，不出一声，等待复仇的时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革命爆发，他们等待很久，很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攻打象征封建堡垒的巴士底狱，那些群众激动得疯狂的场面，以及他们在推翻了封建王朝之后进行报复的种种暴行，都充分反映了他们压抑多年的痛苦和怒火；在这些描写中，在对马内特医生和达奈的遭遇的描写中，寄托了作者对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对暴行的强烈谴责。作者理解，同情人民，多次指出，他们之所以狂暴到丧失理性，是因为残酷的迫害扭曲了他们的人性，是前一个时代的邪恶造成的恶果。（参看本书323、327等页）

最后作者借卡顿的潜台词作了这样的预言，也是作者从历史中引出的教训：凡压迫者必将受到惩罚，自食其果。（参看本书327页）

三审达奈的场面，也是本书很精彩、很有意义的部分，值得一提。第一次，是在伦敦高等法院，检察长振振有词地指控无辜的达奈是间谍，在这按法律，按审理程序审案的法庭上，几乎判处他死刑（见第二部第二、三章）；第二、三次，是在巴黎的革命法庭上受审，那是没有法的法庭，只要被怀疑是共和国的敌人，就该判死罪。作者认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如果过去没有滥用法律害人，那时就不致把法律废弃。（见第三部第六章、第九章）对司法界的黑暗深恶痛绝的作者，一如既往，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对善良、仁慈、爱，对爱的奉献的歌颂，构成了小说的另一主旋律。作者在本书初版《序》中写道：

“当我和我的孩子们，朋友们演出威尔基·柯林斯先生的《冰天雪地》一剧时，我第一次构想出本书的主要思想。”

这一“主要思想”，即为了爱而自我牺牲。作者在精心构思的卡顿代达奈上断头台这一戏剧性高潮中，对此作了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感人至深。

马内特医生被害得家破人亡，自己在巴士底狱里被“活埋”了十八年，悲痛欲绝，那难熬的凄苦日子把他折磨得神经失常，像孤魂野鬼似的；医生一家的忠实朋友、善良可靠的洛里先生，露西的忠实保护人、外貌虽粗鲁但内心很美的普罗斯小姐，尤其是露西，他们以爱的力量帮助马内特医生“起死回生”；马内特医生和卡顿出于对露西的爱先后救了达奈，最后，普罗斯小姐为了救露西一家，凭着比仇恨强烈得多的热爱，终于战胜了怀着“不把达奈全家斩尽杀绝决不罢手”的强烈仇恨的德法日太太。这些非常感人的描写，无不闪耀着忘我的“爱的奉献”的光辉。（德法日太太全家被侯爵害死，她的深仇大恨是可以理解的；恨得那样强烈，也可以说是为了完成她哥哥在临死前所发的，马内特医生也写在血书里的誓愿；她和“复仇女神”等编织妇女的形象，显然是当年“罗伯斯比尔派的编织妇”的体现。参看米涅《法国革命史》第190页。）

《双城记》虽被称为历史小说，但是，除了写攻陷巴士底狱的场面而外，没有写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几个小人物有历史根据而外，没有写任何重要的革命人物。写历史题材的小说，从来就是“借古讽今”。作者着重描写的是他从这一历史事件引出的教训，而不是历史本身。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以阴沉的色调渲染、烘托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是令人忧心忡忡的象征性的“脚步声”，预告不分青红皂白横扫一切的“怒涛狂潮”之将至。当年英国群众的“愤怒和不满”和法国革命前夕法国群众的“愤怒和不满”，有不少相似之处，《双城记》是不是和作者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另一部历史小说《巴纳比·拉奇》一样，也反映了作者对当年英国社会状况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深深忧虑？也可以认为，这是作者要求社会改革的最强烈的呼声。本书的书名，几经选择，才定为《双城记》的原因，也在此吧。

本书所附初版《序》，系根据企鹅丛书的版本译出。

译者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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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51—52页。

[2]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