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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个比较可以给你们作为一般性的指示。现在我们要详细研究精神气候如何对艺术品发生作用。

为求明白起见,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故意简单化的例子,就是悲观绝望占优势的精神状态。这个假定并不武断。只要五六百年的腐化衰落,人口锐减,异族入侵,连年饥馑,疫疠频仍,就能产生这种心境;历史上也出现过不止一次,例如前6世纪时的亚洲,3世纪至10世纪时的欧洲。那时的人丧失了勇气与希望,觉得活着是受罪。

我们来看看这种精神状态,连同产生这精神状态的形势,对当时的艺术家起着怎样的作用。先假定那时社会上抑郁、快乐,以及性情介乎两者之间的人,数量和别的时代差不多。那么时代的主要形势怎样改变人的气质呢?往哪个方向改变呢?

首先要注意,苦难使群众伤心,也使艺术家伤心。

艺术家既是集体的一分子,不能不分担集体的命运。倘若蛮族的侵略,疫疠饥馑的发生,各种天灾人祸及于全国,持续到几世纪之久,那么直要发生极大的奇迹,艺术家才能置身事外,不受洪流冲击。恰恰相反,他在大众的苦难中也要受到一份倒是可能的,甚至肯定的:他要像别人一样地破产,挨打,受伤,被俘;他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遭遇也相同;他要为他们痛苦,替他们担惊受怕,正如为自己痛苦,替自己担惊受怕一样。

中世纪双联画1400

Wilton Diptych for Richard II of England

亲身受了连续不断的苦楚,本性快活的人也会不像以前那么快活,本性抑郁的要更加抑郁。这是环境的第一个作用。

其次,艺术家在愁眉不展的人中间长大。

从童年起,他日常感受的观念都令人悲伤。与乱世生活相适应的宗教,告诉他尘世是谪戍,社会是牢狱,人生是苦海,我们要努力修持以求超脱。哲学也建立在悲惨的景象与堕落的人性之上,告诉他生不如死。耳朵经常听到的无非是不祥之事,不是郡县陷落、古迹毁坏,便是弱者受压迫、强者起内讧。眼睛日常看到的无非是叫人灰心丧气的景象,乞丐,饿殍,断了的桥梁不再修复,阒无人居的市镇日渐坍毁,田地荒芜,庐舍为墟。

艺术家从出生到死,心中都刻着这些印象,把他因自己的苦难所致的悲伤不断加深。

而且艺术家的本质越强,那些印象越加深他的悲伤。他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惯于辨别事物的基本性格和特色;别人只见到部分,他却见到全体,还抓住它的精神。悲伤既是时代的特征,他在事物中所看到的当然是悲伤。

不但如此,艺术家原来就有夸张的本能与过度的幻想,所以他还扩大特征,推之极端。特征印在艺术家心上,艺术家又把特征印在作品上,以致他所看到所描绘的事物,往往比当时别人所看到所描绘的色调更阴暗。

我们也不能忘记,艺术家的工作还有同时代的人协助。你们知道,一个人画画也好,写文章也好,绝非与画幅纸笔单独相对。相反,他不能不上街,和人谈话,有所见闻,从朋友与同行那儿得到指点,在书本和周围的艺术品中得到暗示。

一个观念好比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取养料;观念的成熟与成形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予以补充,帮助发展。

在悲伤的时代,周围的人在精神上能给他哪一类的暗示呢?只有悲伤的暗示;因为所有的人心思都用在这方面。他们的经验只限于痛苦的感觉和感情,他们所注意的微妙的地方,或者有所发现,也只限于痛苦方面。

人总观察自己的内心,倘若心中全是苦恼,就只能研究苦恼。所以在悲痛、愁苦、绝望、消沉这些问题上,他们是内行,而仅仅在这些事情上内行。艺术家向他们请教,他们只能供给这一类的材料;要为了各种快乐或各种快乐的表情向他们找材料,吸收思想,一定是白费的;他们只能有什么提供什么。

因此,艺术家想要表现幸福、轻快、欢乐的时候,便孤独无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一个孤独的人的力量永远是薄弱的,作品也不会高明。

相反,艺术家要表现悲伤的时候,整个时代都对他有帮助,以前的学派已经替他准备好材料,技术是现成的,方法是大家知道的,路已经开辟。教堂中的一个仪式、屋子里的家具、听到的谈话,都可以对他尚未找到的形体、色彩、字句、人物,有所暗示。

经过千万个无名的人暗中合作,艺术家的作品必然更美,因为除了他个人的苦功与天才之外,还包括周围的和前几代群众的苦功与天才。

还有一个理由,在一切理由中最有力的一个理由,使艺术家倾向于阴暗的题材。

作品一朝陈列在群众面前,只有在表现哀伤的时候才受到赏识。一个人所能了解的感情,只限于和他自己感到的相仿的感情。别的感情,表现得无论如何精彩,对他都不生作用;眼睛望着,心中一无所感,眼睛马上会转向别处。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人失去财产、国家、儿女、健康、自由,一二十年地戴着镣铐,关在地牢里,像佩利科与安德里阿纳意大利文学家佩利科(1789—1854)以加入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烧炭党,被判死刑,后改为徒刑十五年,实际幽禁八年(1824—1831),著有《狱中记》。——法国烧炭党人安德里阿纳(1797—1863)在意大利策动反奥运动,被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实际幽禁八年,亦有《狱中回忆录》传世。那样,性格逐渐变质、分裂,越来越抑郁、暗晦,绝望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样的人必然讨厌舞曲;不喜欢看拉伯雷;你带他到鲁本斯的粗野欢乐的人体前面,他会掉过头去;他只愿意看伦勃朗的画,只爱听萧邦的音乐,只会念拉马丁或海涅的诗。群众的情形也一样,群众的趣味完全由境遇决定;抑郁的心情使他们只喜欢抑郁的作品。他们排斥快活的作品,对制作这种作品的艺术家不是责备,便是冷淡。可是你们知道,艺术家从事创作必然希望受到赏识和赞美;这是他最大的雄心。可见除了许多别的原因之外,艺术家的雄心,连同舆论的压力,都在不断地鼓励他、推动他走表现哀伤的路,把他拉回到这条路上,同时阻断他描写无忧无虑与幸福生活的路。

由于这重重壁垒,所有想表现欢乐的作品的途径都受到封锁。即使艺术家冲破第一道关,也要被第二道关阻拦,冲破了第二第三道,也要被第四道阻拦。即使有些天性快活的人,也将要为了个人的不幸而变得抑郁。教育与平时的谈话把他们的脑子装满了悲哀的念头。辨别和扩大事物主要特征的那个特殊而高级的能力,在事物中只会辨别出阴暗的特征。别人的工作与经验,只有在阴暗的题材上给他们暗示,同他们合作。最有权威而声势浩大的群众,也只允许他们采用阴暗的题材。

《圣家庭与圣方济、圣安妮和婴儿施洗约翰》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630-1636

The Holy Family with Saints Francis and Anne and the Infant Saint John the Baptist

《浪子回头》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69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因此,凡是长于表达欢乐、表达心情愉快的艺术家与艺术品,都将销声匿迹,或者萎缩到等于零。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以快乐为主的时代。比如那些复兴的时期,在安全,财富,人口,享受,繁荣,美丽的或者有益的发明逐渐增加的时候,快乐就是时代的主调。只要换上相反的字眼,我们以上所做的分析句句都适用。同样的推论可以肯定,那时所有的艺术品,虽然完美的程度有高下,一定是表现快乐的。

再以中间状态为例,那是普通常见的快乐与悲哀混杂的情形。把字眼适当改动一下,我们的分析可以同样正确地应用。同样的推论可以肯定,那时的艺术品所表现的混合状态,是同社会上快乐与悲哀的混合状态相符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