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信的政治功用^[1]
——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为线索

平田茂树（胡劲茵译）

一、问题之所在

笔者曾经撰写过几篇关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其中均论及两个课题：怎样透过系统、空间、时间、过程、网络等侧面理解和把握政治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如何解读史料以资阐明前者的史料分析^[2]。对于前者，即与方法论相关的课题，本文并不拟于此赘述，而对于后者，笔者想引用拙文关于科举社会^[3]网络问题的一段讨论^[4]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在进行科举社会的研究时，与“体系”紧密相连的是制度和机构，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正史、编年类史书以及《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政书，我们可以获得相关资料。关于“网络”，则“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传记史料，书信及“举状”等与推荐有关的资料也十分有用，某些情况下分析交际情况，还有必要留意到类似于“诗”之类的资料。

要言之，对于现在的研究，即便不完全采用年鉴学派“整体史”的设想，强调“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综合研究的全体性趋向，也是不可欠缺的。因此，考虑如何对各类史料进行组合、分析，成为现今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笔者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以上述正史、编年、会要类的史料为基础，结合墓志铭、日记、小说、随笔等其他史料的运用，以探讨“谁、什么时候、通过怎样的手段、获得什么”的政治过程为指向与内容，开展有关宋代政治的研究。而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尝试的是至今为止在政治史研究中仍较少使用的书信材料。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书信用于政治史研究的可行性是有限的，并不能单独据之讲清问题，而必须结合其他史料共同考察。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正如李伟国所指出的，在《全宋文》《全宋文补编》当中，有20000份书信，占了《全宋文》文章总数的九分之一^[5]，此外，朱熹亦留有书信多达2400份。如此之多的数量，岂非正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书信在宋代社会曾经产生的重要作用吗？^[6]

根据考察可知，到目前为止，利用书信材料进行的宋史研究基本有如下几种：关于书信格式的研究、关于使用书信网络的研究，以及以书信为材料探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7]。透过这些研究，笔者发现书信材料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它具有双向性史料的特征，可以如实地反映撰写一方和接受一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思想和感情等的交流。因此，对于人际网络研究而言，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从书信材料的这种特性来看，将之用于政治史的研究同样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真正如此开展的研究却很少^[8]。事实上，经过笔者的研究，如就本文所用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9]的情况来看，书信经常与申状、奏状、札子、表、启等公文书并行，较多事例涉及的都是官僚之间的公事往来。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一书中说到“普通书信”时，认为它“也可分为书启笺记及简帖手札两类，因受信人不同身份、书信内容、书写工具等而异。前者似更具公文性质，后者更亲切随意”（116页），也说明确实存在一系列具有公文性质的书信。《鹤山集》中有意识地把“启”和“书”分作两大类，前者是相对礼仪性的书信，而后者则具有各种用途；然而这些“启”“书”当中都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具有公文性质的内容。现存《鹤山集》中保存有“书”253封、“启”54封，本文将以“启”为中心，“书”为辅助，尝试对“书信的政治功用”这一问题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