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御笔手诏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御笔手诏”的性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前已指出，“御笔”二字即皇帝亲书之意，因此“御笔手诏”其实便是“亲笔手诏”或“御书手诏”。大观四年，徽宗在御制《大晟乐记》中就提道：“又亲笔手诏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欤。”^[54]王安中《进御书手诏碑本表》云：“伏蒙圣恩，赐臣御笔手诏，以摹勒上石者。”^[55]徽宗、钦宗时期，御笔手诏、亲笔手诏、御书手诏几种称呼都有，而无论是什么称呼，它指的都是“手诏”这样一种“诏”，而不是指内批。下面举几个例子。

崇宁四年（1105）七月，“御笔手诏：放上书见羁管、编管人还乡”；陈均说：“御笔手诏始此。”^[56]这份御笔手诏被《宋大诏令集》收录，其标题是“上书羁管编管人放还诏”^[57]。又《政和五礼新仪·卷首》载，“大观元年正月一日，奉御笔手诏：礼以辨上下定名分……”^[58]而《宋会要辑稿》则作：“大观元年正月一日手诏：礼以辨上下定名分……”^[59]再如政和五年（1115）七月十日颁下的《修建明堂御笔手诏》，末云“咨尔中外，其体至怀”，正是诏书的典型用语^[60]，它在《长编纪事本末》中即被称为“手诏”^[61]。此外，本文开头引宣和七年六月臣僚上言中，“御笔手诏”“诏旨”“手诏”都是通用的。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徽宗不得已下《罢茶盐立额应奉司江浙置局花石纲西城租课等诏》^[62]；此诏在《宋会要辑稿》中称为“手诏”^[63]；《三朝北盟会编》收录则作“御笔手诏”^[64]。又王安中在《谢除检校少保表》中提道：“伏奉告命，除授臣检校少保，寻俱辞免，恭承御笔手诏，‘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者。”^[65]显然，王安中收到的“御笔手诏”，即是常见的不允手诏；据其外在形式，王安中有时也称其为“御笔金花笺诏书”^[66]。可见，无论是布告天下还是针对特定人物的“御笔手诏”，在性质上都是“手诏”这种体重之“诏”。

除文献外，“御笔手诏”石刻更能说明问题。如《付刘既济御笔手诏》（图2）^[67]。原石在今江苏苏州，此份“御笔手诏”笔迹是明显的瘦金体，体现了“御笔”的意义，诏末有“付刘既济”，是典型的有特定付授对象的“手诏”形式，最后还有徽宗的押字和“御书”印。此份御笔手诏内容是令臣僚遣“东京九成宫住持道士虚静妙通法师”赴阙。九成宫是什么地方呢？按，徽宗崇宁四年九鼎铸成之后，又建九成宫以奉安九鼎^[68]。这样的话，就能理解为什么徽宗要用“御笔手诏”这样的体重之诏来召一个道士，因为他是九成宫这个奉安九鼎之所的住持。

再如宣和元年曾于各地立《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笔者所见拓片有两种，一种是山东泰安本（典藏号09968，图3）^[69]，另一种是海南琼山本（典藏号09969—09970），皆系张仁蠡柳风堂金石旧藏，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此两碑皆有蔡翛所书“御笔手诏”四字额，且于正文“神霄玉清万寿宫诏”下一行题“御制御书”四字，碑正文则以瘦金体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通题为《御笔手诏》的碑拓（典藏号09959），系柳风堂金石旧藏，原石在今广东韶关。此碑分两层，上层是瘦金体手诏正文，有正书“御笔手诏”四字额，内容是政和八年（1118）徽宗训士诏；下层为李邦彦所作记，末有题额者名衔，然名已磨损，而据翁方纲《粤东金石略》著录可知原碑立于韶州州学，题额者是蔡翛^[70]。此碑上层诏文末云：“故兹诏示，奉行毋殆/（空四字）付李邦彦。”下钤“御书之宝”印。“故兹诏示”云云与“付某”一起使用的情况很少见，这份《训士诏》虽然是针对天下士人的，但其文云：“卿当师儒之任，以学行至大官，其思所以劝励兴起，畀知尊君亲上之美，无复暴戾邪僻之行。”则又是特意针对李邦彦而发的，故有“付邦彦”字样。

此诏亦曾刻石立于济南府学，据毕沅《山左金石志》著录，济南之碑内容与韶州碑一致，额则不同，为篆书“政和御书手诏碑”七字，亦蔡翛所题；“付李邦彦”下亦钤“御书之宝”印^[71]。这一题额也印证了所谓的“御笔手诏”即亲笔手诏。此外，《景定建康志》亦载此诏，云其石在府学，不过其额、记皆不载，仅称“徽宗皇帝手诏”^[72]，正说明了御笔手诏即“手诏”之属。

因此，“御笔手诏”即亲笔手诏，目前所见题额为“御笔手诏”的石刻，皆以瘦金体书，有些则有“御书”印——这正是“御笔”二字的体现。既如此，则“御笔手诏”在文书性质上即是“手诏”，因而是早已有之的、常见的命令之体。由此也可知，虽然“御笔”与“御笔手诏”的通称是很常见的，但就文书性质而言，其指代内批、手诏这判然有别的两类，是可以肯定的。

由此接下来的问题是，从内批到御笔、从手诏到御笔手诏，最大的变化在哪里？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