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御笔与内批

御笔、御笔手诏这些说法，其实包括了三个相关的概念——御笔、手诏、御笔手诏。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首先看御笔。宋仁宗朝蔡襄云：“其御笔二字，前代碑文少有称者，只是臣下不敢直言至尊，故云‘御’。”^[7]南宋前期的吴曾则说：“天子亲札，谓之御笔。”^[8]“御笔”的字面意思无疑即皇帝亲笔，正如蔡京季子蔡絛所云：“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9]因此，就字面而言，“御笔”主要是一个修饰用语，并非特定的文书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御笔”二字可以和各种文书名目组合使用，如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四月，福建路提刑司言：

靖康元年以前所降御笔手诏、或御批手诏、或御笔、或手诏、或御宝批、或御笔依奏、或御宝批依奏、或御笔依拟定之类，未审合与不合，亦同御笔手诏引见行条法。^[10]

这里就提到了御笔手诏、御笔、御笔依奏、御笔依拟定这些名目。这种“御笔某”的组合，即可省称为“御笔”或“某”，如宣和七年（1125）六月，臣僚上言：

恭览宣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奉御笔手诏……诏旨风动，群情翕然……若不少加裁正，臣恐前日手诏遂为虚文……伏愿陛下执此之令，坚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申命有司，检会前项诏旨，凡所该载事件毕举而行之……职在弹纠，惟知遵奉陛下御笔丁宁之意。^[11]

这一上言中，诏旨、手诏、御笔都是指宣和六年（1124）二月二十八日颁下的“御笔手诏”。

不过，前引建炎二年福建路提刑司的上言也说明，徽宗朝的“御笔”也会被视为一种特定的文书类别，与御笔手诏并列。又如政和七年（1117）起居郎李弥大奏云：“惟王言之大，莫如手诏及御笔……欲乞今后官司承御笔等并行关报，逐日修入。”^[12]这就将御笔与手诏区别为不同的“王言”。

那么，作为一种特定文书的“御笔”是什么呢？南宋李心传说：“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13]即李心传认为，徽宗朝的“御笔”就是之前的“内批”。所谓内批，就是指从禁中以皇帝的名义批出的指挥。蔡絛在其《国史后补》中也说：

内降自祖宗来有之，但作圣旨行下。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大观四年夏，始诏违御笔以违制论。^[14]

“内降”的含义较为宽泛，不过根据蔡絛所云“作圣旨行下”可知，这里的“内降”即指内批。“作圣旨行下”的意思，即内批指挥降出后，会以札子（中书札子、枢密院札子，前者元丰后为尚书省札子）的形式颁下施行，这些札子中就有“奉圣旨”这样的固定用语^[15]。结合李心传与蔡絛二人的叙述，可以认定徽宗朝的“御笔”其实是之前“内批”的变种。

确实，在徽宗朝御笔之名出现后，二府札子中就有了“奉御笔”字样，取代了原来的“奉圣旨”。今宁波鄞州区有一通题为“省降御笔”的碑刻，收录了政和七、八年间明州收到的几件尚书省札子，皆是“准尚书省札子，奉御笔云云”的格式^[16]。又如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王安中除尚书右丞，他在辞免札子中说：“臣今月二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御笔，除臣尚书右丞。”^[17]这两例是省札。

枢密院札子也是如此，宣和四年（1122）三月，真定府路安抚使赵遹奏：“臣近准本月十三日枢密院札子，奉御笔：虏界为女真所侵，兵势瓦解……”^[18]此外，俄藏黑水城所出宋代军政文书中（俄Инв. No. 211 213），有一份系宣和末某年保安军牒第七将，其保安军牒又准鄜延路经略司牒，经略司牒又准枢密院札子，相关部分录文如下：

8 施行。伏乞早降处分。右奉

9 御笔依所乞。今札付鄜延路经略司施

10 行。仍关牒合属去处，请一依

11 御笔处分，疾速施行。……^[19]

显然，牒文所据的枢密院札子乃“奉御笔”而下。

徽宗朝二府札子中“奉御笔”往往取代“奉圣旨”而出现，不但说明了“内批”与“御笔”的继承关系，也说明内批、御笔在下行方式上一脉相承。宣和四年八月二十日，少师、太宰王黼言：

（枢密院）若缘恭奉御笔，或事干急速，合即施行，不当更录送门下省。即不特非元丰条制，（令）〔今〕中书省被奉御笔及急速文字，皆行录黄，送门下省审省覆奏。内急速不可待画者，止许先次报行。^[20]

王黼此奏的本意在强调枢密院文字亦需经门下省然后行出，但“中书省被奉御笔及急速文字，皆行录黄，送门下省审省覆奏”一语说明，徽宗朝“御笔”仍沿袭之前“内批”固有的流程，在下行方式上无本质改变。

因此，学界通常认为的“御笔”就是越过二府的“非法”命令，实是一个误解。钦宗朝余应求说：“臣伏睹近年以来，凡有中旨，皆降御笔施行，期限严促，稍有稽违，置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虽有违戾法宪、前后重复者，不敢执奏。或被受即行，不申三省。”^[21]余应求这段话说明，“御笔”既有经三省的，亦有“不复关三省”而直接付给有司的。这一特点，正是它从“内批”继承而来的。在崇宁以前，“内批”有时越过宰执而直付有司、臣僚，对这种命令方式的批评，自仁宗朝以降便成为士大夫议论不绝的话题^[22]。在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下，皇帝之令必须经宰执机构付出，公私转换是必要的过程。但“帝制”下的实际政务运行中，皇帝直接指挥有司、官员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在北宋中期以后一直存在，但大体平衡。对徽宗朝“御笔”越过二府的现象，必须从它与“内批”的关系上理解，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决不能认为凡“御笔”即不经二府的皇帝命令。

最后总结一下徽宗朝的“御笔”：它有两种含义，一是皇帝亲笔之意；二是一种特定的文书，即内批，是从禁中以皇帝的名义批出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