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历史评论》自1988年在美国创刊以来，办刊宗旨之一就是充当中外学术界的桥梁。[1]为服务于这一宗旨，该刊自2000年起，专辟《论坛》（forum）这一栏目，用于刊载与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的对话、采访和专题讨论。收在本书内的便是近年来在《中国历史评论》的《论坛》上发表的十四篇访谈稿。访谈原本是用英文发表的，现由采访者和本书的编者分别翻译成中文，以飨国内读者。

我们选择有关学者作采访时，事前并没有太多的详细规划，也没有编定采访者的先后顺序。促成访谈的，往往只是机缘巧合。如因师生关系，可做比较深入而自在的交流；又如相识多年，偶然相遇于学术会议，顺便作了采访；更有利用现在电子邮件的便利，跨越半个地球在互联网上作一夕谈的。

虽然没有刻意地挑选，但这些被我们选定采访的学者，无一不是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内的领军人物。近年来汉语中的“大师”一词有点被用滥了，但入选《论坛》的学者中，确实有在各自领域内堪称大师的人物，如美国史的方纳（Eric Foner）、中国史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妇女史的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华侨史的王赓武等。资中筠、金冲及等先生，更是在学界享有盛誉、各自领域内非常有建树的精英人物。决定采访后，我们都事先做了许多相关的“功课”，拟定提纲，并作事前的沟通，以使交谈起来更加有的放矢，并有实质性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汉学或中国学的研究，一直呈蓬勃发展的态势。从早期通过鲁斯、福特等基金会资助，只有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密歇根等几个大学开设中国或东亚课程，设几个亚洲研究中心，到今天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美国大学都设有中国或东亚史的课程，中国和东亚研究中心已有遍地开花之势。其中，中国历史的研究阵容尤其强大。近二十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可谓兴旺发达。欧洲在传统的汉学上一向领先；近年来在近现代史方面，也在招兵买马，加强阵容。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投身中国研究，中国学俨然成为海外显学，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西方的东西，有两种相当普遍但均不可取的态度，一种是唯西方马首是瞻，不管其实质内容，拾到一点牙慧，便沾沾自喜，挟洋自重。近年来中外交往频繁，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人看了几本洋书，到国外转了一圈，开了几个学术会议，或作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来便对西方汉学持不以为然的态度。这种“愤青”心态，虽没有前者普遍，但也已初露端倪。此外还有人担心西方的汉学已太多地介绍到中国，有喧宾夺主之忧，等等。我们以为，对西方汉学比较平实的态度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这一方面，少一点意识形态的纠缠和意气用事的心态，多一点实实在在的学习、借鉴和取舍，应该是可取的态度。西方的中国学著作中，有没有一些牵强附会、隔靴搔痒，乃至哗众取宠的东西呢？当然有，在一些名人的作品中，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发现一些诸如文本误读之类的“低级错误”。然而在另一方面，西方人士学习和研究中国自有其优势。比如他们对于中国的事物，既有新鲜感，又有西方文化背景作参照，加上经过专业的训练，往往能旁观者清，或至少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常能言人所未言。

从本书收集的访谈录来看，首先是受访者们做学问的扎实和投入值得称道。这些学者的基本人生轨迹是花一生工夫，写几本史书。海外一个学者在某个非常专门的题目上投入一二十年时间乃至大半生，是常有的事。十年磨一剑，不是寓言，而是写照。他们所写的书，在规模上通常不是鸿篇巨制，在取材上也非洋洋乎大哉的题材，而是立足于小问题，采用新鲜视角，以小见大。他们做学问的共同点是在史料和史实上的寻幽探微后，从理论或观点上提出有普遍意义的见解，即使不一定能成海内外公认的一家之言，至少能得出深思熟虑的一己之见，供学界讨论。胡适之曾指出中国文化中的“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的价值观是研究历史的大敌，这是很有见地的。如以题材而言，这些学者的著作往往只是“识其小”的。本书所收访谈，基本都在正文之后附有学者的主要著作目录，近年来国内翻译海外汉学著作极多且快，著作目录中不少已有中文译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顺藤摸瓜，找来一阅（当然阅读原著更佳），便可知有些名著的题目可以小到一村一校。难能可贵之处，则是作者们总是能从一个角度切入，以点击面，作春秋笔法，最后“识其大”。例如，从17世纪清代山东一个小村落的一件谋杀案看清代地方政府的运作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江苏常州的今文学派看明清两代的宗族关系和儒林演变，从抗战时的西南联大看民国时期中国的人文精神，等等。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实证史学与理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历史学本质上属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近几十年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的联姻越来越成潮流，而社会科学是比较强调理论模式的，这使得“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年代，关于史论关系就已有许多讨论，出现了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等不同的说法。近年来人们对西方的一些新理论和潮流有兴趣，不少年轻学者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海外流行的理论和学派，如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 ism）、次文化研究（Subaltern Studies）等等，并试图与之对话，这无可厚非。但西方历史学界的主流，似乎仍以实证性的研究为基调。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采访的学者，无一不对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采取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十分明确地指出历史学中套用理论模式之风不可长。英文中的history（历史）一词，一般认为是从“his story”，即“他的故事”一语衍变过来的。如此看来，历史学在本质上便以讲故事为基本功。一流的历史著作当然要超越纯粹的叙事，通过叙事来提出和证明某种发人深省的观点，或挑战某种现有的理论和通行的见解。但是，如果连基本史实还不能搞清，任何理论和观点都只能是无本之木。一些理论因其新鲜，或包装花哨，往往会有一时之重。但除了像马克思或韦伯那样极少数的例子外，大部分理论在流行时冲击很大，却不能行之久远。简单地套用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只能使历史学成为砂器。这一点在对北大教授们的访谈中也得到共鸣。

本书所谈的虽是严肃的学术题目，但所收各篇的文字却相当流畅可读。因为是访谈，交谈的双方又往往是相识已久的“忘年交”，所以大部分对话读起来都颇轻松。即使翻译成中文，读者仍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对话者之间常有一种亲切幽默的气氛。在轻松幽默中谈学问，好处是读者能得到诸如作者的个性风格等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得不到的东西。我们没有做过年龄上的统计，但在《论坛》上接受访谈的学者们的平均年龄应该超过六十岁。也就是说，他们都已接近人间晚晴的年纪。在学术的领域里耕耘几十年，无论是讨论学问，或者是回首往事、臧否人物，都有一种高屋建瓴的见识和淡泊宁静的心态。不少访谈都从该学者如何进入历史学领域开始谈起，娓娓道来。他们的故事，足以做史学史的资料和佐证。

本书所采访的海外学者大多是——借用一句晚清时代的语言——“隆准深目”的“洋人”。以占《论坛》学者大多数的中国史研究者为例，他们求学的时代，正值中国大陆封闭之时，外国人几乎完全不能到大陆做研究，连学中文也只能到美国几个大学设在台北和东京的校际语言中心（通常称为斯坦福中心）。这些学者与中国大多并无渊源，有的家庭对他们的学科选择颇不以为然。是什么促使他们舍其他不学，而学当时社会中冷门偏僻的中国历史呢？由此话题，便可引出许多当代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从世界性的二战、冷战，地区性的韩战、越战，到美国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中国的“大跃进”“文革”，乃至费正清、狄百瑞、易劳逸等史界名人纷纷出现在谈话中，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他们的掌故就是史学史的一方角落。诚如方纳在采访中所言：“在某种意义上，史学总是对它自身得以产生的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不一定是直接的。”再一方面，这些学者能孜孜于一门冷门的学问，数十年如一日，现在功成名就，而中国学相对来说也渐成热门。他们的学术和人生经历，对现在年轻一代的学生、学者来说颇有激励作用。

如今中国学已相当国际化，成为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藩篱的一种共同学问。我们略有遗憾的是，除王赓武教授外，《论坛》至今还没有机会采访更多的海外华裔历史学家。但是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所谓西方汉学，包括了亚裔学者——特别是在西方生活的华人学者——的成果。这一点在二战后十分明显。中国的历史学本身有着很好的传统，战后在欧美发展的老一代华裔学人，许多都在中国受过早期的训练，将他们的历史知识和研究方法带到西方，成为西方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即黄宗智所说的从中国移植到西方的汉学。费侠莉在访谈中的一番感慨在海外汉学界颇有代表性：“想想李约瑟的合作者鲁桂珍吧，想想历史社会学家何炳棣吧，想想考古学家张光直吧，还有活跃在当今美国学术界的美术史学者巫鸿，等等。如果没有这许多华人学者的英文著述，所谓的‘西方学术’该是多么地贫乏啊！”这是西方汉学界的共识。

搭建中美学术界桥梁的另外一方面是将中国学者的作品、思想和声音传递给西方学界，组织和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们、金冲及教授、资中筠教授和马大正教授参与访谈，正是这种努力之一种。自2004年起，《中国历史评论》也刊登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研究论文。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促进这种交流，使中外学术交流更上一层楼。

最后要感谢接受《论坛》采访的这些中外学者。他们无一不是欣然接受我们的采访邀请，在访谈中非常坦诚地畅所欲言，贡献对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中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们都知道，做学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难的是做开拓性的学问。我们之所以将本书取名为《开拓者》，一方面是为了对接受采访的学者在学术上做出的开拓性努力表示尊敬，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以他们的精神为榜样，与读者共勉。如果读者，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读者，能从这些思想的交流中获益，在学问上日益精进，就是所有参与访谈者们最大的欣慰了。

编者
2013年6月30日

[1] 《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原名《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于1988年由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创办，现由英国Maney Publishing公司出版发行，见http://www.maneyouliue.com/loi/tcr。关于该刊的创办与发展，见王希：《在美国创办学术期刊——关于CHR成长经历的回顾》，载陶飞亚、姚平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