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者的聚合

创办一个刊物，资金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拥有基本的作者群。现代报刊需要多样化的写作与广泛的消息来源，不是一人所能包揽。1898年出刊的《女学报》，第一期即打出18位主笔的名单，已是深明此意。《女子世界》又吸收各报的经验，更上一层，使供稿系统愈加严密。

考索丁初我与金一的遇合，虽尚未发现直接的材料，但二人早年的人生轨迹起码有两次重合。金一，名天翮（1874—1947），后改名天羽，字松岑，号鹤望，别署“爱自由者”，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曾入江阴南菁书院（后改称“南菁高等学堂”）任学长，与丁祖荫既为先后同学，也算有半师之谊。[1]介入《女子世界》前后，金一在上海出版过《三十三年落花梦》《女界钟》与《自由血》。尤其是1903年刊行的《女界钟》一书，倡言女权革命，为金氏赢得了巨大声誉，金一亦被时人推许为“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也”[2]。同年，因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蔡招金前往，任会计。金因此常常往来两地，便在家乡组建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3]，又与丁初我同为中国教育会会员。而丁氏一旦决意创办一份女报，也确实需要借重在女界颇有号召力的金氏的声望。由二人引进的几位主要撰稿人，很快共同支撑起这份月刊。

论及对《女子世界》的贡献，两位发起人应居首功。丁祖荫刊出的文章数目，在诸作者中无疑名列前茅，除三期外，“初我”之名每册必见，遍布社说、译林、附录、教育、实业、谈薮、文苑、传记、社会、记事诸栏目，署名“记者”的评点，不少也出自其手。这里不排除丁氏另有变换替用的笔名，尤其是杂志创行初期，作者短缺，为避免面孔单一，也有必要使用“分身术”。

金一以常用名发表在《女子世界》上的作品倒并不多，仅《〈女子世界〉发刊词》《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署“松岑”）、《祝中国妇女会之前途》三文，《女学生入学歌》《读〈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及《读〈埃斯兰情侠传〉》三组诗歌。另外，1904年他在家乡同里创办了明华女学校，《女子世界》第2期刊载的《明华女学章程》自然为其所撰，出现在杂志上的该校报道、照片以及学生们的习作，应该也与他有关。[4]尽管能够列举的金文篇数有限，一再刊出的《爱自由者所著书》《金一所撰书》《金一编撰书》等专门广告，却分明昭示出金氏在该刊享有独一无二的特别优待，这让人体味到金一对于《女子世界》实在堪称灵魂人物。

第1期撰稿人除两位主办者，目前知道真名的还有徐念慈（署“东海觉我”或“觉我”,1875—1908）。不过，徐因忙于小说林社的创建与其后的出版业务，分身乏术，见报的便只有小说《情天债》、传记《英国大慈善家美利加阿宾他传》及列于“科学”栏的《说龙》。另外，第3期“社说”栏的撰稿人竹庄，本名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人，与丁祖荫为南菁高等学堂同学[5],1902年参加中国教育会，后任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校教员。1904年，蒋已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国文、历史等教科书，并研究教育、心理、论理诸学”[6]。他为《女子世界》写作的文稿，最重要的是《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权说》与《论音乐之关系》三篇论文，此外尚有一日本女子传记及编入“教育”栏的译稿《育儿法》，很能体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而第2期以“安如”别号登场的柳亚子，则属于重量级作者。柳亚子（1887—1958），本名慰高，号安如；因受革命思潮影响，改名人权，号亚卢（取义“亚洲的卢梭”）；后又改名弃疾，号亚子，以号行。柳家居江苏吴江县黎里镇，1902年与金一结识。他为《女子世界》撰稿的1904—1905年，恰正在金氏创立的同里自治学社读书[7]，可想而知，他与该刊的关系是通过金一建立的。柳所撰文可分四类：最早发表的戏曲《松陵新女儿传奇》与众多诗作之外，一为论说，计有《黎里不缠足会缘起》（系代同里倪寿芝作，入“专件”栏）、《哀女界》（亚卢）与《论女界之前途》（安如）三文，均属晚清重要的妇女论文献；一为传记，自第3期至第11期，陆续刊出《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亚卢）、《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松陵女子潘小璜）、《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同前）、《女雄谈屑》（亚卢）与《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潘小璜）五篇，在此栏刊文之多可拔头筹。

至于高燮、高旭、高增叔侄的加盟《女子世界》，多半出于志同道合者的声应气求。三高为江苏金山县人，高燮（1879—1958）虽长一辈，却与高旭（1877—1925）、高增（1881—1943）年龄相近。1903年11月，三人在家乡创办了《觉民》月刊。《女子世界》面世时，该志仍在编辑。《女子世界》出至第3期，高燮即现身（署名“吹万”），其与高旭（署“天梅”“剑公”）提供的稿件均为诗歌。因数量多，丁初我还赋诗答谢，称赞高燮：“慈航普渡苦怜海，椽笔先驱独立军。”并要求：“愿乞文明新种子，普裁[栽]吴下万人家。”[8]高增则于诗章外，尚作有戏曲《女中华传奇》（大雄）与弹词《狮子吼》（觉佛）[9]。三人与柳亚子其时虽同为《女子世界》撰稿，却还无缘相识。深交还要等到1906年，这才有后来的柳、高（旭）、陈（去病）发起成立近代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后话。

作者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周作人，他之成为《女子世界》后期的重要撰稿人，更像是源于自动来稿被采用。周当1904—1905年时，正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从现存的日记[10]中，可约略知晓其为《女子世界》供稿的情形。他当时以“萍云女士”“碧罗女士”与“病云”的化名，自第8期始，先后刊出了译作《侠女奴》（采自《天方夜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荒矶》（《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作者柯南·道尔著）与《女祸传》（“抄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11]而成），又有创作的短篇小说《好花枝》与《女猎人》并《题〈侠女奴〉原本》诗10首。即使署名“索子”，实为鲁迅节译的《造人术》，也是由周作人推荐给该刊的，篇末“萍云”的大段批语即为证明。从周氏日记亦可知，当时的付酬方式是赠送书刊，如乙巳年三月初二日（1905年4月6日）记：“下午收到上海女子世界社寄信并《女子世界》十一本，增刊一册，《双艳记》《恩仇血》《孽海花》各一册。”[12]说明当年的供稿人并不借此谋生，而多半是为了理想或出于技痒、好名之心。周作人通过为《女子世界》写稿，进而成为小说林的作者，在该社出版了《玉虫缘》与《侠女奴》两部译作，则典型地展示了杂志为后起的出版社集聚人才的作用。

还有一位以“自立”为笔名的作者，从《女子世界》创刊起，便活跃于谈薮、社说、演坛、科学、卫生诸栏，最多时，一期可跨越三个栏目。这种每期必见的记录一直保持到第13期，其人也成为在“初我”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撰稿人。只是目前还无法找到可靠的材料确定其真名，诚为憾事。而从杂志中可以获知的是，“自立”为男性，通日文，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与金一为友。

大致说来，《女子世界》依靠亲朋关系建立基本的作者队伍，尚有传统文人结社的余风。只是由于各人均以杂志为联系中枢，相互之间倒不一定有私下的交往，这已经有些“近代化”的意味。更进一步如周作人，由投稿者变为固定撰稿人，则应是现代报刊的常态。不过，急于扩充稿源的新报章，实际无法耐心等候无名之辈的投石问路。被动地转载他报已发表的作品，当然不失为一种应对措施，这在《女子世界》也是司空见惯。注明出处的如第1期录自《俄事警闻》的两篇《告全国女子》，未标出初刊处的如刘孟扬的《劝戒缠足》出自《大公报》，又如上举高增的《狮子吼》首发于《觉民》，高燮、高旭的若干诗作先已刊载在《政艺通报》《警钟日报》等处。[13]不过，重刊之作毕竟不能成为重头戏，借用的作品太多，也会影响杂志的形象。于是，主持者还必须主动出击，办法不外两条：一是征文，二是招聘特约撰稿人。这两招《女子世界》都用上了。

征文既可发现新作者，又能吸引读者，一箭双雕，自得办报者的青睐，不足为奇。《女子世界》的特出处在招聘，这就是调查员制度的设立。翻开创刊号，便可看到《女学悬赏征文》与《女学调查部专约》两则广告。后者将要求与报酬规定得十分详细：

一、海内同志如有愿充本社调查员者，请将有关女学文件及女学状况或论说、诗歌、新闻、规约、学校撮影等件，随时邮寄本社总发行所，每月以一件为率。

一、调查员当酬赠本志全年，惟零星稿件不在此例。

一、调查函稿刊出与否，原稿概不寄还。

一、惠寄函件，邮资概归自给。[14]

此项征集到第4期杂志上有了回应，首批刊出的“担任调查员姓氏”共三名，即高燮（时若）、杜清持（署名一作“杜清池”）与赵爱华。第6期的名单更增至七位，新加入者为汪毓真、俞九思、韩靖盦与刘瑞平。[15]其中女性占了多半，高、俞、韩则为女界革命的同道。以地域论，江浙仍居主导。不过，杜清持与刘瑞平分别来自广东的广州与香山，已足令人振奋。

各调查员一旦聘定，便很快进入角色，履行职责。如俞九思用苏州土白演述的《敬告同胞姊妹》，韩靖盦的多首诗词，都应归入专稿特供之列。晚清女报尤为奇缺的女性作者，也借此机缘，得以在《女子世界》经常露面，一展长才，打破了首期由男性作者包办的不合理局面。并且，经由调查员居间联络，通报各处女界信息，推荐新人，编印于上海的《女子世界》才能够突破地区的限隔，及时反映各地近期动态，广泛交换先进经验，在扩大作者队伍的同时，也切实为兴女学、争女权尽了力。

[1] 参见金元宪《伯兄贞献先生行状》（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699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及张一麟《常熟丁府君墓志铭》，后文收入氏著《心太平室集》（1947年刊本）时，题为《常熟丁芝荪先生墓志铭》。

[2] 林宗素《〈女界钟〉叙》, 《江苏》5期，1903年8月。金一1905年刊于《女子世界》15期的《祝中国妇女会之前途》中亦自言，“自三年前撰《女界钟》四万言，言满东南矣”。

[3] 参见金天羽《蔡冶民传》, 《天放楼文言遗集》卷三，1947年；柳亚子《五十七年》,《（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149、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明华女学章程》, 《女子世界》2期，1904年2月。又，“记事”栏《女学消息》（《女子世界》15期，1905年）载：“同里明华女学，为自治学社之校长、教习等合办，学生二十八人。薛君公侠授国文，金君松岑授史地、博物。学生进步，较自治之初级生为尤速。创办两学期，高等者能造十余句，而图画、琴歌，尤为发达。上半年有特班四人，皆外埠学生，国文、史地、英文、体操等程度孟晋。今因就学不便，故裁撤之。”

[5] 蒋维乔《徐念慈传》云：“回忆壬寅之岁（引者按：即1902年），余与常熟丁君初我，共学于南菁讲舍。”（《教育杂志》3年1期，1911年2月）

[6] 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392页。

[7] 柳亚子《自撰年谱》, 《（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9—10页。

[8] 初我《吹万屡以女界诗歌相遗，赋此志答》, 《女子世界》7期，1904年7月。

[9] “觉佛”为高增的笔名，见高铦、谷文娟《〈觉民〉月刊整理重排前记》2页（《〈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 《周作人日记》上册403—412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11] 《我的笔名》, 《知堂回想录》（上）16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 《周作人日记》上册411页。

[13] 《女子世界》2期（1904年2月）刘孟扬文，原题《请遵谕劝戒缠足》，载1904年1月5—10日《大公报》；又如《女子世界》6期（1904年6月）高增（觉佛）的《狮子吼》，初刊《觉民》1—5期合订本（1903年11月—1904年4月，署“吴魂”）;3期（1904年3月）高燮（吹万）的《女界进步之前导》，初刊《政艺通报》2年5号（1903年4月，署“慈石”）,9期（1904年9月）《题〈自由结婚〉第一编十首》与《题〈自由结婚〉第二编十首》，初刊同年7月13—14日《警钟日报》（署“黄天”）;5期（1904年5月）高旭（天梅）的《吊裘梅侣女士》，初刊《政艺通报》2年2号（1903年2月，题为《吊裘女士梅侣三首》，署“慧云”）。

[14] 《女学调查部专约》, 《女子世界》1期，1904年1月。

[15] 《担任调查员姓氏》, 《女子世界》4、6期，1904年4、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