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代诗序的流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第一节
唐代诗序的总量分布及其价值

“序”是一种文人应用文体，由编辑整理文献作序到诗赋创作立序，再到游宴记兴和文人之间相互赠序，这种文体的包涵性及艺术表现力逐步增强，在唐代达到空前繁荣。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共收录先唐文类71种，其中“序”排在第48位。一般总集的编排次序都是：先列诗赋类，次列诏、制、敕之类的“王言”，再是策、章、表、奏、启之类的“臣言”，接着是文人之间自由表达情感的文体，“序”位于这个系列，最后是表达“饰终之典”的哀辞、碑铭、墓志、祭文及其他杂文。这种分类排列的顺序，反映了古人对文体类别及其价值的认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次序”观念，因此从萧统编《文选》开始，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这种顺序递相沿袭，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如表2所示：[1]

（按：《唐文粹》将“序”类放在末尾，而《古文辞类纂》则放在开头，其他著作则是按照前述的一般总集的次序排列。）当然，作为文选类著作，不可能照顾到每一种文体的所有特征，每一种实用性的文体，由于当时的用途不同，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如“王言”“臣言”在当时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文类地位高，相对来说审美价值较低，而“序”类文体的审美价值高于思想道德价值。上列诸书简单地将其划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种，对考察这种文体的发展演变就失之过简，不能反映唐代此体丰富复杂的生态景观。实际上，“序”体自先唐诞生、定型以后，在唐代受到诗歌、散文艺术成就的影响，加上特定的时代因素，成为一种表现力非常强，可以与其他众多文类相互联结、相互交融的文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征。唐人对“序”体情有独钟，除在诗、赋前冠以“序”之外，大量的墓志铭前均有“序”，还创造出了诗化特征鲜明的宴序、赠序。笔者据清代董诰主编《全唐文》（含陆心源《拾遗》及《续拾遗》）进行统计，将唐人创作的“序”分为14种，得到这样的一组数据（参见本章后附表一）：赋序172篇、集序443篇、诗序123篇、赠序455篇、宴序54篇[2]、碑序180篇、铭序411篇[3]、赞序97篇、颂序52篇[4]、箴序8篇、诔序3篇、祭吊序7篇、记传序15篇、其他杂序62篇。各项总计：2082篇。其中“诗序”“赠序”“宴序”与诗歌关系密切，这三项合计为632篇，占全部总数的30％强，仅次于碑铭祭吊类序（758篇）所占的比例（36.3％），而高于集序（443篇）所占的比例（21.3％）。再说，集序与碑铭序中也有许多与诗歌关系密切的作品，如杜牧的《李贺集序》就是一篇精彩的评论李贺诗歌艺术特征的诗论；元稹的《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实际上也是一篇价值极高的诗论文献。

据《全唐文》的体例，“诗序已见于《全唐诗》者，虽鸿章巨制，不更复登。其诗佚序存，为《全唐诗》所未收者，仍复甄采。”[5]则上一段“诗序”一项的统计不是唐代诗序的总数。因此，我又将清编《全唐诗》（含今人陈尚君《补编》）作统计表（参见本章附表二），得到的数据是514篇。如果加上《全唐文》中的“诗序”合计为637篇，再加上赠序、宴序中赋诗的部分，则总数在800篇以上，在唐代诸“序”中数量最多。[6]如果我们将《全唐诗》《全唐文》中序体数量相加，总量为2596篇，而创作留存8篇以上的具有代表性作家共45人（参见本章附表三），这45人创作的“序”体总数为1497篇，占总数的57.7％。可见“序”体创作比较集中在重点作家身上。这与第四章表9《唐代诗序分阶段统计表》的结果基本对应。有些作家如权德舆、于邵、独孤及等都是当时文坛的显赫人物，写有大量的赠序而赋诗之序较少，这可能由于他们恪守“赠人以言”或不擅作诗的缘故。而中唐诗人群体中以诗见长的，其诗序也相对较多。

关于“序”的佚失情况，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但可以做些基本的估计。以帝王赋诗为例，皇帝与群臣宴饮、游赏，命群臣赋诗抒怀献颂，这在当时应该都是非常轰动的事件，而流传下来的诗歌并不多，诗序则更少。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中对帝王赋诗活动有这样的统计：高祖2次、太宗12次、中宗37次、玄宗20次、肃宗1次、德宗8次、文宗3次、宣宗2次。[7]而现存的帝王诗序和诗歌则很少（参阅第三章“唐代帝王诗序”）。帝王的诗序遗失都这样严重，那一般诗人的作品就可想而知了。今人陈尚君先生花费巨大精力搜辑《全唐诗》外的逸诗和《全唐文》外的逸文，收获颇丰。《全唐诗补编》在王重民、孙望、童养年三位先生的辑遗之后，又辑录了60卷，“收作者逾千人，逸诗4300余首，残句千余则，另移正、重录、补题、补序、存目，附录之诗二百余首”[8]。其中诗序32篇，重点作家如李白、唐玄宗、柳宗元等已入统计表。《全唐文补编》搜辑《全唐文》之外的大量遗文，其中带有“序”的数量如下表：

其中墓志碑铭序最多，共468篇，占该书所收总“序”数的51％强；其次为大量的佛经序，共357篇，占总数的40％，而与诗歌有关的诗序及赠序、宴序共38篇，只占4.2％。除几个重点作家外，其他作家或仅一见，或与《全唐文》中的收录重复。故从总体上看，对唐代诗序的总量分析影响不大，也不影响对唐代诗序流变历程的总体判断。

吴钢先生主编的《全唐文补遗》[9]主要收录唐代的碑碣，包括石刻诏书、书札、碑记、神道碑、墓志、经幢，按《文苑英华》体例分类排列，据检索共有墓志文并序的数量如下：

这些“序”或有编者“析出”之嫌，当然绝大部分是原文本身带有的。如果加上这个数字，则唐代创作的序体总数将超过6200多篇[10]，更可见唐人对“序”体的重视和创作应用之广泛。

据此，我们认为：研究唐代“序”体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其中与诗歌关系密切的“诗序”，由于能够勾连上自帝王下至庶民及僧侣的广泛群体，又与文人之间的相互交往、酬唱相联系，还涉及诗歌的艺术特征评论及诗史演进探讨，因而更加具有研究价值。本章将在上述统计的基础上，以诗史发展为纲，以重点作家为纬，交织以其他文体的相互影响，全面梳理唐代诗序的发展演变历程，揭示出诗序的文学史意义，并在后面的章节对重点作家作比较详细的个案研究。

[1] 此表参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172—176页统计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2] “宴序”指纯粹的文人记兴之序，其中大部分宴会是饯别性的，归入了“赠序”之中。

[3] “铭序”的统计是将纯“碑文序”独立统计，而将“碑铭”“志铭”两类中有“序”的统计在一起，并将其他“铭”归入此类。

[4] 唐人“颂赞”往往连体，此处统计按单独的“颂序”和“赞序”分开统计，若“颂赞”连体，则取前面的一种。

[5] ［清］董诰主编《全唐文·凡例》，第15页。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一版。

[6] 这一统计不计新近发现的碑文墓志序。因为唐诗的佚遗数量也相当大，其遗失的部分没有碑文石刻那样幸运，能在一千多年后重见天日。

[7] ［明］胡震亨《唐音统签·癸签》卷二七，第661—6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8] 见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前言》第36页，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9]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1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前书收录3676篇，后书收录1564篇（只收到1996年止）。因陈尚君的《全唐文补编》已经吸收了周书的成果，故未对周书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