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引领经济全球化？

（代序）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经济社会总量主要指标在世界的比重继续提高，经济社会人均主要指标的位次继续前移，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愈发关键与醒目。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3.2%。而官方和民间的指标也都显示，2017年开年中国经济表现强劲。

中国的逆风飞扬和欧美的跌宕起伏，是当今世界“变革”潮流中的两股巨浪。如果追溯它们的源头，可以说皆由全球化而起，也皆因全球化而兴。在世界的东方，近40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从一个封闭、贫穷的短缺经济体推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而在世界的另一头，英国用“脱欧”、美国用特朗普的当选表达了部分民众“反全球化”的诉求。

可以说，不管是否愿意，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之中。那么，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人们是否可以选择退出？欧美的新动向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如此的环境中又该如何应对？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我们对全球化内在逻辑的理解上。

什么是全球化？就这个概念本身而言，有许多释义。我个人比较赞同英文《韦氏词典》的定义，即全球化是“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要理解和研究全球化的逻辑，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历史性、周期性、资本逐利性、不确定性和互联性等五个维度来观察。

第一，历史性的维度。应当说，无论按照哪种释义，全球化的活动显然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据许多专家考证，中古世纪的中国借由输出丝绸和茶叶来赚取大量外汇时，就已经出现了西方通商贸易的概念，18世纪的德国学者因此将这条道路取名为“丝绸之路”。在此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通商贸易受阻，西欧国家只好从海上探险寻找新丝路，史称“地理大发现”。其实，放眼再看，古罗马帝国扩张、十字军东征、蒙古崛起……这些活动与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并无本质区别。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0年的国会演讲中曾志满意得地宣布：“一种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在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实现普遍繁荣和谐共处。”这种雄心和壮志似乎也完全可以从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那里找到。因此，全球化绝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持续进行的活动，只是形式内容、广度深度有所不同而已。人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其戴上现代的光环，然后再在后现代的反思中将其打碎。

第二，周期性的维度。可以说，全球化至少呈现出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和综合周期这三种周期。经济周期大家都非常熟悉。政治周期经济学界关注较少，但在当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和数学教授彼得·图尔钦在2012年用历史动力学的方法研究发现，美国自19世纪以来基本上每隔5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政治动荡，新一轮高峰将在2020年前后到来。很明显，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经证明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继续证明这一研究的惊人预见性。作为当今全球化的策源地和领导者，美国的政治波动必然会引发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的政治转向。

而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活动自身也存在某种综合性的周期。事实上，自公元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化的活动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这种综合性的周期特征主要体现为每一轮全球化都有一个或几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我们可以把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各种活动算作全球化的1.0版本，而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算作2.0版本的主导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算作3.0版本的主导者，20世纪掌握绝对霸权的美国算作全球化的4.0版本的主导者的话，那么，接下来的5.0版本该由谁来领衔续写？会是中国吗？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越来越清晰。

第三，资本逐利性的维度。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要素的跨国流动。西方经济学家们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证明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天然合理性。其实，中国的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深刻地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地不分东西，人不分中外，应当说，资本逐利的天性让人类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全球化的基因。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人们的财富全球化资产配置才有了可能。当然，非逐利因素似乎也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社会学家就认为，征服、繁荣、传教、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与旅行欲这四种动机能够促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因而，将军、商人、水手、传教士和探险家是传统社会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背井离乡，跨越高山大海，绝大多数都是出于自发的人类天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尽管对全球化的质疑和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尽管“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行为层出不穷，但全球化的步伐始终无法真正停歇。

第四，不确定性的维度。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在耗尽心力地寻找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希望参透自然与财富运动的神秘规律——从“大数定律”到“布朗运动”再到“有效市场假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金融活动和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也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欧洲早期三大投机泡沫——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密西西比泡沫为例，约翰·劳(JohnLaw)是英国人，掌管着法国的皇家银行，吸纳了来自塞内加尔、印度群岛和中国的资本，开发的则是美洲大陆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未来财富。实际上，“全球化”概念本身并无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可言，但它的不断扩张却加剧了系统内部原本各种活动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系统，涵盖范围越广，要素流动越自由，不确定性也就越大。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对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的不确定性只会越来越大。

第五，互联性的维度。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都是由技术创新而推动的。如果“全球化”在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的话，那么，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越来越离不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背景下，全球化趋势只会是一个依据其固有的内在逻辑，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威力，而变得更加不可逆的进程。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的互联网内，无法封闭，无法垄断，也无法退却。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要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段表述十分耐人寻味。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1899年，美国为了加强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势力，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要求“利益均沾”，贸易机会均等。从此之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主张，以经济全球化裹挟着文化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席卷各地。但近些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作为近现代全球化策源地和主要推手将如何放弃或如何修正自己自“门户开放”以来的全球化发展逻辑，正为世界所关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化正停滞不前，在一些领域还出现逆转趋势，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力已不存在，未来全球化动力将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说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难逢的战略机遇与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并存的时机。无疑，我们需要以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取得的物力财力为基础，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以便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但如何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更是我们当前直面的重大课题。

引领经济全球化，中国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必须具有超强的“软实力”。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过：“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是硬实力，而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他所想要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文化软实力。”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重回世界大国的地位：GDP从1978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4%上升到2015年的14.78%，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从6.3%上升到60.55%；人均GDP从155美元上升到近8 000美元。但中国还不是强国，因为强国的标志不仅仅是庞大的经济总量，还必须看这个经济总量所反映的内容、结构以及人均水平；不仅仅是看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创造能力；不仅仅是看经济指标，还必须包括教育、体育、文化、艺术等软实力对外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渗透力”。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相比，中国在这些方面无疑还有相当的差距。

引领全球化，中国还必须谨慎处理好国际事务。在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世界出现了新的格局。原有的国际平衡被打破，必然会带来国与国之间新的诉求、摩擦甚至新的争端。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上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就是明证。怎样处理好内部张力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世界话语权，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开展对外交往，塑造国际形象，担负大国责任；如何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无疑是今日中国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改革的成功需要汇集民智。北大经济学院自2014年开始，推出“‘两会’专家学者笔谈”，畅谈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希望通过“笔谈”这种方式，与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们共同深入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我们的智力支持。

孙祁祥
2017年7月

[1] 本文的主要观点来自“全球化逻辑与中国机遇”，发表于《中国金融》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