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2 教育层级与教育投资风险关系研究

国外研究者在研究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关系的同时，重点对教育投资层级与教育投资风险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结论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不同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不一致，有的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风险越小，有的则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风险越大。如Weiss（1972）研究认为：私营企业和教育机构内的科学家的收入风险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而下降，但是政府部门的人员却例外。Weiss认为这种联系表明：教育过程是一个过滤器，受教育程度高的研究人员不仅仅是生产能力高，而且在能力和态度上更趋一致。Leigh（1983）通过对男性白领和蓝领工人的3年抽样追踪调查数据研究，结果发现：白领工人的工资存在风险补偿效应，但蓝领工人不存在这一情况，表明教育对白领工人风险有降低作用。Becker（1993）利用1940—1950年的数据，采用收益方差测量风险的方法对未上大学和上大学两组群体的投资收益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组的收益方差有缩小趋势，因而教育投资风险也较小。Belzil &Hansen（2002）研究表明：人一生的收入风险随教育程度增加显著减少，在接受7年教育时收入风险达到最大值，在接受17年教育时收入风险达到最小值。Anderberg & Andersson（2003）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能够降低收入风险的，鼓励教育能够减轻保险的负担，因此教育层级越高收入风险越低。第二类观点认为：教育投资收益风险与教育层级之间呈现正相关。如Low & Ormiston（1991）研究表明：教育层级增加会导致收益风险的增加。Hartog等人（1993）采用1962年、1965年、1972年、1979年、1985年、1989年共6年的数据，将教育年限、工作经历与按年龄—教育程度分组的对数工资方差三者联系起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一年外，在每一组内的收入风险随教育层级增加而显著增加，但与工作经历无关。Groot（1996）对英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发现，学历越高投资风险越大。Frenette（2004）对加拿大不同学历层次的投资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最大的是硕士层级，其次是大专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