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模型

什么是模型？尽管一个模型很容易就被辨认出来，但它却又是一种简直无法给予正式定义的东西。正如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在他关于科学建模的经典研究（1962）中所指出的，模型这个术语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定义。出于本书目的考虑，模型能够被定义为想象的或（通过某物理性媒介）外在制作的形式，用来代表被称为指涉体（referent）的物体、事件、情感等，或用来代表被称为指涉域（referential domain）的一系列相似（或相关）的物体、事件、情感等等。想象的形式可以被简单地称为心理形式；外在制作的代表指涉对象的形式可以被称为外化形式。

用塑料积木搭建出的房屋玩具模型是体现模型由什么组成的完美例子。很明显，它是一个外化形式，因为它被建造来表征（此处亦可译为“再现”, represent）真实房屋的物理形式——即，通过积木“再一次展现”。房屋是这个模型的指涉体。当然，这个玩具模型与其试图复制的实际房屋之间的结构保真度会根据模型制造者的特定能力、可用积木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房屋的可复制性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比如，如果被建模的房屋有许多建筑性的细节，那么用玩具模型来忠实地再造出它的形式就要困难得多。

模型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着许多功能。它们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事物中的类型，可以作为采取行动的预测性指南或计划，还能作为特定种类现象的范例，不胜枚举。如前文所述，研究模型及它们的功能的科学是符号学。为历史精确性起见，这里应该指出，符号学在古代是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而被建立的。实际上，在最古老的用法中，符号学的术语semeiotics是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7）所提出的，用来指代关于特定种类形式——身体病征的研究。病征实际上是大自然本身的建模系统所产制的形式，来警示生物体其身体里面出现了被改变了的状态。在特定的物种中，症候所体现的具体形式为此类状态的可能源头和和病原提供了重要线索。

症候是外化自然形式（externalized natural form），即它由大自然所产制。而在另一方面，词语和象征，则是外化人造形式（externalized artificial forms），即人类特意制作、用来表征某物的形式。人类能够产制的人造形式有四种主要的类型：单性的（singularized）、复合的（composite）、凝聚的（cohesive）和连接的（connective）。

在传统的符号学理论中，单性形式被称为符号（signs）。在建模系统理论的框架下，符号可以被更准确地定义为特别制作以表征单个（单独）指涉体或指涉域的形式。单性形式可以是言语的或非言语的。比如，英语单词cat（猫），或者西班牙语单词gato（猫），都是言语单性形式，代表指涉体[有尾、触须、可伸缩爪的食肉哺乳类动物]（本书中方括号用来包含各类形式、指涉对象和特点），如图1-1所示。接下来看关于同一个指涉体的描述：一种受人欢迎的能够捕鼠的有用的家庭宠物，则明显构成了一种不同的形式。这在传统上被称为描述性的文本（text）。在建模系统理论中，文本可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复合形式，即以复合（组合）的方式来表征不同指涉对象—— [家庭宠物][鼠]等等——的形式。将猫与虎、狮、美洲虎、豹、猎豹等分到同一类，则体现了另一种建模策略，即以凝聚的（cohesive）方式来对形式种类进行整编（codify）。在建模系统理论中，代码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系统：它涉及了那些被认为拥有共同特征的指涉体的表征，比如[猫][虎][狮][美洲虎]等（=猫科动物代码）。代码包含了互动的元素，形成了一个凝聚的整体，可被用来以特定的方式表征现象类型。最后，将cat用在如“Alexander is a cool cat”（亚历山大是个潮人）的表达中，就是第四种建模策略的结果，这种结果在传统上被称为隐喻（metaphorical）。然而，本书倾向于使用连接形式（connective form），因为隐喻实际上是一种源自不同种类指涉体（或指涉域）相连接的结果：比如，人的指涉体[Alexander]与猫科指涉体[cat]相连。

再看看玩具屋的类比。用积木搭建一个[房子]的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单性形式。但如果所搭建的也包括了代表周围草坪、藩篱和路径等部分的时候，这样的模型就呈现为一种复合形式。这时候，如果同样的积木不仅可以用来建成某特定种类的房子形式，而且也能用来建成其他种类的居住物形式（比如小棚屋、小木屋等等），那么这些积木就形成了一种凝聚性的系统，因为它使得不同种类房舍的建模成为可能。最后，如果这些为制作房模而设计的组件被放大为一组不同种类的构建模块，例如用来制作交通工具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各种新的模型：比如活动住房，拖车屋等等。这些是连接形式，来自于不同种类构建模块之间的关联。

这四种建模策略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它们是高度相互依赖的——符号进入文本的构造，文本又相应地取决于代码所提供的元素。为了类比需要，请看另外一种玩具——拼图游戏。在这个玩具中，可以做出以下对等：

·单性形式（singularized form）=单独一个拼图游戏小块

·复合形式（composite form）=按要求拼接拼图游戏所得到图形

·凝聚形式（cohesive form）=作为不同于其他如象棋游戏等形式的拼图游戏本身

·连接形式（connective form）=任何存在于拼图游戏小块与象棋子之间的关联

最后的类比纯粹是说明性的。和源自隐喻连接的新形式不同，以某种方式与象棋子关联的拼图游戏小块并不生成新的小块。

体现人类表征特点的不同的人工形式可见图1-2：

1.1.1 建模、符号活动与表征

制作模型的能力实际上是符号活动（semiosis）的一个衍生物，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物种以其独有的方式产制与理解其用以处理和整编感知输入所需的特定模型的能力。符号活动是所有生命形式都具备的一种能力；而表征则是人类才有的一种独特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胚胎和童年时期发展起来的。当婴儿接触到一个新的物体时，她/他的本能反应是要用感官（senses）来探究此物，即用手抓，用嘴品，用鼻子闻，用耳朵听它发出的任何声音，并用眼睛观察它的特征。认识此事物的这个探究的过程组成了一个感官建模（sensory modeling）的阶段。所得到的内在模型（心理影像）使得婴儿在后来能够认识（recognize）相同的物体，而不需要每次都“从零”开始用其感官系统再探究一遍（尽管婴儿常常也会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而探究该物体的物质特性）。其后，随着婴儿长大，她/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替代感官阶段的符号活动行为；也就是说，她/他开始指向物体，和/或模仿它发出的声音，而不仅仅是用手抓，用嘴品等等。这些模仿和指示是儿童用纯粹的人类方式来表征（representing）世界的初次尝试（Morris 1938,1946）。在那之后，随着越来越多地学习到如何通过他们在文化语境中所接触到的单性建模、复合建模、凝聚建模与连接建模的资源来指涉世界，儿童的表征活动（representational activities）的技能总量得到急剧的增长。

1.1.2 概念

表征展示了人类大脑如何执行将知觉认知（sensory knowing）转化为概念认知（sensory knowing）的任务。概念是心理形式。有两个基本种类的概念——具体的和抽象的。具体概念（concrete concept）是这样一种心理形式，它的外在所指物能够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被展示和观察，而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则是外在所指物不能被直接展示或观察的心理形式。因此，比如汽车（car）这个词就代表一个具体的概念，因为它的指涉体[由内燃机驱动的自力推进的陆地交通工具]，能很容易地在物理世界被展示或观察到。然而，爱（love）这个词代表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尽管[爱]是作为一种情感的现象存在的，它并不能直接地被展示或观察到，即情感本身的概念化不能够脱离其所产生的行为、思维状态等等。

概念的形成有三种一般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归纳（induction）。归纳是从具体的例子事实来获得概念的过程。比如，一个还没有形成有关[猫]的概念的儿童，可能会注意到她/他所碰到的某些种类的动物有着胡须。这个特征会引着这个儿童去归纳任何这样的动物都可以被想象为（并因此表征为）[带有胡须]的生物。人类形成概念的第二种方式是演绎（deduction），这是归纳的反面。例如，一个已经形成了有关 [猫]的概念的儿童，将能够通过观察她/他第一次碰到的某个特定的哺乳动物是否符合其思维中 [猫]的一般形式，而来演绎推断它是否是一只 [猫]。最后，概念是通过逆推（abduction，或译：逆因推理、溯因推理或不明推论）而形成的。在本书中，这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新的概念在既成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过程，这两个概念之间可以通过直觉的方式感受到某种相似之处。逆推组成了“最佳猜测推理”（best guess inferencing）。逆推的一个经典例子是由科学史所提供的。英国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提出了一个有关原子结构的理论，他猜想原子的内部有着一个极微小的太阳系统结构，电子就像小行星一样围绕一个原子核公转。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原子内部看起来是什么样的的逆推。

当然，具体概念形成与抽象概念形成之间的区分是一种方便的做法。实际上，在概念化之中，有着许多不同程度的具体性与抽象性，受到各种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Leech 1981:9-23）。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说，大多数来自视觉、听觉以及其他感官的未经整理的原始信息，是由表征形式整理为有用的概念的，而这些表征形式则是通过归纳、演绎或逆推而获得的。此外，目前已经很清楚的是，所得到的概念化过程的种类取决于人类思维从特定情景中所寻获的形式的种类。所有这三种过程——归纳、演绎、逆推——经常以一种互补性的方式参与其中。

既然概念是心理形式，那么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建模种类。想要了解为何必然如此，就请思考以下关于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所构思的物理学中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概念的轶事再现。假设一位在纽约长大并接受训练的科学家在观察一个她/他从未见过的物理事件。好奇之余，她/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并用美式英语写下了她/他的观察所得。在这位美国科学家观察这个事件的同一时刻，另外一位在菲律宾长大并接受训练的科学家也看到了相同的事件，而她/他仅说当地的塔加拉语。这位科学家同样地也拿出了一个笔记本，用塔加拉语记下了她/他自己的观察所得。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写在两个笔记本中的观察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答案当然是这两组观察所得不会完全重合。很明显，原因不在于事件的本质，而是因为所使用的表征系统（英语和塔加拉语）为每个科学家提供了不同的言语形式来描述这个事件。因此，正如海森堡所明确提出的，事件的真正本质是不可确定的，尽管人们确实可以进一步地在这两位科学家所做的记录基础上对该事件加以深入的研究。这些记录是科学家就该事件所做出的实际存在的模型，二者都能够被用来对该事件进行概念化，尽管是从不同的表征视角出发的。

1.1.3 意义的形式

心理学家C.K．奥格登（C.K.Ogden）与文学批评家I.A．理查兹（I. A.Richards）将他们1923年的经典著作恰当地命名为《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要给意义（meaning）做个定义是不可能的。据我们所知，从那时直到现在，在准确地给这个术语下定义的方面，还没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本书中，将意义和特定表征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所引发的特定概念（concept）相等同便已足够。在传统的理论中，前者被称为所指（signified），后者被称为能指（signifier）。

奥格登与理查兹进一步提出，人类表征是一个高度可塑的过程。就像理解自然现象时所涉及的不确定性一样，所指的确切本质在任何客观的意义上都是不可确定的，因为对它的阐释受到情景、语境、历史过程以及其他各种外在于符号活动的因素的影响。

符号学理论确定了表征形式所涵盖的三种主要的所指：直指（denotatum）、涵指（connotatum）和特指（annotatum）。直指是形式所获得的初步的指涉体（或指涉域）。这种情况下的表征过程被称为直指过程（denotation）。比如，房子（house）一词的直指就引发了一个单性的指涉体，即[人类居住的结构体]。现在，在人类表征行为中，直指能够被自由地延展以包含其他与之有某种共同点的指涉体或者指涉域，被称为涵指。这个延展的过程被称为涵指过程（connotation）。比如，房子作为[人类居住的结构体]的意义可以被延展以包含 [房子里的人]这样的涵指，例如The house roared with laughter（屋子充满哄堂大笑）；也可以用来表示[立法会议]，例如The house is in session now（议会会议现在进行）。此类涵指的明显特征是它们将初步指涉体的形式即 [人类居住的结构体]通过引申进行了扩展：观众和立法会议确实暗示了 [人]可以说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而 [居住（占据）]的[结构体]。文本与代码同样能够被自由地延展以包含无限的涵指。比如，服饰代码就常常被设计来引发多样的社会和/或群组特定的涵指。最后，任何一种形式的意义都受到主体和/或群体特定的解释特指的影响：比如，house（房子）这个词引发的主体意义就可以随着某个体或特定集体对 [人类居住的结构体]的观点而变化。特指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主体和/或社会意义在某个形式中的加入或转入（如符号、文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