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余红兵

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科学和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工具，符号学为我们深入探索复杂多元的人类文化符号现象提供了独特而有价值的出发点。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和实践大多数倾向于在皮尔斯和索绪尔两大对立的传统中二者选一，通过较为松散的基本概念如符号、文本、代码、隐喻等，采用孤立的视角对符号现象进行离散性的分析，经常出现重复、矛盾和偏颇之处。这样不仅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共性总结和差异对比，还剥离了意义生成过程中符号活动主体的因素。符号学领域迫切需要一种统一而有效的整体式理论框架，既能完整地解释人类符号现象所特有的多元的动态机制，同时又能充分体现符号活动的主体性。在这方面，西方一些符号学理论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其中贡献与成就较为突出的，当属已故美国符号学家、20世纪北美符号学派的杰出代表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

西比奥克是当代符号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在西方符号学界声望极高，居功甚伟，著述等身。他博学多识，创造性地继承、融合、发扬了符号学史上关键理论家如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雅各布森等人的思想，从跨学科的多元对话视角建立了广义、全面的整体论符号学体系，开辟了全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西比奥克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和语言与符号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理论涉及面异常广泛，涵盖了符号学、语言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化研究、非语言交际研究以及动物符号行为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成果都最终汇聚在了他的建模系统理论（Modeling Systems Theory）中，并成为其符号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此外，西比奥克还具有非凡的组织与领导能力。他是国际符号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的创始人之一，并从该协会创立之初就担任符号学顶级刊物Semiotica的主编，直至去世；同时，他也是美国符号学协会（Semiotic Society of America）及其会刊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的主要创立者，并担任过该协会的首任执行董事和主席之职。西比奥克曾多次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汇聚在一起共同参与符号学的研究，组织编撰了大型的语言学及符号学书系，强有力地推进了当代的符号学事业，使其得以突破和超越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当今欧美符号学界，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符号学事业的中流砥柱、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和推动者之一，并被奉为“当代符号学真正的环球符号学家和大师”“美国符号学的一家之主和环球（总体）符号学之父”。美国符号学协会前会长及现任会刊主编约翰·迪利（John Deely）甚至还这样写道：“我在符号学领域有许多朋友，其中就有杰出的翁贝托·艾柯。艾柯是流行文化圈中符号学的真正象征人物，但即便如此，在符号学发展到21世纪头十年的这样一个历程中，在我们一贯看来，仅仅也只有托马斯·西比奥克才能被称为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知识分子。”2000年，美国符号学协会在普渡大学举办了第25届年会，当时会议的主题就被定为“西比奥克的世纪”，以此纪念表彰他为20世纪符号学事业所创下的丰功伟绩。

西比奥克之所以在西方符号学研究界受到如此的尊崇和关注，其原因除了上述的功勋和作为之外，更在于他的符号学思想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西比奥克所构建的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跨学科整体论符号学体系，与皮尔斯和索绪尔的符号学传统的做法都有所不同。他从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双重视角下重构了西方符号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了符号活动的生物学基础，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现象和文化塑造力的符号本质及其深层机制，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启示。作为其符号学说的核心，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更是站在了符号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他创造性地通过“模型”和“建模”的概念体系将众多长期处于混乱、离散状态的符号学概念有效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新的意义观，将生物的群体与个体发展、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有机结合，突出强调了动态主体与符号性世界（Umwelt，即西比奥克着力研究的主体世界，或“模世界”“模型世界”）的互动致变效应，既揭示了人与文化之间互相塑造、共同演变的动态关系，同时也提倡了不同文化的相对独立与多元对话。总而言之，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理论饱含着内在的跨学科性以及明显的对话性，既体现了充分的人文关照与生态意识，又具备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在全球信息化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势下，研究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理论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的主体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人际交流、文化传承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等等，都已经成为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从公平、开放、多元与对话的整体式研究视角来进行阐释。这些世界性的问题无疑也是中国的问题，而且表现得尤为突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逐渐积累了大量令人深忧的文明冲突、文化传承、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如今，人们已经开始不断反思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盲目接受外来文明而忽视本国文明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建模系统理论从生物符号学的视角将文化视为巨大的模型系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化与人类关系的新视角：文化不仅是人类社群所塑造出来的产物，对人类本身的生物特性、神经认知与行为方式也都起到了深刻的塑造制导的反作用。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国外的西比奥克研究对其建模系统理论所体现的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和反语言中心主义（anti-glottocentrism）、对索绪尔传统的批判和对皮尔斯-莫里斯传统的继承以及该理论在符号本体研究的内容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深入的局部性探讨，并得出教学法、伦理学等方面的众多启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从西比奥克所强调的整体论视角出发，来深入分析他的建模系统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所侧重的要点，探索他对索绪尔传统和皮尔斯-莫里斯传统的结合和超越之处，展现他所提出的新的意义观和对话性、辩证性的内外统一的视角，从而突出该理论内在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也将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国内外符号学界在研究西比奥克尤其是其建模系统理论的时候，习惯于将他与皮尔斯与莫里斯的符号学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将其与索绪尔传统严格区分。有趣的是，即使人们（包括西比奥克本人在内）公认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是他的两位最重要的老师之一（另一位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也知道他的理论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特别是他深厚的语言学基础），绝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倾向于将西比奥克放在索绪尔的对立面，很少去注意甚至刻意去忽视他的理论（尤其是建模系统理论）所体现的将两大传统兼容并包而且进行了创新拓展的特点。

译者研究发现，事实上西比奥克符号学思想建构的本身就具备了难得的多元性与对话性，这两种特性集中反映在了建模系统理论中。西比奥克的建模论既是对前人重要理论的批判式继承与发展，又为后人提供了开放的研究平台与方向。然而要透彻了解这个理论，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西比奥克思想的发展之路。从他的遗孀吉恩·乌米克-西比奥克（Jean Umiker-Sebeok）和生前好友约翰·迪利二人各自撰写的“西比奥克文献索引”来看，可以发现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思想明显呈现出了一个从语言符号研究扩展到广义符号研究的转变轨迹。如果把西比奥克的这个学术轨迹与其生平经历放在一起互相参照，将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其理论的特色以及相应的缘由与关联。

西比奥克于1920年9月9日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为家中独子。1936年西比奥克进入剑桥大学的麦格达伦学院学习。次年，他跟随父亲离开了濒临战争边缘的欧洲，到达美国纽约，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西比奥克自幼就接受了充分的语言训练，在1939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语言学之前，他已经通过十几年的学习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加上其匈牙利语和芬兰语的语言背景，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对于年轻的西比奥克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然而语言学并非西比奥克唯一的理论基础。在著名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的引导与帮助下，西比奥克后来转到人类学专业继续学习，并于1941年获得了他的学士学位，差不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符号的研究，那时还没有“符号学”（Semiotics）一词。1942年西比奥克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并在短短的4年之内就获得了人类语言学的硕士学位（1943，同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直至去世）和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的博士学位（1945）。期间他不仅在印第安纳大学的英语、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等科系从事教学工作，还担任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空军语言培训计划的主任一职。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这段教育与工作经历（1939—1945）对西比奥克后来的理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此期间他不仅受教于布隆菲尔德、莫里斯以及雅各布森等重要理论家，为日后的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学和人类学基础，同时他还渐渐开始发展出了一种“生物学思维”，这也预示了西比奥克后来向广义符号研究的转变。

从1942年开始西比奥克就一直从事着语言学的工作，其中就有包括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切勒米斯（马里）语在内的芬兰—乌戈尔语系研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比奥克开始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变过程，即他的符号学转向。那时的结构主义正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比奥克本人也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并师从过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布隆菲尔德与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和神话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从西比奥克的思想理论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学在西比奥克的学术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非语言符号与动物符号行为等超越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范畴的因素越来越多；此外，人类学、生物学、神经认知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等与诸多跨学科因素也被奇特地融合了进来，这种“复调式”的整合非但没有使西比奥克的理论呈现出混乱的状态，反而创造出了一个更有生机的动态符号学解释体系。西比奥克符号学思想也因此具备了某种“和声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不仅呼应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视域中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张，而且还透露出一种生态文明观，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1960年，西比奥克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并在这里度过了接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年，他称之为“无价的自由时光”，正是在这期间西比奥克进一步夯实与提升了他一直坚持的“生物学思维”。而其后的两年在西比奥克的学术生涯中更有着特殊的意义。1962年，他发表了《信号行为进化中的编码》一文，正式进军符号学界。1963年，他最早论述了“动物符号学”的研究视角，发表了两篇文章《动物与人的交际》以及《动物符号学的概念》。在其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西比奥克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从事和推动着广义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不仅本人著述颇丰，还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的符号学事业局面，支持和培养了一大批符号学者，这些人后来成为了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主导力量。进入90年代，西比奥克又提出了“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的概念，并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年孜孜不倦地推广符号研究的生物学视角，其中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他极为推崇的生物符号学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的生物学思想；此外他也是较早发现符号学与认知科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理论家，符号的认知功能也成为其建模系统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上述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在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之交渐渐演变为一种“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体系，而西比奥克符号学理念的全面性、辩证性和动态性都在他所构造的“建模系统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进入新千年之际，模型观一直就是西比奥克研究符号活动过程（process of semiosis或semiosic process）的一条明晰的主线。《总体符号学》一书于2001年出版，同年12月21日，西比奥克病逝。终其一生，他横越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开拓着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探索复杂的动物和人类符号现象。西比奥克既是一位具备远见卓识的人文理论家，又是一位严谨的自然科学家，他的跨学科符号学思想和学术活动为国际符号学事业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理论财富和难能可贵的发展局面。

从一开始，与莫里斯一样，西比奥克发现皮尔斯的符号学说从来就不应该仅仅限于人类。作为皮尔斯-莫里斯传统的继承者，西比奥克也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将符号行为研究放在了更广阔的生物学空间展开，人类只是这个空间中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唯一的符号动物。事实上，反复过度强调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些区别是有目共睹的一般常识。能找出人与其他动物的共性，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更具有启发价值，而在环境持续恶化、物种相继灭绝的今天，这种共性意识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西比奥克也因此在西方生物符号学界受到普遍的尊敬。

在西比奥克看来，不仅人类不是唯一的符号动物，而且语言（口语）也不是唯一或基本的人类符号系统，这就是他与索绪尔传统的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西比奥克极为强调各类非语言符号系统的重要性，并区分出“语言”与“交际”这两种不同的符号功能，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不在于交际，而是在于构建世界图景，口语才是用于交际的系统（而且还不是完善的系统），是人类在进化史晚近时期对语言的“联适应”（exaptation）而产生的结果。

此外，他也对现代符号学中的核心概念“符号活动”（semiosis）做了全新的拓展，赋予了它更加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不再表示逻辑层面的由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t）、符号解释项（interpretant）、符号对象（object）的三元所组成的符号关系体，而是用来指生物体尤其是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人类主体用以认知、理解和把握其“主体世界”（Umwelt）的活动本身。我们知道，符号活动的概念源自皮尔斯，主要是指符号代表项、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项之间的三元动态关系。西比奥克认为，符号活动的本质是“一个物种以其独有的方式产生与理解其处理、整编感知输入所需的特定模型的能力”。模型（model）指的是“想象的或（通过某物理性媒介）外在制作的形式，用来代表被称为‘指涉体’的物体、时间、情感等，或用来代表被称为‘指涉域’的一系列相似（或相关）的物体、事件、情感等等”，而建模（modeling）则是符号活动的一种衍生。在西比奥克的符号建模理论中，符号活动是所有生命形式都具备的一种能力，符号活动与生命处于一种密不可分、共同起源的趋同交叠的关系中。这种新的阐释和应用使得“符号活动”这个术语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它也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热门词，不仅被用于符号学研究，也同样被广泛地用于语言学、文化分析、艺术批评和其他众多人文社科及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现代符号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术语之一。

上述所有的理论特色全部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了建模系统理论中。总结而言，相比索绪尔、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集中反映于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的符号学思想在动态主体的理念方面实现了重要超越，它凸显了一种“生命”观，即活着的动态的主体性。

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思想用于语言符号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后来的结构主义将语言符号的模式套在了所有符号系统之上，这样就产生了几个问题：其一，带来了结构主义的相对僵化、缺乏动态性的弊病；其二，它所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语言（言语）中心主义（glottocentrism）也遭到了相当激烈的批评；其三，忽略了发展变化中的动态主体。

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倾向于在逻辑层面建构和阐释一种广义的认知与理解的过程。皮尔斯确实提到了解释者，然而这个解释者是个静态的主体。这在某种程度上剥离了根本的能动变化因素，即发展变化中的主体和主体性，换句话说就是剥离了活着的解释者。西比奥克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动态主体的符号活动观。

莫里斯从生物行为主义的角度出发来阐释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实际上是对其做了十分重要的补充，在单体实验与生物观察的基础上拓展了皮尔斯的符号解释理论，为超越人类符号活动的研究提供了起跳板。然而莫里斯对整体主义的反对，使得他的符号理论显得有些片面，甚至有不少人批评他的理论是将在实验室老鼠身上获得的发现用于人类；此外他对来自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直接大量借用，使得符号学的地位遭到来自其他学科的批判。符号学在西方至今仍是一个边缘学科，术语问题是它所面对的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分析都是基于一套相对完整的术语体系。建模系统理论正是致力于改变这种术语混乱局面的一次有效尝试。此外，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发展变化中的主体也同样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然而，随着人类进入新世纪，生命科学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愈发成为一种核心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所在也是为生命、生存、生活提供解释的视角与理论的关照。从现代符号学角度来看，普通符号学、生物符号学、认知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等分支都必然会将多元、动态、鲜活的自然生命尤其是人的主体作为理论分析的终极归宿与落脚点。西比奥克之所以超越了索绪尔、皮尔斯和莫里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建模系统理论中的动态主体观特别强调物种独特性、个体独特性和个体发展阶段独特性。这就开辟了全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他所拓展出来的符号学理念与方向也已然构成了当今符号学界的重要研究范式。

对于本书的译者来说，翻译这部跨世纪的现代符号学著作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2011年，译者开始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语言学与符号学博士学位。在导师康澄教授与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的指导下，当时就将自己的符号学研究焦点定为托马斯·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并于2014年年初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研究》。在论文的创作期间，所参阅的最为重要文献之一就是这部《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记得当时为了彻底把握该书的思想，译者前后对其进行了四遍完整的批判式阅读；而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后，为了翻译的需要，又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

经过数年的研究，译者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最为深刻的感受是：研究了西比奥克，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是研究了当代西方符号学的整个发展史。不仅如此，西比奥克还是现代语言学与符号学史上最早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有着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术出身，但却批判性地扬弃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方式，创造性地融合了生物学、人类学、认知科学、文化与民俗研究等方面的跨学科视角，对语言学、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生物学、认知科学等都有重大裨益。虽然《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的两位作者将此著作视为实用性的参考手册，但其所涵盖的内容却极为深广，启发性强，值得反复琢磨和深入研究。而翻译这本书的最初动机，也正是因为它所具备的突出的学术价值。此处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对该书的兴趣和对此译本的关注。

在研究和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人给予了译者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一列出：译者的博士指导老师——南京师范大学康澄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张杰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丁尔苏教授，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湖北大学李先焜教授，本书第二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马塞尔·德尼西教授（Marcel Danesi），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翁贝托·艾柯教授（Umberto Eco），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约翰·迪利教授（John Deely），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保罗·考布利教授（Paul Cobley），意大利费拉拉大学马勒切罗·巴勒比耶利教授（Marcello Barbieri），意大利巴里大学苏珊·皮特里利教授（Susan Petrilli）和奥古斯都·庞齐欧教授（Augusto Ponzio），爱沙尼亚塔尔塔大学凯勒维·库尔教授（Kalevi Kull），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耶罗·塔拉斯提教授（Eero Tarasti），美国普渡大学弗劳伊德·麦罗教授（Floyd Merrell）和莫迪恩·安德森教授（Myrdene Anderso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泰伦斯·迪肯教授（Terrence Deacon），美国南伊利诺伊卡本代尔大学理查德·兰尼根教授（Richard Lanigan），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弗兰克·努塞尔教授（Frank Nuessel），多伦多大学保罗·布伊萨克教授（Paul Bouissac），加拿大华裔作家薛忆沩先生，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司联合教授、王永祥教授，以及德古意特出版社玛西娅·舒瓦茨女士（Marcia Schwartz）等等。他们有些给予了译者学术上的支持和指点，有些则为译者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和十分中肯的建议。这些都让译者充满着无限的感激。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余红兵

2015年4月17日

识于南京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