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单性建模

如上文所述（参考1.1模型），人类表征形式的最基本种类是符号。符号是单性的形式，因为它组成了一种简单的模型，用来包含单个的指涉体或指涉域。在人类符号活动中，非言语符号包括手势、体态、表情、声调、视觉形式（例如：画出来的形状）；言语符号包括词语、语调类型、文字符号（字母、象形，等等）。

在生物符号学的范式中，单性建模的功能是作为一般性的策略，为感知单个物体、单一事件、独立情感等提供一个可知的形式（form）（亦可参考Thorn,1975; Sebeok,1994）。正如冯·乌克斯库尔所提出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内在的建模系统来完成认知的任务的话，那么有用的知觉信息就是物种几乎无法辨识的东西。事实上，符号是“认知-强化的形式”（recognition-enhancing forms），使得物种能够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来检测相关的知觉信息输入。

1.3.1 符号

符号已经有许多种不同的定义方法。然而所有的定义都暗含了三个维度：（1）物质维度（声音、手部动作等等），名为能指（signifier）（= [A]）;（2）概念维度，名为所指（signified）（= [B]），它引出了一个单性的指涉体或指涉域；（3）解释维度（interpretive dimension），名为意指（signification）（= [A ⊃ B]），就是从符号中所提取出来的意义（或意义群）。[A ⊃ B]的公式在这里是用来强调能指与所指是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从符号被创制的那一刻开始能指就与所指相联系。当然，能指可以在没有所指的情况下存在，在所谓的无意义词语中就明显如此，即合乎构式规则但没有意义的词语（dop, flink, prip，等等）。当然，也存在无数可能的所指（指涉体或指涉域），尚未被世界各种语言、知识代码中现有的符号所编码。

1.3.2 符号的种类

在符号学的整个历史中，有几次对符号进行确定和分类的尝试。其中皮尔斯的包含中间分类和混合分类的66种分类法是这些尝试中最为综合、影响最为深远和最为复杂的一个（Weiss and Burks,1945; Sanders,1970）。在语言的领域，人们也可以提到罗曼·雅各布森（1970）的分类系统，它相当好地解释了语言意指的细枝末节。为了简洁起见，如果忽略这些细枝末节，我们便能够从相关文献中得出符号制作的六大类范畴。这些范畴是：症候（symptom）、信号（signal）、象似（icon）、指示（index）、象征（symbol）和名称（name）。

症候是一种自然符号，它的能指和所指结合在了身体的形态结构中，症候可以通过这个事实而被识别。它体现了某种改变了的身体（组织、细胞等）过程，从痛感（比如头痛或背痛），到可见症状（比如肿胀或红疹），或者体温的变化。集中在一起体现某种疾病或紊乱的一组症候叫作症候群（syndrome）。因此症候群是一种带有固定直指的复合形式。两个术语都有很强但并非绝对的医学涵指。症候对于病人的直指（主观症候）和对于医生的直指（客观症候）往往不同，这就是症候的独特之处（Sebeok,1973b）。

所有动物的身体都产生症候作为警告符号，但是它们的所指要视物种而定。正如冯·乌克斯库尔（1909）所指出的，一种症候的形式是特定形态结构的反射作用。拥有广泛多样的身体结构的动物几乎不会展现出共同的症状。顺带说及，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人类意指世界中，症候这个术语经常被隐喻性地延伸，用来指代思想、情感和社会的现象，这些现象源自于类似身体过程的导因：例如“Their behavior is a symptom of our times”（他们的行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症候）；“Their dislike of each other is a symptom of circu建模系统理论ances”（他们对彼此的讨厌是环境使然）等等。

符号学家罗兰·巴特（1972:39）认为有必要将症候归属于纯粹能指（[A]），只有在医学话语中才变成一个符号（[A ⊃ B]）。然而，如果这个观点说得通的话，那么也仅仅是在症候形式的解释者是一个医生或者推广而言是一个兽医的时候才如此。实际上，解释者并不需要是医生或者兽医；比如它可以是一只不会说话的动物（Darwin,1872:101）。在很多语言无法扮演中介角色的情况下，人类的身体症候很容易就能够被家养的动物如狗和马等等所感知，并引起它们的行动（Hediger,1967）。那么在生物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对症候的巴特式理解是没有根据的。

信号是以自然或约定俗成（人造）的方式引发接收者的某种反应的符号（Sebeok,1972b:514）。著名的动物行为研究者卡彭特（1969:44）将信号行为定义为“一种密集的刺激事件，是更长总体的一部分，可以引发延伸的行为”。像症候一样，信号也常被某些符号学家排除在考虑之外。我们认为这个立场也是站不住脚的。

为生存需要，所有动物都具备使用和回应其物种所特有的信号的能力。比如，鸟类天生就拥有产出特定种类的咕咕鸣叫的本能，而且，无论它们与其他物种的鸣叫有多少接触，或是无法接触本物种的鸣叫，对自身的咕咕行为都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单独养大的鸟会鸣叫出野生情况下自然发展出来的咕咕声的非常简单的声音轮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信号的动物不会受到环境因素或适应因素的影响。许多鸟类也通过明显的彼此模仿而发展出了区域性的咕咕“方言”。黑长尾猴也有用来表达情感状态与社会需要的常见信号，但它们也发展出了一种掠食者信号系统——某种特定的喊叫是向猴群发出关于鹰的警报，另一种是关于四脚的掠食者如豹子的警报，也有关于蛇的警报，以及关于其他灵长类的警报。这些喊叫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一般范畴似乎是内在的，但事实上，该物种的幼崽仅仅是通过对老猴的观察和试误法来学习这些警告的。黑长尾猴幼崽可能在一开始会就秃鹫、鹳甚至一片落叶发出空袭警报信号，但最终会忽略除了鹰之外的任何空中事物。

大多数的信号是本能发出的，对应着特定种类的刺激和情感状态。反应的类型明确显示了每种动物都有一个特定的信号系统（Griffin,1981），尽管其中有许多也被其他物种所察觉。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经常过度解读动物的行为。一个表现人类是如何容易被动物信号行为所欺骗的著名例子是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聪明的汉斯在1904年被举世成为德国的“会说话的马”，它似乎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并能用前蹄踏字母以类似于人的方式来回答问题——踏一下表示A，踏两下表示B，踏三下表示C，等等。一组科学家排除了驯马师的欺骗和无意识传递信息的可能。人们就宣称，这匹马能说话！聪明的汉斯被授予了各种奖，并被宣布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然而在最终，之前检查该马的科学委员会中的一位精明的成员，荷兰心理学家奥斯卡·普冯斯特（Oskar Pfungst）发现聪明的汉斯如果看不到（observing）向它提问的人就不会踏前蹄。这匹马明显地知道了——就像大多数的马一样——其主人不经意间所传递的信号让它所做的事情。该马仅仅对其人类训练师无心传递出的暗示做踏蹄回应，这个人会在马踏对了次数时明显地放松。为了展示这一点，普冯斯特仅仅蒙上了将聪明的汉斯的眼睛，结果表明这匹马并不是那么的聪明。正如心理学年报中所记录的，“聪明的汉斯”现象也反复地在其他动物的身上被演示过（比如，狗在回应人们不经意间发出的某些信号时会吠叫，就像马会踏蹄子一样）。

人类的大量交流行为也多以无意的身体信号的形式而展开。比如，有研究表明大瞳孔的女性对男性有着性吸引力，大瞳孔以无意识的方式传递了女性的一种强烈的富有性色彩的兴趣，并让女性看起来更年轻（Sebeok, 1994）。这可以解释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期间中欧地区女性中流行的风尚：用一种提取自名为“belladonna”（意大利语“漂亮女人”）的植物的滴眼液来放大瞳孔。当时的女性之所以使用这种药剂，是因为她们似乎相信——而且后来事实表明她们的相信是对的——该药剂能够通过扩张瞳孔来改善面容，并增强性吸引力。

人类也能够为某种心理社会目的而使用有意识的信号——比如点头、眨眼、瞥目、观看、轻推、蹬踢、歪头。正如语言学家卡尔·比勒（Karl Bühler,1934:28）的贴切评论所述，这些信号就像社会调节器，引发或禁止某种行为或反应。人工的、机械的或者电子的信号系统也被创造了出来，用于约定俗成的社会用途。这些系统的不胜枚举，包括烟火信号、旗语、电报信号、警示灯、照明弹、警报、警笛、呼叫器、蜂鸣器、敲击声、铃声等等。

当创造符号的建模过程包含了某种形式的模拟（simulation）的时候，我们便说这个符号是具有象似性的（iconic）。象似建模所产生的单性形式显示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可被感知的相似之处。换句话说，象似符号在创制之时是要以某种方式或某个方面像它的指涉体。比如罗马数字Ⅰ、Ⅱ和Ⅲ就是象似符号，因为它们以一种视觉性的方式模仿了它们的指涉体（一画=一个单位，两画=两个单位，三画=三个单位）；拟音词（boom, zap, whack，等等）也是象似符号，因为它们尝试用语音的方式描述它们的指涉体；类似某些自然香味的商业香水同样也是象似符号，因为它们尝试用人造的方式模拟这些香味；此类例子难以尽数。

动物符号活动行为中也有许多象似性的体现，几乎包含了所有种类的知觉渠道——化学的、听觉的、视觉的等等（Sebeok,1968:614）。我们以佛州农蚁（Pogonomyrmex badius）所发出的化学信号为例。如果蚁群所面临的危险是暂时性的，有些蚂蚁就会释放出一种很快淡化而不干扰整个蚁群主体的化学（警告）信息素；然而，如果危险持续，气味信号就会散播，驱动越来越多的工蚁。这种信号是象似性的，因为它按照模拟蚁群所面临的危险等级而变化（Sebeok,1982:95）。

胡蜂的某种声音模仿行为也可以被归类为象似性的符号活动。这种昆虫在飞近与其颜色相似的黄蜂的时候会展示147次/秒的振翅频率。而黄蜂的振翅频率是150次/秒，二者的飞行声音对于掠食者来说就是无法区分的，因此捕蝇鸟就被胡蜂的这种行为所欺骗（Sebeok,1972a:86）。

最后，复杂信号行为似乎进化成了一种视觉性的象似形式，克罗福特（Kloft,1959）为之提供了一个优美（有时有争议）的例子。克罗福特表明蚜虫腹部的尾部以及后腿的蹬踢对于工蚁来说就形成了一个象似性的能指，代表另外一个工蚁的头部及其触须的活动。据说蚂蚁能够将这种相似（蚜虫的尾部）等同为它的直指（蚂蚁的头部），并据此信息而做出行动，即用模拟像（effigy）的方式对待这只蚜虫，也就是一种视觉性的象似符号。

当符号的表征关注点是指涉体的时空定位，或相对于其他指涉体的定位的时候，这个符号就是指示性的。皮尔斯所提出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之一就是《鲁滨孙漂流记》——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1660-1731）1719年的小说中鲁滨孙在沙地里发现的脚印，他将脚印视为某种生物的指示符号。实际上，这些大量的指示性标志是一夜之间由各种动物所留下的（Ennion & Tinbergen,1967:5）指示符号并不像象似符号那样类似于它们的指涉体，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指出或表明它们的位置。指示性最典型的表现是伸出的食指，全世界的人类都本能性地使用这个手势来指出或定位世界上的物体、人和事件。许多词语也体现了指示性：比如，这里（here），那里（there），上（up），下（down）等等。

更准确地说，指示性是指示（deixis）的一种表现，即通过指出或以某种方式特指而指涉某物的过程（源自希腊语deiktos，表示“能够直接展现”）。有三种指示：

·空间指示：这是一种指涉物体、人、事件等等的空间位置的过程。空间指示形式的例子是伸出的食指，这个（this）和那个（that）等指示代词，这里（here）和那里（there）等副词，等等。

·时间指示：这是指涉存在于事物与事件中的时间关系的过程。时间指示形式的例子包括之前（before），之后（after），现在（now）或那时（then）等副词，代表时间点的时间表图式，序数词（如第一，第二），等等。

·人称指示：这是指涉存在于某情景的参与者关系的过程。人称指示形式包括人称代词如我（I），你（you），他（him），她（she），不定代词这一个（the one），另一个（the other），等等。

当创造单性模型的建模过程受到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的时候，这个模型就是象征性的。大多数符号学家都认为象征性区别了人类与动物的建模活动，使得人能够独立于刺激—回应的情境而对事物进行表征。许多词语都被象征性地使用。但是任何形式的能指——物体，声音，形态等——都能被象征性地使用：例如，十字的形状可以被用来指代[基督教]的概念；用食指和中指做出V的形状可以用来指代 [和平]的概念；白色可以被用来指代[干净][纯洁][天真]，黑色则用来指代 [不洁][邪恶][腐败]等；同类例子不胜枚举。对世界进行象征性建模的能力证明了人类意识不仅仅关注可感知的特性（导致象似性建模活动），也关注时空类型和关系类型（导致指示性建模活动），同样也关注所有种类的指涉体（真实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的本身。

名称是确定人类或者通过涵指延伸的方式确定动物、物体（比如商品）或事件（比如飓风）的身份的形式。名称既有指示特性也有象征特性：它部分地作为一种指示性的形式，因为它确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并且经常指出了她/他的民族起源；它也部分地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形式，因为与任何词语一样，它是约定俗成的表征实践的产物。在较少的情况下，名称也以象似性的方式构成，比如家养动物常取的名字，Ruff（犬名）, Pooh-Pooh（犬名或猫名）等等，例子虽小，但很有说明性。

1.3.3 符号制作的原则

上文所阐明的原则（参考1.2.1建模系统理论）是为了以整合性的方式解释各种符号制作的现象——否则这些现象就会被视为互不相关。比如，以维度原则为例。这个原则表示象似形式与指示形式的表征先于象征形式的表征。支持该原则的发展性依据是大量存在的。当儿童意识到物体时，比如玩具，她/他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会本能地用手去指（指示性）和/或模仿它们发出的声音（象似性）；只有在后来的阶段，她/他才开始用名称来指涉物体（象征性）。因此，维度原则将象似性和指示性作为了表征的默认模式。人们与持不同语言的人交流时，会本能地使用手势、模仿声音和用手指物体，每当这个时候，维度原则的可靠性就变得很明显。

同样的原则也表明许多单性形式混合了象似建模、指示建模与象征建模。维度的一个很小但很有说明性的例子是十字路口常见的交通符号的构成方式：

这个符号的能指包含了两个呈直角相交的直线。这样构成的十字形状既是象似性的，也是象征性的：它是象似性的，因为它的形状在视觉上类似一个[十字路口]；但鉴于十字形状在其他的情况下（不带箭头）能够很容易地被用来指代[教堂]或[医院]，所以它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它在路牌上指代[十字路口]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法。最后，这个符号是指示性的，因为当它被放在真正的十字路口的附近时，它便向人们表明了即将到达该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