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最后一课”——记东吴附中王佐才老师

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法国小说家都德写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最后一课》。这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见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达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想不到，在抗日战争中，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次日，我在上海租界上的东吴附中读书，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事件……

那夜，我正熟睡着，夜色漆黑，忽然被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惊醒。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听到似是炮声，声音也不太远，仿佛来自东面黄浦江的方向。接着，听到了“轧轧”的飞机声。一种战争的恐怖感立刻攫住了我的心。

对面楼上一些窗口里的灯盏，一个接一个地亮了，恐怕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家都在杌陧不安吧？

我开了灯看钟，钟上长短针正指着4点多。我想：会不会是租界外的日军在举行演习？又想：黄浦江里有英、美兵舰，会不会是日本与英、美交战了？这一响，外边老在传说日本要向英、美宣战呢！……

隐约的飞机声仍在远处盘旋，炮声又隆隆传来。我同家人都起床了。大家心头波澜迭起，都非常不安。一种风云骤变的感觉侵袭而来。炮声又响几下，终于沉寂了。大家虽又都回到床上去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一清早，我起身后决定仍去上学，顺便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外边，细雨蒙蒙，雨丝裹着寒意。天气阴霾，同人的心情一样。空中像笼罩着一层灰色的烟幕。弄堂里，东一簇人，西一撮人，互相在谈论传告着拂晓前后炮声、飞机声的事。表情既兴奋，又紧张，也有忧虑。谈的不外是日本向英美宣战了，黄浦江上打沉了一艘英国炮舰，另一艘美国炮舰投降了。有人在说：“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已停驶！”也有人在预测：“看来，日本兵今天要开进租界来了！”……

弄堂里，有的人家在垃圾箱旁焚烧书籍，看来是怕日本兵进租界后会抄家，将抗日的书籍赶快烧掉。

我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值得再听的新鲜事，立刻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马路上去。马路上也东一堆人西一群人在嘁嘁喳喳，男男女女都有。男的看样子多数是去上班或特意出来打听消息看看情况的。女的多数挽着空篮子，一看而知是出来买菜的主妇。我找着人丛凑上前去听听情况，也同弄堂里的人谈的大致相仿。沿街的南货店、烟纸店、酒店都上着排门，人心惶惶。有雇黄包车在急急忙忙搬家的，是从公共租界往法租界搬。法奸贝当投降德国后，组织了伪政权，法国本土已被德军占领，上海法租界由于日法之间没有战争关系，法租界在有些人心目中，似乎比公共租界要安全得多。但马路边上有人在闲谈，说法租界当局已经派出大批安南巡捕沿爱多亚路架设了铁丝网，禁止拥进法租界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出汉口路，沿石路朝北向南京路方向走，见一家出售平粜米的店家排门紧闭，好多人带着空布袋在店门口排成了一字长蛇阵，等待售米。一家卖煤球的店门口也有人抢着在买煤球。再往前走，经过浙江兴业银行门口，见拉着铁栅门，一些要提取存款的户主正在银行门口大声叫嚷、“砰砰”敲门，要银行赶快开业付款。一家大南货店，平时生意兴隆，今天未卸排门，贴了一张纸条，上写：“今日本号盘货，休业一天。”

街上行人脚步匆匆，脸色仓皇。我最关心的是日本兵进租界的问题了。一路上，却没有见到一个日本兵。向人打听，也都说没有看到日本兵。但我心里明白：无论如何，日本兵是一定要开进租界来了！以后，“孤岛”沦亡，沉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潮水中，原来在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过的将是更加黑暗、悲惨的亡国奴岁月了。心里充满仇恨，涌塞着一种悲壮的情绪。

我在一个卖粢饭团的小摊上，买了一只包油条和白糖的粢饭团，拿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向学校所在的慈淑大楼方向走去。

忽然，听见有些人在惊叫：“东洋兵！”“东洋兵！”只见一辆日本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开过来，“嗤”地停在路边。军用卡车上堆着许许多多刚印好的日军报道部编的《新申报》。日本军车上的几个穿黄军衣的日本兵撒传单似的散发报纸。有些路人在抢拾报纸。我望着那些日本兵，心里仇恨，出于好奇，也上前拾了一张报纸。边走边看，见报上有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的消息，有日本海空军突然奇袭珍珠港获得辉煌大捷、击毁击沉美国大批军舰和飞机的消息，也有日军今日黎明在黄浦江中击沉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和美国炮舰“威克号”升起白旗投降的消息。我看完了报上的消息，心里发泄不出的愤怒更加强烈，将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甩起一脚，踢到了被雨水洒得湿漉漉的路边去。

蒙蒙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歇了。天仍阴沉沉。路上见到的人，脸也阴沉沉。路面潮湿，我终于走到灰色的七层楼的慈淑大楼门前了。慈淑大楼靠近南京路的一面开设着大陆商场，出售百货，占了一、二层楼。三层以上全部出租给一些私人或公司、学校、团体使用。东吴附中在四楼上租了许多大房间做教室。

我吃完粢饭团，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纷乱情绪中走进光线幽暗、阴森森的慈淑大楼后门，踏上楼梯走到四楼自己的教室里。大楼里人异常地少，阒静无声。到了四楼，见来学校上课的人十分稀少，多数人是害怕外出？还是忙着在马路上张望？啊，不！公共汽车和电车全停驶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路又截断了，人当然不会来得多了。宽大的教室里一共不过五个同班同学，全是男的，一个女的也没有来。我的好朋友俞伯良在，我闪身刚朝门口一站，俞伯良马上招呼：“喂！我去约你来学校，你家里说你已经走了，怎么现在刚到？”

我没有回答，将手里一叠用帆布带捆住的课本和练习本往课桌上一放，对着俞伯良叹了一口气，说：“唉，以后，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上课呢！……”说着，内心痛苦，潸然想掉泪。

听我这样说，同学们有的叹气，有的露出愁闷和气恼。俞伯良忽然用粉笔在黑板中央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最后一课”！

他一写，我心里更难过了。

过去，在国文课本上读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当时也为这篇文学名著中那种国土变色的凄凉心情所感染。可是今天，此时此地再来回想这篇名作时，感受更亲切更深沉了。眼看，日寇要来了！以后，也许一定要取缔那些富有民族精神、爱国抗日、反对卖国和揭橥气节和骨气的课程内容，代之以奴化教育的吧？学校里一定会让日本人或汉奸来教日文日语的吧？我虽然与《最后一课》中写的主人公完全不同，小时候并不逃课，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功课一直尚好，并没有那种后悔过去未曾好好用功读书的憾意，但仇恨敌人即将来到的思想，使我内心像被刀刃刺伤流着鲜血。我看着“最后一课”四个大字，眼眶发热，心里发酸。俞伯良写的正是我心里想的。今天，可能是来上最后一课了呢！

啊！多么悲痛、多么屈辱、多么令人留恋的最后一课啊！

有两个同学也在黑板上跟俞伯良一样，用粉笔加写了“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快将整块黑板写满了。然后，其中一名叫吴玉书的同学突然哭了起来，抽搐着趴在桌上耸动着肩膀呜呜出声。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

他这一哭，我泪水忍不住哗哗流下来了。我正想去安慰吴玉书，却听见站在窗口俯瞰下边南京路的俞伯良忽然高声大叫：“来看呀！东洋鬼子来了！”

大家一起跑到窗口。四层楼的窗下是南京路。我们有一次曾从四楼往下撒过自己写的抗日传单。平日车水马龙行驶着双层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小汽车的南京路，行人拥挤、商店集中十分热闹的南京路，此刻，宽广的马路上空荡荡，店家都不开门。远处从外滩方向列队走过来一支人数众多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当头是一杆海军太阳旗，正在举行声威赫赫的入城式。

那些打着日本海军太阳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色穿蓝色海军陆战队的制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奏着震慑人心的军乐，正以分列式的队形，在宽阔平坦的南京路上耀武扬威地迈着八字步行进。

啊！日寇来了！进公共租界来了，“孤岛”彻底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了，在敌人铁蹄下，更黑暗严酷的岁月来临了！

我同俞伯良肃立在一起，心上淌血，眼噙热泪，俞伯良忽然咬牙切齿轻轻对我说：“要是有一把传单，我一定撒下去！”

我拭去泪水，想：要是有手榴弹，我也一定扔下去！

日本海军的军乐声，不知奏的是什么军歌，节奏粗暴，似咆哮，似爆炸，听来特别狂热、野蛮。

我叹息着想：“今后肯定是在铁蹄下生活了！”看着眼前的场景，我觉得国耻真是比个人的耻辱更叫人难受。国耻牵连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国耻使子孙万代蒙垢。我心底里不禁呼喊：中国！中国！你什么时候能变得强盛起来收复国土不被帝国主义欺侮呢？你什么时候能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呢？你什么时候能使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主人呢？啊，啊！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昂首阔步践踏横行在“孤岛”的土地上，“咵咵”的脚步，像踩在我的头上和心上，我痛苦得简直不想活了。

正沉浸在痛苦中，忽然听到教室门响，有人来了。

我回头一看，不禁叫了一声：“啊！王老师！”

我一声喊叫，俞伯良、吴玉书等也都转过身来，同声叫道：“王老师！”

王佐才老师是个头发花白胡子也花白的老头子，瘦削、矮小，戴副黑边框眼镜。眼镜的黑边框大，更衬得他的脸小、头小。他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从穿着上也看得出来。总是穿着破布鞋，寒冬时节，仍穿着一件薄薄的古铜色骆驼绒袍。袍子边沿袖口全破损了，像被虫咬过似的，剥蚀着，钉钉挂挂。他平日为人古板，不苟言笑，严肃得过分，考试时批卷打分很紧，对学生在课堂上说笑或者背书时提示别人等一类事情，都要厉声教训，同学们大都不喜欢他。但今天，王老师来了，大家对他感情完全不同，叫他“王老师”时，听得出每个学生对他都是十分尊敬、十分亲切的。

王老师弓着背，嘴里嘘着热气，冷得搓着双手，一本国文课本夹在胁下，进了教室，歉意地用一口浙江湖州口音的官话说：“我迟到了！住得太远，今天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从大西路那边步行来的。我是从不迟到的！……”

我想：王老师啊！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谁会再计较你的迟到呢？我和同学们明白王老师的脾气，他来就要上课的。也不想再俯瞰耀武扬威列队进租界的日本侵略军了，我和俞伯良、吴玉书等都连忙离开玻璃窗前，回到自己的课桌后坐下来。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声仍在急风暴雨般地传来。王老师依然那样古板，似乎听而不闻，在讲台桌上摊开国文课本，用手扶扶眼镜架，扫视了一下坐在下边的稀稀落落的学生，说：“人来得很少啊！”忽然，看见了黑板上的“最后一课”的字样，他突然背过身去，掏出一块破旧的白手帕来，用手扶住眼镜架，擦拭起眼睛来。啊，王老师哭了！稍停，他回过身来，无限感触地说：“是啊！是最后一课了啊！”他用桌上的粉笔擦将未写“最后一课”的地方擦拭干净，却不去擦掉那些“最后一课”的字迹。在擦拭干净了的地方，写下了“新亭对泣”四个字，说：“上课！大家翻到课本后边这一课上，今天讲《新亭对泣》这一课。”

老古板的王老师，平时讲课文一直是顺着往下讲的，今天怎么跳过许多课选讲后边的这一课了呢？

翻到一百零三页，见课文一共选了两则《世说新语》上的故事。《新亭对泣》是第一则。课文极短，全文不过一百多字：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课堂里肃静无声，日本侵略军的军乐声已隐约远去。

又有七八个同学陆续来了。他们迟到了，但一来就安心地坐下来听讲，都非常专心。教室秩序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安静过。

王老师瘦黄苍老的脸上特别庄重，黑边眼镜下两只眼睛在放光，声音蓦然也比平时洪亮了几倍，说：“本文选自《世说新语》。新亭，又叫劳劳亭，在今天南京市南面，三国时东吴所建。作者刘义庆，是南朝刘宋时彭城人。宋武帝永初元年袭封为临川王，历任多种军政要职。现在我来讲讲这篇短文的背景……”

他讲课，平时我感到平淡。今天他的语气却抑扬顿挫，蒸腾着热力；他眼睛注满了兴奋，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用丰富的感情，神采奕奕地感染着学生：“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匈奴族刘曜攻破长安，愍帝投降，西晋覆亡。次年，琅琊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在江南建康建立东晋，开始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当时，由北而南的士族官吏，一部分如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等是主张抗战恢复中原的，但多数只想偏安江南苟延残喘。《新亭对泣》正反映了南下的士族官吏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抱负。周侯指周，袭父爵为武城侯，故又称周侯，是属于唉声叹气之辈的。王丞相指王导，是慷慨激昂有用抗战光复中原之志的。对比鲜明！……”

我明白王老师为什么今天要选讲这样一篇短课文了。我听着讲，看着课文，只觉得身上热血迸流，受到启发，心里痛快，有异乎寻常的满足。

王老师慷慨激昂地说：“要抗战！要光复神州！决不作楚囚之对泣！眼泪应当吞在肚里！把力量用到抗战上去！……”他讲的是课文，又好像在讲今天的时局、今天的责任。

真奇怪，短短一百多字的一篇古文，此时在我身上竟会产生这么神奇的力量。我感到王老师讲的正是我此刻十分需要听的课文。听着，听着，眼眶湿润了，心上身上血液里都被注射进一种渴望同敌人拼一拼死的激情。课文浅显易懂，讲完，也就可以背熟了。我见俞伯良、吴玉书等全部来上课的十几个同学，都比平时专心十倍地听讲。从大家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到他们的心在跳，血在迸流。

我忽然心里十分忏悔：过去，为什么对王老师不那么热爱呢？多么好的一位爱国老师啊！他竟是这么一位有感情的热血充沛的老人，平时可一点也不了解呀！在面临敌人铁蹄践踏的关键时刻，他像一把稀世的宝剑光辉闪闪地露出了锋刃！平时为什么看不到老师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呢？

王老师讲完课文，突然掏出那块破旧的白手帕来，左手扶起眼镜架，右手用手帕去拭面颊。我看到：两行晶莹的泪珠顺着老师的鼻梁正流下来。教室里静得针尖落地也能听清。老师在啜泣！一刹那间，我也泪流满面了。同学们也都落泪，年纪最小的吴玉书，又伤心地趴在课桌上哭泣起来了。我突然想起，听说吴玉书的大哥是航空员，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与日寇飞机空战时血战阵亡的。

哭泣了短暂的一会儿，王老师止住了流泪，忽然说：“作楚囚对泣容易，就是讲完了这篇课文，懂得了应该去光复神州而不应当相视流泪的道理后，我们也仍是不禁要泣下。但哭没有用！同学们，记住今天我这最后一课上讲的话吧。也许，今后我不会再来教你们的国文了。谁知道会不会派日本人或汉奸来给你们进行奴化教育呢？但你们只要记得曾经有一个五十八岁的国文老师给你们上过这样一堂课，那我也算没有白教你们这些学生了。”

我心里火辣辣地发热，真想上去热烈拥抱老师呀！战争和刀枪能毁灭许许多多东西，但不能毁灭美的思想、美的人和事；侵略者能用铁蹄占领中国的土地，但他们想征服中国人的心那是妄想！

王老师要下课走了。他用粉笔擦去了他写的“新亭对泣”四字，但仍保留着黑板上的所有“最后一课”的字样，用一种依依不舍的声调说：“同学们，再见！下课。”

平时，老师来上下课，总是由班长喊：“一——二——三！”“一”是学生起立，“二”是向老师鞠躬，“三”是老师还礼后学生坐下。今天，班长没有来。上课时，没有人叫“一——二——三”，此刻，我忍不住忽然起立，代替了班长高叫：“一——二——三！”

所有学生，一同肃然起立，向老师恭敬地鞠躬，目送着王老师飘然走出教室。

我见王老师瘦削的背影已从教室门口消失，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拿起课桌上的课本、练习本大步追了出去。

我在下楼梯的地方追上了衣衫褴褛的王老师，高叫：“老师！”快步走上去。王老师慢慢回过身来，瞅着我，立定了脚步，脸上似乎是问：“什么事？”

我鞠了一躬，将一本练习本翻到空白处，递了过去，恳求地说：“老师！请给我留几句话做纪念吧！”我本想告诉老师，我将来可能会离开“孤岛”到大后方去的。但话到嘴边，咽住没说。

王老师从长袍胸襟上取下他插着的一支黑色旧“新民”钢笔，在我的练习本上，用流利的钢笔字写了两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然后，写了“王洪溥同学留念”，在下边签上了名，转身下楼去了。

俞伯良从后面走过来，追问：“你在干什么？”

我将手里练习本上王老师写的两句话给俞伯良看了。

俞伯良一跺脚说：“唉，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也要找王老师写几句！”话音刚落，他已经“嗵嗵嗵”地下楼去追赶王老师了。

我独自下楼。走出慈淑大楼时，看到街口已有横枪站立、面目狰狞、穿黄军衣的日本陆军在放哨。街头上出现了刚张贴的“上海方面大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署名的铅印中文布告。围观的人很多。我挤上前去看，布告上说日军进驻公共租界，是为了“确保租界治安”，等等。这当然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鬼话。日本侵略者是攥着杀人的刀枪、戴上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攫取“孤岛”了。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但我所经历过的“最后一课”，印象始终新鲜。当年我所尊敬的老师一定早已作古，当年的同学也都不知身在何处。但看到我们的祖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初步繁荣昌盛，每当回忆起这些辛酸痛苦的往事时，就更有一种无比的欣慰充塞心头。

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常引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日寇海军陆战队在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情景我也始终印象鲜明，但日寇的军队后来很快又退出了租界，并且开放交通，恢复生产和市面，让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在表面上维持了日军占领前的状态。其原因是日军岗哨林立，租界人心惶惶，生产凋敝，市面衰落，日寇感到要一个死城一样的上海背上大包袱不合算，维持原状，保持上海“国际都市”的外貌对日本有利，日寇是想用“王道乐土”的精神来麻醉上海人，免得以侵略者自居引起上海租界市民的反感和反抗。日寇司令部当时张贴布告说如有政治恐怖事件发生，日军可以进行封锁，可以拘捕人质。日本又查封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五大书店，派出大批鹰犬检查各级学校教科书，汪伪也根据敌伪需要重编教科书。为了节电，商店霓虹灯取消了，马路上的红绿灯取消了，公共汽车和电车傍晚六点就停驶了……无论日寇用什么手段掩饰，上海也是在铁蹄践踏下的土地，是屠刀宰割下的俎上之肉。我上的东吴附中，不能继续办下去了。一批爱国的老师出面组织了一个“正养补习学校”，让我们可以继续攻读，不受奴化教育，但给我们上最后一课的王佐才老师，从那时就不知何处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许多年后，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当年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自然而然成了我创作的素材。我将人名做了些改动，但写出来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受常常都是完全真实的。

我不愿意在上海继续过那种铁蹄下的生活，终于在1942年7月，独自由上海出发，在安徽合肥过日寇的封锁线，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到达大后方重庆，去参加抗战，并继续去完成学业。

（本文刊于2004年1月《大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