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晨昏诵读勤
古今名人的分时阅读观
在大量有关阅读情况的调查中，每当问到受访者为何读书少或几乎不读书时，常听到的答案是：“没有时间”。当“碎片时间”以及随之而来的“碎片阅读”充满我们的生活时，不论是课业繁忙的学生还是被工作追赶的成人，都想问一句：如何合理安排阅读的时间？不知不觉中，人们开始希望能够像合理安排膳食一样合理安排自己的阅读，这两件事都不容易，膳食不均衡或许会让人发胖或是营养不良，而阅读时间安排不合理会让人进步缓慢，但好在你还在读，或者有阅读的欲望。
乍一听分时阅读，或许会有些疑惑。阅读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来安排吗？早晨阅读会比晚上阅读好吗？春天万物生长，阅读效率会比万籁俱寂的冬天高吗？或者恰恰相反，正因为古时冬天无法耕作，大家不妨闷在屋子里读书，所以阅读效果反而比春天更好吗？那些真正刻苦读书的人，哪里分什么春秋冬夏，清晨深夜或是农闲农忙？《庄子·骈拇》中，“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后人用“挟策”“读书亡羊”“挟策亡羊”等说法来表示勤奋上进、专心致志地读书。家仆的儿子
尚且如此刻苦读书，不分工作与空闲，汉代倪宽和朱买臣“带经而锄”和“负薪读书”便更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而汉魏之际的学者董遇由于生活年代多战乱和饥荒，被迫在山间打猎为生，尽管如此，他也不忘读书，并且研究出了“三余”的方法，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时间读书。不仅如此，自古以来我国的士子文人对于生活都有一种简单的期待——“晴耕雨读”，将物质资料的获取与精神食粮的收获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宁静、理想的生活情致。
如果说劳作的时候都可以挤出时间来读书，夜晚就更是读书的好时光了，在照明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红袖添香夜读书，虽滋味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事项，便是读书。或许令人惊讶，眼镜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1268年，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约1292）就已经记录了用于光学目的的透镜，而此时在中国，用于阅读的凸透镜就已经出现了，放大镜和眼镜的出现，最初就是由于阅读时光照不够导致的视力减退。
以上所有的这些似乎都在告诉人们，勤学苦读不拘具体的时间，而是一旦有时间，便要抓紧时间阅读和学习。理虽如此，殊不知，“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在合适的时间把握时机，做合适的事情，读合适的书，“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分时”的思想并非新鲜事物，而是融入在中华文化之中。在食物方面，一直有“不时不食”的说法，意思是在选择食物时，要应时令、按季节，在每个合适的时段吃对应的食物。而阅读的分时，只要留心观察身边，便能发现不少有关的推荐，如适合夏季消暑降温的书单推荐、睡前书单推荐、旅行书单推荐，等等。
分时的思想不仅仅蕴含在饮食和阅读之中，中国人相信万事万物都要根据时节，根据天地之间运行的规律来进行，才能道法自然。《庄子·知北游》中认为圣人应探求万物生长的道理，顺应自然规律，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分时阅读，便是人们从千百年来的阅读传统中继承和创新出的符合日常生活和人生发展的阅读理念。从微观上说，分时阅读关注和建议的是人们在一天之中、一年之中不同阶段的读书选择；从宏观上说，分时阅读则关切一个读书种子如何发芽、茁壮成长、成才的正确引导，从而为社会、为国家培养一个个有阅读情意的人。
日升月落，春秋冬夏：分时阅读的微观
其实，不一定要阅读完一本书再去换另一本，完全可以同时读多本书。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保有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制订最适合自己的阅读计划，才是关键。
当一天的工作完毕，心情轻松，又不想再从事激烈的心智活动时，我就读历史、散文、评论与传记。晚间我看小说。此外，我手边总有一本诗集，预备在有读诗的心情时读之。在床头我放了一本可以随时取看，也能在任何段落停止，心情一点不受影响的书，可惜的是，这种书实在不多。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当年为《星期六晚邮报》的读者们所写的这段读书建议，非常恰切地回答了人们应如何分配自己的读书时间的问题，并且对每一种读物所起到的作用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是分时阅读微观层面的绝佳注脚。毛姆写这些的意义，当然不是为了让每一个看到文章的人都照章办事，而是提供了一个视角、一种方式，告诉人们能够也应该按照自己实际的生活情况和个人需要来安排自己的阅读时间和阅读的种类。
阅读一事，虽有语言之异，但其根骨古今中外皆同。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约前77—前6），自幼聪敏好学，对经术、天文尤感兴趣，他曾“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白天读书，晚上就看着天上的星宿，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夜晚的观察实践相结合，起到巩固所学的效果。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708—784）《劝学》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不仅催人奋进，更是暗含着早起读书，一片安静，有助于集中精神，少俗事纷扰之意。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有一次被青年问到如何处理读书无计划的问题，他回答说：“你可以试试，晨思夜读，重新学习。”谢觉哉解释说早晨是一天的开始，要多思考，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计”就是指思，要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来思考。而“夜读”则是由于白天工作繁忙，就得利用晚上的时间来阅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必有成效。如此一来，白天思索、晚上阅读，就能有效结合。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健提出读书的“因时制宜法”，认为读书应珍惜时间，见缝插针。精神最好的时候，应读重点精读之书；购物排队，可以读外语书；出差旅途，则可浏览武侠小说、现代派诗歌一类的文艺图书。
苏联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自称有一种把生命延长两倍的妙法，即把每个工作日分割成三天：“第一天”——从早晨到下午两点，此时干最重要的工作；“第二天”——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此时干比较轻松的工作，如写书评、做笔记之类；“第三天”——傍晚六点到午夜十二点，用来参加会议或看书。这样分配工作时间，既顾及了精力的变化规律，也使整块的时间变成了自成一体的三段时间，从而在转变活动方式和内容的过程中提高了效率，也节约了时间。
对月把玩，抚今追昔：分时阅读的宏观
清人张潮（1650—约1709）在其文集《幽梦影》中有这样的描述：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虽说不同年龄由于阅历深浅导致读书所得不尽相同，却也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分时阅读的宏观意义，即某些书更适合在年少的时候读，而另一些更适合年龄大一些或是更有生活阅历的时候（通常呈正相关）来读，丘吉尔就认为“太年轻时不宜读巨著”，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部分原因。
著名文学家陆游（1125—1210）少时即立下志向，用祖父陆佃“映月读书”的精神勉励自己，阅读了大量古人诗作，青年时又从“上世遗文”至“先秦古书”都读了个遍，再后又读完了六经、《左传》和《离骚》等历史名著，为自己的写作、做人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教育家、学者程端礼（1271—1345）,15岁即能记诵六经。从史蒙卿游，治朱子之学，学者及门甚众。他认为，读书应该按照内容的深浅难易，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元代曾将程端礼所作《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颁行给各学校。明初士人读书，亦大抵奉此为准绳。此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颇有影响。书中首先采录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全书的序言，认为这是士子读书治学的纲领。其次按照朱熹读书之法，规定程序，并加以解说，最后详细开列了一个按不同年龄段读书的计划：8岁以前，要读《性理学训》，并以朱熹《童蒙须知》贴在墙壁，每天饭后记说一段；8岁以后，依次读《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正文，《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以及“春秋三传”（《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正文；15岁以后，读朱熹《四书集注》，并抄读各经注解。同时，依次看《资治通鉴》、韩愈文、《楚辞》，进而学写文章，以应科举考试。书末，有程氏自撰讲义一篇，进一步阐明朱熹读书法的精义。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不同的书，不仅是为了在书中寻找知己，更应期待从先人的智慧中获取丰富的滋养，导引自己人生的道路，以站巨人之肩的姿态，极目远眺，跳脱出眼前的一亩三分浅薄之地，而寻求山高水长的人生发展，正如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徐雁教授所说：
一个人理想的读书台阶是，在童年、少年时代应多读古今文学佳作，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植入感悟力和想象力的智慧芯片。到了青壮年时期，则需要多读中外人物传记，传记阅读具有励志的作用，具有了解历史的作用，给人以无限启迪。看他们书中人如何应对历史风云、时代风雨和社会风浪，看他们在自己这个年龄段，都做过哪些有益无益的事，他们的人生曾经遇到过怎样的困难乃至灾厄，后来又都是怎样在困厄中成长的，在阅读过程中找到名人之所以能够站在高处、笑到最后的原因，找出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发现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目标。这也就要求大家在读书的同时，设身处地地体会职业、事业的不易，脚踏实地地为人、处世和做事，把自己的一技之长做实、做好、做强大。
（张思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