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天生的设计师

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总是在忙于制作。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制作东西——绘画、雕塑、建筑、装置。艺术似乎在从事手工艺和技术，它们总是与劳作和建构密不可分，即使是表演艺术——像音乐和舞蹈——在实践中也总是密切联系着。音乐家使用乐器就如手艺人使用工具，舞蹈家和歌唱家的功夫、技巧常常令我们叹为观止。难道画家和雕塑家是一种特别的手工艺人或技术工匠吗？艺术与精湛的技术、手工艺、表演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与艺术作为组织实践又有什么关系？很多艺术家就像叮叮当当的修补匠，或是疯狂的科学家，或许像运动员和马戏团小丑，就是一点儿也不像哲学家。这样的描述未免有失艺术高傲的身份，但事实的确如此。可是艺术起源于一种创作的冲动，这又该作何解释？现在就让我们从这类问题入手。

这里有一个简短的并不完全的答案：艺术与组织活动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大致说来，工具（比如锤子或电脑）是组织活动的核心。技术不是简单的东西，它是我们用以实现组织活动的工具。技术组织了我们；确切地说，它们是不断发展的组织模式。一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联系——技术是组织模式——我们就可以理解，哺乳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技术；同样，跳舞也是一种技术活动。所谓发达的技术实际就是指我们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组织自己，但基本的组织原则都是一样的。

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实践，就如舞蹈也不仅仅是一种跳舞方式，但是，艺术要以技术为前提，只有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读懂艺术。舞蹈关注的是“跳舞组织了我们”，而绘画（比方说）则是在对“图画（或者说图画制作和图画使用的技术）组织了我们”这一事实作出反应。图画，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技术，而图画制作和图画使用是组织活动。因此，它们都是艺术的原始素材。画家可能会作画（尽管从是否描绘什么、是否准确、是否逼真的意义来讲，并非所有的绘画作品都是图画），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职责就是要画更漂亮的图画；同样，舞蹈家的职责也不是跳舞。有时，画家和舞蹈家的艺术恰恰是在画家不能画画、舞蹈家不能像一般舞者那样动作时得到了展现。失败是艺术最为重要的研究渠道之一，而如果艺术家只是技师，只是工匠，那么失败就毫无意义。

要让这观点更加清晰、更有说服力，我还需要列举更多的事例。本章我将进一步探讨技术的本质；在第4章里，我再详细论述我的根本论点；然后，在第三部分中，我会让大家看到这一论述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绘画艺术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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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有一件事引人瞩目，即技术于我们是天性。虽然这个观点已不再新鲜，但它值得我们再重复一遍。就如蜜蜂要筑巢、鸟儿要搭窝一样，人类天生就会使用工具。我们是天生的设计师，这个结论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超过上百万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在技术上并没有重大突破。有证据表明，他们使用简单的石头工具凿凿砍砍，但几十万年过去了，找不到证据显示这些简单的技术有任何改进或提高。在5万至7.5万年前，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出现了革命性的大爆发。此时我们发现了具有特殊功能的高度改良的工具的遗迹，甚至有制作工具的工具。同一时期，人类开始穿上衣服并使用图形技术（著名的洞穴岩画）。也许正是此时，我们人类开始像现在这样讲话。

现代人类，在行为上和认识上的智人，大约出现于5万年前，这一事件恰好与技术发展的大爆发时间吻合。

这种创造能力的异常爆发与变革社会的创新该作何解释？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变聪明了。有人说，这时出现了大脑的突变。但至少有一个理由让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缺乏创造力的祖先在生理上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差别，至少我们从他们的遗骸中可以这样判断。我们都知道，解剖结构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这种技术大飞跃至少10万年之前就已存在了。

还有另一种解释：人口的变化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一直都是聪明的发明者，或至少在我们的创新开始很久之前我们原本就很聪明。但由于我们各自生活在孤立的小群落里，或许我们的发明没有一件能够传播开来或得到传承，结果，没有人能继续累加我们的成就。或许我的子孙没能学会或者我们的群落里没有子孙能学会我会做的事。总之，如果我们必须疲于奔命且手头只有自己生产的资源，那么我们的创造力将受到极大局限。人口密度的小幅度增加就会改变游戏的规则。群体变大、与其他部落的接触增多，使贸易和分工的出现成为可能。如果你能供给我需要的东西，我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改进工具上。而如果我周围有足够多的人，其中某个人就可能成为我的学徒，学会我的技艺，并继续加以改进。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相对较远的部落之间产生了贸易。

所有这些都只是推测，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推测背后的几点深刻意义。首先，不要以为我们使用技术是因为我们变聪明了，或许让我们集体变聪明的正是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有人说，我们使用工具毕竟与动物有所不同，哪怕是筑巢的动物。神经学家约翰·克拉克尔（John Krakauer）在一次交谈中曾对我讲到，把人的手接到大猩猩身上，它仍然不能用手完成我们能完成的事。明白这一点，你就能理解这种观点了。我们不单单使用工具，我们还思考问题，而其他动物能否做同样的事，我们并不了解。

然后，这些新型的社会组织，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群居方式，形成了一个游戏场，在此，新技术得到培育和发展。如此说来，如我早先提出的，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不断发展的组织形式。

这很容易理解。设想一件工具，如门把手。只有以整个生活方式作背景，我们才能理解这样一种工具。门把手只有对居住在房子里的人才有用，他们需要用门来抵御寒冷，阻挡陌生人和野兽的闯入，用门来保障夜间安全和保护财产。再进一步说，很显然，门把手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有这种特别构造的身体，有能够使用门把手的手，我们的身材能够够着门把手且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门本身的质量。

要让门把手这样的发明粉墨登场，首先需要搭建一个文化和生物学舞台。但是，门把手一旦出现，使用门把手这一事实本身就退到了我们生活的后台背景中。我们基本不需要停下来思考有关门把手的问题。除非我们是设计师，否则我们无需经常想起它。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进出房间上，集中在我们要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上。使用门把手开门关门成了第二天性。事实上，门把手成为我们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和居住的地方来回进出这一整套小小组织活动的核心。我们由门把手组织起来，自然而然地伸手，恰好握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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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忍不住会想，人的问题及需要是有限度的，只不过用来搞定事情的工具和设置因时而变罢了。可是这种想法错在哪儿呢？设想一下，你正在飞越大西洋的半途中。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你所做的事也是早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们就开始做的事：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从这一视角来看，飞机与火车、汽车、马车，与我们自己的脚并无区别。它只不过是一种把我们从A点带到B点的工具。但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地球上方5英里（约8.05千米）的高空中飞行，我们是在做一件全新的事。没有技术，我们根本无法做到。重点是，剔除了技术——飞机以及支撑商业飞行的复杂的信息合成数字系统——你看到的不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人类，而是根本不会飞行的人类。既然我们是飞行的人类，既然这种出行方式和彼此联系于我们已经必不可少，那么，鉴于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通信方式，离开了飞行所必须的技术，我们将不复是我们。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生活的组织方式——可以说，是由技术构成的。将技术剔除之后，剩下的不是我们，而顶多只是我们的“远房表亲”。

再设想另外一个例子，现代公司办公环境。电话让不同地方的同事之间可以谈话，电子邮件也使得通信更为便捷。不仅单人与单人之间，单人与多人、多人与多人之间也都能方便地交流。如今的办公通信系统——比如户内社交网络软件——使公司能够获得一整套全新的组织形式。脸书（Facebook）让人们建立了与他人的联系，不断更新的状态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而户内社交网络系统，如吱吱喳喳（Chatter）使得社交网络不仅可以以个人为主，还可以以话题为主得到组织。话题不仅穿越了办公空间和项目团队的界限，还把公司间互不相干的群体联系起来。现在设想你在一个有着上万员工的大公司里正努力解决一个问题，你可以查找有关此话题的历史聊天记录，基本可以获得整个公司的信息。如果仍有问题，你可以明确地知道该与谁联系，这人可能你从未谋面，也可能他在世界的另一端。

现在，除去组织公司业务的软件技术，你再来设想一下这家公司。你想象不出，去掉了组织技术的公司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

技术不仅仅是满足我们原先已有的需求，也不仅仅靠扩大我们所能做的事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它是让我们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不仅解决旧的问题，同时也形成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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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考产生了一个深刻且令人激动的观点——恕我一再重复——技术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组织形式。技术组织了我们，也因此使我们成为我们这样的人类。

“技术”一词源于希腊语technē，意为技能和手艺。想起技术，我们常常会想起工具、器械、建成的网络、基础设施，等等，我们会想起硅谷和生物工程。但是，追根溯源，技术是一种技术活动，是专门技能、聪明才智、融会贯通和深思熟虑的代名词。

在哺乳这种最原始的组织活动里也存在技术。我们已经看到那种从开始尝试去做、努力做好到后来熟练掌握、流畅进行的转换过程。再回想一下我们学习第二语言的经历，先是痛苦的词汇记忆和语法学习，我们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思考单词、语法、发音和习惯用法，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所有这些都淡化了，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在使用这种语言，不必再去思考是怎么用的。此时，语言不再是一种协调我们与他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中间媒介，而成了我们与他人、与周围事件取得沟通的直接方式。

这种见解让我们体会到技术是天生的，也就是说是基本的。技术是由技能组织的活动。哺乳、谈话、跳舞，以及第2章讲到的组织活动，以这种方式来看，都是技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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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过在电话里跟小孩子讲话吗？小孩子不会打电话。打电话之所以对小孩有困难，是因为它与面对面交流不同：你说话必须更清楚，而且必须要敏感地知道对话的性质不同。当然，你还必须注意要以不同的方式向对方传递信息，因为你们互相看不到对方，不像在同一空间里那样注意力指向同一件东西、同一篇文章或同一件事。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小于10岁（比方说）的孩子不会以我们成年人的方式进行交谈。交谈是一种表现亲密和分享自我的方式，就像跳舞、拥抱或辩论；它不只是为了分享信息和解决问题。尽管有的小孩善于拥抱，当然也会欣赏音乐并随之舞动，但他们通常不懂得怎样像大人一样与人共舞，也不懂得怎样交谈。相比之下，青少年就不同了，他们自主与他人培养感情的需要来得非常强烈。对他们来说——至少我年少时是这样——电话非常重要，而花一整个晚上与人漫无边际、天马行空地海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想用这一例子说明，技术也就等同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去做。

技术是我们做事的组织方式。但是，这种等同有一惊人的结果，我们早先已经注意到了：技术担负着深重的认知意义。技术使得我们能做许多离开了技术则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飞行，现代职场里工作；它也使我们产生了许多若离开技术则根本无从想象，也无从理解的观念和思想。

无论从保守还是激进角度来看，事实都是如此。保守地说，技术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时也产生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我们需要更先进的捕鼠装置；内燃机在不断改进；电脑操作系统的更新永无止境；甚至是一个不起眼的门把手。技术不是静止的，它欢迎也鼓励改良和提高。在当下做名工程师就是直接跳进发展进程的中间，接过先人留下的担子。工程师，无论是软件工程师还是修路建桥的工程师，都无需思考他们所做事情的发展历史，但是他们思考的每一件事——引起他们兴趣的、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这种思考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技术抛出的问题实际是关于如何生存的问题——如何更高效地去做我们本来在做的事（飞行、驾驶、使用电脑，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早已身处技术的海洋中，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问题。生活的长河不断流淌，我们总是处于河中游，总是在生活之河的半道上。

技术让我们产生新的思考，还有一层更为激进的意义。我会进行复杂的计算——解二次方程、算出我该缴多少税、在餐馆买单时算算我们每人该付多少钱——可这都要归功于我知道怎样使用数学运算符号。算术符号是我进行数学思考的工具，离开它们，（至少是）我根本无法计算。

最初，算术符号的产生是为了记录。为了记住自己拥有多少只羊，我们先是在包里放等量的石子，然后学会了在木头上刻下道道，或在地上画下记号。可是一旦我们有了算术符号，使用符号来思考新的算术问题就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学校里教的数学就是这样。我们先是学习怎样写数字，然后利用这些书面符号进行简单的运算，最终解决复杂的问题。

没有符号也能进行基本的数学推算，婴儿和动物在此方面都表现了良好的才能。但是，如果没有书面符号和图形，你能想象实数、素数、超限数、群、拓扑学等这些概念吗？不能。但是，在此我们必须当心，因为这种表述往往会导致低级的误解。数学运算需要用到符号并不意味着数学家要研究符号体系（尽管的确有专门研究它的数学分科）。我们计算的时候不再去考虑数字，就像要数清自己有多少只羊我们不会去想这是些石子一样。我们用石子和数字来思考我们拥有多少只羊。

这一观点不只局限于符号，我们可以将其扩展至语言本身。思考事情有一种方式是盯住它看、关注它、把它拿在手上仔细观察。但是，如果一件事情在空间、时间上都天遥地远，你怎么去思考它？你怎么去想象裘利斯·凯撒？未来七天的早餐你要吃些什么？太阳系的引力中心在哪里？宇宙大爆炸是什么？你尚未出世的后人会过怎样的生活？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在思想上抵达这些问题。我们使用语言、文字。

现在，思考这一问题：你的思想发生在哪里？你会说，它不仅发生在大脑里，还发生在手上、在纸上或在键盘上。因为即便你像许多认知科学家一样，相信我们进行算术运算的能力要依赖我们大脑思考数值、进行推理等诸如此类的能力，很显然，它同样要依赖我们使用外在符号的能力，就是我们写在纸上或黑板上的那类符号。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技术不仅扩展了我们能做的事，还扩展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的思想流出我们的大脑，流在纸上，流进世界。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爱丁堡大学）和戴维·查莫斯（David Chalmers）（纽约大学）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哪止步？余下的世界又从哪里开始？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大脑里的东西要比我们写在纸上的东西更为优越。对于我们的思想来说，对于那些让我们感兴趣的思考和问题来说，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思考更像是架桥或跳舞，而不像消化食物。我们从根本上而言彻头彻尾就是技术的生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如同跳舞、旅行、谈话一样，是一种组织活动，而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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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要论题：我们是有组织的，但是，在纷繁复杂、天罗地网般的组织模式里，我们往往会迷失自己。我以为，艺术，正是由此获得了它的原动力。艺术，以及哲学，同样都是研究我们组织模式的实践，或者说是研究我们以不同方式参与不同组织模式的实践。艺术决不只是更多的组织。

明白了这一事实，明白了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是根本的、生物的、不可或缺的，那么，艺术总是关注着制作东西——绘画、雕塑、建筑等——就不足为奇了。作为艺术的绘画，以及雕塑、建筑等恰恰是要研究我们的生活是怎样被制作图画的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的制造技术组织起来的。艺术产生在描绘与制造的领域，并非因为艺术家对制作更好的捕鼠器或画出更逼真的图画感兴趣，而是因为描绘、制作等从深层来讲都是重要的组织活动，也因此是我们经过了文化陶冶的人类天性里非常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