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一、解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纵观整个20世纪，西方的哲学、文学、美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可谓思潮迭起，异彩纷呈，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纷纷登场，各领风骚。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解构主义思潮，这不仅因为解构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西方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结构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怀疑与超越，还在于它为我们考察各种现象和本质（包括文学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至于它以后的新历史主义等则是对解构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反驳，所以解构主义因其处于西方20世纪理论思潮极致的中间状态，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正是从解构主义开始，我国文艺理论界对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的翻译介绍，才开始与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同步，而以前对西方某种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大都滞后于此种理论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期。

解构，是一种客体的存在状态（客体自身的存在包含着自身的分解和毁灭），也是认识主体观照客体的一种方法论。从词源学的角度观之，解构一词直接出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节“摧毁”（destruction）的概念，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于1967年所撰写的三部奠基性作品《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都体现出了解构主义对于西方传统理论模式基本的批判态度。德里达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形而上学理论家们在立论之前，都预先设立了一个理论的“元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其理论建树。而他们大都认为这种“元点”是一种先验的真实，是先于上帝创世的一种“道”。他们本身并未意识到，他们预先设立的这一“元点”，只是建立在语言沙滩上的一种游戏，或者是一个虚拟的过程。在此之前，人们总是认定语言最终要表达这种“元点”或者“元真实”，也称作“逻各斯”，它既能维系人的整个认识系统，同时又置身于该系统的出发点和中心之上，人们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包括传统文学理论在内的许多形而上学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德里达彻底解构的便是这种逻各斯，而一切逻各斯及其理论赖以存在的是作为精神家中的语言，德里达更进一步地解构了语言，使其变成了语言的激进主义。德里达对于语言的论述是在现代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展开的。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一个由音位关系构成的符号系统，进而提出了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维特根斯坦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认为，人类当初用语言命名世界也是非确定性的。这样，由于语言构成的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同一的，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这个世界以及思维只能是一种虚妄的承诺。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将这种非确定性的差异用于言语中的能指，而没有将差异看作本源。不仅如此，所有的言语意义还是境域性的，并且这种差异性与境域性是处于一个动态、开放的语言系统之中的。德里达以解构语言为基础，指出了意义的非确定性，进而又解构了西方哲学赖以确立的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对一切重设的中心及整体性与同一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但是，德里达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却不得不借助传统，在解构语言的同时却又不得不使用语言。这一深刻的悖论，使其进入了两难境地，于是德里达便提出他的解构策略，即分延、播撒、踪迹、替补等中间性概念，来进一步说明意义的追索不过是符号转换的一个“异延”的过程，意义从它同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的差异中产生。由此，意义便从一种语境延伸到另一种语境中，形成了“意义的循环”，最终揭示了意义的非确定性。

如果说德里达奠定了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那么“耶鲁学派”的四位理论家则使其在实际操作上熠熠生辉。他们是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及哈罗德·布鲁姆，他们纷纷把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应用于西方文学的具体分析之中，如米勒对弥尔顿《失乐园》第4部的解构分析就堪称解构理论实践应用的典范。他们认为，由于意义的非确定性，哲学及科学话语貌似真实，而实际上也不过是修辞性的隐喻，由于文学的虚构本质，它能清楚地表示出语言的修辞性和含蓄性、差异性及境域性，正由于解构主义本身的性质，所以文学无须批评家的努力就已经自我解构，而批评家的任务只是将这种性质表现出来而已。所以，诚如美国当代理论家克里斯多弗·诺里斯所述：“批评与文学（二者的差异只是假象）被谴责（或尊崇）为永远是最苛刻，因而也是最不可靠的语言，而人类就以此种语言来命名和改变自身。”⁽¹⁾在这里文学与批评已经失去了界限。

20世纪80年代初，解构主义正处于鼎盛阶段时，就已经被中国学者所注意。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学术界对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一方面翻译介绍，另一方面研究消化，然后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之中。从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比利时理论家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一书开始一直到现在，关于解构主义的译著不下10余部，这其中既包括欧美解构主义理论家们的奠基性理论著作，如德里达的《文学与差异》，也包括当代西方文论家对于解构主义进行研究、梳理的著作，如安纳·杰弗森和戴维·罗比等著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解构主义理论家们的奠基性著作自不必说，就是对解构主义做过系统研究的英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涉及解构主义的同一部著作，国内就有三种译本，分别被译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文学原理引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另外，如张首映、胡经之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王岳川、尚水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逢振、盛宁的《最新西方文论选》，王宁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等，在这些学者编译的集子中大都收入了解构主义的经典性文章，如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系动词的增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和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主义》等。此外，在《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上还发表过关于解构主义的译文20余篇。

国内的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研究状况大致如下：从1986年起一直到现在，国内学者有关解构主义的研究论著（或论文集）约10部左右，如徐崇温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是国内较早的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有关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论著，这本书不仅明确地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在理论上区别开来，而且在论述德里达的消解哲学和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概括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特征，对以后国内学者对于解构主义的研究颇有启发。另外，张隆溪所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将解构主义放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使读者清晰地领略到解构主义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历史地位和整个流变过程；马驰的《叛逆的谋杀者——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述要》，是国内第一部以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专题而进行研究的著作，这部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不仅对解构主义的诞生、发展、重要的理论家德里达的思想以及作为中坚力量的耶鲁学派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而且对解构主义与阐释学、现象学的关系做了很精彩的论述。此外，王岳川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宁在《多元共生的时代》中，都为解构主义批评列了专章专节进行研究，尤其王岳川在他的著作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对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分延、播撒、踪迹、替补等，做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和界定。陈晓明则以《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为题，对解构主义进行系统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这本书于1994年9月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岳川、胡经之主编的教材《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更把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使之因具有可操作性，而更加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另外，自1986年以来，国内各社科杂志共发表有关解构主义的研究文章不下70余篇，可见解构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蒸蒸日上之趋势。在1992年，北大英语系还举办过“解构主义与中外文论”研讨会，更把解构主义的研究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