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新一轮脱贫攻坚进程的持续推进，民族地区⁽²⁾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的34.5%下降到2016年的9.4%，2010—2016年累计减贫3629万人。但与此同时，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体的比重却从2010年的30.4%上升至2016年的32.6%。民族地区在贫困规模、广度和深度上依然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016年全国总体贫困发生率为4.5%，而民族地区平均为9.4%，并且贵州、云南、西藏和新疆四个省区的贫困发生率还高于10%。⁽³⁾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当前历史阶段既面临着深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巩固既往脱贫成果的严峻挑战。

从民族地区减贫政策选择来看，现有研究强调社会保障托底和贫困户增收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中的作用，但对获得收入之后的收入增值和资产配置关注不够，难以实现贫困主体的稳健脱贫。随着社会保障网络覆盖广度和托底力度的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已经探索出较为完备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退出策略，用来应对因病、因残、因缺劳动力等发展能力缺失引致的贫困（刘小珉，2015；王国洪，2016）。现有研究也从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张丽君，等，2015；李秀芬，等，2017）、贫困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提升（陈立鹏等，2017；董家丰，2014）等方面，探索了初具自我发展能力贫困主体减贫的经济基础。但分解当前的减贫思路会发现，无论是社会保障的托底覆盖、区域层面的经济机会改善，还是家庭层面的资本再造，都忽略了贫困主体收入获得之后的收入和资产配置行为，无法形成减贫政策的闭环，从而产生了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导致民族地区面临稳健脱贫的隐忧：一方面，受限于民族地区脆弱的自然环境、匮乏的经济机会和有限的知识技能，贫困主体的收入依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另一方面，部分民族地区还存在文化习俗伴生的不理性消费现象，如红白喜事的大操大办等不合理的消费观（唐海燕，2016）所导致的储蓄不足、金融服务使用率低，从而导致收入提升之后出现钱“长脚走掉”的现象（Krlan & Appel，2014），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在当前历史背景下，以提高贫困人口家庭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精准扶贫政策，难以应对现行标准下真脱贫、稳定脱贫以及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为核心的精准扶贫现实需求。如何通过合理的收入和资产配置提升贫困人口的稳健脱贫能力，是民族地区实现脱贫攻坚历史性目标的重要理论问题。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金融知识能够对储蓄、养老规划、参与金融市场等收入和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是收入提升政策的有效补充（Lusardi，et al.，2014）。尹志超等（2014）也验证了金融知识对中国家庭收入和资产配置的积极作用。为此，本文引入金融知识来反映收入和资产配置对民族地区稳健脱贫的影响，一个基本假设是：金融知识能够影响贫困家庭的收入和资产配置行为，从而在短期影响资产回报和贫困现状，并在长期影响资本积累和贫困脆弱性。目前还没有研究从金融知识的角度，关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收入获得之后的收入增值和资产配置行为，引入金融知识研究减贫问题是本文在研究视角上的可能创新。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后续结论表明，金融知识能够显著改善民族地区贫困家庭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因此，通过实施金融教育项目来改善民族地区贫困人口金融知识，有助于贫困人口进行理性金融决策，引导长期投资策略，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稳健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该背景，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金融知识与民族地区贫困减缓的实证检验，研判金融教育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为盯住收入提升的现有帮扶措施提供催化和加成，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

从理论机制来看，金融知识主要通过影响贫困主体的金融行为，对减贫结果产生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地区基于文化习俗和经济社会行为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对金融知识与民族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产生潜在影响。一方面，民族地区的个体交互更多依赖基于血缘关系、宗教文化和地理邻接形成的社会网络（赵雪雁，等，2013），导致个体金融行为面临更多的同伴效应，从结果上表现为从众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地区金融知识和贫困减缓的关系可能存在特殊表现；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还是民族地区贫困减缓的重要非物质资本来源，Hong等（2017）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信贷可得性相关，对减贫有积极影响（刘林，等，2016）。为此，考虑到民族地区在社会网络上的特殊表现以及社会网络对金融知识减贫效应的可能扰动，本文还在实证检验中引入家庭人情往来表征的社会网络，控制该种特性对民族地区金融知识减贫效应的扰动，从而对金融知识对民族地区贫困减缓的方向和强度进行相对更为准确的判断。

本文后续部分的构成为：第二部分阐述了民族地区金融知识和贫困指数的测度方法，将金融知识细分为简单金融知识和高级金融知识，用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分别表征民族地区贫困的静态表现和动态表现，并对民族地区金融知识和贫困指数的相关性进行了联合统计描述。第三部分使用Probit模型对民族地区金融知识和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使用工具变量Probit模型，对金融知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控制。第四部分重点对金融知识的减贫机制进行了扩展，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