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困境

在脱贫攻坚期，特别是2014年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民族地区的减贫速度与全国同步逐年加快，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截至2017年，我国民族地区[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降至1032万人，较上年减少37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6.9%，较上年下降2.4%。⁽⁷⁾根据现行贫困标准，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的绝对贫困已基本消除，剩余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其中民族地区是典型代表。我国民族地区在历史和地理上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而且自然限制条件诸多，脱贫难度大，尽管许多贫困村已经实现整村脱贫，贫困户的基本生活也得到保障，但包括非贫困户的许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并不高，不仅脱贫状态存在脆弱性，而且与城市生活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因此，民族地区的贫困不仅是当今脱贫攻坚期要着力克服的问题，还是后2020时期要长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民族地区现存的贫困人口主要呈现老龄化，入不敷出的支出型贫困在农村表现较为突出，这些既是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显著特征，也是未来在后2020时期农村稳定脱贫面临的困境。

（一）人口外流与老龄化贫困

人口外流是民族地区普遍的人口迁移现象，对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变迁和劳动供给都会产生影响。推拉理论，是社会学对人口迁移规律的一个经典阐释，即人口迁移受到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一方面，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是居住地的生存环境和资源因素以及政治、宗教、民族冲突、人口过剩等人为因素；另一方面，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是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以及收入差距。⁽⁸⁾在我国，民族地区普遍与边疆地区、边远山区联系在一起，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较差，收入较低，因此许多青壮年会选择到本地区的县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去务工和生活，青少年也会被送到城市接受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于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更多的青壮年会选择到与其有民族同源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社会稳定的邻国去务工和经商。这种人口的迁出属于发展型移民，信息技术和通信的发展提高了获取信息的能力，交通的改善使“走出去”更加便利，他们在不断权衡复杂的推拉力量中进行迁移决策，只有当迁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进行迁移。⁽⁹⁾对他们来说，到他们所选择的相对发达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能够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境遇。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壮年离开农村，行动不便和安土重迁的老年人被留在农村，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越来越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弱，而且许多老年人因年事过高、积劳成疾、意外事故等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劳动能力很低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收入来源也因此变少，从而陷入贫困之中。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的调研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疾病和残疾是致贫的主要原因，脱贫几乎只能靠政策兜底。而且，留守的少数民族老年人成了民族地区农村建设的“主力”，其劳动能力弱、知识水平低、汉语能力差等劣势，造成了农村耕地开发效率低、产业项目开发劳动力不足、新技术推广不畅等问题，也限制着民族地区农村整体的脱贫致富。

此外，人口外流和老龄化也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给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农村医疗和养老事业带来的压力。同时，许多少数民族村在边境分布集中，边境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边境的空虚，助长了非法越境现象，对边境安全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来说，农村稳定脱贫和兴边富民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高额的医疗、教育支出与支出型贫困

支出型贫困是由于家庭支出过大并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使实际生活水平陷入贫困状态的一种贫困类型，这种支出普遍为重大疾病、子女教育和突发事件等造成的刚性支出。⁽¹⁰⁾衡量收入一直以来都是界定农村贫困的重要方式，自精准扶贫开展以来，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也都会考虑农村居民的消费情况，将家庭支出纳入调查范围，以家庭人均净收入作为确定贫困户的收入指标。但是在计算家庭净收入时，只是扣除生产经营性支出，生活、医疗、教育等支出并不计算在内。通过广泛的调查发现，让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感到负担的高额支出主要集中在医疗和教育方面。

疾病和残疾的发生不仅会降低人力资本，阻断收入来源，而且会增加家庭医疗支出，当这一消费负担超过家庭承受力时，就造成了医疗支出型贫困。人口的老龄化通常也会带来医疗需求的增加，因为因病致贫者多为老年人。通过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村对贫困户调查和翻阅贫困村的建档立卡档案发现，许多贫困户由于没有能力耕种土地而没有生产经营支出，吃、穿、水电费等生活支出也微乎其微，医疗费是最大的支出项目，在有医疗保险报销的情况下，许多家庭每年的医疗支出要达到2000～10000元。土地承包收入、村产业项目分红是当地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许多家庭由于没有劳动力，家庭年总收入仅仅1万余元，许多家庭年总收入甚至不足1万元，个别家庭的年医疗支出还要比总收入高出几千元。许多非贫困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虽然家庭收入能达到上万元，但家中老年人普遍都存在各类慢性疾病，癌症患者也比较多，因此每年的疾病治疗和购买药物就占年收入的绝大部分，当遇到突发重大疾病住院治疗时，还需要动用家庭积蓄和子女的积蓄。由此可见，持续、高额的医疗支出严重影响着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病致贫也是当前我国的主要致贫原因。

支出型贫困在民族地区农村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子女教育的高额支出，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家中还有青壮年人口的农村家庭，但是由于家庭的劳动收入难以负担子女养育，特别是子女教育的支出超过家庭承受能力，从而出现教育型支出型贫困。这种类型的贫困虽然在当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占少数，但在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中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许多家庭达不到贫困的政策标准，但的确也给家庭带来了较大的负担。在西双版纳州某布朗族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大部分村民家都有两个以上孩子，而且都希望孩子接受教育，但由于村子偏僻，年轻人越来越少，村里学校关闭，只能将孩子送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寄宿制学校上学。

目前，虽然国家加大力度实施教育脱贫，支持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免除贫困地区农村青少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并给予生活补贴，少数民族学生还享有额外的生活补贴，但是许多农村家庭依然会觉得有负担，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涉及的是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的问题，由于农村青少年到城市上中小学，需要按城市的消费水平生活，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又存在较大的差距，政府的补贴对农村学生来说也是微乎其微，家长还要为孩子提供生活费和购买学习用品等。此外，农村家庭还要承担额外的交通费，而许多偏远农村交通条件差，送子女去城里上学往返一次甚至就要花费近百元的交通费用。如果到外地去上大学，开销还会更高。由此可见，许多农村家庭感到子女教育支出的压力实际上不是来自教育本身，而是接受教育过程中所连带的子女的生活成本。事实上，目前民族地区农村大部分居民包括贫困户都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教育，宁可借钱、贷款、外出打工，也要供孩子上学，他们认为孩子接受教育才能从贫困的农村走出去，改变其自身和家庭的生活条件。因子女教育而致贫，从长远来看，是对脱贫有正效应的，通过大力推进教育扶贫，减轻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农村居民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只局限于农村范围，势必是处于城乡社会整体之中。民族地区农村的支出型贫困，一方面反映出基于城市消费的医疗支出和教育开销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负担依然较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现有生计模式下民族地区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增收能力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