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20年后民族地区的欠发达与贫困

2020年后民族地区在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中依然属于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民族地区。

（一）2021年民族地区的发展格局

2010年以来，民族八省（区）经济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增长，经济规模和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2010—2016年，全国GDP年均增长率为7.68%（几何平均），民族八省（区）分别为内蒙古9.55%、广西9.60%、贵州12.17%、云南10.69%、西藏11.41%、青海10.31%、宁夏9.57%、新疆10.21%，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以上，贵州高出全国水平4.49个百分点，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经济规模的扩大，2010年只有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到了2016年，广西、贵州、云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内蒙古和广西接近2万亿元，如果按照2010—2016年增长速度继续增长，到2021年，内蒙古、广西的经济规模将接近3万亿元，贵州、云南将突破2万亿元，新疆将突破1.5万亿元。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表2），2010年以来民族八省（区）的增长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按此速度继续增长，到2021年内蒙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元，为全国平均水平1.5倍。不过其余七省区均低于全国水平，云南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5.8%，广西、贵州76%左右，西藏73%，青海、宁夏、新疆超过80%（图2）。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序来看，内蒙古位居全国前1/3，宁夏、青海居全国中间的1/3，其余居全国后1/3。因此，仅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在2020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地区依然是全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看，2010年来全国和民族八省（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较快，据统计，2011—2017年，全国平均名义收入增长率为11.85%，内蒙古11.72%、广西12.93%、贵州13.65%、云南13.20%、西藏13.75%、青海12.99%、宁夏11.88%、新疆12.275%。但因为民族八省（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目前没有一个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贵州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全国的三分之二，青海70%，云南和西藏占75%左右，宁夏和新疆为80%左右，广西84%，内蒙古超过90%。假设按照上述平均速度持续下去，到2021年时相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内蒙古93.3%、广西87.6%、贵州70.4%、云南77.1%、西藏82.3%、青海73.4%、宁夏80%、新疆83.5%。因此从农村居民收入来看，民族地区依然属欠发达地区之列（图3）。

（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体现在民族地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全国宏观空间层面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体现在民族地区。从发展的充分性来看，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存在着多维发展差距，这种多维发展差距既体现在发展的结果上，也体现在发展过程上，更体现在发展的驱动力上。⁽²⁾表3给出了选择的几个指标的相对差距（以全国水平为参照）。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城乡差距比全国大，贫困发生率除内蒙古之外都远高于全国水平，而其他几个反映创新与开放等的指标大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内部的发展不平衡表现也很突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州之间、县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是多维的。⁽³⁾

（三）2020年后民族地区的贫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我国的终结，而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提升，贫困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2020年后民族地区依然是全国最不发达地区之列，对于民族地区而言，贫困问题依然很严重。

1. 从绝对贫困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

2020年以后，民族地区尚有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存在。首先，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提出的贫困村和贫困县退出的标准是⁽⁴⁾：原则上，要求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由于民族地区主要位于西部，因此，在现行标准下，贫困发生率在3%以下的村及贫困县尚有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其次，民族地区部分临界脱贫人口因不可测事件发生所导致的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的返贫。民族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因灾致贫和返贫的概率大，同时，由于保障水平低，部分家庭因大病返贫，还有因经营失败或经济周期性变化所引起的务工机会减少和消失，导致务工收入大幅下降甚至缺失而返贫。最后，贫困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度量贫困的标准——贫困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会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而贫困线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带来贫困人口规模和数量上的变动。图4绘出了2010年以来，我国贫困线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农民人均收入之间比值的变化，可以看出，两个比率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10年贫困线为2300元，与当年人均GDP的比值是7.45%，与当年农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为38.86%，2017年经过物价调整后的全国贫困线为2952元，与当年人均GDP的比重为4.95%，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为21.98%。因此，可以预期2020年后贫困线会进一步调整，比如，绝对贫困线的提高会使一部分临界脱贫人口陷入绝对贫困。

2020年后民族地区最主要的是相对贫困。所谓“相对贫困”，从收入角度看，是指与社会平均水平比较，收入水平低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那种社会生活状况。因此，相对贫困实际上是收入分配问题。通常是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置于相对的贫困之中。例如，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归于相对贫困组别；世界银行的标准是只要收入等于（或少于）平均收入1/3的社会成员便可以视为相对贫困人口。表4是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五等分分组情况，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高收入／低收入的比值从2002年的6.88扩大到2016年的9.46。民族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甚至更大。例如，2016年内蒙古农牧民高收入是低收入的17.21倍，广西的4.92倍，贵州的7.91倍。图5是广西农民收入五等分分组收入增长情况。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的欠发达情况，从全国看，相对贫困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2. 从农村贫困到城镇与农村贫困并重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已超过50%（2016年为57.35%），进入城镇的人口中有部分是由乡村贫困人口转化而来的（贫困的乡城转移）。全国如此，民族地区亦如此。2016年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内蒙古61.19%、广西48.08%、贵州44.15%、云南45.03%、西藏29.56%、青海51.63%、宁夏56.29%、新疆48.35%。城镇人口会因技能原因而导致失业或低收入，也会因周期性波动而导致失业或低收入，所以，城镇贫困中既有绝对贫困人口，又有相对贫困人口。例如，2016年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中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值为5.47，广西为5.40，贵州为5.77；2016年西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平均为19440元，其中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47.98%，贫困户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49.35%（图6）。

3. 从单维度贫困到多维度贫困

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比如，世界银行（2003）认为，贫困是人们想逃避的一种生存状态，贫困意味着饥饿、缺医少药、失业、无上学机会以及权利和自由的丧失。由此可见，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除收入外，还包括许多非货币的维度，如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的获得等。不同的学者和机构对多维贫困的维度选择是不完全一致的。⁽⁵⁾我国目前所确定的“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实际上也是一个多维的目标。如果从广义的角度考虑，把贫困理解为一种能力剥夺，⁽⁶⁾通常可以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目前关注的脱贫目标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2020年后随着经济方面绝对贫困的消除，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剥夺或贫困就显得重要起来。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差距，而是多维度的差距，即使是经济差距，也存在差异的广度、深度和强度等方面的不同。⁽⁷⁾

4. 从数量型贫困到质量型贫困

目前设定的脱贫指标主要是数量方面的，而对收入的来源的稳定性、收入来源的驱动力、收入的持续性关注远远不够；在教育方面，目前提出的是“保障义务教育”着重强调的是适龄儿童有学上，在民族地区教育数量不足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教育质量问题就凸显出重要性。目前，教育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质量差异非常显著，贫困人口虽然接受了教育，但由于与大城市、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差距，极有可能陷入因教育质量不高而导致的贫困陷阱。基本医疗方面的情况亦如此，虽然从统计上看，民族地区医疗服务供给数量水平提升相对较快，但就医难、就医质量不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加之医疗保险方面的原因，因病（特别是大病）致贫依然是民族地区致贫和返贫的主要因素。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目前绝大多数民族地区在数量上有极大的改进，但质量的差距很大。因此，2020年后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要着眼于贫困治理质量的提高。⁽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