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与不可避免的事合作

儿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密苏里西北一座古老的废弃的木房子的一间阁楼上玩。从阁楼上下来时，我在窗台上歇了歇脚——然后往下跳。当时我左手的食指上戴着一枚金属环，跳窗的时候，金属环挂在了一个钉子帽上，扯断了我的手指。

我疼得大哭，被吓坏了。我确信我就要死了。但手指痊愈后，我却没有为此忧虑一秒钟。忧虑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

如今我经常外出一个月，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左手有四个手指这个事实。

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在纽约某处写字楼里操作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被齐腕割断了。我问他是否为失去一只左手而烦恼。他说：“哦，不，我几乎没想过这个。我还没有结婚，唯一一次我想到它，是在我试着穿针引线的时候。”

我们是多么快地接受了各种各样的现实——要是我们必须做——还让自己适应了它并且忘记了它，这着实令人震惊。

我时常记得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教堂的废墟，废墟中有一块断碑，上面用佛兰芒语刻着：“现实就是如此，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

当你我走过人生这几十年时，总会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这些事不可避免，但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地接受它们，并调整自己适应它们；或者反抗，毁了自己，也许落个精神崩溃的结局。

我这儿有个聪明的建议，是我最喜爱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给我的。“愿意让它保持现状，接受现实是克服任何不幸结局的第一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伊丽莎白·康莉历经艰辛，才发现了这一点。她在一封信中对我说：“在美国军队庆祝占领北非时，我收到了一封陆军部发来的电报，电文说我的外甥——我最爱的那个人——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失踪了。过了一会儿，第二封电报来了，说我的外甥死了。

“我太悲伤，垮掉了。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生活对我太好了。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要抚养这个外甥。在我看来，他英俊，善良，是年轻人的完美化身。我觉得自己多年来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可是这时，那两封电报来了。我的整个世界坍塌了。我觉得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了。我对工作不再那么用心了，对朋友也是这样。我破罐子破摔了。我痛苦，悲伤。为什么我那亲爱的外甥会离我而去呢？为什么这个好小伙儿——拥有大好前途的小伙子——会死掉呢？我不能接受。我难过极了，决定辞掉工作，离开，让眼泪和痛苦掩埋自己。

“我准备辞职，收拾桌子时，我偶然看到了一封信，是几年前我这个外甥写来的，那时我的母亲刚刚去世。信上说：‘当然了，我们都很想念她，尤其是你。但我知道你能挺下去。你的个人哲学会让你这么做。我永远忘不了你教给我的那些美妙的真理。无论我身在何处，我们相隔有多么遥远，我都会记得是你教给我微笑，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接受现实。’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封信，仿佛我的外甥就在我身旁，跟我说话。他好像正在对我说：‘为什么你不按照教给我的那样去做？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坚强。把你的悲伤藏在笑容下，勇往向前。’

“所以，我又继续工作了。我不再痛苦，不再反抗。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事已至此，我改变不了。但我能按照他的希望去做，勇敢活下去。’我抛掉一切杂念，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我给士兵们写信——给其他人家的孩子写信。我参加了成人夜校——试着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结交一些新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我不再为过去悲伤，因为它已经永远消逝。如今每天我都过得很快乐——我的外甥希望我这样。我的生活慢慢平静了，我慢慢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如今我的生活更充实，更完整，这样的日子之前我从未想过。”

伊丽莎白·康莉学到的东西，我们迟早都会学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接受并与不可避免的事合作。“现实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这一课不容易学，甚至是国王也要时常提醒自己这么做。乔治五世把下面这句话写在纸上，用镜框装好，挂在了白金汉宫图书馆的墙壁上：“让我不要为月亮或者洒在地上的牛奶哭泣。”叔本华也说过类似的话：“顺从在生命的旅程中是第一位的。”

很显然，单纯的环境并不能使我们高兴或悲伤。我们对环境的反应才是我们感情变化的决定因素。耶稣说，天堂在你心中，地狱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就能忍受所有的灾难、悲剧和成就——要是我们必须如此的话。也许我们以为自己不能，可是我们拥有巨大的潜力，要是我们愿意利用它们，我们就能做到。我们比自身想象的要坚强。

布斯·塔金顿总说：“我能接受生活强加我的任何事，一件除外：失明。我无法忍受它。”

后来有一天（那时他已经60多岁），塔金顿瞟了一眼地毯。地毯的颜色有些模糊，他看不见上面的花纹。他去看医生，得到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他的视力不行了。一只眼接近全瞎；另一只也马上就要瞎了。他最害怕的事发生了。

塔金顿的反应如何？“哦，天啊，真是悲剧！难道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吗？”他是这么想的吗？不，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反而很高兴，甚至还幽默了一把。漂浮的“污点”使他烦恼；它们会穿过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视力。然而当这些“污点”中最大的那个飘过他的眼睛时，他总会说：“你好，我的祖父又回来了！我在想他在这个美妙的早晨都做了些什么！”

命运能征服一个意志如此坚强的人吗？答案是不能。当塔金顿的眼前彻底漆黑一片，他说：“我发现我把自己的视力带走了，正如一个人带走其他的东西。如果失去了全部的五种感官，我想自己还可以活在心中。我们通过心来看，不论我们是否知道这个。”

塔金顿想要恢复自己的视力，一年内他接受了12次以上的手术，还是局部麻醉！这么做他抱怨了吗？他知道这事必须做，他知道无法逃避，因此减轻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宽容地接受它。他拒绝私人病房，执意与其他病人住在一起。他试着让他们变得快乐。当他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性手术时——他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眼睛都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他总会努力想起自己是多么幸运。他说：“真神奇啊！如今科学是这么发达，几乎无所不能，甚至连眼睛这么精密的器官都能动手术！”

普通人要是接受12次以上的治疗和失明早就垮掉了，然而塔金顿却说：“我不愿把这次经历与更快乐的经历交换。”这经历让他知道了接受是怎么一回事；明白了生活中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忍受的；懂得了“失明并不悲惨，悲惨的是无法忍受失明”。

新英格兰著名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勒有一次说出了自己的信条：“我接受这个世界。”

牢骚满腹的托马斯·卡莱尔在英国听到这话时说：“哦，天啊，她最好接受这个世界！”没错，你和我最好也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

如果你我一直抱怨，身处痛苦中，是无法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的；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这个。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一回我拒绝接受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我像个傻蛋那样心中充满了抱怨和反抗。我一夜夜地失眠，生活变成了地狱，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最后，经过几年的自我折磨，我只好接受了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可改变的现实。

几年前，我本该和沃尔特·惠特曼一起高喊：

哦，像树和动物那样

勇敢面对黑夜、暴风雨、饥饿、嘲笑、事故和挫折吧！

我养了12年奶牛，也许是因为草场缺雨，干得冒火，也许是因为冬雨和寒冷，也许是因为母奶牛的“男朋友”被一位美妙的“奶牛少女”勾了去，反正我从未见过哪头泽西奶牛发烧。这些畜生们平静地面对黑暗、暴风雨和饥饿，它们从未崩溃过或者患过胃溃疡，也从未发疯过。

我是在鼓吹我们应该对生活中所有的敌人俯首称臣吗？绝不是这样！我这么说仅仅是因为宿命论。只要有一丝挽救的机会，我们就应战斗！但当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反抗的是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时，我们就该保持头脑冷静，还是不要“瞻前顾后，为无法做到的事烦恼吧”。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奇斯校长对我说，他从《鹅妈妈歌谣》中摘取了一首短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太阳底下的忧虑

也许有办法治，也许没办法治；

要是有办法，就试着找到它；

要是没办法，就不要去想了。

写这本书时，我采访了几位著名的美国企业家，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愿意与不可避免的事合作，并且过的是一种没有忧虑的生活。要是他们没这么做，就会在压力下崩溃。这儿有几个例子，足以表达我的意思：

宾尼连锁超市的老板J·C·宾尼对我说：“即使把每一块钱都赔进去我也不担心，因为我看不出忧虑能带来什么。我努力工作，其他的就不由我控制了。”

亨利·福特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事情处理不了时，总是听之任之。”

当我问克莱斯勒的老板K·T·凯勒是如何远离忧虑困扰时，他这么对我说：“碰到棘手的问题时，如果我能做点什么，就做。如果我不能，就忘了它。我从不担心以后，因为据我所知，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影响未来的因素很多，没人知道是什么促成了这些因素的产生——也没人能理解。所以，为何要担心它们呢？”要是你对K·T·凯勒说：“先生，你真是位哲学家。”听到这话，他一定会不好意思的。他只是一位不错的生意人，然而他碰巧遇到了一个与1900年前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讲授的相同问题。当时，爱比克泰德对罗马人说：“通往幸福的路只有一条：不去担心那些我们无力掌控的事。”

“神圣的萨拉”——萨拉·伯恩哈特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女性，她提供了一个如何与不可避免的事合作的样板。半个世纪以来，她一直统治着四大洲的剧院，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受爱戴的女演员。接着，71岁那年，她破产了——她变得身无分文，并且她的医生波兹告诉她，她得截断一条腿。那是她乘船穿越大西洋时，赶上了暴风雨，她不小心掉在了甲板上，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她的伤腿得了静脉炎，不断萎缩。疼痛如此难忍，她的医生不得不告诉她必须截肢。萨拉脾气很暴躁，医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知道这个糟糕的消息会让萨拉疯掉。但他想错了。萨拉只是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要是必须这样，那就动手吧。”这就是命运。

她坐着轮椅被推往手术室时，她的儿子站在一旁哭泣。她高兴得朝儿子挥挥手，然后快乐地说：“别走开，我一会儿就出来。”

通往手术室的路上，她把自己演过的一幕剧背诵了一遍。当有人问她这么做是否为了让自己开心些时，她却回答说：“不，我是为了让医生和护士们开心些，这样他们就能放松些了。”

康复后，萨拉继续全球巡演，她又取悦了观众七年。

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中，有一位叫作爱尔西·麦克考米克的人，他说：“当我们停下来，不再与不可避免的事情搏斗时，我们的身体里所释放出的能量会让我们过上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没人有足够多的感情和精力与不可避免的事作战，与此同时，还要留下足够多的感情和精力来创造新生活。你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屈从于生活的暴风雪——要么反抗，之后崩溃。

我在我的密苏里农场曾看到过这样的事。我在农场中种了几十棵树。刚开始，它们长得都很快，生长速度令人吃惊。后来，暴风雪来了，每个树干和每个枝条上都盖满了厚厚的冰雪。重担之下，这些树没有屈服，它们骄傲地反抗着，最后在重压下折断了，我只好毁掉了它们。它们没有学会北方丛林的智慧。我曾在加拿大的常绿林中穿行过几百英里，然而我却从未见到有哪棵云杉或者松树被冰雪压垮。这些常绿树木懂得弯曲，知道如何与不可避免的事合作。

柔道大师告诉他的学生们：“要弯如柳，不要如橡树那样反抗。”

你知道为什么汽车轮胎如此耐磨吗？起初，轮胎制造商试图制造一种防止来自地面上的冲撞的轮胎。但很快，这种轮胎就成了一条条带子。后来，他们又制造了一种吸收来自地面上的冲撞的轮胎，这种轮胎能够“吸纳”来自地面上的冲撞。你我要想活得更长久，享受更加平稳的驾驶，就得学会吸纳坎坷的生活之路上的冲撞与颠簸。

如果我们不吸纳生活中的冲撞，而非要反抗它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我们拒绝“像柳树那样弯曲”，执意要像橡树那样反抗，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心中会涌出一系列的冲突。我们会忧虑、紧张、变得神经兮兮。

如果我们继续执迷不悟，继续反抗这个粗暴的现实世界，退入一种我们自创的梦幻世界，那么我们就会发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几百万担惊受怕的士兵要么接受不可避免的事，要么在高压下崩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引述一个威廉·凯西柳斯的例子，这人来自纽约州的格伦戴尔。在我纽约的课堂上，他发表了下面这番讲话：

“加入海岸警卫队不久，上级就给了我一个最烫手的职位。我被任命为炸药主管。想想吧，竟然要我干这事！一想到我这个爆竹销售商站在几千吨烈性炸药之上，寒气顿时侵入我的骨髓。我只有两天的学习时间，然而学到的知识让我更加恐惧。我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情景。在一个寒冷有雾的黑夜，我在新泽西贝永港的码头上接到了命令。

“我的任务是将五号货舱移到我的船上。我的手下有五名码头工人，他们个个虎背熊腰，可是对炸药却一窍不通。他们的工作是把巨型炸弹搬上船，每枚炸弹中含有一吨的烈性炸药，足以让我这艘船去见上帝。我一遍遍对自己说：假如有哪条钢丝绳滑落或是断裂！哦，伙计们，我吓呆了！我浑身颤抖，嘴唇干裂，双膝下弯，心怦怦直跳，但我不能离开。那是开小差，我会因此而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跟着丢脸——我会因离岗被枪杀。我得留在这儿。我一遍遍看着这几个毛手毛脚的工人往船上装炸弹。船随时都会爆炸。这种彻骨的恐惧陪伴了我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开始运用一点常识进行思考。我对自己说：‘听好了，伙计，你会被炸掉。这又怎么样呢？你永远不懂得区别在哪里。这个办法死起来很容易，比死于癌症要痛快得多。别傻了，你不可能永远不死。你得干这份工作——不然就会被枪杀。所以你还不如爱上它。’

“我自言自语了几个小时，感觉好多了。最后，我强迫自己接受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成功克服了忧虑和恐惧。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每次在我为一些无法改变的事忧虑时，我总会耸耸肩，然后说：‘忘了它吧。’我发现这办法很有效——即便是对我这样一个爆竹销售商。”

欢呼吧！让我们欢呼三声，再为“宾纳福”号上的爆竹销售商欢呼一声。

除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场面就数苏格拉底之死了。从现在开始算起100万年以后，人们仍会阅读欣赏柏拉图对这一场景的永恒描述——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动人、最美丽的篇章之一。雅典人——嫉妒赤足的老苏格拉底——他们为苏格拉底编造罪名，审判他，判他死刑。友好的狱卒把毒酒递给苏格拉底，并对他说：“试着欢欣地接受注定要来的事。”苏格拉底照办了。他平静而顺从地接受了死亡，在那一刻，他触碰到了神性的边沿。

“试着欢欣地接受注定要来的事。”这句话比耶稣诞生还要早399年；但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古老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它：“试着欢欣地接受注定要来的事。”

我几乎阅读了每一本与克服忧虑有关的书或者杂志，即使是这种关联微乎其微。你想知道我在阅读中发现的最好的克服焦虑的建议吗？归纳起来只有27个字——你我都应该把它们贴在浴室的玻璃上，这样每次洗脸时我们都能把心中的忧虑一起洗掉。这句珍贵的祷词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博士写的。

上帝赐予我宁静

接受不可改变的事，

赐予我勇气

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

还有分辨这两者区别的智慧。

打破忧虑习惯，你要按照下面的法则去做：

与不可避免的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