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的采访现场

若仅是关于A开什么车的话，那还只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但这种思维习惯是会“举一反三”、波及到一切的，难保不会发展成更加不能忽视的问题。

比如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当时日本的电视台都同时开始做恐怖袭击事件的特别节目，而隶属于纽约制作公司的我，也匆忙间加入了日本的采访团队。

那时候制片人给出了特别节目的主题（或者说要旨）叫“战胜悲伤、在一致团结中重生的纽约人”，然后指示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导演根据“眼泪”“互助”这些关键词，开始分头进行采访。

这样一来，自己采访的对象和角度都受到了限制。为了表现“眼泪”，最好采访在恐袭事件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另外，如果拍摄那些援助他们的志愿者，又可以表现出“互助”。或者就去刻画一下失去大量队员的消防局，以及那些毫不畏惧还在继续为归零地工作的幸存的消防队员，那样也许一下子就能拍出“眼泪”和“互助”的效果了。我们就这样讨论着，对采访对象进行了调查，加急写出来一个简略的脚本。

然而，实际到了现场，我看到的却是一些与“眼泪”和“互助”截然相反的东西。

比如，归零地附近早早地就聚集了大量游客，以还在冒烟的现场为背景，打着V字手势互相拍纪念照。在那周围，卖纪念品的摊子家家相连，卖着世贸中心主题的钥匙链和画片，生意做得很红火。稍微离开现场一点，就可以看到在小有情调的咖啡馆和餐厅里，情侣们边吃饭边谈笑。市中心的批发市场里黑压压地挤满了商贩，抢购批发店里刚进的星条旗，闹得不可开交。在因恐袭事件而燃起民族主义火焰的当时的美国，星条旗一跃变成了“热卖商品”。

简单地说就是我眼前的景象和“眼泪”“互助”这些东西差了十万八千里。计划完全失效的我，仔细地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一切，然后口中喃喃自语：“对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嘛。”

然而这些影像却因制片人的意向而被全盘否决了，因为这不但不符合“战胜悲伤、在一致团结中重生的纽约人”这个主题，还完全与之相悖。

我当时不能接受，在纽约当然也有人是泪流满面、相互扶助的，但光强调那些东西就够了吗？为了对制片人进行抗议，我主动退出了团队。他们用其他导演拍来的影像，按预定方案制作了一部充满“眼泪”与“互助”的作品。于是，被大众媒体大力强调的“纽约人的悲剧”，后来点燃了人们对“恐怖分子”和“支援他们的国家”的愤怒，这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攻击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各位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从这个我个人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在纪录片的制作中，把脚本、要旨和主题放在优先位置去考虑的陷阱。如果被“眼泪”和“互助”这些事先准备好的主观印象束缚住，那么即使看到与之不同的现实，也无法将之反映到作品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