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视频革命使“观察电影”成为可能

低成本且具有机动性的数字影片不仅仅节约了电影制作的费用，还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以及制作者的范围方面引起了巨大的“地壳变动”。

我之所以能够实践“观察电影”的方法，也多亏了数字视频革命。

首先，我们这些数字时代的导演们不用担心破产，可以紧密地跟在拍摄对象周围，长时间开着摄影机，想拍多少就拍多少。

如果说16毫米摄影机拍1小时就要12万日元，那么只有在确认“就是这里”的那种情况下，才能用摄影机拍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于是导演们需要事前对拍摄对象进行周密的调查，和预计被拍摄者进行多次协商，推敲出一个详细的脚本，之后才进入拍摄。摄影时也多是布置好场景和框架以后进行“摆拍”，还要排除被拍摄对象言行中的即兴化倾向。这样一来，明明是纪录片，却容易成为跟着脚本走的“预定调和”的作品。实际上，很多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都掉进了这个陷阱。

当然，即使是用16毫米摄影机，像怀斯曼和德鲁这些直接电影的导演一样，即兴地拍摄、反映对象也是可能的。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要看导演的资质和战略。但是那确实很花钱，需要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和能理解通融的制片人的存在才可以做到。

与之相对，我这个既没有资金又没有关系的年轻人（2005年我35岁），当时却宣言：“拍纪录片却要写什么脚本，太荒唐了。事先不做调查，带着摄影机直接上场，痛痛快快拍个够。”我翻箱倒柜凑出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刚上市的索尼高清摄影机Z1，用60小时的带子一个人完成了《选举》的拍摄。整个过程就只花了摄影器材的100万左右日元，以及一些磁带费、我一个人的食宿费和交通费。

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不是因为别的，完全是数字革命带来的好处。

反过来说，从前要怀斯曼等一小撮超级精英的导演才能制作的纪录片，因为数字革命而“民主化”的同时，作品的制作过程和方法也“自由化”了。这场技术革命不仅仅限于纪录片，也广泛波及到了剧情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