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舍利函铭

舍利函铭专指刻写在佛教使用的舍利函上的铭文。由此涉及有关舍利塔及塔基的考古发现。“舍利”来自梵文，原释作舍利罗，它本来是指火葬之后的遗骨或身骨。公元前480年，释迦牟尼灭度后，信众对其火葬之后的遗骨礼敬膜拜，这就是佛教舍利信仰的来源。和舍利信仰相关的就是佛塔的崇拜现象。塔实际上是古印度的墓葬形式，是为了安置佛身舍利而建立的。早期佛教并没有佛像崇拜，因此，崇拜舍利和佛塔便成为一种风习，转塔礼拜便会得到莫大的功德。佛教中所说的舍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佛骨舍利，一种是法舍利。佛骨舍利一般是指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但是佛经上也说到诸佛舍利。在佛舍利里面包括有佛顶骨、指骨、佛牙、指爪、头发以及火化后的舍利子等。法舍利则是指佛经。唐代高僧在西行求法时，在印度就看到了当地人以香末作成小塔，把佛经放在塔内，称作法舍利。然后再建一个大塔容纳很多这种小塔（法舍利），叫做法舍利塔。

1964年在河北定县出土一个石函，根据镌刻在石函上的文字，可知它原来埋藏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建造的一座五层佛塔的塔基下⁽⁶⁾。此塔可能是冯太后下令建造的。这可能是现知最早的舍利石函。舍利石函是古代中国佛教界专门用来盛放佛骨舍利的石质容器，具体使用时要在舍利函中安放多重小型的棺椁、玻璃瓶等舍利容器。舍利石函的外形仿照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盒子，一般为长方体盒身，上面安放盝顶形的盒盖。后期也有过使用小型的石棺做最外层的盛放舍利容器，代替舍利石函。在舍利石函的外表面上大多雕刻有与佛教有关的图像，如涅槃图、天王像、天龙、飞天等，还有关于瘗埋舍利的铭文与供养人题名。它的形制比较固定，用途也很单一，从而成为一类单独形制的石刻。

早年僧人是用舍利的奇迹示现来说服帝王信服佛教。如《高僧传》记载三国时康僧会来到建业。孙权认为佛教来自汉明帝的梦，并不可信，便召见康僧会，告诉他如果能得到舍利并且有灵验，就给他建塔立寺，否则就要依法加以惩罚。于是康僧会就在一间静室内祈祷，经过二十一天，竟然有舍利出现在准备好的铜瓶中。这个舍利如何敲击也不能敲碎，所以孙权遵守诺言建塔立寺，称为建初寺⁽⁷⁾。这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要到东晋以后才对舍利的信仰崇拜有较多的记载。

根据佛经，佛骨舍利后来集中到阿育王所建的八万四千座塔中，遍布阎浮提各处。在4世纪后，中国就出现了阿育王塔的记载，南朝刘宋宗炳写《明佛论》，就提到山东临淄有阿育王寺的遗址。梁代僧人释慧皎的《高僧传》记载东晋时候有僧人竺慧达，听了他师父的嘱咐到南方寻找阿育王塔像，加以礼拜，用来消除他先世的罪业。慧达到了建业长干寺，发现寺院塔刹放出奇异的光芒，于是他挖掘塔下，发现有三石碑，中央碑下覆有一铁函，里面依次藏银函、金函，内有三个舍利、爪甲和头发。当时人认为这就是阿育王所起的八万四千个塔之一，里面当然是佛舍利，于是在旁边再建一个塔埋藏舍利⁽⁸⁾。北魏魏收写《魏书·释老志》，记载在洛阳、临淄等四个地方有阿育王塔，唐初僧人法琳的《破邪论》说洛阳、临淄、扶风等六处有阿育王塔。唐代僧人道宣著《广弘明集》说各地有阿育王塔十七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有十九处阿育王塔。唐代僧人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中增加到二十一所。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中建立舍利塔的制度源远流长。有学者认为这是在《阿育王经》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影响，是自南朝兴起的风气。近两千年来，中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很多都建有佛塔。而佛塔建筑作为佛祖陵墓的象征，其中必须有瘗埋舍利的部位，即塔基以及地宫。在大型佛塔的地宫中大都安放有舍利石函。时代变迁，佛塔多有毁废，而其基址往往还能存在。因此，舍利塔基的考古发现也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佛教考古事业的发展，各地清理了一批古代佛塔的塔基，并且出土了一些精彩的舍利石函。

由于佛塔塔基地宫中往往瘗埋有舍利及信徒捐赠的各种供养品，所以中国古代塔基的考古发掘为佛教考古获得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如著名的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河南省郑州市开元寺塔等地宫中，都出土了大量华美珍奇的佛教历史文物。并且通过各地不同时代的佛塔塔基发掘，可以基本展示出古代佛塔地宫建筑的发展过程。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佛教舍利塔基已经有几十处重要发现。其中建筑年代最早的是在河北省定县发掘的北魏太和五年（481）建成的佛塔塔基。该塔基用夯土筑成，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早期佛塔建筑迹象。例如它还没有正式的地宫建筑，只是把装有佛舍利等佛教圣物的舍利石函埋设在夯土塔基里面，然后在塔基上面建筑佛塔塔身。这种作法似乎是模仿中国传统的土坑葬形式，表现了佛教进入中国后，在根深蒂固的汉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吸收了大量的汉地文化因素。而在舍利石函中存放有七宝和金银首饰等器物，则表现出佛教徒传统的供养佛舍利的习俗。这种来自古印度的佛教传统作法在中国土地上以后的舍利瘗埋中一直延续下去。在定县出土的舍利石函模仿当时中原日常器具中的箱、盒式样，上面为盝顶。盝顶上面刻有铭文十二行，记述了在这里建造佛塔的缘起⁽⁹⁾。这种用铭文记录有关事宜的作法也是汉地文化传统中的习惯，说明自早期中国佛教使用舍利石函起就同时采用了在石函上刻写铭文的作法。

以后的重要发现例如在陕西省耀县发掘的隋代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它虽然仍旧是在塔基夯土中埋设舍利，但在塔基的清理中发现：在埋设的舍利石函四周又砌了围绕的护石和砖墙，形成了初步的地宫建筑。在这件石函的外表四面上有线刻的舍利佛、迦叶、阿难、大目犍连、四大天王与力士等佛教神祗形象。石函的上口，专门嵌了一件刻在方石板上的舍利塔下铭作为内盖。铭文为：

维大隋仁寿四年岁次甲子四月丙寅朔八日癸酉，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宜州宜君县神德寺丰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献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因，同升妙果。舍利塔下铭。送舍利大德法师沙门僧晖。⁽¹⁰⁾

该舍利函铭说明，这时在石函上刻写文字表明建塔缘起仍然是佛家埋设舍利时必要的内容。类似的隋代舍利塔下铭已经有过众多发现，其内容与字体基本相似，可能是当时官方统一规定的式样。根据《佛祖统纪》、《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四年再次下诏命令全国30余州建立舍利塔⁽¹¹⁾。根据铭文证明，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是这次建立的舍利塔之一。（图2）

1981年11月，在北京市房山县石经山雷音洞中的佛座后发现了一个埋藏舍利函的地穴，从中出土的全套舍利石函包括三层石函，一层镀金银函和一层白玉函，十分精致。最外边的汉白玉石函是明代万历母后慈圣皇太后把隋代石函中的佛舍利请进宫中供养后制作的，上面刻写铭文262字，记录了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发现舍利的情况。里面一层是隋代石函，上面刻写了“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中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的题记⁽¹²⁾。

根据《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一文介绍，1964年在甘肃省泾川县发掘的唐代泾州大云寺塔，在其塔基中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地宫与金棺银椁。地宫有门可以进入。石函安置在地宫中，四周刻有《舍利石函铭并序》，末尾有建塔官吏与僧众题名。并在石函盖上注明“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石函中放置铜函，金棺、银椁、内装有舍利的玻璃瓶等多重器物⁽¹³⁾。以后研究佛教塔基与地宫建筑的学者往往引用这条材料，认为这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的地宫建筑与地宫瘗埋品模式，并指出地宫的石门和石壁上往往会雕刻绘画天王、神兽等佛教图像纹饰。实际上，根据该舍利石函铭文中的记载，武周延载元年（694）重新埋藏该舍利石函时，是将其“迁于佛殿之下”，并称：“广厦清冷，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可见并非埋在舍利塔基中。所以这件舍利石函属于一个埋藏在佛殿基址中的特例，还不能够用来判断舍利塔基地宫的发展过程。但是这种建筑地宫的方式应该是受到中原建筑墓葬形式的影响，并且对以后塔基地宫的发展有所影响。在西安发掘的隋李静训墓的建筑形式就是在佛殿下修筑的石棺墓。可以与此互为参考。

泾州这件舍利石函铭文是现存舍利石函铭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刻于舍利石函四周，共达1000余字。撰写者为唐代史书上有所记载的著名文人孟诜。后面附刻了参与舍利供奉活动的地方官员、僧人数十人。说明这是一次非常宏大的佛事活动。（图3）

近年在山西省太原市风峪太山龙泉寺发掘了唐代的宝塔基址，出土了刻有大量信士题名的石函，根据文字可以判断是武周时期的文物。里面出土了木棺、鎏金铜椁、银椁、金棺等多件文物⁽¹⁴⁾。但这座塔基中的地宫还比较小，仅可容纳舍利石函。地宫砌有石质的象征性石门，并雕刻有力士天王把守。

1960年，在清理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时，在地宫中出土一大型石函。函盖上复有宋《润州甘露寺重瘗舍利塔记》石刻，函内刻宋人题字。函内置放了唐大和三年（829）李德裕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等多件石刻⁽¹⁵⁾。1990年在维修河北省正定县的开元寺时，在钟楼下发现地宫，出土一件唐代汉白玉舍利石函，为方形盝顶盖，函表面四壁浮雕有香炉、狮子、护法神王力士等形象，并加以彩绘。函内套有铜函、木函、金函等多重容具，金函内藏舍利⁽¹⁶⁾。有学者认为，该寺钟楼是晚唐建筑，可能在原址先建有佛塔，所以存在地宫，而后佛塔坍塌，在此又重建钟楼，把地宫埋在下面，造成钟楼下面出现地宫的现象。

宋代最早的佛教塔基发现是在河南省郑州市发掘的宋开元寺塔基。这个佛塔已经建筑有完整的方形地宫⁽¹⁷⁾。地宫后部砌有棺床。上面放置石棺。石棺前后刻有板门，天王、力士、狮子等图像，两侧刻有弟子痛哭送葬的场面，盖上刻纪年与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面刻写施舍的物品名称。与此年代相近的还有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净众院等塔基⁽¹⁸⁾。地宫的建筑与棺床、石棺的建造明显是在模仿当时流行的砖室墓建筑模式，表现出佛塔建筑在不断地吸取着当时民间葬俗的因素。这时的塔基地宫内，刻写题名的情况相当普遍。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塔的地宫中，四壁上保留有大量的墨写题记。而浙江省金华市的宋万佛寺塔基地宫中则在石壁与室顶上刻写了《陀罗尼经》⁽¹⁹⁾。

1996年，在山西省临猗县双塔寺的北宋塔基地宫中也出土了石函、银棺、木棺和舍利瓶，石函上有长篇舍利铭⁽²⁰⁾。2003年，江苏省江阴县悟空寺的泗州大圣宝塔塔基得到清理，地宫中仍然是使用石函瘗埋舍利。石函上刻有北宋景德三年（1006）建的字样。石函中有鎏金铜手指等随葬品，并且发现有装在北宋影青普净瓶中的舍利子⁽²¹⁾。

2008年，发掘山东省兖州市的兴隆宝塔塔基，该塔为北宋嘉祐八年（1063）重建。塔基中出土瘗埋舍利使用的石函，里面装有鎏金银棺、舍利金瓶、玻璃瓶等多重瘗埋容器。并且出土宋代的舍利碑，记录了这里瘗埋的是正光大师从印度带回来的佛顶骨真身舍利⁽²²⁾。同年南京博物馆在清理大报恩寺遗址时发现了宋代长干寺的地宫，出土一件高1.5米，宽0.72米的舍利石函。石函内有一只铁函，高1.3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佛教铁函。铁函内装有一座鎏金嵌宝的阿育王塔。石函北侧刻写《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长篇铭文。阿育王塔上也錾刻有记述施主、变相名称与吉语的铭文⁽²³⁾。

辽代佛教盛行，在内蒙、辽宁、河北等地保留了大量辽代佛塔，很多已经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曾发现多处辽代塔基，如辽宁省朝阳市清理的辽塔。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房山北郑村清理的一座辽代十三层密檐实心塔。这座建于辽重熙二十年（1051）的佛塔在地宫中放置盝顶石函，函上刻有彩色花卉图，函内装有释迦牟尼涅槃的石造像。特别是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树立了一座辽庆历五年（955）陀罗尼经幢，高3.12米⁽²⁴⁾。这是辽代新出现的现象，将陀罗尼经幢也加入了佛塔地宫的建筑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佛舍利塔的建筑经过了漫长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添加进了新的建筑成分与有关器物。有关铭文石刻也正是在这一变化中逐渐发展。现在已知的舍利塔中铭文石刻已经十分丰富，包括了石函，塔下铭，舍利塔记碑刻，陀罗尼经幢等多种不同形制、不同类型的佛教石刻。将上面简单介绍的中国古代佛教塔基考古中的一些代表性成果排列下来，已经可以揭示出佛教舍利塔的地宫建筑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的逐渐发展过程。这些材料同样表现出有关舍利瘗埋的铭文石刻材料也是这样逐渐完善与发展起来的。

有关舍利瘗埋的石刻材料中，首先出现的是简单的石函刻铭。这种刻铭只是在石函上面刻写建造舍利塔的缘起，包括建造时间、地点、建造人员的姓名等等，起到一个简单的记事作用。这种文字材料在印度的佛塔中很少出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寻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当时中国流行的民间习俗与文化传统。第一，应该是受到中国古代埋葬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埋葬习俗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用文字材料来标记墓葬的习惯做法，出现过很多埋在墓中的砖石铭记，例如刑徒砖、墓记、柩铭、墓志等。这种习俗在秦汉时期开始萌芽，通过长期的演变与使用，到了南北朝时期，在墓葬中埋设墓志的作法已经普遍存在，墓志的形制也已经基本确定。在中上层人士的墓葬中大多要随葬记录死者生平与埋葬缘由的文字铭记。所以，在建造具有印度特色的坟墓——佛塔时，自然会吸取社会习俗中已经定型的埋葬习惯。在塔基中也埋设标记性的文字。第二，佛教徒瘗埋舍利，建造佛塔是一件莫大的功德，而且往往是一件集各方众人力量的大型社会活动。对于这样的活动，中国古代也经常建立石碑或其他文字铭刻来予以记录。从东汉时期的侍庭里父老僤刻石等材料到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题记，都是这类的文字铭记，专门用来记录公众事件的原委，彰显参与的具体人士等。这已经成为古代社会中一种习惯性的纪念方式。在这两种社会习俗的影响下，舍利瘗埋活动也随之采用了刻铭记录。早期的石函铭就是采取了这样的一种记述形式。

而后，有关建造舍利塔的记录题铭从石函上脱离出来，形成单独的一件刻石。以往的金石著录中称之为舍利塔下铭。根据现有材料看，这一变化应该是隋文帝在全国大肆建造舍利塔的结果。《隋书·文帝本纪》中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下诏命令在全国30个主要州内建造舍利塔，供奉舍利。《广弘明集》卷一七《隋国立舍利塔诏》中称：“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²⁵⁾从现在已有的文物来看，这一诏令是得到了完全的执行。

以前的金石著录中就记录了一些隋文帝建立的舍利塔铭，如山东益都广福寺出土的仁寿元年（601）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扶风龙光寺出土的仁寿元年（601）岐州舍利塔下铭。其铭文比较简单，如仁寿元年（601）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为“舍利塔下铭：维大隋仁寿元年岁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逢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孟弼书。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昙辩。侍者善才。敕使羽骑尉李德谌。长史邢祖俊。司马李信则录事参军丘文安。司功参军李佸。”⁽²⁶⁾这些塔下铭已经脱离了石函，刻成一件单独的方形碑石。很可能是覆盖在舍利石函上面的。（图4）

宋代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平民墓葬中又出现了一些使用石棺的作法，尤其是一些火葬墓中使用小型石棺存放骨灰。而火葬应该是佛教信徒采用比较多的作法。所以这时有的佛塔瘗埋舍利时也吸取了民间习俗，开始使用石棺。同时在石棺上，棺床上刻写铭文，记录有关舍利瘗埋的事件经过以及供养人的姓名等。这是一种新的舍利容器铭刻形式。说明在古代社会中，佛教石刻与世俗社会紧密结合，互相影响，具有共同的发展变化趋势。

需要注意到，陀罗尼崇拜的思想在唐代以后日益兴盛，并进入世俗葬俗，如墓主附带陀罗尼经卷、盖陀罗尼经被、墓室中刻写陀罗尼经咒等。这种形式也被地宫建筑吸收，如浙江金华的宋万佛寺塔基地宫中就在石壁与室顶上刻写了《陀罗尼经》。可以看出，由于汉族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与佛教不断汉化的倾向，在中国，佛教舍利塔地宫的建造形式、舍利瘗埋的制度与具体内容等始终同世俗社会中的埋葬习俗相关联，并且随着世俗丧葬形式的演变而有所变化。而上溯佛塔建筑的历史，则反映出将舍利塔作为佛祖坟墓圣迹崇拜的思想应该是从南朝梁天监十一年僧伽婆罗翻译《阿育王经》以来，在中国根深蒂固，世代相传的。其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是隋文帝大兴佛塔的举动。由此带来舍利石函的发展演变，这对于了解中国佛教历史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