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是文献中的地理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文献中专为政治地理学而作的论述散见于各处。尚维诺（Franc.Sansovino）的《国家制度志》（Del Governo，威尼斯　1578）极不平衡地描写了欧洲各国的机构和体制，包括古代国家。以前，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大多言过其实。论重要性，伯特罗（Giov.Botero，1533—1617）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著作远远超过了该书：159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国家理性》（Della Ragione di Stato，驳马基雅维里）；1597年在米兰问世的《城市伟大的原因》（Cause della Grandezza delle Città）；1591—1595年在罗马刊印的《普遍关系》（Delle Relationi Universali）一到三部，其中第四部分于1596年在威尼斯出版。佩什尔（Peschel）[33]关于尚维诺的言论，用在伯特罗身上更有道理：

最先按照威尼斯大使的精神，描述外国的政治状况和市民状态，这无疑应属意大利地理学家的功绩。他们还记录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第一批数据。

马纳吉（A.Magnaghi）[34]的贡献在于深入探讨了伯特罗主要著作的意义，和它与其先导和后继者之间的关系。据此，不仅其国人马吉尼（A.Magini）[35]和洛萨吉欧（G.Rossacio）[36]深受其影响，而且达维提（Davity）[37]的伟大作品也与之有高度联系。在那个时代的史家中，需要提到的是图阿努斯（J.A.de Thou/Thuanus），他的《我的时代史》（Historai mei temporis，1547—1607）覆盖面广，包含异常丰富和精彩的地理评论，也指出了法兰西民族的帝国主义特征。在1552年起从帝国手中夺取洛林的过程中，在对德意志的斯特拉斯堡和莱茵河边界表现出明显的占领意图时，这种帝国主义特征都在发挥着作用，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直持续威胁着欧洲文化的当下。[38]

埃尔策维尔家族（Elzevirschen）印刷的小巧的《共和国》（Respublicae Elzevirianae）丛书（莱顿，1625—1640）含有某些在当时看来非常珍贵的国家说明，但丛书并不统一，缺少一种共同的规划。[39]相反，博学的孔灵[40]却在1666年凭借其《公共事务研究》（Examen rerum publicarum）成了现代统计学的先驱。一般认为，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是阿琛瓦尔（G.Achenwall）[41]和聚斯米尔希（J.P.Süßmilch），[42]但其开端却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统计学本身经过加特尔（Gatterer，1773）和施略策尔（Schloezer，1804），一直发展到今天。[43]在此，我们不想追寻这个过程，只关注统计学对政治地理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