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南乡镇文化的历史形态分析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南方大力开发以来，以及两宋以后中国经济中心的彻底南移，江南的社会经济日渐繁荣，“自晋南渡之后，东南渐重而西北渐轻；至于宋，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恰如经济中心南移一样，中国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后也逐渐南移。到明清时期，传统城市已经发展到极限而宣告停顿，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明显存在于新兴的工商业市镇，而不在传统的城邑之中。明清时期江南大批乡镇的崛起正是这一总趋势的具体体现。其发展的根本动力则在于，人口压力和资源缺乏导致江南农村经济形成高度密集型的劳动力生产结构，造成了农业生产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专业化和市场化。

明清之际，江南乡镇的勃兴，日趋繁荣的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为乡镇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依存空间。同时随着乡镇人口的迅速聚集和增长，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剧，乡镇的人员构成也日益复杂而多样化，其职业特征决定了乡镇的文化形态构成。

乡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农村经济、社会、历史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乡镇的生成不仅仅在经济上要依赖乡村的支持，更需要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各方面得到乡村社会的不断补给。乡镇文化是乡镇市民共同创造的结晶，也是人文蔚起和发达商业相互作用、彼此渗透的产物，所谓“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正是完整的市井文化的具体写照。著名江南经济史学者樊树志认为，从乡镇人口的构成来看，主要有三类：主体部分是工商业者，包括牙侩、行商、坐贾、小商小贩、手工业作坊主、店员伙计以及脚夫游民，还有市镇边缘的亦农亦工亦商的居民；此外是被便利的交通、发达的经济、灵通的信息、舒适的环境吸引过来的邻近地区士大夫知识阶层。国外学者布莱克等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中指出，在任何社会里，一切比较现代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在江南乡镇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不同类型的乡镇的兴起主要依靠的社会力量不一样，但不论这三类人口构成比例如何，在其生长过程中都无法完全只有一类人的参与。这三类人群恰恰代表了形成江南乡镇社会的三种源流。在江南乡镇的文化生成、融合与传承、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三水分流、交互融合，最终形成了江南乡镇的文化历史形态。

1. 自然诗意的乡土文化形态

“乡土性”往往被历史学和社会学家用来描述乡村社会的文化特质，用以表明乡村人的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乡村社会与农业生产的性质和特点。他们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都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农业生产活动也是他们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部分，成了他们“自我实现”的基本愿望和要求。袁亚愚在《乡村社会学》一书中认为：“他们的希望、乐趣、悲伤和烦恼，往往就直接和农业生产的状况紧密相连。他们的消费状况与方式，当然也是以农业生产的状况与结果为转移。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有强烈的乡土气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乡土性文化，乡村与都市在文化上只有分布的差别而无性质的不同，乡村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故而历史学学者包伟民等指出，市镇既是乡村经济生活的中心，也是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因此是乡村文化的聚集点，是乡村文化的代表。

与欧洲中世纪城镇既作为商业也作为手工业聚集之所的特征不同，从中国传统市镇运送出去的产品，无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产品，主要不是市镇本身的产物，而是由其周围无数户农家所生产、汇聚于市镇的。市镇所拥有的手工业，一般都属于手工业生产后期加工即辅助性质的行业，如棉布之染坊、踹坊，粮食之碾米等。手工业产品总是“由千百户小农户生产出来的”，手工业产品的主体在农村而不在镇区。由此可见，在历史演变中，尽管乡镇社会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不断改造自身文化特性，但由于受到自身经济结构模式的根本制约，“乡土性”仍然是江南乡镇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不可挣脱的文化链。自然经济农业模式下的生活自足、悠然自适、知足常乐的满足感仍然是江南乡镇社会人的普遍文化心态。明人沈周的《田家乐》词，恰能以最富诗意的方式把它说得透彻明白：

田家快乐没嗟吁，数椽茅屋尽堪居，春养花蚕供衣服，夏日焚香检道书，秋畜黄鸡肥啄黍，冬舂白米有盈余。朋友欢招堪置酒，山肴野簌也相宜。田家快乐真不俗，沉醉高歌自鼓腹；门前鸡犬乱纷纷，地上桑麻花碌碌。父慈子孝两心宽，兄友弟恭如手足。日高丈五睡正浓，占断人间天上福。我见黎农三两人，勾肩搭背嬉笑行。山歌拍手更相和，傍花随柳过前村。我见黎农快活因，自说村居不厌贫。自有宅边田数亩，不用低头府仰人。虽无柏叶珍珠酒，也有浊醪三五斗，虽无海错美精肴，也有鱼虾供素口；虽无细果似榛松，也有荸荠共菱藕；虽无蔴菰与香菌，也有蔬菜与葱韮；虽无歌唱美女娘，也有村妇伴相守……米自舂，酒自做，纺棉花，织大布……不顾小小贵，不愿大大富。自有船，尽可渡；自有牛，不用雇；且吃荤，莫吃素，黄脚鸡，锅里熩，添些盐，用些醋；买斤肉，掘笋和；煨芋艿，煎豆腐，沉沉吃到日将暮；深缸汤，软草铺，且留一宿到明朝，田家快乐真好过。

传承自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传统和生活节奏，依然规范和制约着乡镇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文化信仰等。丰子恺的故乡石门湾镇，抗战前是嘉兴地区一个极为繁华的以丝和染布业闻名的商业市镇，那里的居民生活依然保持着浓郁的农耕生活节奏与特性。丰子恺在《癞六伯》一文中以癞六伯为典型，将这种江南小镇的农耕生活写得自然而生动：

癞六伯孑然一身，自耕自食，自得其乐。他每日早上挽了一只篮步行上街，走到木场桥边，先到我家找奶奶，即我母亲。“奶奶，这几个鸡蛋是新鲜的，两支笋今天早上才掘起来，也很新鲜。”我母亲很欢迎他的东西，因为的确都很新鲜。但他不肯讨价，总说“随你给吧”。我母亲为难，叫店里的伙计代为定价。店里人说多少，癞刘伯无不同意。但我母亲总是多给些，不肯欺负这老实人。于是癞六伯道谢而去。他先到街上“做生意”，即卖东西。大约九点多钟，他就坐在对河的汤裕和酒店门前的饭桌上吃酒了。这汤裕和是一家酱园，但兼卖热酒。门前搭着一个大凉棚，凉棚底下，靠河口，设着好几张板桌。癞六伯就占据了一张，从容不迫地吃酒。

不仅像癞六伯这样的半农半商的普通镇民不自觉地承袭着传统的生活节奏与方式、社会交往模式与心理及文化消费习惯，连有几家染坊的富裕之家丰家，以及整个镇子上的居民，也莫不如此。镇子上人们不论贫富、不论职业，每年都要积极准备过端午的习俗：

我幼时，即四十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的伙计祁官，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教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来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祁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指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指捞一点来塞在每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老虎头，桃叶，蒲剑可以驱邪；蜘蛛煨蛋可以祛病；苍术白芷和雄黄可以驱除毒虫及毒气。至于门上的王字呢，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云。

在《端阳记旧》里，丰子恺所描写的江南小镇的习俗可见是人人传习的，也是农耕生活的一种由自然而向社会的文化心理延续的必然体现。

2. 以兴贩为能的工商文化形态

工商市井的商业功利性文化是江南乡镇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宋代之后，江南在种植农业与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经济结构也日趋多元。而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江南乡镇形态也逐步从早期的草市、军镇向专业市镇、综合性的市镇发展。市镇的经济极为繁荣，如盛泽“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江南乡镇由于商业贸易的发达，外地工商业人口大量流入，同时，也将商业机会、资本、人才聚集到了这里。外来工商人口的多寡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兴衰，极大地活跃了江南市镇的经济贸易。如明末清初的盛泽镇，“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盛衰。倘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也为之减色矣。”而“无徽不成市”“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在江南的普遍流传，很好地注解了江南乡镇的发展需要依赖外来商业人口的刺激推动和与外界的沟通联系。如著名的盐业市镇掘港镇街市——街市由数条石板街和沿街市房、街后居住区组成，共长6里——都是由徽商吴永瑞、汪席儒等人集资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建设的。

与市镇经济一样发生巨大变化的是其人口的结构与规模。乡镇的日益商业化，除了将周围地区的农民和士大夫阶层吸引来之外，更多的是吸引那些经商和贩卖或从事中间生意的工商业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地商贾、游民等。在这些工商业人口中，大批的本地居民由农转工商。例如，在《生活教育》上，一位笔名叫楚的作者以《小先生在黄渡》为题写民国时期的上海黄渡镇：“镇市上的人，大半从事商业，比较进取点的多在上海营业，其次是在镇上开铺子，没有大本钱的小经纪人只是负贩些零星物件，投乡民所好，以逐什一之利。”这些工商业人口中更有大批的外地商贾、游民流入，如盛泽镇，再如交通便利的嘉兴府王江泾镇，“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丝绸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所以镇上做买卖的挨挤不下，十分热闹。”因而，在较为成熟的市镇中，构成市镇人口主体的是工商业者，包括牙侩、行商、坐贾、小商小贩、手工作坊主、手工工匠、店员伙计以及脚夫游民。

工商业人口在乡镇人口总数中占有优势，对整个江南乡镇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和职业观念的文化环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工商业为职业者，其经营活动的最大目的就是获利，其文化价值观念必然是以功利主义和商业价值为标准。工商业阶层以其活跃而富有的经济实力以及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如民国初时南浔镇上有谣谚云“丝行店伙真惬意，头发梳得光，咸蛋吃个黄，鱼虾喝点汤”——对一般民众起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消费文化理念都对乡镇居民的文化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学家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是由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客观条件制约与决定的，并会通过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时尚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气等表现出来。因此，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社会的各种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反映着他们的生活目的与生活态度，表现了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和人生观。”在工商业者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旧有的传统观念和思想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江南社会显现了与众不同的各种社会风尚与思潮。比如“逾礼越制的现象不断出现，奢侈风气到处蔓延，‘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工商皆本’思想广为流传”。

江南乡镇社会流行的“工商皆本”的社会职业思想，改变了人们的职业观念。在江南乡镇社会中，“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盛衰”的经济结构，则使人们更加接受重商轻农、工商皆本的思想。以此思想为主导，人们从事工商的自豪感和能动性得到极大的增强。如苏州乡镇社会中普遍存在“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的现象。一些落第文人不再皓首穷经，转而从商，蔚成风气。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无疑提高了商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人论及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时指出：“一方面，儒生文士加入了商贾行列，参与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商人也好风雅，爱与士林交游，于是便出现了儒而贾、贾而儒，儒贾对流，士商混杂的社会现象”。

占据主流的工商阶层还培养了江南乡镇社会极强的功利价值观念，左右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评判标准。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曾在《一个镇的轮廓》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了他的家乡南浔是如何评价年轻人的：

一般的注意集中在他们将来挣钱的本领上。哪家的孩子平素少说话，不放荡，常常在学校里考第一名，将来能大学毕业的，就是好孩子，给人看红了眼。却也有做哥哥的进大学学经济，或者学工程，而弟弟却进了当铺或者钱庄学生意的。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挣钱，镇上的人一视同仁。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功利文化思想在江南乡镇社会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人们对年轻人的能力与成就的评价极度功利化，完全以“挣钱的本领”的高低为标准，因而也完全无所谓身份职业的差别，而只有经济能力的高低带来的社会地位不同。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高度发达的区域经济培育出日益奢侈的社会风尚。而物质生活的丰富使人们在日常生活消费上也日益求精求美，而不只是满足于物质生存层面的需求，更追求文化性和审美性的消费满足。例如《阅世编》记载清前期在松江（今上海）人们争好奢侈品的风气：

暖帽之初，即贵貂鼠，次则海獭，再次则狐，其下者滥恶，无皮不用。然当日所谓海獭即今之染黑狸皮，但初用时皆精选，故价至每顶纹银二两，戴者甚少。其后日渐滥恶，乃以黄狼皮染黑名曰骚鼠，毛细而润，老者类貂，一时争用，骚鼠贵而海獭贱，无人非海獭帽，今骚鼠之阔口者，每顶亦值银二两，然无人非骚鼠冠，而海獭非乡愚极贫之人不冠矣。……今有西宁长缨，细润而真正大红色久不变者，凉帽一顶，值银三十余两，惟当途显者用之。第恐习俗移人，几年之后，染贩者广，价必渐减，效颦者又将争起耳。

这种求奢耀侈的消费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普遍接受的，深入到骨髓之中。如在江南社会中，日常节庆和婚礼等，人们往往会不遗余力地追求奢华，《嘉庆濮院琐志》说：

婚嫁之礼宜称其家，而濮之业绸者多与苏人往来，目见耳闻，渐务奢华。如男家求吉，钗珥之外，加以茶果；女家允吉，冠履之外，佐以糕饵。此风自昔有之，今则有加无已。茶必茗器精工，果则添设果匣。向来用糕者十只一二，亦不过四盘而止。近来务从丰厚，每糕重四五十两，五十为一架，饰以剪彩，自四架至八架，率以为常。其后道日亲迎诸仪，无不称是。

这种奢华追求的不单是数量，更是质量。明万历时南浔镇人王道隆曾在《菰城文献》中说：

成化以前，谋饕餮者以兴贩为能，养子弟者以读书为讳，……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佣为常乐，差有僭逾之风焉。

而与王道隆同时代的周灿有首《盛泽》诗也描绘了当时盛泽镇把功利主义当作普遍的文化价值观：

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

尚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辄晨昏。

江南乡镇的扩展过程，就是追逐利益的过程。当这种逐利与功利主义沉淀到人们意识的深层结构中时，就形成了“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的民俗文化，从而在江南社会形成与儒家传统迥异的“贵利轻义”的文化形态。

3. 以诗礼传家的士大夫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社会以“士、农、工、商”四民为基本阶层格局，传统江南市镇的职业与阶层格局情况大致如此。而据1952年的《苏南土改文献》统计数据显示，传统江南社会中的地主与乡绅、工商业家以在乡镇居者为多，而在城市与乡村居住的居少数。原因大致是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城市、都邑抱有一种天然的文化排斥心理，认为自己的文化根源在乡村。历代许多仕途沉浮的官宦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归隐乡里，过上一种悠然自得的闲适生活。然而，完全退隐山林或归迹于村野，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必然影响自身对国家政治变化的了解，也影响产业经济的经营以及社会文化交往的正常进行。因而，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镇，由于在经济、交通、信息等各方面都要比乡村方便、发达，乡镇居住环境的舒适和文化生活交往的便利，都为那些决定退出城市的士大夫知识阶层选择集聚乡镇提供了必然的条件。

江南自古文风昌盛，士绅阶层的势力比较强大。乡村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主要由绅士（乡绅）和士人构成，他们可能是在朝野的官员，也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至少也是科举及第的人，这些人可以统称为士绅。相比一般乡镇民众与工商业者、小手工业者以及乡村地主，士绅在文化知识、社会阅历和官场背景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自然，这种优势使他们占据了江南乡镇文化和政治的主要控制权。因而，士大夫阶层在乡镇的聚集，使乡镇具备了知识相对密度，也使其在乡镇文化中的影响力特别强大。学者小田指出，在江南乡镇社会中，传统的整合运作力量有两支：一是乡绅，二是家族。乡绅充当乡镇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媒体，是国家行政权力在乡镇社会中的实际操作者。乡绅可按其居处之不同划分为镇居和乡居两类。乡绅反映着乡镇社会整合中的地缘关系。代表着血缘整合力量的是家族长者。明清时期，家族发展到鼎盛时期，形成以族长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家族制度。社区的事物，尤其是乡间事务，一般都由一个或几个家族主持，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这两支力量是乡镇社会权力结构的主体。实际上，江南家族的权力多数掌握在家族中那些出过仕宦的乡绅手中。因而，乡绅就成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绝对主体。他们与镇居各种势力织成复杂的社会权力网络，往往活跃于乡镇的茶馆，以各种方法控制着乡镇的大小事务。例如1936年6月2日的《申报》就曾刊登过笔名为拾玖的一篇传记性文章《王太爷别传》，抨击乡绅把持着江南乡镇的文化、政治等一切方面的权柄：

王太爷在亡清是位秀才，……在本乡是个地主，拥有田数百亩。镇上有爿茶馆，是王太爷的办公处。他镇日独据一桌，往往在那里，高谈阔论：不是说捐税太苛，定是说人心不古。……他憧憬唐虞三代之盛，他痛恨这用夷变夏之非。……他会断家务事、钱债。他的说话比法院里的判决书还有效，因为他能根据圣经贤传，亡清律例，正颜厉色地把人说得不敢不从。他又会替人家做状子，报酬看事情大小而定，虽然还说不上包打官司。

耕读为本和诗礼传家的训导历来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文化模式，江南士绅也不例外。不过，江南士绅对乡镇社会的文化影响，不像在乡镇政治生活中那样积极介入，而主要通过兴盛的科举教育和严格的家学族风对社会起到以身示范的影响。

科举教育在江南乡镇尤为发达，尤其在明清时期形成文章冠冕、鼎隆踵继的局面。看一看如表1-1所示的明清江南典型乡镇科举统计表，就能理解这一情况。

江南典型乡镇的科举成就如此之高，主要原因在于乡镇社会的士绅阶层对科举、教育的一贯高度重视。如在科举成效不算很发达的上海法华乡，人们历来都不曾忽视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文化习性。如《法华乡志》卷二“风俗”记载：

本乡素重读书，具有恒产者必延名宿课子，不此之务，人必轻视。是以由明迄清科第不绝。自科举废而科学兴，青年子弟毕业于中学，毕业于大学，及出洋游学者，较他乡为多。数百年积习使然也。

在乡镇社会，江南士绅阶层通过科举教育，培养了骚人墨客握管生花、染翰成雾的鼎盛局面，同时也对社会大众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夏咸淳在《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关系》一文中指出，自明代起，在人文蔚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的商人，耳濡目染，也附庸风雅，习诗文，读小说，听戏曲，一改卑陋无文之态。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一些商人认识到知识的力量，认识到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开始注意地理、舆图、气候、交通、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诸多文化知识。

士绅要以文化主流的身份影响乡镇社会，对家学族风的要求就必须特别严格，并极力以此影响乡里风尚。

第一是对族规礼法的严格推行，以身正范。如明代浙江姚舜牧的家训开篇就曰：“孝悌忠信、礼仪廉耻，此八字是八大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元代浙江浦江县著名文人郑太和在《郑氏规范》中为实践儒家道德中的“廉洁”竟作出如下严厉的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族谱去名，这对于看重宗族关系的人们来说，等于铲除了生命之根，是莫大的惩罚，是无法承受之重。另外在宴会、着装、嫁娶、凶丧、安葬、祭祀等具体行为的训诫上，也完全约束在儒家道德的范畴之内。

第二是强调读书，“以诗书发迹”成了备受江南士绅推崇的创家立业之道，同时也是继承家学的有效途径。在江南士绅的家训中，读书成为家族的第一要事。“子姓读书为训族第一事”，“人须各务一职业，第一品格是读书”。读书求得功名是延续家族、提升家族威望的唯一途径，也是保持士绅阶层在社会中处于知识领导地位的唯一方法。海宁陈其元之父曾以下面的例子教育陈其元要竭力读书：“服官福建二十余年，家居又二十年，历数州县同官之子孙，能卓然而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仅一二人；能循谨自守、不坠家声者，十中仅一二人。”“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以长守”，只有家族中不断涌现出有功名的读书人，这个家族在乡居的地位才会稳固，才能昌盛。“振家声还是读书”，尤其对显赫世家来说，他们不是看重名利财富而是注重文化地位的继承发扬。例如，常熟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是“两朝宰相，再世帝师”，建綵衣堂以励志家学，不仅振奋了家业，更成就了家学的辉煌，后代子孙“三子公卿，四世翰苑”。

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和人文因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乡镇生活与文化。耕读传家，科名相继，吟咏成风，以至历代江南乡镇社会鸿儒巨子层出不穷。如黎里有古典园林家计成、学者柳亚子；如乌镇则有文学家茅盾；如南浔，明有政治家和文学家朱国桢、温体仁、董份、沈演，藏书家沈节甫，学者陈忱、董斯张、董说，近有藏书家刘承干、政治家张静江、文学家徐迟，等等，不可胜数，他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著作、优美篇章。文化是人化，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乡镇精神的象征。这些人文故事的存在就是它的灵魂所在，是其文化的精髓，是江南乡镇独特的文化审美趣味。江南乡镇文化经过世代累积，从整体上早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化作人们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情感的内在依据。也许正如诗人所言：“江村风景元无异，不是闲人那得知？”它那看似有形、触之则散的文化魅影，在你深刻应和了它的生命律动的时候，将使你魂牵梦绕、释放不下。就像诗人所吟唱的那样：“划着木船的江南人的权利，可是枉为江南人了。眺着黑夜，凭着水，船夫说着夜曲似的短句，我把恋人理想着。”而当代都市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破坏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解构了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迫使人们留恋昨日的田园幸福，这就更需要像江南乡镇这样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的补充修正。因此，保住江南小镇的文化传统，让浓郁的地方特色传承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社会交往和文化习俗当中，就变得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