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命运

Ⅰ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话语中，农民阶级指的是一群地位独特、没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德语中，这个群体有一个不可译的名称：Mittelstand。这一术语最初由右翼宣传家提出。他们认为，一个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应该在社会中有一个清楚的位置。这个词大致相当于法语中的“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或英语中的“中下阶层”（lower middle class）。到了30年代初期，它的含义已远远超过一个社会群体。在德国政治中，它代表了一系列价值。它介乎社会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这群人脚踏实地、独立、勤劳，是德意志民族的健康核心。却被周围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公正地遗忘了。从一开始纳粹意识形态吸引的正是这一批人：小店主、自己开店的手工业者、自给自足的小农场主。1920年的纳粹党纲虽然杂乱，但却是德国Mittelstand极右翼政治思想的典型产物，他们的支持是纳粹党得以起飞的原因之一。

这一群体满腹怨恨，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敌人。小店主憎恨大百货公司，手工业者仇视批量生产的大工厂，农民抱怨大庄园的不公平竞争。这些人都很容易受政治上的花言巧语蛊惑，将他们所处的困境怪到一些替罪羊（比如犹太人）头上。他们的代表都把第三帝国的到来看作实现他们长期愿望的机会。实际上最初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地方上对百货公司的攻击、许多由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自己发起的抵制和排挤，都是依靠纳粹党和褐衫军来实行，这些活动迅速得到了1933年5月12日通过的《个人贸易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Trade）的支持。从那时起，连锁店被禁止扩张，不准开设新的分店或者开辟新的商品线。百货大楼内部不准开设自营的店面，比如理发店或者制鞋和修鞋专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百货大楼内部的餐厅价格太低，对独立旅店和外面餐厅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于是被勒令关门。1933年8月一项新法令进一步将禁令扩展到百货大楼内部的面包店、香肠店、修表店、照片冲洗店、汽车服务店。三个月后，百货公司和连锁商店被禁止提供超过价格3%的折扣，这项措施后来也扩展到消费合作社。邮购公司也受到限制。党组织尽其所能把制服和装备的合同都交给小公司。1933年9月政府的房屋修缮和重建津贴令很多木匠、水管工人、泥瓦匠等手工业者兴旺一时。在魏玛时期不得意的手工业者的政治压力集团急于为他们的社团身份赢得更高的资历和认同，便强制手工业者在贸易行会登记，并成功得手：从1934年6月开始，所有手工业者都必须加入一种行会，每一行业都会有相应行会掌管；1935年1月起这些行会划归经济部统一监管。1935年之后，手工业者都必须参加从业资格考试，考过之后才能正式登记，并获得开店许可。长久以来许多手工业者怀揣雄心壮志，想要恢复自身在工业革命和工厂大规模生产兴起过程中失去的地位。当时的经济部长沙赫特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他觉得小作坊和作坊主为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值得他为之站台，抵制劳工前线，因为劳工前线想要将这些手工业者吸收进来，把他们的身份降到和工人一个层级。

然而，尽管地方党部和主要是小店主、小买卖人和手工业者出身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巧舌如簧，督促政策落地，但纳粹德国的经济日益开始围绕着重整军备运转，再也无暇顾及那些小生意，相关行动和立法干预迅速退潮。快速重整军备必须要以大公司为核心。纳粹党最初承诺要拯救下层中产阶级和小商人，1931—1936年间手工业者公司数量的确增加了18%，但1936—1939年间公司数量又下降了14%。从1933年到1939年，皮匠作坊数量下降了12%，木匠作坊下降了14%。手工业贸易总量直到1939年也没能恢复到1926年的水平。许多手工业者甚至比工人还穷。原材料短缺、大公司的竞争、加工机械（比如加工人造皮革的机械）的昂贵价格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许多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比如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的小提琴制造以及黑森林地区的钟表制作，在工厂生产的竞争下不断败退，开始急速衰落。此外，这些小生产者和大型竞争对手一样，受到政府管控的压力越来越大。强制加入行会和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很多老匠人不得不重新参加考试，相关的文书工作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都太难了，尤其是从1937年起，从业者须纪录个人的收入和开销。手工业者们发现，他们加入的行会不是一个自治组织，而是完全依照领袖原则组织起来，接受来自上面的指示。在社团国家中提高自身地位完全是痴人说梦。还有，四年计划要求速成培训，而不是以前考试奉行的充分准备和高标准。这损害了手工业协会作为资格认证机构的权威地位。

小生意还承受了另一方面的压力：劳动力流失。流失的原因是征兵和战争相关的产业领域提供了更高的薪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33—1939年贸易、通信和交通行业的业主与经理数量下降了7%，充分显示出商业的集中化趋势。当然，减少的一部分原因是归犹太人所有的作坊被关了：1933—1938年犹太人拥有的作坊数量从1万家下降到5000家，1938年末剩下的作坊也都消失了。这些犹太人作坊体量都很小，根本不值得收购，被雅利安化（而非被关闭）的实际上不超过345个。但下降的不只是这方面。同一时期，各类商业组织中无薪的家庭员工的数量增长了11%，因为这些行业给不出足够吸引人的工资。随着年轻人从手工业转移到其他更有吸引力的行业或者应征入伍，传统商业活动日益成为老人和女性的天下。举例来说，1939年初某个针对肥皂店和刷子店的调查显示，44%的店铺都是由女性经营，超过50%的男性业主已经年过半百；40%的男性业主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补贴家用。

从1938年12月开始，手工业者肩上又多了一项财政负担：他们必须在没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下为自己购买保险。到了1939年，要求商品定额又定价的四年计划严重干扰了小生意人的独立性，包括屠夫、菜贩、甜品店主、面包师、玉米店主、鞋匠、烟草摊主、市场上的摊主等在内都受到影响。制定规章和审计工作花去了很多时间，而新税和强制募捐又影响到利润。重整军备以及相关军事工业劳动力短缺严重，于是政府开始向小生意人和小作坊施压，要他们加入国家工业大军。到了1939年，甚至连独立的手工业者都必须随身携带记录个人培训日期、从业资格和相关经验的工作本。这样登记之后，他们随时都可能被征召去参加义务劳动，比如，鞋匠师傅会去大众公司的工厂接受培训，然后去搞装潢。为了使劳动力加速从手工业向战争相关的生产活动（大众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转移，政府在1939年下令对手工业协会进行大审查，找出消费品工业中的困难企业。最后大概有3%的手工业生意被解散。被解散的几乎都是单人作坊，主人太穷，其部分收入还来自社会福利开支。第三帝国治下的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开始绝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群体是药剂师，他们依靠独立药店进行零售服务。曾几何时，许多药剂师认为第三帝国可以帮助他们行业实现多年以来的雄心壮志，他们想要获得和医学平起平坐的资格，要对抗不断壮大的大型医药公司，还要恢复药剂师作为专业娴熟训练有素的专家信誉，让人们知道，多数疗法都是药剂师发明的。此外，他们还要法律认同行业垄断地位，消除来自草药师和其他不具资格的对手的竞争。但时间很快就证明这是幻想。尽管药剂师培训机制在1934年进行了改革，在1935年顺利地完成了雅利安化，但是药剂师行业内部难以就怎样才能最好地确立他们的垄断地位达成一致，他们的组织更在1934年被劳工前线吸收。不久，纳粹当局开始强调要优先考虑政府需求。于是，药剂师们着手寻找本土药，以帮助德国摆脱对进口药物的依赖，同时帮忙准备药剂，以供战时所需。在这场游戏中，大型医药公司是主要玩家，军需为先的政策让中世纪式的自制药方、自创疗法的小镇独立药剂师行医模式丧失了生存空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一独立领域的其他子行业中。比如，兽医行业完成了类似整合，现存机构自行解散。到1934年1月，德国全部7500名兽医中已经有4000名加入了新成立的帝国兽医协会。兽医行业的整合过程和其他行业一样，曾经是志愿组织的职业协会一般自己先完成整合，然后它们得到的奖赏是于1936年被帝国兽医协会正式吸收。一开始，一部分人试图让协会采取以前的社团模式，但这些努力很快就让位于第三帝国标准的体制架构：集中管理、等级分明、440受中央政府控制——和其他小生意领域的遭遇如出一辙。

留在德国的社民党观察家报告了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对他们在第三帝国处境的不满。早在1934年5月，一些小生意人和小零售商曾反映，经济状况还没有好转到能够允许人们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消费品和服务（这些主要由他们提供），而党不断地要他们响应各种各样的募捐（他们一般毫无选择，不得不交钱）。他们还反映，政府并没有按承诺去限制消费合作社。而之前合作社经常和社民党工人运动有联系。在第三帝国，合作社被整合进了劳工前线，同时纳粹政权将许多“老兵”放到管理岗位，算是直截了当地给予他们革命回报。但合作社除开失去了魏玛时期的津贴和纳税特权之外，实际损失不大。1935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关掉了一批财政困难的合作社，但1934年要求禁止政府文职人员加盟合作社的呼声则被赫斯回绝。尽管到1936年德国1.25万个合作社中已经有大约1/3关门（多是迫于地方党组织的压力），但仍然有200万加盟商存在。一些小店主仍然觉得受骗了，因为合作社并没有完全消失。根据社民党特工的报告，在西里西亚小店主的圈子里“怨言颇多”：

连续征税使人们连乞丐的东西都不放过。消费总量快速下降。由于工资太低，工人们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东西，这当然令他们涌向了百货公司和一口价商店。人们像泼妇一样谩骂着，他们的失望情绪已经在一些会议中公开表现出来……最近在格尔利茨（Görlitz）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小店主在讨论中说：“他们以前是怎么承诺我们的？百货公司会关门，合作社会取缔，一口价商店全都会消失。这些事情都没发生！我们被骗了，他们背叛了我们！”不过第二天这伙计便被抓了。这件事情令人们怨声载道。

不只是消费需求恢复得很慢，就是在保护小生意人利益上，纳粹当局也不够“国家社会主义”。

1935年，就连以前热情支持纳粹党的一批小店主和手工业者也开始吐露他们的失望情绪，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有人听到一个从亚琛来的手艺师傅说，他的同行都反对希特勒，但50个人中只有3个人敢张嘴说，其他人都沉默着。后来有一份社民党报告讲，不能说纳粹政当局什么都没为这些人做，但问题是他们采取的几乎每一项措施都是双刃剑。贷款很难拿到，需求又迟迟不能恢复，价格控制严重影响了利润，各种募捐负担沉重，行会经营不善，税负越来越重，征税倒是越来越积极。但是，社民党人在1939年被迫承认：“依照当前的形势，即便手工业者对自己受到日益严重的压迫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也不会有丝毫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发牢骚说原材料短缺，抱怨自己的劳动力都被军队和军火工业抢走了，咒骂要他们详细记录生意状况的政府，但是这些不满都不会转变成更普遍化的、针对纳粹政权的批评。社民党人总结说，“对这些社会阶层来说，政治思考完全是陌生的。”这个结论不一定成立。失望确实会引发幻灭情绪甚至异议，但是这里也和社会其他领域一样，人们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公开反对纳粹政权。绝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尽管有各种困难和阵痛，但他们的经济状况至少比大萧条时期要好多了。而小生意行业内部一直存在着各种尖锐矛盾，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服务商和制造商之间并不是一片和谐。最后，自19世纪末起，在整个德国社会中，这部分人一直是右翼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民主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如果要他们完全抛弃纳粹政权，只有经济上的不满是不够的。

Ⅱ

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不是唯一想借着第三帝国提高社会地位的群体。白领工人和私人企业的薪金员工一直非常嫉妒政府文职人员的高薪、高地位以及各种特权。这一批人一般被称为“新中产”（newMittelstand）。但是，他们内部政治观点分裂，既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也有与之竞争的极右人士，并且这个“新中产”在魏玛时期投给纳粹党的票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以前白领工人和体力工人之间曾有身份壁垒，但前些年已被拆除了，这时候不少人希望第三帝国能够重新竖起这道壁垒。白领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最主要的担心是被“无产阶级化”。可是，希特勒一上台他们就深感失望。各种白领联盟中持左中右三种政治立场的领导人全部被抓，并被投入集中营。这些联盟自己也和其他白领组织一起被吸收进德国劳工前线。且不说期待中的壁垒没有重新出现，因为各类工人组织都被劳工前线吸收，连原本残存的壁垒也被打破了。白领工人团体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工人拥有的坚实传统和独特文化，更不要提和共产主义运动相比。白领工人组织更容易被原子化，被恐吓吓倒，难以进行哪怕是被动的反抗。所以，1936年德国中部某保险公司的社民党特工报告，多数白领工人对政治缺乏兴趣，除了少数曾支持钢盔和国家人民党的人外，这些人虽然不是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但对希特勒1933年镇压马克思主义的举动表示满意。“大部分男性员工都木然接受了政治强制和各种规定。”他承认。他们大多出自社会中下层。他们把社会问题怪到纳粹政权中的“小希特勒”们头上，对元首则始终顶礼膜拜，基本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任何批判性思考。

情况更复杂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精英，包括律师、医生、教师、工程师、大学教授等。前文已经提到，第三帝国给这些团体带来的影响多种多样，它贬低律师、文官、学校老师和大学教授，却特别提高了医生的地位。总的来说，纳粹政权当局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对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损害，这一点在大学发生的变化中得到了体现：大学学生数量疾速下降，在读大学生必须长时间在劳役营服役，社团一类的学生自治机构都被废除。军队的权力和声望开始快速上升，为中上层阶级那些富有朝气和野心的年轻人开放了新的职业选择：军官。相较之下，职业精英便显得枯燥乏味、没有前途。纳粹分子再三公开表露他们对法律行业的蔑视，这使当律师不再有吸引力。所以1939年司法和律师行业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便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同时，即使是工程师等在第三帝国期间还不错的职业，其处境也没好多少。重整军备需要设计坦克、战舰、飞机和武器的专业技术人员；西墙等防御工事和高速公路等公共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柏林、慕尼黑等地声名卓著的建设计划：各种因素加在一起，甚至使劳工部专门针对工程师取消了1937年颁布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令。这尤其对想换工作，追求更好的培训和更高发展的工程师意义重大。但是，工程师的薪水并没有涨多少，比如像西门子这样的公司，1936年一个合格工程师的起薪仍比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老师低，而弗里茨·托特创建的工程师组织到了1939年仍在抱怨人文学科毕业生的社会声望比工程师高。1938年纳粹纽伦堡集会把第二届德国艺术和科学奖（被禁的诺贝尔奖的德国替代品）颁给汽车设计师费迪南德·波尔舍、飞机工程师威廉·梅塞施密特（Wilhelm Messerschmidt）和恩斯特·亨克尔（Ernst Heinkel），虽然此举公开承认了德国在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在多数工程师看来这算不上多大的补偿。

但是，所有职业团体都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的整合中丧失最基本的自主权利，各式各样的职业协会被关闭，被合并，然后统一置于纳粹党领导之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话。这和他们之前的表现一样：当纳粹集团迫害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把犹太人先踢出行业协会后踢出整个行业时，他们同样一言未发。大学教育和职业训练质量下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灌输和军事训练备战，忽视了传统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加上各种行业活动的组织化管理，致使许多职业明显死气沉沉。甚至连医生这个在第三帝国最受宠的职业，也非但没得到任何新的特权，反而还丧失了过去的一些优待。比如，1935年政府颁布了《帝国医师条例》（Reich Physicians'Ordinance），1937年11月又加了一个《职业条例》（Professional Statute）作为补充。此后，医生必须遵守条例规定，否则就会遭到制裁。职业法庭很快就活跃起来，开始积极发出警告和罚单，甚至吊销违规医生的执照。医生须随时向1936年成立的帝国医师协会上报与己相关的任何变动，签订新合约须获得协会同意；他们还不得不以侵犯病人隐私为代价向当局报告情况严重的酗酒、各类遗传和先天性疾病以及性传染病。实际上，虽然1935年的《条例》在理论上确认了隐私原则，但又明确表示，在实践中如果符合“人民的常识”——当然此“常识”由纳粹政权及其官员定义——隐私原则可以被打破。不管医生岁数多大，都要参加种族卫生学和遗传生物学课程。仅1936年一年就有5000名医师参加培训。许多人非常讨厌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在上课时喋喋不休，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如自己，对其鼓吹的理念抱着合理的怀疑态度。

纳粹当局的另一做法对医生的集体荣誉感伤害更大，那就是它没能满足医生们封杀未经大学训练的“江湖郎中”的长期诉求。1935年德国至少还有1.4万名这样的医生，占了具有行医资格医生的30%。虽然1/3的医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医师联盟，可实际上它缺乏影响力和权威。外界普遍认为它作用不大。另一个组织，即帝国医师协会，要求所有医生必须加入，权力要大一些。但是，前文已经提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协会的负责人，即格哈德·瓦格纳，支持所谓“德意志新型疗法”，并强行在大学医学系设置相关课程。医生组织和医生组织的头儿诉求并不一致，政府对此犹豫不决，直到1939年2月才最终宣布，所有业余医生必须在德国自然疗法医生联盟处登记，同时从今往后不再招聘新的业余医生。这一举措不仅使业余医生有了职业地位，而且从那以后，水平达到要求的业余医生只要能力符合“自然疗法医师”的要求，就能获得头衔，然后就可以算作医生了。更过分的是，如果注册的自然疗法医师请求接受过大学训练的医师帮忙，后者有提供帮助的义务。特别有天赋的业余医生还可以不经过通常的职业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医学系任教。最后，反对业余医生的各种诉求都没有获得规章制度支持，只要业余医生不收费，他们可以一直行医。所以德国医疗行业中的医生必须忍受职业地位的丧失、不断增加的政府干预以及传统医学伦理的腐坏。

可是在第三帝国治下，医生所有的损失都可以被他们对个人拥有的巨大权力抹平，这一权力由各类国家政策支持，比如从军事领域到婚姻领域目的各异的绝育措施和体检。对一个要求人民符合种族标准的政权，健康是重中之重。在这个方面，绝大多数医生都非常愿意配合政府的新规定。实际上，1933年之前种族卫生的概念就已经在医疗行业非常流行。1937年之后，医生的薪酬大幅增长，平均毛收入从1933年刚刚超过9000马克增长到四年之后的近1.4万446马克，到1939年据说已经在2万上下了。医生这一行也清除了很多犹太人，剩下的人有了更多行医机会，经济复苏让德国人更愿意花钱购买医疗保险，且当时的保险体系发生了变革，病人看医生更便宜了，而医生拿到钱也更容易了。于是，医生的收入超过了律师，是牙医收入的两倍，因为牙医和种族卫生以及健康政策关系很小。即便是走出诊室，德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也给了医生新的机会，他们可以去医疗部队服役。纳粹党的很多分支以及附属组织（如褐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都招募医生提供医疗服务。雄心勃勃的人可以加入党卫队，在那里他们更容易获得荣誉和提拔。希姆莱在柏林创立了党卫队医学院，为医生提供意识形态训练。党卫队内的医生都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即“帝国党卫队医生”，和希姆莱的头衔“帝国党卫队领袖”很像。据估计，德国共有超过2/3的医生和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有联系。在纳粹的设想里，未来将成立能让各类医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例如德国医师干部学校，一个位于梅克伦堡乡下、周围风景如画的训练营。纳粹医师联盟成员将在这所学校接受为期两周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训，好为之后的政治生涯做好准备。这给了年轻的医生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种族卫生领域实现野心的施展空间，而行业内已经确立地位的老人也可以继续干老本行，而且获得的收入比以前还要高一些，尽管代价是国家干预行业的程度前所未有地加强。对于这个暗地里的买卖，多数医生都愿意接受。

Ⅲ

可是其他行业可就没这么满意了，特别是德国那庞大无比且分工细密的文职官僚系统。尽管1934年希特勒曾经想在传统国家机构和党之间进行分工，但所谓“二元国家”中的正常一元和特权一元经常发生冲突。随着时间推进，这种冲突进一步加剧。虽然内政部等国家机构觉得有义务警告政府文职人员不要在缺乏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接受党的机构和个人的命令，但希特勒却在1935年9月11日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如果国家机构执行党的政策不力，那么就用运动去落实党的政策。“向国内敌人宣战！我们不能在官僚机构和它的不作为面前气馁。”结果，文官位置对雄心勃勃想要大干一场的年轻毕业生失去了吸引力。党卫队保安处在1939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

总的来说，文官系统的发展再一次出现了退步。考察期间，以往臭名昭著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大量出现。由于文官薪水太低，还经常被公众恶意中伤，人员不足、负向选择、新招的年轻人不来等现象屡有发生。此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人事政策也难说成功。当然，问题绝不仅仅只有这些。

其实早在1937年文职人员的新人招募工作就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以前文职人员一般出自大学法律系，但自1933年起法律系就读人数开始锐减，学生都愿意选择更流行的医学系。另一方面，纳粹德国的官僚化——这是帝国统计局1936年使用的一个术语——使联邦、州以及地方行政在1933—1939年之间增雇了20%的人。但是待遇更好的行政岗位依然在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控制之下。到了1938年，德国各州各个层级的办公室几乎都出现了严重的人员短缺现象。而一直到1939年夏天，大萧条期间布吕宁节俭计划下推行的工资下调政策才被部分扭转过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描绘了文职人员长期负债的严重程度，估计文官系统很快就无法在执行任务了。文职人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直线下降，对此党和党的领导层只能怨自己，因为正是他们一直在蔑视国家文职系统以及里面的工作人员。

鉴于上述情况的出现，有人感到不满也就不甚奇怪了。一个从1932年就是纳粹党员、有自己想法的文职官员弗里茨—迪特洛弗·范德舒伦堡（Fritz-Dietlof 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在1937年9月对当时的状况表达了自己的绝望情绪，他让政府的部长们注意新的《文官系统法》，这部法律把文职人员称为德国的基石。他指出，没有文官系统，四年计划不可能顺利实施。可是由于不间断的政治和种族迫害，文官系统的能力严重下降，不能有效运作。同时，党和政府机构各种组织的不断增殖造成权责不明，管理混乱。这样不可能达到妥善的治理。他继续说：

尽管自夺权之后，文官系统取得了许多名副其实的成就，但在公共场合，元首或者党的团体却嘲讽其为“官僚机构”，讥讽其脱离群众以及不忠诚。但文官系统里却没有一个人站在官方立场上否认对自身所处阶层（国家就建立在此阶层之上）的污蔑。文职官员，特别是那些主要的文职官员，经常在工作中受到攻击，这种攻击实际上直指国家……如此对待文官系统的后果就是文官越来越觉得没脸见人，没有荣誉感，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绝望情绪。文官招聘工作趋于停滞……文官系统的工资基本已经降到了无产阶级的水平……对比来看，商界提供的薪水要高出很多倍……

范德舒伦堡这样的高级文官在1933年曾经对未来抱有很高期望，但是现在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失望情绪溢于言表。他说，现在简直比魏玛时期还要糟糕。历史悠久且充满光荣的文官系统就要被摧毁了。

幻灭之后，范德舒伦堡迅速转向了强硬的反政府立场。但多数文职官员仍然尊奉传统和习惯。德国文官系统成形于18世纪的普鲁士，一直在德国社会和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一些传统理念，比如对国家的责任、对政治的蔑视、对高效管理的信奉等都在20世纪得到了保留，它可以解释文职官员对纳粹分子的态度。严格的官僚程序、正式的制度、不可胜数的等级和头衔等大量的元素使文官系统成为一个拥有特别意识的特殊组织。要换掉它可不容易。有的文职官员认为文官系统代表国家，他们决心为国家利益坚持下去。另有一批人被第三帝国的威权风格吸引，它强调国家统一，消除公开的政治纷争，取消对官僚行动的一整套限制措施。效率取代了责任，这对许多文职人员很有吸引力。在柏林中央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和地方政府办公室，文职人员都要严守希特勒、戈林和其他部长颁布的法律和命令，因为他们觉得那是责任所在。当然，异议分子早在1933年就被清洗了，但绝大多数官员（主要是保守主义者）本就信奉威权主义，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是叛徒，并支持重整军备和对外扩张。

弗里德里希·卡尔·格本斯利本（Friedrich Karl Gebensleben）是布伦瑞克的城市规划官员，他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典型的德国官员。他碰巧留下了大量的家庭通信，让我们得以细致地了解中产阶级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卡尔·格本斯利本出生于1871年（德国统一那年），他是工程师出身，在1915年当上城市规划官员之前一直在德国铁路系统服务。他是个正派人，同事们都信任他。30年代初，除了负责城市规划，卡尔·格本斯利本还同时兼任副市长的职位。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出生于1883年，和她的丈夫一样来自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夫妻俩是布伦瑞克社交场上的红人，他们经常光顾音乐会，资助剧院，出席一切重要的公开庆典、欢迎会和类似活动。他们的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 Gebensleben）于1906年出生，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人。她在荷兰的时候是家庭通信最勤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埃伯哈德（Eberhard Gebensleben）于1910年出生，在多所大学里学习过法律（这在当时比较常见），其中包括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他打算在文官系统中谋份差使。所以总的来说，卡尔·格本斯利本家庭是一个坚守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但在30年代初，这个家庭明显陷入了担忧的状态，他们害怕会发生一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Elisabeth Gebensleben）在1932年6月20日给女儿的信中讲到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在共产党及其帮凶社民党的威胁下，德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她认为当时的德国到处都是苏联间谍，而街头暴力是有计划颠覆国家的开始。因此，任何消灭威胁的措施都是正当的。

早在纳粹夺权之前，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就已经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燃烧着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1932年在目睹某场纳粹游行时她又感叹：“与此同时，他们秩序井然，队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可以想见，她自然也是全力支持希特勒领衔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联合政府，而正是这个时候，她恰好目睹了一场反对任命的共产党游行（“希特勒掌权是不是太迟了呢？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枝繁叶茂，比预想更为深入地植入人们内心了”）。所以，尽管接下来几个月纳粹当局广施野蛮暴力打击敌人，她也并没有因此睡不着觉。“国民政府冷酷无情但充满决心的行动，”她在1933年3月10日写道，“可能让某些人退却，但首先必须要开展一场彻底清洗，否则重建根本无从着手。”“清洗”的对象包括布伦瑞克市长、社民党人恩斯特·博迈（Ernst Böhme）。1929年，时年37岁的博迈当选市长。1933年3月13日，纳粹冲锋队冲进会议现场，把博迈粗暴地拽到了大街上。随后几天他一直被强制监禁，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辞去在该市担任的所有公职。一伙党卫队把他带到当地社民党报纸的办公室，剥掉衣服，摁在桌子上一直打到了失去意识，然后在他头上浇了一桶水，给他穿上了之前的衣服，又押着他去大街上游行。最后博迈被关进城里的监狱。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获释，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了。卡尔·格本斯利本作为市长代表暂时接管了工作，后来又当上了新市长，无人对此表示异议。尽管他对会议现场出现的惊人意外感到不安，但他却强烈反对报上说他曾经为市长的悲惨命运流泪。在过去几年里他确实和博迈亲密合作，但他身为政府文官的正直却不允许他过度表达感情。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虽然不赞成冲锋队的行动（“我宁愿博迈有一个更体面一点儿的欢送会”），但她安慰自己说，在1918年共产主义革命中，当时的保守派市长也曾经被“赤色暴徒”羞辱过。

和很多保守派一样，在看到3月21日波茨坦的国会开幕仪式上传统得到尊重之后，格本斯利本夫妇打消了自己的疑虑。他们为自己的黑—白—红帝国旗帜上拂去灰尘，意气洋洋地将旗挂了出去。同时，卡尔还在布伦瑞克街头参加了一次庆祝游行。那时候街上仍有一些格本斯利本夫妇很不喜欢的现象，特别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种种暴行，他们认为那都是纳粹党中的共产党奸细干的。他们盲目相信纳粹分子伪造的有关工会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侵吞公款的指控。伊丽莎白向女儿转述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时，字里行间都是再度觉醒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德国现在有了一个世界瞩目的总理。作为坚定的新教徒，她加入了德意志基督徒运动（“这样的教会改革，我很满意”），异常兴奋地听她的牧师把希特勒比作马丁·路德。卡尔家庭对新政权有多少热情，就有多少幻想。卡尔·格本斯利本支持对公共生活和德国经济进行“严格规训”，强调“领袖原则有其自身的优势”，“整合应该向下深入到最基层”。但他同时认为，一段时间之后，英式的温和反对派应该获许继续存在。到了5月末，他和他的妻子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这可不是为了自保，而是正面确认自己认同新德国。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充满骄傲且自觉地写道：

现在你“老”爸也让自己成了一个褐衫军，我现在能以最快的速度戴上大檐帽和党的勋章，系上皮带和领带。你母亲觉得这套制服非常合身，让我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十岁！！！噢！哎，哎，亲爱的，真希望有人早点告诉我。看见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严格遵守那句格言——公共利益优先——争取为祖国奉献最好的一面，这感觉真棒。

作为行政官员，卡尔支持以后不让城市议会参与政府决策，改为在一个小的委员会中决定。“这样，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拿去做更有用的工作。”卡尔认为这是一个提高行政效率和决策统一的机会。当然，事情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发展。

格本斯利本夫妇可不只是在这一点上自己骗自己。他们还对纳粹政权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故作姿态心存幻想。这个家庭对纳粹主义的支持一开始和反犹主义关系不大。当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在1933年3月中旬看到城里犹太人商店被打碎的陈列窗时，她又把责任推给“煽动者……经确认，他们已经打入了纳粹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国内外的民族主义运动抹黑……就是那些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们”。她认为，如果有任何纳粹党人卷入暴力行动，很显然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她觉得戈培尔和戈林的反犹主义演讲“糟透了”；她还为纳粹分子破坏莱比锡音乐指挥家弗里茨·布施的作品感到忧心（她认为那是因为布施是犹太人，可实际上布施不是）。对犹太艺术家的攻击是“灾难性的”，她写道，后来又加了一句：“犹太人里面当然有些恶棍，但我们不能忘了犹太人里面也有很多伟人，他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但她的观点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33年4月1日出现了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之后又有大规模的反犹宣传。“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她在1933年4月6日无意中以预言家的口气给自己的女儿写信，“只有在后世才能获得公正评价。”她继续说：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世界性的历史。但是世界性的历史发展会碾过个体的命运，由此诞生它的新纪元。我们时代的目标纯洁高尚，但注定充满波折。我们在经历欢乐的同时，也会对个体的命运心怀同情。一个人能够同情某个犹太人个体的命运，但他不会改变对犹太人问题的整体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就跟共产主义一样。如果希特勒打算像解决共产主义问题那样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且还达成了目标，那时候德国可能就成了被嫉妒的对象了。

她认为抵制犹太人商店完全合理，因为根据纳粹当局的说法，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正在掀起一场“抹黑德国”的运动。而所有关于德国反犹如何凶残的说法都“纯属编造”。她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自己在荷兰的女儿的，同时这也是在遵守戈培尔给在国外有关系的人下的命令。她要么是忘记了三周之前刚刚发生、令自己惊恐不已的事情，要么是有意隐瞒。《凡尔赛和约》夺走了德国的“生存机会”，她提醒自己的女儿：“德国正在用手中的武器保护自己。犹太人被清理出了司法和医疗系统，这样做有利于经济，但对无辜的个人可能非常残酷。”她相信（当然是错误地相信），让这些行业的犹太人数量减少，只是为了调整犹太人比例，让其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致。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所谓比例原则完全不适用于德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比如占据高位的新教徒比例远比天主教徒高。她的观点显示出她在短短几周之内已经在纳粹的宣传下被洗脑到何种程度，这也许是因为她脑海中已经形成了偏见，她说犹太人“很狡猾”：“犹太人只想统治，不想服务。”她的丈夫卡尔给她讲了很多犹太人如何有野心，如何腐败的事，似乎可以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借口。到了1933年10月，她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在信件中使用纳粹语言了，共产党描述纳粹分子如何残暴的棕皮书被她说成是“犹太人的政治谎言”。

在卡尔看来，第三帝国成功地让德国恢复了秩序。“当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接管权力的时候，”他在欢迎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就职的纳粹新任布伦瑞克市长时讲，“到处都是混乱。”结束魏玛时期无休无止的政党争吵迈出了改善市政管理秩序的第一步。除此之外，第三帝国还使德国恢复了荣耀。当1934年6月末混乱——罗姆和他的褐衫军——似乎死灰复燃时，希特勒的行动让伊丽莎白松了一口气。伊丽莎白和她女儿不同，她毫不怀疑希特勒谋杀令的正确性。“在这样一个伟大开明并且值得信赖的人面前，其他人肯定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她写道。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这个家庭几乎再也没有谈论过政治。他们开始关心家庭内部的事情，关心孙子孙女出生，关心卡尔和伊丽莎白的儿子埃伯哈德。埃伯哈德准备跟支持纳粹主义的海德堡保守派法学家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念个博士；话题围绕耶利内克转了很久，但后来这个名字在他们的通信中突然消失了，因为耶利内克是犹太人，并因此丢掉了工作。

埃伯哈德登记参加了褐衫军的准军事训练，服完了兵役，接着进入帝国经济部担任初级教员，于1937年11月29日加入了纳粹党。但是，这个家庭对政治的兴趣再没恢复。对格本斯利本夫妇来说，纳粹德国提供了他们长久渴望的稳定，在经历过魏玛时期的动荡不安之后，人心希望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除了在行动过程中有一些不值一提的小问题之外，打败共产主义、克服政治危机、恢复国家荣誉都是格本斯利本夫妇想要的。对于暴力行为等所有其他问题，他们或者有意忽略，或者尽其所能为之辩护，或者渐渐被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成功洗脑，认同了纳粹当局的说法。格本斯利本夫妇这类中产阶级的顺从是基于对纳粹政权的幻想之上的；1939年之后，这种幻想便被撕得粉碎。卡尔和伊丽莎白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卡尔在退休那天（1936年2月1日）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他的遗孀伊丽莎白于1937年12月23日辞世。埃伯哈德在文官系统没待多久，于1939年被军队征召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