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有两个人哭。彭子君哭我一点都不奇怪，他本来就长着一张随时都准备流泪的脸，我没想到的是，那么爱笑的汪奇也会哭。
上午在操场训练分列式时，彭子君遭到严厉训斥。新训二十天来，我们几乎每人每天都要遭到赵铁花的训斥，挨训最多的就是汪奇，因为即使在训练场这样严肃的场合他也一天到晚咧着个大嘴，一脸的丽日蓝天五洲人民齐欢笑。而且还特不长记性，一个痼癖动作总得让赵铁花纠正无数次。最幸运的是彭子君，倒不是他表现得多么优秀，事实上该同志也属于齐步走动不动就先迈右脚的角色，可赵铁花对他比对我们就要温柔得多。刚来的时候，赵铁花曾因彭子君的内务没整好说过他几句。那些话对我们来说简直根本算不上训斥，顶多是埋怨罢了，可就是这几句话，也能让彭子君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兼面色苍白。那以后，赵铁花就很少训彭子君了，有时候我觉得彭子君像是玻璃做的，随时可能会碎掉。
彭子君挨训的起因是那本袖珍字典，他平时总是把它带在身上，训练间隙时就拿出来看。早在训练齐步走、原地摆臂时，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理解“手指擦过裤缝造成的整齐声音和准确节奏”，赵铁花就要求过我们的口袋里不允许装任何东西。我们全部都落实了，除了彭子君的那本字典。我想赵铁花应当知道字典的存在，但他却从来没提起过它。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也许是我们的脚尖总踢不到一条线上，也许是我们分列式的口号喊得不够响亮，也许是下着小雨的天气让赵铁花心情烦躁，我无法猜测出准确的原因，反正赵铁花的脸色不大好。刚在操场上整理着装完毕，赵铁花就冲到彭子君面前，勒令他把裤兜里的东西拿出来。彭子君的脸涨得像高血压病人那么红，他用哆嗦的手掏出那本字典。上中学时，我也曾买过一本同样的字典，也打算平时带在身上背单词，事实是我从来也没带过它，更不用说背了。那本字典如同我诸多没有实现的宏伟愿望一样，不知去向。在这点上，我远没有彭子君那么执着。
赵铁花把字典举在彭子君的面前抖一抖：我有没有说过兜里不许装东西？！
说过。彭子君像是吓坏了，嘴唇颤抖了好几秒后才回答。
你这本字典背到哪了？
K。
敬礼的动作要领是什么？马上回答！
敬礼、敬礼的动作要领是……两手迅速握拳提到腰际……
啥？两手提到腰际？你敢再给我说一遍？那是敬礼吗？那是跑步还是敬礼？赵铁花气坏了，瞪着彭子君，你给我记住，过不了我这一关，你英语过了八级你也啥都不是！等你能算是个军人的时候，再好好当你的学生。现在不需要你背什么烂单词，先给我把正步踢好再说！
我知道不妙。我们是知识青年，精神的打击比肉体的摧残对我们更有效。果然，彭子君的脸由红转白，眼泪夺眶而出。午饭时彭子君一口也没吃。赵铁花命令他吃，他也只是夹了块白菜帮子在嘴里含着，最后还吐到了泔水桶里。回到宿舍，赵铁花把彭子君叫到楼下谈心。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只看见半小时以后，彭子君拿着一个面包、一根火腿肠和那本被没收的字典回来了。他进来的时候，汪奇正坐在内务柜上，摇头晃脑地朗诵着上次给我看过的那首歪诗。
汪奇，班长让你去楼下找他。彭子君看上去好多了，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抹红晕。
找我？汪奇很奇怪，班长说啥事了没？
不知道，他没说。
汪奇愣了片刻，把诗稿揣在兜里，挠挠头下楼去了。大概十分钟，汪奇又回到宿舍。过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宿舍里安静得有点不正常，扭头一看，汪奇坐在小凳上，双肘支在床上，两手捂着脸。我过去拉开他的手，看到他一脸的泪。
怎么了，你这是？我大惊，失恋了？
滚滚滚，汪奇一边推我一边擦泪，你给我滚一边去。
我还想问，汪奇拉开门跑了。我追到厕所，他不哭了，但一副失恋的造型，死活不肯说出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好漫无目的地瞎安慰了他一会儿，陪他回到宿舍。
下午到操场后，队长亲自排列阅兵方队队形。之前我们都是以班为单位训练，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方队合练。十乘八的方队，我们却有八十一个新学员，唯一不能参加方队的，就是汪奇。不是他长得不好看，主要是他的队列动作比较次一些，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半拍，而且好几次出现过转错方向和顺拐的情况，而这在分列式行进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看着汪奇，我替他惋惜，又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我们不知道还有人会被阅兵方队淘汰前，我们都觉得这是件辛苦乏味的事，最好不参加。可看到有人真的被淘汰时，我们才真正空前地珍惜起这个机会来了。显然，经过汪奇的注释，参加阅兵的意义已经被迅速升华到了荣誉的高度。
你就站在最后一列训练吧。晚上开班务会的时候，赵铁花对汪奇说，不然就在队里值班，你考虑考虑。
我们都明白最后一列的意思。最后一列就汪奇一个人。正式阅兵那天，他并不能参加。赵铁花没有用“淘汰”这个词，他可能想照顾汪奇的情绪，虽然这看上去没什么效果。
我想参加训练。一直低头不语的汪奇回答道，声音有点哑。
值班多舒服啊，不然咱俩换吧。任小俊冒了一句。
汪奇这次没反击任小俊，倒是赵铁花出面了，你给我闭嘴！你以为让你参加阅兵就说明你队列很好吗？看看你那个正步踢得，歪肩掏腿扭屁股，还差得远呢你！
任小俊蔫了。
我还是参加训练吧，最后一列就最后一列。汪奇又说，我想参加训练。阅兵式我不参加就行了，不要因为我拖了队里的后腿。
赵铁花看着汪奇，好一会儿。
散会后，赵铁花走过去摸摸汪奇的脑袋。
好小子，赵铁花很温柔地看着汪奇，你不错。
散会之后，白建生来找汪奇谈心。他半通不通地讲了一番前些天政治教育课上听来的关于“革命分工”的道理，可汪奇毫无反应。
怎么样？想通了吗？
我告诉过你我想不通了吗？汪奇说，如果我想不通的话，你也没本事让我想通，再说我还不至于那么不结实。
白建生有些不知所措地站起来，面红耳赤地走了。
我是不是特丢人？等他们都离开宿舍，汪奇问我。
丢啥人？这有什么丢人的？我说，班长都说你不错，我也觉得你不错，你比我有勇气。
我没想到自己连阅兵都参加不了，以前我想着要是不参加最好了，可真的不让我参加，我难受死了。汪奇眼圈又有点红了，这两天我老在想我上军校是不是个错误，也可能我本来就不是当兵的料。
我没想到汪奇会对这事这么在乎，看来他也没想到。我只得宽慰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就是那个短尺而我们只是那个长寸，但尺终究比寸长，等等。说了半天，总算让他开心一点了。
方队不可能待在走廊里，我们整天都要在操场上训练。秋风秋雨愁煞人。我们新发的唯一一套夏常服一直处在潮湿状态，只能等晚上睡觉前挂在床头晾干，好第二天再穿。为了让班长们看到摆臂和踢腿的动作，我们被要求把袖子和裤腿分别挽到肘和膝以上，“已凉天气未寒时”，夏天已经远去，我们已身处一九九二年秋天。真快。我已经忘了闷热难耐的感觉，开始怀念温暖了。
九月三十号午饭后，赵铁花兴冲冲地抱着一个大塑料袋进来，放在靠窗的内务柜上。我们围上去，禁不住欢呼起来。
天蓝色镶着金边的肩章，长着金翼的五角星领花，松枝簇拥着八一军徽的大帽徽，一切都崭新、灿烂、迷人。这是我们一个月奋斗的结果，或者说，是我们一个月奋斗结果的物质表现形式。那个中午，我们激动地往军装上缀钉这些标志，兴奋得满脸通红。过了一会儿，我们八十一个新学员穿着帽徽、领花和肩章齐全的夏常服在俱乐部集合，面对着两个老学员举起的军旗，跟着教导员宣读军人誓词。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血在血管里奔涌，顶得头皮一跳一跳的，让我强烈眩晕。宣誓完毕，我们依次在一个红色硬壳的大本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标志着我们从此拥有了真正的军人身份，正式成为军队中的一员。写下自己名字的瞬间，我体会到了比听到我爱的姑娘亲口告诉我她也爱我强烈无数倍的幸福感。
回到宿舍，我脱下军装，把它平放在床上仔细端详。即使是后来换发〇七式军装，我都再没有一九九二年秋天那种热烈的喜悦。可能是时光磨掉了我灵魂柔嫩的触角，让它生出了老茧，不再轻易为什么事物喜怒哀乐。也可能这样的事件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我从未料到它会如此激动人心。这些不定时出现的耀眼光芒使得我浅灰色的生命顿时被照亮，从而构成了我认为生活依然美好的全部理由。一九九二年初秋，我坐在小凳上凝视着缀上领花和五号肩章的夏常服，它看上去是那么生动美好、感人至深。我确信它找到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