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陳智德

一

一種新文體的出現，基於時代思潮的影響和文學體制本身的演化，其中前者往往更為關鍵。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的導言中，把中國新詩的出現溯源於晚清詩界革命、五四白話文運動和外國文學的影響，提出時代思潮之於中國新詩的作用。朱自清編訂《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本出於一種歷史意識的醒悟，如他在〈選詩雜記〉所說：「我們要看看我們啟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跡。他們怎樣從舊鐐銬裡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¹⁾《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之編訂，除了選出經得起時代考驗的佳作，更期望透過具體作品，勾勒香港新詩從最早至一九四九年間的歷史輪廓，使讀者透過一種新文體的發展，獲得一種歷史意識，進而反思新舊時代不同變化的軌跡。

香港新文學可溯源於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後一段時間，香港多份中文報紙都曾發表反日言論作為聲援，五月下旬香港市面再有多宗抵制日貨、衝擊日本商店的事件。⁽²⁾一九一九年在香港讀書的陳謙在回憶中談及五四運動對香港的影響，除了事件性的描述，他也提到文化上的衝擊：五四運動後，位於香港荷李活道的萃文書坊因售賣新文化書籍，曾遭警察查究干涉，並沒收不少書籍，但依然深受讀者歡迎。陳謙指當時的情況是：「新書一到，讀者聞風而動搶購一空」。⁽³⁾陳謙所指的萃文書坊，三十年代參與創辦島上社的侶倫在《向水屋筆語》也有提及，他更指出香港讀者可以接觸到「當時最流行的新文學組織（如創造社、太陽社、拓荒社之類）的出版物。」⁽⁴⁾

新文化運動對香港的影響最主要見於語文上。晚清時期，香港已出版過文藝小說期刊《小說世界》和《新小說叢》兩種。五四運動後一段時期，香港報刊仍以文言文為主，但亦間中刊登白話文之作，如一九二二年出版的《香港晚報》刊登過白話散文，一九二三年《大光報》有白話小說陳雁聲〈多子的家庭〉及有關勞工法案的評論。一九二四年由香港英華書院出版的學生刊物《英華青年》，亦刊登白話文小說。一九二五年，《小說星期刊》由十一期起在刊載舊詩的「詩選」、「藝苑」欄目以外，在「補白」一欄中開始刊登新詩，作者有L.Y、許夢留、陳關暢、余夢蝶、陳俳柘等。除了新詩作品，《小說星期刊》更刊出了目前所見最早的新詩評論。

二十年代中期在《小說星期刊》發表的新詩，都帶有早期五四白話新詩的「新文藝腔」，部分如胡適的《嘗試集》帶一點舊詩詞的調子，作者L.Y、許夢留、陳關暢、余夢蝶、陳俳柘等都未能確知其身份，他們當中可能有的是往來於廣州和香港之間的文人。⁽⁵⁾《小說星期刊》與其他二十年代初至中期的香港文藝期刊如《雙聲》、《文學研究錄》等，俱屬舊派文藝期刊，以刊登舊體文學為主，《小說星期刊》則於一九二五年起改版，每期以補白形式刊登白話新詩，是反映香港文學新舊交替階段的重要刊物。該刊由香港世界編譯廣告公司出版，黃守一任總編輯及督印人和司理，他在第一期撰文〈我對於本刊之願望〉提到：「小說星期刊之出版。文字則撰自名人。記聞則撮登重要。」⁽⁶⁾他所說的名人，包括黃天石、黃崑崙、何恭第、孫受匡、吳灞陵、何筱仙等，都是當時香港報界、教育界著名的文人。

《小說星期刊》之引入新文學，發端於第二年第一期刊出的許夢留〈新詩的地位〉一文，許夢留首先回顧古典詩歌自漢唐以來歷次的形式變革，論點針對舊文學對新詩的反感，最後提出「詩的意義本來沒有新舊的區分……新詩是打破一定的字句，打破平仄、不見對偶，不要押韻的，用現代的言語—國語來表現的，有韻無韻不成問題的，一種自由詩體。」⁽⁷⁾最後在文章的總結部分更論及當時多種新詩結集：「據我已經看過的詩集，有嘗試集、草兒、冬夜、繁星、將來之花園，舊夢、女神、雪朝，這幾種創作，雖然未有甚麼可驚的偉大傑作，但其中作品，我認為也有些滿意的成功」。以上許夢留所提及的詩集，作者依次是胡適、康白情、俞平伯、冰心、徐玉諾、劉大白和郭沫若，最後一本《雪朝》則是由文學研究會出版的多位詩人合集。這些詩集由一九二○至二三年間出版，作者大部分是文學研究會成員。從〈新詩的地位〉可見，許夢留對五四時期新詩已相當熟悉，他對新文學運動的評價顯然是正面的，卻策略性地指出新詩屬於中國古典詩歌歷次變革中的一種，沒有否定舊詩的價值。

許夢留〈新詩的地位〉發表後，本以文言文形式為主的《小說星期刊》於一九二五年後，幾乎每期都以補白形式發表新詩，數量且有愈往後愈多的趨勢，初時發表最多的作者署名「L.Y」，與其後的許夢留、陳關暢、余夢蝶、陳俳柘等作者所發表的新詩都帶有早期五四白話新詩的「新文藝腔」。

這類受五四初期白話詩影響的作品，尚見於二○年代末、三○年代初的《伴侶》、《鐵馬》、《激流》、《英華青年》等刊物中。但就在三○年代初，逐漸出現格律化的嘗試，如四句一節，隔句押韻的詩，接近於新月派的詩風。一九三二年間，李心若發表於《南強日報·鐵塔》的詩〈說古〉、〈禮物〉、〈野玫瑰〉等多首詩作，全都是四句一節，隔句押韻，其他在《南強日報·鐵塔》發表詩的作者亦陸續有類似的嘗試。香港新詩起源於二○年代中新舊對立的氣氛中，在三○年代初，已逐漸擺脫初期白話詩的影子，嘗試新月派格律詩的寫法，再發展出多種詩類，當中的發展，或與香港作者接觸新文學的途徑相關。

在二○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心已由北京移轉至上海。三○年代初的上海文壇多元而複雜，既有左聯及中國詩歌會等左翼文藝團體的成立，也有《現代》雜誌創辦以及被稱為「現代派」的詩歌，它們都對三○年代的香港新詩帶來深遠影響。自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展以來，香港透過與廣州、上海等地的貿易連繫，除了主要的一般商品轉運，也從內地輸入不少新文學書刊，香港讀者可以在書店購得內地出版的文學書刊，其中特別以上海的刊物最受青年讀者歡迎，李育中在一次訪問中，特別提到他們那一輩青年，如何接受上海文學書刊的影響：

我早年受上海文學影響，像創造社、文學研究會的主張。1927、1928年我讀了魯迅的《熱風》和創造社作家作品，還有文學研究會作家在《小說月報》的小說。那時丁玲、沈從文、巴金剛發表小說，我是充分接受其影響的。我比較喜歡沈從文的作品，而巴金的小說則只喜歡他最早的《滅亡》。新詩方面，我欣賞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的詩。當時《現代》雜誌是介紹現代詩最重要的雜誌，不少廣東的文學青年也有投稿。最初我寫的是散文，大約1929年，投到《大光報》的新文學副刊。在1927、1928年，新文學對青年來說是很大的鬥爭，新文學代表了新思想、新習慣和新的奮鬥。即使在工具使用上也是很大的分界。當時港澳的文學比廣州落後很多，仍使用文言文，青年人能用白話文寫作仍是不容易的。我走上文學的道路自然也是追求新的文化、思想。當時新文化新思想與新政治是聯繫著的，主要也是指國民黨、共產黨了。⁽⁸⁾

李育中一九一一年在香港出生，分別在澳門和香港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三○年代在港參與創辦《詩頁》、《今日詩歌》等刊物，他在訪問中提到的文學書籍，都是在上海出版，再運到香港銷售。其中對三○年代香港新詩來說特別重要的刊物，是《現代》雜誌，不少香港以至廣東一帶的青年作者，都慕其名而投稿，包括李心若、林英強、鷗外鷗、柳木下、陳江帆、侯汝華等。這批作者在《現代》停刊後，部分人再投稿到由卞之琳、梁宗岱等人合編的《新詩》，以至蘇州的《詩志》、南京的《詩帆》、武漢的《詩座》等以現代派詩歌為主的詩刊物，參與三○年代中國現代派詩歌的發展。

香港新詩沒有在五四新文學的發展當中真正空白，經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洗禮，二○年代的香港延續了當中的論爭，對不同的論點有所回應有所補充，在創作上也嘗試過白話詩帶來的「詩體解放」，再轉而尋求其他形式。隨著五四新文學由文學革命走向革命文學，中國新詩分別走向藝術形式的探求和大眾化、回應社會訴求的路，三○年代香港新詩也就當中的不同傾向作出回應、討論、支援和補充。

二

香港新文學的萌芽和發展，處於省港大罷工前後至魯迅來港演說的二○年代中後期。一九二五年《小說星期刊》刊登許夢留〈新詩的地位〉及多位作者的新詩，那時《小說星期刊》出版至第二年，同年六月正值大罷工爆發，《小說星期刊》的停頓可能與此有關。⁽⁹⁾省港大罷工結束後，在魯迅來港演說的一九二七年間，多份報紙的副刊陸續增設刊登新文學作品的版面，接受作者投稿。

從一九二七年《大光報》、《天光報》等報刊開始，報紙文藝副刊一直是香港新詩的重要園地，三○年代中侶倫主編的《南華日報·勁草》、抗戰期間路易士（紀弦）主編的《國民日報·文萃》、十月詩社主編的《國民日報·詩刊》、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星座》、葉靈鳳主編的《立報·言林》等報紙副刊都刊登大量詩作和詩歌評論。報紙副刊無疑是早期香港作者接觸文學的重要途徑，此外，從內地進口的書刊也擴闊了他們的視野。據侶倫的回憶，前文提及的萃文書坊，據說由曾經參加同盟會革命活動的人所開辦，除了一般課本和文具之外，還兼售新文化書籍和雜誌，香港的文藝青年可以在那裏接觸到內地最新的文藝刊物，⁽¹⁰⁾一九三二年創刊的《現代》雜誌對香港作者的影響尤深。

三○年代的香港詩人一方面接受來自上海的新文化薰陶，接觸《現代》雜誌中的都市詩，另一方面亦開始思考自己所身處的環境，借鑒現代派的技法或汲取都市詩表達理念的寫法，用於香港印象的觀察，寫作香港的都市詩。透過他們的詩作不但可略窺見早期香港的城市外觀，也可知早期詩人對都市的觀感，例如鷗外鷗一首副題為「香港的照相冊」的〈禮拜日〉：

株守在莊士敦道，軒尼詩道的歧路中央

青空上樹起了十字架的一所禮拜寺

鳴響著鐘聲！

電車的軌道，

從禮拜寺的V字形的體旁流過

一船一船的「滿座」的電車的兔。

一邊是往游泳場的，

一邊是往「跑馬地」的。

坐在車上的人耳的背後聽著那

鏗鳴著的禮拜寺的鐘聲，

今天是禮拜日呵！

感謝上帝！

我們沒有甚麼禱告了，神父。

本詩寫及電車，表面上看是用以襯托詩中的「禮拜寺」，實質上電車才是真正焦點。詩中所寫的「禮拜寺」，正是香港灣仔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該堂於一九三六年落成，從此成為灣仔區的重要地標。〈禮拜日〉寫一座禮拜堂，但不是寫它的莊嚴和寧靜，而是突顯它的地理位置：「歧路中央」，把它安排在繁雜的都市中，兩旁是不息的電車，車上的人聽到禮拜寺的鐘聲，卻沒有改變他們既定的路程。

禮拜堂不是單純的建築物，它可以負載無數觀念層次上的意念，但這意念在本詩中卻被都市的交通蓋過，作者把觀看禮拜堂的目光集中在它的地理位置，為要突出禮拜堂與外在都市疏離的對比。「鏗鳴著的禮拜寺的鐘聲，／今天是禮拜日呵！」首句是來自禮拜堂的呼喚，次句是乘客的反應，結尾「感謝上帝！／我們沒有甚麼禱告了，神父。」再發展這反應，突顯該呼喚的徒然。詩中的乘客沒有回應教堂鐘聲的呼喚而下車去參加禮拜，但作者的用意不是反宗教，倒是寫出都市「非神性」的一面。本詩寫禮拜堂的呼喚沒有在都市的過路人中發揮效用，但不是否定禮拜堂背後的觀念，因這首詩表面上以禮拜堂為焦點，實質上是指向都市背後觀念層次上的思考。

另一例子是李育中，他在〈維多利亞市北角〉一詩，透過觀察的角度表達對都市的態度。〈維多利亞市北角〉寫位於香港島東北，開拓中的北角區，焦點從海岸碼頭、天空、遠山再返回電車路上的運煤車和工人，形成一邊是自然一邊是人工的對比，但作者在寫自然的部分，沒有浪漫化地讚美，詩中的天空被形容為「撕剩了的棉絮／好像也舊了不十分白」，遠山則「禿得怕人」，在另一邊，電車路上的運煤車寫成為一種建設同時也是破壞的力量：「雄偉的馬達吼得不停／要輾碎一切似地／把煤煙石屑潰散開去」，在這自然與人工的對比中，前者破舊，後者雄偉，作者認同的是後者，接著詩的結句「十一月的晴空下那麼好／游泳棚卻早已凋殘了」又從一個「雄偉」的景像回到有如起首的調子：一個凋殘的景像。結句時作者的態度好像變得不明確，但細看結句所寫的十一月游泳棚，實把中段的意涵進一步發展和明確化：「游泳棚卻早已凋殘了」指向的不單是景觀的描述，而是更包含了時間上的推移，即一個夏天時人滿的游泳棚，因季節轉移而熱鬧不再。把結句的時間推移意義連接中段的對比，可見出作者把自然景觀的改變，也比為一個因季節轉移而熱鬧不再的游泳棚，也可見作者對都市文明在景觀上的認同以外，另有時間上的認同。

鷗外鷗〈禮拜日〉和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二詩，以現代派詩歌對都市不太負面或至少是中性的描述態度來寫香港，而陳殘雲則代表比較接近左翼詩歌對都市持批判和負面描述的態度。陳殘雲於三、四○年代前後居住香港約有十年，但與不少從內地來港的作者一般，在有關香港的詩作當中，每多負面描寫，本卷所選錄的〈海濱散曲〉和〈都會流行症〉二詩所寫的都是香港，作者的態度不僅負面，且帶著厭惡、不屑和憎恨，在他的筆下，香港作為一個都市，狡猾、無恥、醜惡而且有病。

在陳殘雲〈都會流行症〉一詩當中，描繪的是一個形容為有病的都市：「都會是狡猾與無恥／哭泣，歡笑，飢餓與徬徨／呵呵！都會的流行症／長期的都會流行症」，都市在發展過程中自有不少負面的問題，陳殘雲把當中的問題形容為一種「流行症」，都市男女的享樂生活則是病態的表現，然而這有病的描繪主要還不是都市本身問題，關鍵實在於作者的選擇角度：「白日看不見太陽／夜裏也看不見月亮／人永遠在黑暗中／都會永遠在黑暗中」，都市在作者眼中本是一個異化的地方，但他選取「白日看不見太陽／夜裏也看不見月亮」這樣的觀察，突出不健康的、日夜也無光的觀感，實是一種「再異化」的處理，即把一個看來負面的現象進一步突顯，從而加深負面的程度。〈都會流行症〉對一個病態的都市有不少寫實描述，但本詩最令人著目的反倒不是那都市現象的寫實描述，而是作者在觀念上對都市的強烈厭惡和徹底否定的感情。這感情在另一首寫於一九四一年的〈海濱散曲〉中有更明確的呈現。

陳殘雲於〈海濱散曲〉詩末署「一九四一年初秋於香港」，之前他到桂林工作約一年，寫這首詩時剛從桂林再到香港，陳殘雲雖由三○年代已間歇地在香港生活過，但始終沒有認同感。香港這都市在作者筆下，不但「狡猾」、「無恥」、「醜惡」而且有病，更甚的是，在〈海濱散曲〉詩中，該病已由一種流行病演變成「勢利的病態」，以至更具有厭惡和詛咒意味的「梅毒」：「而你醜陋的充滿梅毒的島／你島上的不要臉的狗」，作者的描寫不單負面，而且正如第一組詩的首句「吐一口憎恨的唾沫」和第三組的結句「我憎恨地望著／暗啞的海岸的燈」，作者對都市厭惡、不屑、憎恨之情更清晰可見。

陳殘雲對都市的負面批判，其實亦可見諸其他三、四○年代的左翼詩歌當中，如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上海街〉、沙鷗〈菜場〉等等。他們對都市的否定，不單純是否定它的外觀或基於現實層次上的不滿，而是更從意識形態上否定都市背後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文明。

三○年代的香港新詩，有現代派風格，也有寫實主義取向，對都市的描述有認同、反諷，也有批判。本卷所選錄的鷗外鷗〈禮拜日〉、〈和平的礎石〉、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陳殘雲〈海濱散曲〉，以至劉火子〈都市的午景〉、袁水拍〈梯形的石屎山街〉、〈後街〉、何浧江〈都市的夜〉、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上海街〉、沙鷗〈菜場〉等詩作，除了記錄已消逝的三、四○年代香港都市風景，留下歷史見證以外，更看到詩人如何以都市作為理念的載體；讀者從不同角度閱讀，將有不同的發現。

三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先後失守，大量人口播遷大後方的重慶等地，一九三八至四一年間的香港也聚集了大批文人作家，繼續以香港為抗戰文學的根據地。原在上海的《大公報》、《立報》和《申報》，一九三八年相繼在港復刊，同年香港《星島日報》和《國民日報》創刊，這些報刊都成為抗戰詩歌在香港的重要園地。

除上述報紙外，《大眾日報》、《華商報》、《中國詩壇》、《文藝陣地》亦發表了不少抗戰詩和相關的評論，這時期先後從華北、華中等地南下的作家，聯同本地作家分別成立了香港中華藝術協進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文協香港分會）和中國文化協進會等作家組織，⁽¹¹⁾除了興辦刊物、發表抗戰詩和詩論之外，也舉辦過一些響應抗戰的詩朗誦活動，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被日軍攻佔後，部分作家再由香港轉移至桂林等地。其間，不論是本土作家或南來作家，都以詩歌響應抗戰，如徐遲〈大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袁水拍〈勇敢的，都走了〉、黃魯〈遠方謠〉、亮暉〈難民營風景〉、楊剛〈寄防空洞裡的囚徒〉、淵魚〈保衛這寶石！〉，更為抗戰時期的香港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受日軍轟炸初期情況，留下不可磨滅的記錄。

戰後，一九四六至四九年間，由於國共內戰，再在大批作家南下香港，當中有許多都是逃避國民黨迫害和追捕的左翼詩人，包括臧克家、黃藥眠、鄒荻帆、樓棲、薛汕、戈陽、黃雨、陳殘雲、黃寧嬰、呂劍等等，他們一方面在遷港出版的《中國詩壇》、《文藝生活》、《新詩歌》等刊物上發表詩論和詩創作，另方面亦經常在《華商報》、《文匯報》副刊發表作品，促成四○年代香港左翼詩歌的勃興。

戰後香港詩歌延續了抗戰以來的政治性取向，並在整體上與內地的左翼詩歌密切相關。茅盾在一篇回顧左翼文藝的文章中，亦把香港納入國統區的範圍討論，認為當時香港的文藝取向與國統區左翼文藝一致地以「打破五四傳統為模範」，一方面追求「民族形式與大眾化」，另一方面接受解放區作品影響，創作方言詩，打破「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趣味」⁽¹²⁾。

戰後左翼文人來港、延續在內地被禁的刊物和文藝取向，戰後香港左翼詩歌的範式，無疑來自內地，然而其影響也返回內地，如茅盾所說：「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藝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總目標下進行工作，所起的影響不僅限於海外各地的華僑，而且還滲透了國民黨反動派封鎖而到達國統區的人民大眾中間」⁽¹³⁾。

戰後香港左翼詩歌的獨特之處，是它同時具有國統區和解放區詩歌的特點，既有「翻身詩歌」、方言詩，也有城市諷刺詩。「翻身詩歌」以農村現實為題材，方言詩則吸收龍舟詞等廣東民間曲詞，方向與解放區的新民歌取向類近。黃雨、馬凡陀（袁水拍）同樣都寫過國統區流行的城市諷刺詩，其中馬凡陀的諷刺詩同時在香港與上海受歡迎，用於群眾運動當中。然而左翼詩歌特別是戰後的左翼詩歌，並不僅是一種形式，而是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與戰前香港的寫實主義詩歌比較，如劉火子〈都市的午景〉、袁水拍〈梯形的石屎山街〉、何浧江〈在某機器鋸木廠裏〉等詩作，是以反映現實為基本目的；而戰後香港左翼詩歌同樣重視寫實主義的淑世精神，卻不以寫實為滿足。呂劍指戰後詩歌的主題，在諷刺和抒情以外，提出以「鬥爭」為新的主題，⁽¹⁴⁾這「鬥爭」就是一種政治性的目標，也是這時期左翼詩歌的最終目標。如果寫實、諷刺和抒情還具有一點文學性的要求，「鬥爭」則離文學更遠，正由於此，戰後香港左翼詩歌比三○年代的寫實主義詩和抗戰詩更不重視文學性的表達，而是以「鬥爭」為最終指向。

在劉火子、袁水拍、何浧江寫於戰前的寫實主義詩作當中，由於反映現實的對象包括香港的工人、基層市民和城市現象，雖然作者在意識形態上未必認同香港，但其詩作還可略見一些本土性的特色。在這方面，即地方性的本土關懷上，戰後香港左翼詩歌的表現又如何？在形式和題材上，香港左翼詩歌有不少本土的面貌，如方言詩在形式上即運用大量廣東方言、俚語入詩，但其題材是以廣東農村為主。如呂劍所說，「方言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而作」「一方面是寫給農民看，為農民寫，一方面是寫給城市的讀者，反映農村的鬥爭」⁽¹⁵⁾，真正描寫香港的不多，而且以政治掛帥、功能性為主要取向，方言僅作為手段，並未真正關注地方文化。城市諷刺詩則為爭取工人認同，在「鬥爭」為最終指向中，香港城市作為批判對象，作者本人及其引導群眾目光所指向的，是內地的即將解放的時空，而視香港為臨時和過渡性質的地方。

以上是戰後香港左翼詩歌的基本特色，歸結是一種具有強烈政治取向的詩歌，正如茅盾所說，它的影響力不限於香港本土，並且「滲透了國民黨反動派封鎖而到達國統區的人民大眾中間」，這可能也正是它的真正目標。戰後香港左翼詩歌可說完成了它政治功能上的「任務」，它們的文學可讀性或許不高，但放諸戰後整個中國新詩的發展中，實具特殊的歷史意義。

四

以上簡述一九二○年代至四○年代末的香港新詩發展輪廓，乃讀者閱讀本卷時必須了解的，本卷編選時亦盡量選入能代表不同時期的重要作品。《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旨在以大系的規格，選錄一九四九年以前在香港發表的新詩，根據目前所見的文獻資料，本卷實際選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作品，橫跨戰前時期、抗戰時期與戰後初期的不同階段，編選原則是兼容不同時期的各種流派和風格，藝術價值與文獻價值並重。

香港文學資料，特別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新詩史料長年缺乏整理，搜集不易，前人整理研究的成果，特別值得珍惜。二十世紀九○年代末以來，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三位學者編成《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資料選》等書，有系統地輯錄早期香港文學作品和史料；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一九九六）、葉輝《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香港：青文書屋，二○○一）二書亦對早期香港新詩作出了開創性的論述。此外，編者本人二○○三至二○○四年所編的《三、四○年代香港詩選》和《三四○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都是建基於以上前人學者的研究成果。

編選《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時，編者根據目前已知的線索，重新檢閱大量早期報紙副刊、文藝雜誌和詩集單行本，有感於香港新詩的文學和歷史價值，遠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豐富許多，其意義關乎香港本土，亦超乎香港本土，作品收錄於本卷的作者，雖然大部分在現存大多數的現代文學史上名不經傳，但他們都可說從香港的角度，參與大範圍下的中國新詩或稱「現代漢詩」的發展，只是欠缺相關的史料整理和論述，致使其作品長期湮沒無聞。本卷限於篇幅，仍有許多作品未及選錄，難以全無遺漏，期盼一般讀者透過本書，可認識早期香港新詩的發展輪廓，而有心鑽研的學者，亦可根據線索作進一步研究。

二○一四年五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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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自清〈選詩雜記〉，《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良友圖書，一九三五），頁一五。

(2)　參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一六八—一七○。

(3)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頁四五。

(4)　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侶倫《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頁六。

(5)　L.Y在《小說星期刊》第十四期發表白話散文〈夜行堅道中迷途〉，文中提到從半山往下望，見到海灣、電燈和屋宇，推斷作者至少曾居於香港。許夢留則在《小說星期刊》第二年第一期發表的〈新詩的地位〉一文，提及本身是粵籍。

(6)　黃守一〈我對於本刊之願望〉，《小說星期刊》第一期，一九二四年九月。

(7)　許夢留〈新詩的地位〉，《小說星期刊》第二年第一期，一九二五年三月。

(8)　梁秉鈞訪問、黃靜記錄〈李育中訪談錄〉，收錄陳智德編《三四○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二○○四），頁一三七—一四二。

(9)　有關《小說星期刊》及許夢留〈新詩的地位〉，可參陳智德〈五四新文學與香港新詩〉，見陳智德編《三四○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二○○四），頁一四六—一五七。

(10)　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侶倫《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頁六。

(11)　相關討論詳見盧瑋鑾《香港文縱》（香港：華漢文化公司，一九八七），頁五三—一○七。

(12)　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李何林等著《中國新文學研究》（北京：新建設雜誌社，一九五一），頁一三七。

(13)　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中國新文學史研究》頁一三五。

(14)　呂劍《詩與鬥爭》（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七），頁五七—六一。

(15)　黃繩〈方言文藝運動幾個論點的回顧〉，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編《方言文學》第一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