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实践背景

在当今“开放式创新”的网络化时代，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对推动科技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8]。美国硅谷、中国台湾新竹等板块经济模式的成功，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创新主体之间互动所构成的合作网络在推动技术创新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9]。尤其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国际竞争的白热化，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由于单个主体拥有的资源有限性，仅仅依靠自身创新资源来实现不断创新以保持竞争优势变得愈加困难，创新组织迫切需要与外部网络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渠道为其供应各种创新资源[10]。组织间合作网络是跨组织合作的产物，而跨组织合作不仅可以整合组织外部的创新资源与功能[11]，而且可以分摊研究的成本与风险[12]，于是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与大学（统称：学研机构，全书均是这个概念）和企业通过合作网络（即产学研合作网络）来获取知识与技术溢出，以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来应对由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带来的科技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研发成本不断攀升及创新风险日益增大等挑战[13]。

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来推动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跨组织合作[14～20]，甚至将产学研合作提升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决策[8^，21]。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德国的“佛朗霍夫联合体、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日本的“产学官三位一体”、英国的“联系计划”^[8]以及我国出台的各项产学研合作政策（详见附录1）。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下，产学研合作日趋网络化，信息流、知识流和资金流等资源流以产学研合作网络为载体实现跨组织联通与流动[22]，产学研合作网络越来越成为创新组织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及获取研究信息和创新资源的主要来源^[9]。

本质上，产学研合作网络是一种由学术型组织和经济型组织合作所组成的促使知识跨组织流动的网络，不同于普通的技术联盟企业间合作网络[23]。纵观历史，产学研跨组织创新合作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所推动的“曼哈顿计划”^[8]。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德国为能在“二战”废墟上重振本国经济，纷纷仿效美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例如，日本的“产学官联盟”和德国的“佛朗霍夫联合体、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为本国的经济快速崛起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我国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跨组织创新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两弹一星”中国科学院、高校与军工企业的联合研发^[8，24]。1992年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原国家经贸委和中国科学院三大部门联合推动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标志着产学研合作在我国正式启动^[8]。2006年，国家将加强产学研合作创新纳入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5]。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推动我国产学研合作发展指明方向^[8，24]。

在我国创新系统中，一直以来学研机构与企业的互动与合作对推动科技不断发展，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咎于我国独特的科技体制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主要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成立庞大的科教体系从事科技研究，全国最优质的研发资源大部分都布置在学研机构，相比之下，企业获得的研发资源非常有限，创新要素整体较为匮乏[26]。长期以来，我国学术型组织（学研机构）和经济型组织（企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缺乏创新资源跨组织互动^[21，26]。许多领域出现研发资源重复投入、分散投入、闲置浪费严重，研发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普遍低下，难以在国家整体目标上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在当前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时期，如何有效地促进学研机构与企业有效地互动与合作，解决当前创新资源分散、封闭、缺乏整合的问题，成为我国当今实践“创新驱动”最为迫切的需求^[26，27]。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初衷是促使学研机构所创造的知识由科学场域顺利地向经济场域转化[28]，从而实现知识资本化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所以，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在探讨产学研合作这个议题时，往往将焦点放在企业身上，重点关注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得到什么？产学研合作（网络）给企业绩效带来了哪些影响？然而，较少关注产学研合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参与主体——学研机构。

学研机构在我国创新系统中肩负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包括产学研合作）和传承文化四大职能。学研机构内部的科研团队是上述“四大职能”的承载者和实施主体，尤其在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实际上，产学研合作过程是学研机构的科研团队与企业合作互动，推动知识跨组织转移的过程。值得关注的是，产学研合作并不单纯是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单向辅助企业，促使知识流从学研机构单向流动到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的关系[29]，也是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实现知识资本化的重要渠道^[22]，还是一种知识逆向流动的关系，即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产业界互动过程中获得更多组织学习的机会，有助于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加深对工程技术问题和行业发展的理解，将有意义的现实问题带入科研团队进一步凝练成科学与理论问题，实现知识重组并激发新的思想火花和研究方向[30]。那么，科研团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中重要的知识创造主体，它与企业进行互动与合作在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自身的学术绩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随着产学研合作由过去的点对点模式向网络化模式转变[31]，产学研合作网络成为科研团队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它需要从网络中寻求互补性、异质性资源来弥补自身创新资源的不足。那么，产学研合作网络如何影响到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影响机理和路径是什么？然而，这些议题目前仍然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

1.1.2　理论背景

虽然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曼哈顿计划”，但是在“二战”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盛行，涉及产学研合作议题的相关研究在学术界倍受冷落^[8，24]。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Lincoln（1966）[32]首次对产学研合作给予关注，对学研机构与企业跨组织合作进行系统分析，开创了产学研合作创新领域的研究先河^[8，24]。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兴产业如生物科技、信息通信等的兴起，产学研合作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该领域产学研合作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关注焦点^[8]。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研机构与企业等创新主体之间合作日趋网络化。在此背景下，创新研究领域著名学者Etzkowitz和Leydesdorff在1995年合著发表一篇开创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奠基性文献[33]，该文首次提出“政府—产业—学研机构”三螺旋非线性互动模型，重塑官产学研的相互关系和角色，颠覆社会各界在早期所推崇的线性创新模式^[8]。在2003年，美国著名学者Chesbrough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34]，开启了学术界对开放式创新理论的研究热潮。总体上，国外学术界已经对产学研合作网络结构特征[35^，36]、合作行为^[14，15^，37]以及影响效应^[14，19^，38～40]等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议题构成产学研合作创新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与国外学术界相比，我国学者关注产学研合作这个议题相对较晚。最早以产学研合作为研究议题的文献出现在1992年，当年我国开启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促使我国学术界开始对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组织模式和治理机制、组织间关系与演变、动因与影响因素、交易成本及制度安排、合作效果评价等方面的研究^[8，21]。在随后20多年广大学者的持续关注和努力下，我国学术界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取得长足的发展^[8，21]。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产学研合作有利于促使学研机构所创造的知识实现资本化，有助于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所以，绝大多数研究仅从企业单方面视角来探究产学研合作^[30]，涉及的研究议题如：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为了从学研机构获取知识与其他创新资源[41]，从而促使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商业产品^[14，39^，40]，最终使得企业拥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成为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42^，43]。相比之下，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视角来探究其参与产学研合作如何反过来影响学术绩效的相关研究仍然不够丰富。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及创新合作网络形成，合作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组织资本，蕴藏着信息、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创新组织需要通过合作网络获取关键性创新资源来维持竞争优势。由于组织所嵌入的合作网络特征会制约和影响组织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大小，进而可能会对组织后续绩效和竞争优势带来影响[44^，45]，合作网络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绝大多数研究主要从企业视角来探究企业间合作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及机制[46^-50]，而从学研机构（或科研团队）的视角来探究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学术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缺乏。

如上文所提及，科研团队作为学研机构“四大职能”的承载者和实施主体，它与企业的合作日益复杂化和网络化，那么基于科研团队的角度来探究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其学术绩效的影响不仅可以拓展产学研合作理论研究，弥补现有产学研合作理论研究所存在的不足，而且对指导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