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王国维《人间词话》保留有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印记，他提倡“境界说”也是在研读叔本华、尼采哲学过程中对于人生问题思考而引出的话题。他曾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对于生命和人生颇多思虑，当在日文教师田冈文集中看到康德、叔本华的有关论述时，很快地对西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也坚定了他研究哲学的决心，特别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更引起他的强烈共鸣，认为“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静安文集续编自序》）在他看来，叔本华唯意志论较好地解释了生活、欲望、苦痛的关系，指出：“夫吾人之本质，即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何则？生活者非他，不过自吾人之知识中所观之意志也。”（《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红楼梦评论》）

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诗词，也充满着对人生意义求索的疑虑和困惑，或感叹人生的虚幻：“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题友人三十小像》）或悲慨现实的羁绊：“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更大的苦痛是人生该何所而往之：“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行将徂何处？”（《来日二首》之一）如果说《人间词》是对于哲学探求不能为其解答人生意义，转而以诗词抒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苦闷和人生思考，那么《人间词话》则是他从苦闷与思考中寻找到的一个重要出口——“境界”，通过对“境界”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述，以区分“政治家之言”与“诗人之言”“的文学”与“真正之文学”“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等。

王国维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接受的是席勒的游戏说，指出：文学是人在生存竞争之余的一种游戏，是超功利的，“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绝无文学家之资格也”（《文学小言》）。“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人间嗜好之研究》）文学作为一种成人的游戏，必远离现实利益，一旦它与现实利益发生关系，“绝非真正之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文学小言》）以文学为谋生手段，这样的文学叫作“的文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多以功利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难得有自身发展的空间，中国古代作家在创作时必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以自解免，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哲学不发达的一大原因。

从超功利的纯文学观出发，王国维特别推崇超功利的“诗人之言”，否定了表现社会关怀的“政治家之言”。政治家只关注当前现实，而诗人则能超越当下，贯通古今，摆脱功利的束缚。诗人所关注的非一己之得失，而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亦如释迦、耶稣之担荷人类罪恶。从这个角度讲，诗人之言不是指向当下，更是指向未来。“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人间嗜好之研究》）

通过“的文学”与“真正之文学”之区别强调了文学的真实性，通过“政治家之言”与“诗人之言”之比较突出了文学的超功利，王国维还通过“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的辨析高扬了文学对于人类情感传达的恒久和深广。《清真先生遗事》云：“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所谓“常人之境界”，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体验和感受；“诗人之境界”是指诗人将常人之所知所感进行审美提升，通过意象塑造使之成为传达人类共通的情感符号。“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这实际上是说，诗人把常人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借由不朽之文字，让它摆脱了现实生活的困扰，进入由语言构筑的意象世界，从而提升了作者的境界和读者的修养。让“吾心”得以安放，“苦痛”得以解脱，情感得以释放。因此，他认为“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所谓“能观”就是指诗人能超越现实进入到一种自我营构的意义世界。王国维引用叔本华的话说：“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由其所寓之物之区别，而或谓之雕刻，或谓之绘画，或谓之诗歌、音乐，然其唯一渊源，则存于实念之知识。”（《叔本华与尼采》）正是这种审美无功利的观念，使其“境界说”具有提升人之修养和境界的现实意义。

王国维是借“三种境界”说表达其从诗词中感悟到的人生意义的，《人间词话》第二十六则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这段话表达的是自己的人生感悟，“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但也确实把诗词的境界进行了意义的提升，从具体诗词的体验感悟人生的普遍意义。首先，他讲到自己所说的是人生境界，亦即成就大事业、大学问；接着他提到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晏殊《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中词句，本意是说一位怨妇对远方游子的思念，她日复一日登楼眺望，盼望远方游子的归来。但王国维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承受的孤独感，只有这样才能具备追求高远境界的基础。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柳永《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中的词句，本意是说一位在外漂泊、失意的游子，对于其所爱的思念，甚至为之形神憔悴，表现出“终不悔”的执着，王国维借此是要表达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当锲而不舍。第三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中的词句，本意是讲自己在元夕之夜所见所感，写一群游街的女子，或“蛾儿雪柳”，或“笑语盈盈”，而他所倾慕的女子却在那灯火阑珊之处，显得那样的卓尔不群、傲然独立。王国维这里是要表达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经过人生孤独和锲而不舍后，终于进入到人生追求的高远境界。从诗词照见人生，由审美指向哲学，“境界论”由此成为一种理解人生的途径。

由此可见《人间词话》不仅仅是一部文论经典，更是一部人生指南。当代著名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说过，她之所以爱上古典诗词，其机缘就是中学时代母亲为其购买的一套“词学小丛书”，特别是其中的《人间词话》，对于唐宋词的精解妙评在她心中引起了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感动。《人间词话》对于20世纪文化史的影响，则从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等都有深刻的烙印，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类：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对于《人间词话》中“隔与不隔”“有我与无我”的讨论与阐释，著名词学家顾随、浦江清、缪钺等对于王国维《人间词话》思想的发展与完善，叶嘉莹更自称平生论词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及其师顾随先生教学的深刻影响等。它所倡导的超功利的纯文艺观和追求高远的审美境界，不只是文学与审美意义上的，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在现如今这个急剧发展变化的时代，它对于提升我们的人格修养、追求高远境界仍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