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之“境界说”为什么能在当世产生巨大反响？还是让我们从王国维的思想与生平说起，中国古来就有“知人论世”的传统，要准确理解王国维“境界说”当从了解其人其学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改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他出生在中产之家，“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七岁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走科举道路，十六岁（1892）中秀才，名噪乡里。自十七岁起接连两次参加乡试，均以失利告终，其时恰逢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遂决意放弃科举，转而学习“新学”。只是家境日窘，不能远游求学，直到二十二岁那年（1898）因人介绍得以赴上海，进入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任书记，同时在东文学社学习哲学、文学、英文、日文。在学期间，他得到了学社创办人罗振玉的赏识，三年后在罗氏资助下赴日留学，在东京物理学校修习理科。不久因病归国治疗，后相继于上海、南通、苏州等地从事教学，并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哲学和文学的论文，二十九岁时（1905）将之结集为《静安文集》。三十一岁那年（1907）再经罗振玉引荐，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后改任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他随罗振玉一起流亡日本，寓居京都，直至1916年2月始返回上海，为英籍犹太人哈同编辑杂志，兼任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前后共十一载。居留京都、上海时期，他主要从事甲骨文、殷商金文、考古学及历史学的研究，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四十五岁时（1921）将之结集为《观堂集林》二十卷。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之通讯导师，次年春经人推举赴京出任溥仪之南书房行走。1925年又因胡适之荐，受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经史之学，同时致力蒙古史料的整理与西北地理的研究。1927年农历五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沉，终年五十一。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学界有多种解释，比较有影响的有两种，一种是殉清说，一种是殉文化说。关于殉清说，以罗振玉《海宁王忠慤公传》为代表，主要依据是王国维的遗书；关于殉文化说，以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为代表，这也是比较为人接受的说法。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对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后人多有很高的评价。他的学生谢国桢说：“先生兼通数国文字，学博中外，首倡尼采学说，实为介绍西哲之学第一人。后以高邮王氏之法，治典章制度文物之学，其治龟甲文字尤多创见。凡其所能，皆卓绝一时。”（《悼静安先生》）他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等方面，均造诣精深，超迈前人，并启迪来者。“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王国维的治学经历是随其学术兴趣的转变而逐步展开的。他自幼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虽以举业为重，但也泛览过“前四史”、《文选》《通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根基。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时，开始接触“新学”，在东文学社学习期间受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的影响，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发生浓厚兴趣。他说：“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于是，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入手，但苦其不可解，转而读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再而回归到研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兼及伦理学及美学。“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还将自己研读西方哲学心得撰成学术论文，如《叔本华与尼采》《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孔子之美育主义》《红楼梦评论》等。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往复萦绕于心，“故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先后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刊出《人间词甲乙稿》。填词的成功使王国维的学术兴趣发生转移，其研究重心从哲学转向词曲之学，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从1905年开始，他将主要精力转到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上，先后写作了《文学小言》（1906）、《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史》（1913）等。特别是在《人间词话》写作前后，他据《花间》《尊前》诸集及《历代诗余》《全唐诗》等，整理并考订了历代词家词集，编成《词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清真先生遗事》等重要词学著作。从1911年12月亡命日本后，他的治学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彻底放弃以西方新学研究传统文化的方法，全心致力于经史之学，侧重古文字、古器物、古舆地的考证与研究，这一研究基本延续到他去世以前。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治学从现代新学回归传统经史之学，在过渡时期撰写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它跳出传统词学的理论框架，以“真”取代“善”，以美育取代教化，建构了一套以“境界”为核心话语的新体系。它通过传统词话的形式传递着现代的理念，搭起了一座从传统走向现代、沟通中西文化之桥，是运用现代新学分析传统词学问题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