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E. P. 汤普森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发表多部重要的社会史著作的同时，就当代政治、讲演、讨论和论战等一系列广泛的学术和非学术主题都发表了作品。本书收集的主要是限于他作为一个研究18和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最后摘引的资料既有在他的书斋中收藏的家族文件，也有在英帝国广阔的地域内的资料，而他所论及的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收入本书最后的几乎一个世代以前所写的两篇短论中，他提出了对于他正在论及的传统和他有同感的其他著作的看法。

起初，爱德华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有学者派头或学院派的学者，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历史著作以外，他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和一系列的诗歌，它们中绝大部分已被收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卷文集中。他还写了大量关于早期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文章，他最后完成的是对威廉·布莱克的研究著作。

1924年爱德华出生时，他的家庭主要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当时作为卫理公会传教士在印度的事业已接近尾声。他是一个诗人兼学者，战时曾作为随军教士一直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务，并因在前线英勇表现被授予军人十字勋章。战争期间当他在巴勒斯坦休假时，遇到了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在贝鲁特长大的女子西奥多西亚·杰索普，并和她结婚。杰索普后来回到美国去做研究工作并短期在瓦萨学院任教。当他俩回到印度后，约翰·汤普森重新开始了对孟加拉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并同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建立了联系。到小爱德华（即E. P. 汤普森）出生时，他们回到英格兰，此时他们的长子威廉·弗兰克已经4岁了，而老爱德华当时受聘于牛津大学教孟加拉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间，他保持并发展了自己与印度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并成为英国印度独立运动支持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因此，E. P. 汤普森成长在一种国际主义的氛围之中。孩提时代，他在黎巴嫩和美国生活过，同时在欧洲度过通常的家庭节庆日。17岁时，他应征入伍，并在1942年被派到非洲，并从那里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参加了卡西诺战役。他的21岁生日是在意大利山腰的值勤中度过的。1945年他回到英国，并在那年的秋季入读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他所受的教育、他战时的经历，或许还有他的气质，使他从心底批判社会现存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当时，只需要两年的学术研究就可以获得一个战时学位，于是他选择了攻读战时学士学位，并且凭他一流的成绩取得的奖学金进行了第三年课程的单独研究。他把这一年时间用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并且对许多历史哲学家进行了探索（包括维科和马克思）。尽管获得的是历史学学位，他首要的爱好恐怕还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和戏剧。他在1946到1947年间开始为成人教育班讲授历史课程时，经常谈及文学。他从未把历史看作是文学研究的“背景”，或者简单地把文学看作历史资料的来源。不管怎样，正如研究过去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那样，他确实把内容看作理解艺术作品最根本的东西。

他的第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它是第一部并且至今仍然是最彻底的一部考察莫里斯的政治学的研究作品。汤普森认为莫里斯的诗歌和设计是和他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分不开的。这也开始了他终生的工作，即对英国艺术和政治中的浪漫主义的探究。关于对莫里斯考察的著作，是他第一次转向涉及以某种机械的和目的论的形式来确定历史表象的作品。他发现它们不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史的主流中，而且也存在于他正在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方面面中。多年以后，他在发表在《激进历史评论》上的采访记中，在回答“为什么一个威廉·莫里斯的传记作者转而在《辉格党和狩猎者》（Whigs and Hunters）中去写温莎森林的生态学”这个问题时，他说：

这产生于贯穿我所有著作的一种成见，甚至在我看出它的……意义之前，根据这种成见，我注意到马克思有一种真正的沉默寡言，它存在于人类学家愿意称之为价值体系的领域中。

如他所认为的那样，问题存在于：

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汇的退化——它的敏感性的枯竭……（如果你喜欢的话）富于想象力和热情的整个领域的挤压，充满在威廉·莫里斯的晚期著作中……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造成的伤害，将限制作为初民经济学的人际关系。马克思……设想了革命的经济人。但是，特别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它也是含蓄的，而这种伤害从根本上限制了作为“经济的”人。[1]

写作《威廉·莫里斯》时，正值爱德华取得他的第一个教职，他担任了利兹大学院外系导师组织者，为期5年。起初，他把这看作是一个短期的工作——他一开始便决定只干5年——以取得一份收入，这时他取得了作为一个自由作家的经验和联系。事实上，他在那里待了17年，在这个时期，汤普森的3个子女都出生了。

在约克郡西雷丁区的成年人教育工作、左翼政治、战时军队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于口传和记载下的文化深深的兴趣和关注，在不同层次上于他的第二部著作，即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得到表现。这仍然是他的一部名著，自出版以来始终没有停止发行。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后，他在新建的沃里克大学取得了一个大学校内职务。他在那里担任了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他在沃里克全心投入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育工作。7年之后，他终于能够重新做一个自由作家。这时他的子女已经长大，而他的妻子可以去做全职工作。总之，因为不再要求他从事教师工作，他卷入了19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欧洲和平运动。随后，他从这个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在最后的5年他进行了一场抢时间的战斗，当时他得出版自认为还没有完成的著作，并且要重新发表那些他希望扩展成为第一流研究著作的文章。

他对于历史编纂学或史学理论写得不多，他宁可让理论从历史和文学著作本身之中脱颖而出。唯一例外的是，他的长篇论著《理论的贫困》（Poverty of Theory）采用了一种特别的系列论题的式样。他感到，这严重地抑制了对主题创造性的探索。他时常表示，他和他从事的历史学总的说来受惠于马克思，但是，对于把自己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越来越踌躇。他喜欢说，他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写作。他总是坚持：对于考察社会结构，阶级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概念和工具。但是，他怀疑把它用于许多封闭的和自我确证的理论体系。有一次他说：“如果经过了数个世纪，我们还一直在谈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恐怕是令人奇怪的，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无论如何，如同他的著作表明的，他确实发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的定义在分析历史的许多方面的价值。尽管他习惯于用法西斯主义的例子说明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感到那并没有解释的力量。

目前有好几本讨论爱德华·汤普森著作的书籍正在印行，而他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仍然在重印。

多萝西·汤普森

注释

[1] Mahro, Visions of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4. pp. 20, 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