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风气的变化

北宋中期，儒学发生嬗变，理学兴起，《春秋》学再大盛，孙复、刘敞、孙觉等人相继而起，诸儒争发《春秋》要旨，或论其“尊王”之微意，或论其褒贬之大法，或论其修身治国及君臣父子之道。师法《春秋》之义的史著大量出现。正如王鸣盛说：“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有名公大儒为之渠帅，而此风益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新旧唐书·唐史论断》）虽然或有反对一依《春秋》义例，但承认儒家经典对史学的指导意义。例如苏洵《史论》言：“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王、苏二人为说，正好互补，也就是儒经特别是《春秋》对北宋中期史学影响的两个方面：前者偏重撰写形式，如凡例、笔削褒贬、属辞比事之类；后者偏重于思想内容上，即史作应该体现儒家思想的指导原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

阐发六经之意，探寻为史之道，为史家所尚。仁宗时期以论唐史闻名的孙甫把《尚书》《春秋》看作是古史的典范，认为为史之道在于“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颇具代表性。其《唐史记序》指出：《尚书》《春秋》乃“古之史”，“二经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序文还说：“史以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可见他所认为的史学，就是揭示治乱的根本原因，以儒家的标准进行“劝戒”。又如“以史学见称士类”的曾巩亦以“明理”“明道”为史之要务，其《南齐书目录序》论作史的目的云：“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同时提出了对“良史”的要求：“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在《寄欧阳舍人书》中，他斥责铭志之作“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认为“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在《梁书目录序》中，他力辟佛氏之失，以所崇奉的儒家“先王之道”为“天下之通道”，而“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以儒家之道来揭示治乱的根本原因并以之作为进行劝戒的标准，实际上已把史学当作了儒学的附庸。张载说“观书且勿观史，……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理学经窟·义理》）。二程则要读史识“理”，谢良佐“举史书成文”，明道指为“玩物丧志”。（《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训门人》）伊川言：“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又言：“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又言：“看史必观治乱之出，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程氏遗书》卷十八、二十四）由外在的要求，及于内在的修养，表现了理学思想对史学的要求。以史明道、明理，或劝或戒，必以儒经之旨为归，这在北宋中期成为史家普遍接受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