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熹认为，历史是“致知格物”的儒者所宜从而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历史上的是非论争，应诉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就是说，要从致知格物的高度，要从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朱熹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则是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资治通鉴纲目序例》）朱熹认为，在历史行进的长流之中，岁星的周天，明示着天道的迁改；正统的确立，决定着人间的是非。概举大纲，所以明鉴戒之道；备载细目，所以显隐微之理。凡此种种，正是从事于致知格物的儒者所宜由是而得到感发的一种学问。历史是致知格物工夫之所在。朱熹的学生李方子说：《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的“大经大法”，“一本于圣人之述作”。“使明君贤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又说：《纲目》“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熔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资治通鉴纲目后序》）李方子认为《纲目》继《春秋》而作，其义法根据《春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于《春秋》惩劝之法”，“有未尽用者”，《纲目》就是补《通鉴》之所未尽用者。它复兴了《春秋》的失传的统绪（“振《麟经》之坠绪”）。作史的“大经大法”，要求“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纲目》一书，就是“会归一理之纯粹”的史学大著作。他认为，在朱熹看来，天理是史事裁断的最高准则。

天理既是史事裁断的最高准则，则究心历史，无非是对“天下之理”，求能“尽其纤悉而一以贯之”。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里说，“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都应该“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这样来读书，“则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尽其纤悉而一以贯之”。（《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可见读书考史，究心圣贤言行、古今得失、礼乐名数、食货源流、兵刑法制等等，目的在乎尽天理之纤悉而求其一贯。于是作史的要求与读史的要求在尽天理这一点上就一致起来了。

朱熹主张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他说：“东莱（指吕祖谦）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向尝与较《程易》（指《伊川易传》），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据‘治’字于理为是，他硬执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以下简称《语类》）朱熹“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的主张，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经为本，史为末，读了经，先有了义理，然后读史，才能凭义理的标准对历史进行论断。二是如果“先读史多”了，则看文理反而“不子细”，反而“看粗着眼”。朱熹的这一主张与他的史事裁断必须“会归一理之纯粹”的思想是相通的。

《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又载：“问东莱之学。曰：伯恭（吕祖谦字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朱熹的学生黄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这也是主张只有以经为本的史学，即以义理纲纪史事的史学，才是真正的史学。

朱熹曾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语类》卷一百二十三载：“先生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陈亮）一生被史坏了。’直卿（朱熹的学生黄榦）言：‘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这一段话的本意是说，如果不凭义理来读史，那么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结果，看史把人看坏了。从正面说，作史一定要“会归一理之纯粹”，读史也要“会归一理之纯粹”。这样，才有意义。而陈亮与吕祖谦都不会读史，都把人看坏了。

朱熹论述了宋神宗以后的“史弊”。朱熹说：“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才对（在皇帝御前奏对）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对语上史馆。”（《语类》卷一百二十八）由于神宗、哲宗等朝，新旧党争，牵涉《实录》的写法。《实录》中如果对某党有所左袒，就要受到另一党的反对。反之，也是这样。旧党范纯夫（范祖禹字纯夫，或作淳甫）、黄鲁直（黄庭坚）的受到诘问、贬官，就是突出的事例。《语类》卷一百二十八载：“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写，不敢增减一字。盖自绍圣（哲宗年号）初，章惇为相，蔡卞修国史，将欲以史事中伤诸公。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各令于开封府界内居住，就近报国史院，取会文字。诸所不乐者，逐一条问黄、范，又须疏其所以然，至无可问，方令去。后来史官因此惩创，故不敢有所增损也。”（后范安置永州、黄黔州）就因为《神宗实录》中的写法问题，原史官范纯夫、黄鲁直于哲宗绍圣年间受到诘问，责令在开封府界内居住，不许离开。要就所诘问的题目，逐一做出书面回答，说明“所以然”。直到无可诘问才完事。以后又各贬官远州，实质是流放。从此以后，史官不敢负责任，只照人家送来的“本子”（奏本）写，不敢增损一字。对传闻之词更不敢写。臣僚在皇帝面前有所奏对，就令人录上奏本，并令人缴送奏对的言语，上诸史馆。这种以党争牵连当时《实录》的情况，就是“史弊”，它损伤了史官直笔的优良传统。

《语类》卷一百二十八的这一条，透露了新旧党人在对问时的激烈争论。“先生问（朱熹的学生黄）：‘有山谷（黄庭坚）《陈留对问》否？’曰：‘无之。’曰：‘闻当时秦少游（秦观）最争得峻，惜乎亦不见之。陆农师（陆佃）却有当来对问，其间云，尝与山谷争入王介甫（王安石）无使上知之语。……’”按，黄、秦都是旧党，陆是王安石的学生，新党。为了《实录》中要不要写上王安石“无使上知”（不要使神宗皇帝知道）这句话，黄、陆激烈争论，秦争得最峻。旧党认定，王安石曾说过“无使上知”这句话，而新党则否认。王安石是否说过这句话，乃是王安石是否“欺君”的大问题，新旧两家对此当然要激烈争论。可见“史弊”之一，是史官不敢直笔，实质是关于《实录》内容能否反映历史真实这一根本问题。

朱熹十分感慨，认为今日“大抵史皆不实”。《语类》卷一百二十八载：“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实录》既不反映实际史实，而紧要关键处又故意漏落，不把它写上，又不向上报告。这真是很大的“史弊”了。

朱熹文集中的《史馆修史例》，是对修纂当时历史的一些具体措施的意见，文字不多，全录如下：

先以历内年月日下刷出合立传人姓名，排定总目。

次将就题名内刷出逐人拜罢年月，注于本目之下。

次将取到逐人碑志、行状、奏议、文集之属，附于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终某年”。）

次将总目内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乡贯、履历，镂版行下诸州，晓示搜访取索。仍委转运司专一催督。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递，恐有损失。如本月内无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报。

置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记当日内收附勾销，注于总目本姓名下，依前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这份《史馆修史例》，似是朱熹草拟的南宋政府国史院总的修史条例中的一部分，内容只关及修传排列总目，初步注明立传人仕历，并搜集登记其文字著作、传记资料的方法等事项，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文件。名为《史馆修史例》，而编列于朱熹私家文集之中，所以在当时被认作朱熹个人的著作。从中可以约略窥见南宋国史院修史工作的某些影子，反映了作者重视史料搜集工作的思想。对照着朱熹所指出的“史弊”，这里显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朱熹从义理的角度，评论了《左传》和《史记》。朱熹认为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语类》卷一百二十三载：朱熹问滕德粹（朱熹的学生滕璘），陈傅良如何说《春秋》。

滕云：“君举（陈傅良字）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说。……’”可学（朱熹的学生郑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知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使孔子论此，肯如此否？尚可谓其好恶同圣人哉？又如论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是何等言谈？”可学曰：“此一事，公羊议论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左氏疏脱，多在‘君子曰’。……吕伯恭亦多劝学者读《左传》，尝语之云：‘《论》《孟》圣贤之言，不使学者读，反使读《左传》！’伯恭曰：‘读《论》《孟》，使学者易向外走。’因语之云：‘《论》《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读《论》《孟》，且先正人之见识，以参他书，无所不可。此书自传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没理会。’……”

这里着重批评《左传》好恶不同于圣人，即与孔子的好恶不相同。《左传》既是附《春秋》而行，则其是非好恶应与《春秋》的作者孔子相同。而今则不同，可见这部书“不识道理”，因而贬之为“于大伦处皆错”。《春秋》三《传》之中，《公羊》议论好，“乃儒者之言”。“《左氏》疏脱，多在‘君子曰’”，即《左传》中凡是“君子曰”之处，都是疏脱不识道理的。读书还是应该先读《论语》《孟子》等圣贤之书，端正了见识，然后再读别的书，如史书等，就“无所不可”了。

朱熹对司马迁，对《史记》，也有不客气的批评。《语类》卷一百二十二载：“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之弟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又载：“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苏辙）《古史》言：（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司）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司）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这一段话，批评《史记》浅陋疏略，不讲义理，而讲权谋功利。所引仁义之说，只是装点门面的。这里所说的，也还是史事裁断要有义理标准的主张，也还是“以经为本，然后读史”的主张。这种主张，是朱熹反复论证，谈得非常明确的。

朱熹的历史哲学，根本的一条是“陶熔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即用理学家的天理标准陶熔历史，统率历史。而义理的来源则在圣人的经书，所以主张“以经为本，然后读史”，用经书的义理陶熔历史。这样的历史就是儒者的历史，是一门“致知格物”的学问。否则，读史等于看人相打，没有意义。朱熹也重视客观的史料，重视史料的搜集，论述宋朝的“史弊”，致慨于《实录》之不实。但是义理的标准是第一位的，史料只是从属的。即使如《左传》《史记》那样的翔实，由于是非不同于圣人，也还被贬斥为“疏脱”。由此可见，朱熹的史学义理，不是从客观的史实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先有义理，再把义理灌注入史，这就是所谓“陶熔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