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阳修的修书过程及其与宋祁的关系

欧阳修和《新唐书》书局发生关系，是在至和元年（1054），是书局成立后的第十年。当时欧阳修四十八岁。两年前，即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丁母忧，归颍州。等到至和元年五月，服阙，除旧官职，赴阙。他在六月请求外任，不许。七月，权判流内铨。当时有帮人认为欧阳修即将受到重用，于是，伪造了一份“请澄汰内侍”的奏札，署名欧阳修，加以散播。这样，仁宗身边的宫廷内侍（宦官），人人都对欧阳修切齿痛恨，伺候各种机会对他进行打击。又碰上胡宗尧的改官问题，宦官杨永德向仁宗密奏，欧阳修有所包庇。在这种情况下，仁宗决定欧阳修出知同州。但当时的舆论都认为欧阳修无罪，《新唐书》编修官之一，当时知谏院的范镇一再极力申辩，其他人也进行论救。当时执政者之一、参知政事刘沆，是《新唐书》的提举，提出书局缺人，经过仁宗点头，决定欧阳修“休去同州，且修《唐书》”。同年八月丙午，刘沆拜相，同月戊申，仁宗下诏命欧阳修为《唐书》刊修官。九月，又任命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

欧阳修被任命为《唐书》刊修官后，同时还兼领很多职务。在至和二年（1055）冬，曾充贺契丹皇帝登位国信史。嘉祐元年（1056），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嘉祐二年正月，曾权知礼部贡举，后又兼判秘阁秘书省权判史馆、权知审刑院、权判三班院等职。嘉祐三年六月到嘉祐四年二月，还曾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嘉祐四年二月后，又曾充御试进士详定官，并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仁宗任命欧阳修同宋祁一起当《新唐书》的刊修官，当然希望加速《新唐书》的撰写工作，俾能及早结绝。从《新唐书》的全局看，十年之中，宋祁等人所进行撰写的是列传部分，但仅仅这部分还未结绝；从工作需要看，欧阳修当然负担列传以外的纪志表部分。但正如宋祁所说，当时纪志部分，还全无草卷。在宋祁连续外任，不在书局的情况下，这需要部署人力，进行安排。过去书局中的编修官仅有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次道四人。随着欧阳修入局，陆续补充刘羲叟和梅圣俞两人。这样，全局从五人增加为八人，就为全书的加速完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欧阳修入局，在同编修官共同商量，并发挥各自专长的情况下，根据全书的需要，除了撰写纪，在志的部分增加《选举志》《仪卫志》《兵志》，还恢复了《史记》和《汉书》的传统，编制《宰相表》《方镇表》和《宗室世系表》，这些反映出了欧阳修在史学方面的某些卓识，在丰富《新唐书》的内容方面起到了个人的作用。

随着欧阳修入局，为了丰富与充实《新唐书》的内容，还在进一步搜集原始资料，特别是利用唐朝和五代以来保存下来的大量奏牍案簿，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至和二年十月庚戌，《长编》记载：

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采用。所修《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从之。

欧阳修的这个建议，对研究、利用第一手的大量档案资料，说明典章制度的沿革，辨别传记别说中的正伪，从而提高《新唐书》的质量起到了有利的作用。

欧阳修本人为了修好《新唐书》，弄懂唐代的有关典故事实，主动地向当时有关学者虚心请教，不耻下问。他的《问王深甫五月一日会朝帖》《问刘原甫侍读入阁仪帖》就是最好的实证。他说：

有一事数日欲咨问，偶忘之。唐时有五月一日会朝之礼，略记其始本出于道家。是日君臣集会，其仪甚盛。而其说不经，不知起自何帝。亦记得是开元已后方有，略与批示其时为幸。

中间尝罢，后又复行；复行恐是宪宗朝，亦不记子细。

入阁之礼，起自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亦起何年？五月一日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其本末。

修启：辱示，甚烦尊用，然得以开释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问此一事，本为明宗置内殿起居，又复入阁；当时缘昭宗朝误缪，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阁本制也。然不见初起年代。今乃入阁，郤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对与入阁合仪，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废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尔。含元大殿大朝会，宣政常朝，谓之正衙，本为玄宗朔望以陵寝荐食，不复御正殿，始于便殿召入宰相已下，此入阁之渐。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谓入阁，乃五日一开，与宰臣议事宣政，立而奏事讫，赐坐茶汤，延英赐坐而论事，盖渐密而渐亲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开延英入阁，仍于一度开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阁，唐末即于朔望日前殿正观殿行入阁，自后唐至国朝，并于文明殿行入阁，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为入阁，尤误说也。修于史已不熟，于制度又不熟，乞为参详之。

以欧阳修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名声，以及自己知识的渊博，为了要写好《新唐书》，弄明白自己所不懂的问题，自称“孤陋所不详，乞示其本末”，又自称“修于史已不熟，于制度又不熟，乞为参详之”，这种坦白虚心，事事求实，不知为不知，变不知为知的作风，对于其他编修官当然会有一定影响。

欧阳修修书，也有一个进度和速度问题。从至和元年入局，到嘉祐五年成书，他修撰纪志表七十五卷，一共花了七年时间。这一方面受到书局各编修官工作进度速度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他日常兼职事务的影响。

通过欧阳修跟他人的书信往回来看，嘉祐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他经常到局，可能或是工作，或是同编修官商量，交换意见。嘉祐二年，他在给梅圣俞的信中说：“阴雨累旬，不审体气如何？……稍晴，便当书局奉见。”在另一信中对梅说：“雨不止，情意沈郁；泥深，不能至书局，体候想佳。某以手指为苦，旦夕来书字甚难，恐遂废其一支，岂天苦其劳于笔研，而欲息之邪？闷中谨白。”嘉祐四年，在给赵槩的信中说：“适至书局，承自释奠处方归，困倦，不敢坐邀，忽辱惠教。……”嘉祐五年，在给刘原甫的信中说：“承见谕。某为之翰家遣仆坐门下，要志铭，所以两日不能至局。大热如此，又家中小儿女多不安，更为人家驱逼作文字，何时免此老业。”这些都是他跟书局关系密切的实证。

通过书信往回还可以看到，嘉祐四年、嘉祐五年上半年，是欧阳修由于修撰《新唐书》而最为忙碌的时期，并可窥见有关的进度情况。嘉祐四年，他对梅圣俞说：“……程碑当便下手，祗如《唐书》亦须了尔。”对王仲仪说：“……祗候夏秋，《唐书》了成，禠郤梅二（指梅圣俞），遂决南去。”对赵槩说：“《唐书》不久终篇，用是更少盘桓。”他又对冯当世说：“昨自罢烦剧（指权开封府），卜居城南，少获休息，然犹此盘桓，未遂决去，正以《唐史》将遂终篇，然亦不过秋末时事。”

嘉祐五年，他对朱处约说：“久不奉状……属《唐史》终篇忙迫，作书不谨备，恕之。”对冯当世说：“……某以衰病无堪，自解秩天府，于今一期，正以《唐史》残编为累，今幸成书，不久进御，遂当南去，世事老来益有可厌者矣。”对王仲仪说：“某益多病，目昏手颤，脚膝行履艰难，众疾并攻。《唐书》已了，祗候写了进本，遂决南昌之请，自此可图一作茧处矣。”又对王说：“某自罢府，又一岁有余，方得《唐书》了当。”而在给王君贶的信中，又说：“修《唐史》，已写进本，然卷帙多，须数月方了。南去有期，心欲飞动。”在给王道损的信中，则又提到亲自校对写印本的情况：“辱见谕，碑文及拙诗，续当递中奉寄。盖以《唐书》甫了，初谓遂得休息，而郤送本局写印本，一字之误，遂传四方，以此须自校对；其劳苦牵迫，甚于书未成时。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屡失信于长者。”

这里也要提到的是欧阳修的健康状况。在修书的几年里，欧阳修犯有多种疾病，主要是目昏、手颤两种。早在庆历年间，他就闹眼病，跟人说过：“双眼注痛如割，不惟书字艰难，遇物亦不能正视，但恐由此遂为废人”；“但苦病目，不能看书”；“两目昏甚，艰于执卷”。又说：“病目愈眊然，艰于执笔。”而在嘉祐四年权开封府时，“十年不曾灯下看一字书，自入府来，夜夜灯下阅数十纸，目疾大作，一月之内已在告，如此安能久于此乎”？他有时“苦风眩甚剧”，有时“昏花日甚”，有时“目昏手颤”，有时“两手中指挛搐”，这无疑是撰写《新唐书》的一种阻力。在七年之中完成纪志表，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在。

欧阳修和宋祁同为《新唐书》刊修官，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然而事实不然。欧阳修在后期进入书局，而宋祁长期外任，犹如参商，两人无由会晤，当然在修撰体例、具体内容和评价论述方面，无法进行商量。所以宋祁自述：“受诏纂修，与诸儒讨论，首尾才及六年，便值臣差任出外。”这是说在书局的前期，宋祁跟范镇、王畴等编修官之间，原还是有所讨论的。但当宋祁外任，讨论的条件就没有了。而在欧阳修入局，到全书完成的时间里，宋祁离开书局已更久，所以他说“臣去书局已十有一年，修撰之时，不与诸儒研确。成书之日，又不与伏奏殿廷”（《景文集·让转左丞札子》）。作为两个主要负责人，宋祁和欧阳修始终没有机会就修书问题碰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二百多卷巨著告成，而两位主编未曾一面，这可视为古代史学家在修史方面的轶事。

欧阳修生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宋祁生于真宗咸平元年（998）。欧阳修少宋祁九岁，虽然就政治地位和文学名声来讲，欧阳修在嘉祐年间就已超过宋祁。但是，宋祁进入政府，较欧阳修为早，而且“大宋”（宋庠）、“小宋”（宋祁）兄弟俩的名声也很大，在当时也是名手笔。所以欧阳修视宋祁为前辈。还值得注意的是，庆历三年宋祁当知制诰时，曾荐举过欧阳修自代。宋祁在荐举状中说，欧阳修“志局沈正，学术淹该；栖迟怀宝，不诡所遇；措辞温雅，有汉唐余风。如得擢在禁垣，委之润色，必且粉泽王度，布于四方”。这反映了宋祁对欧阳修的推奖和关怀。

正因为这样，在修书问题上，尽管没有机会商量，欧阳修对于宋祁是尊重的，这主要反映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全书列传和纪志表两大部分，出自两人之手。朝廷考虑到体例、风格不一问题，曾经要求欧阳修“看详，删为一体”。这本来是刊修官的当然责任。但是，欧阳修“虽受命”，而“一无所易”。欧阳修的儿子在《先公事迹》中这样记叙：

初，奉敕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

尊重宋祁的劳动，尊重宋祁个人的文风，维护宋祁“所见不同”，并不要求他“悉如己意”，这是欧阳修的一种很好的作风。

第二，书成奏御，按照老规矩，在刊修官中，只列官位高的一人。同宋祁比较，欧阳修的官位高，可以只列他个人的名字。但欧阳修认为，“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先公事迹》）。这个问题，传到宋祁的哥哥宋庠耳里，引起他的感叹，说：“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这也表现了欧阳修尊重宋祁，不掩人之美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