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新旧唐书一》第四条《宋欧修书不同时》中，先引吴缜《新唐书纠谬自序》、胡宗愈《奏请进〈纠谬〉》疏，然后加以自己的考证，指出：

二公修书不相通知，其实乃本不同时也。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传》言其修《唐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凡阅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常以稿自随。此言十余年，而吴缜则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欧阳修传》于“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一段之下，即继之以“知嘉祐二年贡举”云云，则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其下又继以“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而此下又接云“修在翰林八年”云云，则修书凡历六七年之功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更证之以《欧阳公年谱》，逐年凿凿指出至和元年甲午八月戊申，诏公修《唐书》。嘉祐五年庚子七月戊戌，上新修《唐书》二百五十卷（按，应是二百二十五卷）。庚子推赏，转礼部侍郎。然则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吴言十七年者，专指初次宋所修而言；云二十年者，合前后两次所修而言。

王鸣盛又指出：“修书之年，以宋、欧两传为据，可无复疑，而曾公亮进表列刊修官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欧在宋前者，以书成于欧手，其实则宋先欧后，又言‘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五十卷’，此皆不足泥。”

王鸣盛指出宋欧修书不同时、宋先欧后是正确的，但他否定吴缜和曾公亮所说的“十七年”，并认为“修书之年，以宋、欧两传为据，可无复疑”，是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的。

过去史学界对王鸣盛的说法不加怀疑，往往引用。张舜徽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对《新唐书》的成书时间采取王说，认为“欧阳、宋两人修书，并不同时。宋氏修列传，凡十余年而后成；欧阳氏修本纪、志、表，也经历了六七年，上距宋氏书成，约二十余年”。又认为王鸣盛“考证最明”。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吴树平的《〈二十四史〉简介》，也承袭王说，认为“宋祁在天圣（1023—1032）末年至庆历（1041—1048）年间的十七年中，完成了列传。后来欧阳修主持修史工作，写定了本纪、志、表。这已是至和元年（1054）至嘉祐五年（1060）的事情”。可见王说几乎成为一种定论。作者根据自己所积累的一些资料，现对《新唐书》的修撰过程及其修撰者之间的关系做一初步考证，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