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馆制度的延续及其成就

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对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代史馆情况都有记载，独缺后梁，因而有人以为后梁存在的十七年，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可能当时史馆制度遭到破坏，不复存在。其实不然，《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上》“贞明二年十月”条记：“以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敬翔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由此可见，后梁不仅有史馆，并且还和前代史馆一样在致力于修国史的工作。同书又载，当时参加过修国史或监修国史的有薛贻矩、张策等人。梁末奉诏修《梁太祖实录》的有李琪、张衮、郄殷象、冯锡嘉等人，因所修书“叙述非工，事多漏略”，本拟令敬翔“补缉其阙”，而敬翔却别纂《大梁编遗录》三十卷，与《实录》并行。（《旧五代史·梁书·敬翔传》）按，李琪历仕梁、唐两朝，卒于唐明宗长兴年间，传见《旧五代史·唐书》，传赞中称其“文章足以圭表搢绅，笙簧典诰”，可见由他参与修撰的《梁太祖实录》也许是把功夫用到文采方面去了。

后唐史馆制度可能是五代中最严密的，《五代会要》详记其诸司送史馆事例，计有：时政记，归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归左右起居郎录送；天文占候，归司天台逐月录报；蕃客朝贡，归鸿胪寺勘报；四夷来降，归中书和兵部录报；变改音律，归太常寺录报；法令变革，归刑部逐季具报；详断刑狱，归大理寺逐季牒报；州县废置，归户部录报；水旱灾情，归户部录报；封建祠庙，归司封署录报；百司长官除授，归吏部、兵部录报；诸色宣赦，归门下、中书逐月录报；百官定谥，归考功司逐月牒报；宗室公主之事，归宗正寺录报；刺史县令政绩，归本州官牒报；硕德高人逸士著述，归本州县录报；中外官薨后请谥，由本家申送。总共有十八项之多，史馆收集到的材料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后唐史馆对直馆修撰还定有奖惩制度，奖勤罚惰。（《五代会要》卷十八《修史官》）对于史馆所需书籍也着意搜访，定有相应的奖励制度。（《五代会要》卷十八《史馆杂录》）因此，后唐修史的成就较大，所修国史有：赵凤监修，张昭远、吕咸休等修撰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姚顗监修，张昭远、李祥修撰的《明宗实录》三十卷；又李愚、张昭远等还撰有《新修唐功臣列传》三十卷。李愚历仕梁、唐二朝，传载《旧五代史·唐书》，传文说他“与诸儒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这与《宋史·张昭传》称昭撰《武皇以来功臣列传》三十卷，应是一书的三种不同名称。

后晋史馆最大的成就是修成了前代史《唐书》，参预修撰的史官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吕琦、尹拙等。张昭远即张昭，将在后文单独介绍。贾纬是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之后，传载《旧五代史·周书》，传中说他“常以史才自负，锐于编述”，他还撰有《唐年补录》六十五卷，识者赏之。赵熙、郑受益、吕琦，传均载《旧五代史·晋书》。尹拙，传见《宋史·儒林传一》。

后晋修的《唐书》，因为有宋代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做比较，历来对它毁誉不一，但是由于五代去唐未远，搜集的史料比较完备而且可靠，并且记载能本实录精神，文字条理也比较清楚，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赵翼说：“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他又举《旧唐书》有《玄奘传》，《新唐书》无，以及《新唐书》随便删削《旧唐书》等具体事例，说明《旧唐书》不可废。（《廿二史劄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新唐书〉本纪书法》）这种评论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

后汉是五代中最短命的朝代，存国仅四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四年之中，史馆也修成了《汉高祖实录》二十卷，修撰官为由晋入汉的贾纬和当时任左拾遗直史馆的王伸，监修为宰臣苏逢吉。隐帝乾祐二年十二月，又从宰臣窦正固奏请，令贾纬并窦俨、王伸等修《晋朝实录》，仍由苏逢吉监修，书虽未完成，但说明后汉史馆对修当代史和前代史都是很重视的。

后周是五代中最强盛的一代，颇重文治，史馆的成就也较大。周太祖郭威建号之初，史馆即完成了由后汉开始修撰的《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世宗显德年间，又修成本朝的《太祖实录》三十卷，并着手修《汉隐帝实录》《梁元凶友珪传》《后梁实录》《唐前后废帝实录》等前朝史书，主其事者为张昭远，同修有尹拙、刘温叟等。后周对于起居注的修撰和史馆所需书籍的搜访也是倍加注意的。（见《五代会要》卷十八《史馆杂录》）

与中原五代先后并存的周边十国，也各设有史馆，重视修史。宋代史家言：“唐季五代，大盗割据，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风，往往有之。”（马令《南唐书序》）其中最突出的是吴、南唐、后蜀。吴国史官王振，在杨渥、杨隆演在位时著《太祖本纪》，记杨行密的创业经过。王振“娴熟典故，博通事迹”，据说他所著“详核而不诬，切实而不靡，世称良史才”。（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一《王振传》）南唐建国之初，烈祖李昇即命兵部尚书陈浚修前朝吴史，元宗李璟保大年间，其书由高远、徐铉、乔匡舜、潘佑完成，书名《吴录》，二十卷。前后从事的五位史官中，高远最为杰出，他在史馆期间，还撰有本朝的《烈祖实录》二十卷，叙事详密。后又“自撰《元宗实录》十卷，未及上，会属疾，取史稿及他所著书凡百余卷悉燔之”（陆游《南唐书·高越传附高远传》）。后蜀著名史官李昊，于后主孟昶在位时任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他先辑有前蜀高祖（王建）时书奏百卷，号曰《经纬略》。广政十四年（951），又修成《后主实录》四十卷。后奉命监修《前蜀书》，以赵元拱、王中孚、乔讽、冯侃、贾元珪、幸寅逊、郭微、黄彬等人为修撰，成书四十卷。李昊入宋后，又独力修成《后蜀高祖实录》三十卷、《后主实录》八十卷，总计由他修撰或监修的史书达二百八十卷之多。（《十国春秋》卷五十二《李昊传》）他的《后蜀高祖实录》记事“起唐咸通甲午，终于伪明德元年甲午，凡六十一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

十国中的多数国家不但设馆修史，并且其统治者大都喜欢读史，往往以历史故事作为他们称制建号的依据。如梁太祖朱温篡唐不久，王建即效当年蜀汉刘备故事，称帝于成都，建立起前蜀。（《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王建传》）王审知的长子王延翰，“好读书，通经史”，他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取司马迁《史记·闽越王无诸传》示将吏，曰：‘闽自古王国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于是军府将吏上书劝进。己丑，自称大闽国王”。（《十国春秋》卷九十一《嗣王世家》）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有一种正统观念，而正统的根据往往须从历史书中去找，所以不论占有中原地区的五代，或仅据一隅的十国，都要通过修史或从史书上找根据来表明自己是正统，至少也要表明自己这个政权的存在是合理的。不过，令人惋惜的是五代十国史馆所修的当代史或前代史大都失传，只有后晋史馆所修《唐书》，算是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各书只能从《资治通鉴考异》《十国春秋》等书的引录中见到一些片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