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鸦片战前之中国

中国据亚洲之东南部，其东部沿海六省，濒临渤海、黄海、东海，遥遥与日本及其属地相对，其东五洋中最大之太平洋在焉。其在南部之广东濒临南海。南部毗连安南（越南）、缅甸，其一现属于法，一属于英。其西南西藏，有喜马拉雅山阻隔中国、印度陆路上之交通，西北新疆，北部蒙古，东北黑龙江、吉林与俄国领土接壤，奉天隔鸭绿江与朝鲜相峙。此中国边疆之大概也。其强邻有日、俄、英、法，四国之中，中日地位相近，中俄接壤长逾万里，而英法以属地关系，固不如日俄之密切。其在古代，疆域虽常变迁，而其地理上所受之影响颇为重要。其影响为何？曰：国内之农工商业，人民之生活情状，以及交通国势，多受地形、土壤、矿产、河道、气候、洋流等之支配与影响。更就对外而言，古代航海术未精，船舶浅小，水手无犯风涛远渡海洋之勇气，沿海七省除海盗而外，别无侵扰之国，居民常能安居乐业。南部毗连热带半岛，半岛上之物产丰富，居民不必勤于工作，而食料衣服即绰然有余，懒惰不易奋发，不能大为害于邻国。西南高山蜿蜒千里，立国于其地者缺少发展之机会，西羌、吐蕃力能跳梁于一隅而已。蒙古、满洲地多旷野，气候寒冷，土壤较瘠，人以游牧为生，耐劳受苦，体壮多力，善骑能射，苟有领袖将其团结，则战斗力常强。是以我国历史上之外患率多起于北方，匈奴之入寇，五胡之纷扰，辽金之压迫，蒙古之侵略，满族之入关，皆其明显之证。迨航海术进步，机械学发达，海上交通，不唯无建筑之费用，且无修理之需要，反便于陆，亚欧之交通为之一变，而我国形势随之转移。欧洲人乃自海上伸长势力于东方，印度适在中国、欧洲之间，首当其冲，次及中国，固地理上之位置使之然也。

国内领土据今估计，凡四百余万方英里，世界陆地约五千七百余万方英里，亚洲一千五百万方英里，中国面积约占全球十四分之一，亚洲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凡一亿八万万，中国约逾四万万，殆占总数四分之一。就其分布而言，本部十八省共一百五十三万方英里，人口据一九二三年邮局估计，凡四万一千一百万；满洲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千二百万；蒙古一百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万；新疆五十五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五十万；西藏四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三百万。十八省内，人口最密者，首推江苏，每方英里八百人以上，甘肃人口最稀。面积人口之数目，皆非本于精确之丈量与调查，其价值不过使吾人略知分布之情状而已。其在清代中叶，直省人口，视今殆无重大之不同，满洲、内蒙古人口之激增，则始于清末领土视前削小，其详见于后篇。人民耕种生活之情状，百余年内，未有剧烈之改变。人口既以十八省为多，其地汉族之势力最盛，汉族历史上杂有苗、满、蒙、回、藏五族之血胤，今日中国民族，乃合汉、苗、满、蒙、回、藏六族而成，西人统称之曰蒙古族，盖蒙古成吉思汗之兵威震于欧洲，其子孙征服中国，以之代表黄种也。六大民族除缠回外，皆为黄种，其头颅身体之构造，皮肤之颜色，发毛之黑直，多属相类。其长矮不同之处，实无若何之重要，犹一族之子孙，尚或迥异也，证以见闻而益信，吾人汉族与满人、回人同处一地，固难辨别其种族也。自其杂居以来，互通婚姻，血统上趋于同化。总之，六族之称，本极牵强，今日殆为历史过去之名辞，充量言之，只可代表居住一地之人，如浙人、苏人、蒙古人之例，不得认为种族不同之民族也。汉族自黄河流域，逐渐移居于长江及西江流域。满人随清帝入关，分防国内要害，其根据地满洲今为汉人居住之地。蒙古为蒙古族人游牧之场。回族以宗教之信仰，得有此名，其在西北者，多为突厥之后，又有杂居于内地及云南者。藏族游牧于青海、西藏、西康。苗族住于西南诸省之僻壤。六族中以汉人为多，其潜伏同化之力量尤大，然其久为土著民族，不敌游牧民族之强悍善战，政治衰弱之时，则深受其蹂躏。十三世纪末叶，蒙古强盛，灭宋统治中国。其后朱元璋逐之，建国曰明，十七世纪，明室衰弱，满洲爱新觉罗氏乘机入主中国，凡二百六十七年。兹略言之于下：

满洲旧为东胡游牧之地，战国时，燕王任用贤将却之东北千余里，相传其开拓辽河流域，汉武帝县属朝鲜半岛，其后鲜卑辽金次第起于东北，皆所谓东胡族（即通古斯）也。明初太祖恢复辽河流域，成祖招抚黑龙江，然其设官治理，终与内地不同。辽河之西仍为女真旧部，女真部落而居，时人依其文化程度分为生熟，其人以游牧射猎为生，锻炼成为强悍之身体，善于骑马，一日之间，飓没或数百里，所射之矢远能杀人于百步之外。十六世纪末叶，建州部酋努尔哈赤善于用兵，合并诸部，兵势涨旺，声称复仇，扰及明边。明帝聚大军分路攻之，并诏藩属朝鲜叶赫出援，努尔哈赤次第败之，尽取中国之边藩，而明君臣尚无振作之气，朝臣方努力于党争，互相诋讦，酿成宦官一网打尽之祸，言路妄发不负责任之评论，以致统兵大将，不得展其才能。由是努尔哈赤迭陷重镇，尽降辽河以东之诸城，后攻山海关外之重镇宁远，不胜，负伤而死。一六二七年，其子皇太极（太宗）嗣位，先除内顾之忧，率兵问罪朝鲜，凯旋而归，俄攻宁远，无功，乃绕道西南，出内蒙古，大掠于中国北部。其时内蒙古诸部降服，独察哈尔汗助明。皇太极攻之，收降其众，声势大涨，改国号曰清，于是领土北界外兴安岭，东迄日本海，西至内蒙古，南临长城，乃遣大军深入中国腹地，终以未得山海关故，不敢据之。

方皇太极之侵扰中原也，值明怀宗在位，怀宗承熹宗之后，内乱外患交至，意欲和清，而以朝臣之坚持，难于独行其志，乃练兵筹饷，增加田赋，以致贪官勒索，人民不堪其苦，危机四伏。陕西受祸较烈，其地初受官吏之虐政，后遇饥馑，人民无食，强者相聚为盗，政府应付，无坚决固定之政策，酿成燎原之祸。一六四三年，李自成进攻北京，怀宗自缢而死。明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因其爱妾之愤，乞师于清。时皇太极新死，其弟多尔衮拥立皇子福临嗣位，亲自辅政，改元顺治，及得吴三桂书，率兵而往，大败李自成军，入据北京，命将进追流寇，平定黄河流域，旋取南方；明帝子孙之自立称帝者，相继败没，独桂王据有云贵诸省，力图恢复，后亦败亡，中国复归统一，而三藩尚拥重兵。一六七三年，康熙下诏撤藩，三藩先后叛乱，郑成功之子经应之。康熙遣兵平之，俄降台湾，由是国内无事，转而经营东北，与俄国缔结界约。会喀尔喀（即外蒙古）之西。准噶尔部崛兴，其酋噶尔丹征服天山南北，领土包有科布多、青海及新疆（今名）一部分，且欲东并喀尔喀。值喀尔喀诸部内讧，噶尔丹来袭，诸部南请内附，清兵战败准部，收服外蒙古。噶尔丹死，其侄策妄善于用兵，乘机侵入西藏，清廷出兵败之，留卒戍之，更征服青海，独准部不服。及其酋死，乾隆出兵收取其地，天山南路诸城，后亦降服，其人信奉回教，故有回疆之称。于是清之版图，东北起自库页岛，以外兴安岭为界，外蒙古毗连俄国西伯利亚，西北天山南北二路伸入中亚细亚，西藏南接印度，东方则临海洋，台湾诸岛次第设官治理，琉球、朝鲜诸国按期朝贡，国内则开拓苗疆，改土归流，其后大小金川之番人亦服。其领土之广大，除元代而外，莫之与京，清代之极盛时期也。其领土可别为三，一曰行省，二曰属地，三曰属国。

满人自关外入主中国，其原有之政府既简且陋，不宜于广大之中国，乃用明制，成立专制政府，皇帝为一国元首，统治全国，有无上之权威，其下有亲王及内阁大学士佐之。大学士初为四人，佐理政事，拟诏命，整宪典，议大礼。十八世纪初叶，雍正分其职权，添设军机处，其大臣无定额，多则九人，少则四人，由大学士尚书内诏委，掌管军国大政，赞理机务，每日入朝，应对皇帝垂问，为最高之统治机关，其属员章京佐之。庶政则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办理，吏部考核功过，稽掌勋禄、荫叙、封赠。户部掌各省田赋，皇室经费，官吏廪禄，军馕盐课，钞关杂税，鼓铸钱币。礼部掌五礼兼领学校贡举，藩国咨文。兵部厘治戎政，简核军实，兼管驿站。刑部掌折狱，审刑，简核法律，谳定各省疑案。工部营修公共建筑，发给军装，修治河渠。六部组织，每部有尚书、左右侍郎，俱汉满一人，共有六人，其属员视政事而定，盛京设户礼兵刑工五部，各有侍郎一人。都中衙门尚有都察院、翰林院、大理寺、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通政司、詹事府等。都察院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俱满汉并用，下有六科给事中，十五道监察御史，其职守为核查官吏，敷陈治道，上为天子耳目，下达民隐。翰林院制诰文史，兼备顾问。大理寺平反重狱。三署及六部长官，亦称九卿，参与朝议。宗人府掌皇族事务，内务府理皇室庶务，理藩院掌理藩属爵禄朝会及控驭抚绥事宜。通政司、詹事府多为清闲衙门，以旧制设立者也。

地方官制颇为复杂，畿内顺天府及满洲之奉天府各有府尹、尹丞一人，直隶于中央政府。本部十八省之长官为总督、巡抚，其制殊不划一，直隶、四川设有总督，但无巡抚，山东、山西、河南各有巡抚，但无总督，其余总督管辖二省或三省，省设巡抚。其职为考核属官、治理民政、节制绿营等，凡省有总督巡抚者，奏折咨请，训令属官，多须会衔，尝以意见不合，发生困难，尤以同住省城者为甚。其下有布政使、按察使佐之，布政使考察吏治，报于督抚，管理田赋，稽检仓庾。按察使掌一省之刑名，澄清吏治，兼领驿传。下有道员，掌核官吏，或管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其下有府，府有知府，直隶州及直隶厅视府，设有同知，又其下有县州厅，其官掌辖境内之政令、赋税、讼狱、缉捕等，各有属吏佐之，各乡设有地保。其因重大事故，皇帝诏委钦差大臣，或将军名称，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权，余若河道总督、学政、盐运使等官，或有职守，或无所事。十八省外，属地若吉林、黑龙江、伊犁等，各设将军。新疆、蒙古、西藏有参赞领队理事办事大臣。属国则按期朝贡。军队分有旗兵、绿营、乡勇，旗兵原为满人、汉人、蒙古人之从军入关者，分属八旗，世受国恩，男子籍为兵士，大队防守京师，或驻大城要害，由将军或都统将之。绿营为各省招募之军队，维持地方治安，全国六十余万，由提督、总兵统率，并受总督、巡抚之节制。及后旗兵、绿营不能战争，乃募乡勇，战则编之入伍，乱平则多解散归农。

纵观清代之官制，名虽根据于中央集权之政策，而以土地广大，交通不便，监督不周，组织不密，地方官常有大权。皇帝身为满人，初至中国，不通华语文字，不知其政治制度，势必任用汉人，其心中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思想，乃深信满人，委为长官，借以监督汉人，子孙遵之，故军机大臣多为满人，六部尚书、侍郎名虽汉满并用，而满人掌握重权。统兵将帅，自三藩乱后，亦多满人，太平天国乱起，始破旧例。地方官制基立于互相牵制之政策，造成极为复杂之组织，盖以管官而非治民也。考其职权，多无明显确定之规定，遇有困难，则互相推诿，利之所在，则相争夺。实际言之，官署多为传递长官命令之机关，其弊则手续繁多，办事迟慢，积久成为我国官署之普遍习惯。官吏出仕，八股考试为其正途，考取之士，思想才力梏痼已深，多无发展之余地，而人数众多，任用无期，迨其年老，志衰力微，幸者始得重用。朝廷患其官于本省，得受家族亲友之请托，例有回避，长官除一二例外，皆非地方之人，不知民情风俗，应兴之建设，当去之弊端，甚者不通地方之言语，借重世袭之胥吏，唯求安然无事，敷衍塞责而已。康熙曾谕巡抚潘宗洛以不生事为贵，善于保持禄位之官吏，莫不奉为金科玉律也。官吏任期未有切实之保障，无论何时，朝廷均可罢免其职，或对调于他省，知县为亲民之官，其在一县任期，亦有限制。

文武官之俸给，多本于明制，明代官吏之待遇颇为菲薄，清承其弊，世袭之王公岁俸较厚，百官则极贫苦。官吏原为公仆，有牺牲服务之义，不当视为职业钻营，俸给不宜过于优厚，多增人民之担负，亦不应过于菲薄也。适当之办法，则宜酌量社会上之生活程度，平民所得之薪金，货币之购买力等，定其额数，足其一家之生活费用，庶可养成其廉洁而居官公正也。清帝入关初用明制，正俸而外，给予柴薪，俄将柴薪废去，改定在京文武官之俸给。正从一品岁俸银一百八十两，正从二品一百五十五两，正从三品一百三十两，正从四品一百五两，正从五品八十两，正从六品六十两，正从七品四十五两，正从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从九品三十一两。汉员每人年给米十二石，满员则数较多。在外之文官，按品给银。武员则数大减，正一品九十余两，从一品八十一两，其品低者俸亦减少，所领之薪银数亦无几。外官均不给米，又无公费，乃赖额外之收入，或近于贿赂之馈遗；其征田赋也，有火耗陋规等名，京官亦有所得。雍正嗣位，改收火耗等项为国课，诏给京官俸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另给恩俸，银数一如正俸，六部尚书、侍郎，给予双俸双米。外省文官给与养廉，其数各省不同，总督自一万至三万两，巡抚一万两左右。其他各官，今举直隶之例略概其余，布政使九千两，按察使八千两，学政四千两，道员两千两，首府两千六百两，余府两千两，同知七百至一千两，通判六百至七百两，知县六百至一千两百两。官吏俸金视前略增，外官仍不足用，另立名目，浮收税款，京官则多患贫。

官吏时为文人读书力求之目标，会试有常科恩科，录取之进士，多者三四百人，少者数十名，缺少人多。翰林院朝考重尚小楷律诗，其列高等者久始升用，外官以捐输迭开之故，候补者多，苟非善于钻营者，常难得缺，乃纳贿权门，拜结师生同年，互通生气，于是吏治大坏。一八一九（嘉庆二十四）年，疆臣陶澍奏称吏治八弊：（一）勒接交代新官承认前任亏空，少者数千，多者数万，告禀则上官有失察之咎，势不敢为。（二）多摊捐款，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使费，每岁数百数千两不等。（三）预备赏号，凡上司有事，或练兵，或巡边，或公宴，均有赏金，上司收之作赏，吏役更索规费。（四）添办供给，上司出入境时，有夫马，有酒席，有站规，有门包。同城居者有轮月或包月之供给，一窗，一扉，一厨，一厕，皆取于附郭之州县。（五）压荐幕友，道府藩臬督抚所荐，不敢不受，有未见面而送束脩者，谓之食坐俸。（六）滥送长随，上司荐之不得不受，更无所忌，乃外勾吏役，内通劣幕。（七）委员需索，一纸文书可办之事，动辄派委数员调剂闲官，多所需索。（八）提省羁留，官进省后，转委他人，一年半载之后，始令回任。陶澍所言偏于官吏之关系，可谓详尽。清末御史曾再以之为言，盖恶劣政治下难于避免之现状也。其下胥吏多无俸给，迫而出于营私舞弊之途，以谋衣食，其熟于档案者，善于取巧，勒索敲诈，无恶不作，而长官无如之何。相沿既久，人民之心理常以官吏之贪狠如狼似虎，事多解决于宗族，非不得已，决不禀报于官，人民之视政府存亡荣辱，不关于心。官吏之主要职司，则为维持治安，催征田赋，审判讼狱而已。

军队分八旗绿营已如上述，八旗就军旗颜色而言，曰：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中分满军旗、汉军旗、蒙古旗。兵有定额，初约二十万人。其驻京师者，前锋亲军等每兵月饷四两，骁骑铜匠等月饷三两，岁均支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岁支米二十四斛，教养兵月给一两五钱，但不给米。其家人不准另谋生计，男子皆有当兵之义务，然限于马甲之定额，及后人口滋殖，一家三男，一人补甲，二人则无职业，全家唯恃饷米糊口，生活遂大困难。朝廷筹其生计，出款还其欠债，略增马兵教养兵等，但以人数众多，豢养究非办法，终无补救于事。旗人自居内地以来，进为土著民族，所处之环境迥异于前，传至子孙，改变旧俗。其优秀分子羡仰汉人之思想文艺，无知之徒乐于放纵声色货利之欲，乾隆用兵多用绿营，业已证明其丧失战斗力矣。各省防军初用绿旗以便识别，故称绿营，全国凡六十四万。其在京师巡捕者，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米皆三斗。各省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亦三斗。其待遇不及八旗，缺额六七万人，乾隆将其补足，后再裁减一万余人，兵士各以衣食艰难，自谋生计，平日势难操练，营中缺额之饷，皆为营官侵蚀，有事则临时招募，平乱御侮则力不足，扰于民间则绰然有余。

政治上之积弊分言于上，其财政状况，固吾人所当知者也，国库收入，户部例有报告，支出款项中有不可知者。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丁税附之，丁税分上中下三等，自一分至二两不等，各省不同，康熙将其并入田赋计算，田赋乃为主要收入。每亩征银自数厘至二钱不等，其最重者首为江浙，其地以南宋公田及明初张士诚之占据故也，清代因之。农民纳税年分二期，官吏征收者，一曰钱银，二曰粮食，三曰草秣，一六五九（顺治十六）年，征银二千一百万两，粮六百四十万石，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二千四百万两，粮四百三十万石，一七二四（雍正二）年，二千六百万两，粮四百七十万石，一七六六（乾隆三十一）年，二千九百万两，粮八百三十万石，草秣无足轻重。兹为明了当时国内之情状。

《通考》所列田赋前三总数，与作者计算所得之和不同。各省款数，盖有错误，如一六八五年，广东田赋二百余万万两，不免令人怀疑，其他原因，或催征不能足额也。《通考》记一六五九年，收入凡银二一，五七九，九九七两，一六八五年，二四，四四九，七二四两，一七二四年，二六，三六二，五四一两，一七六六年，则两数相符，现无材料考证前数。表中所列之省名地名，中有异于后名者，吾人为明了历史上十八省之成立，仍用旧名，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收入数少之原因，或由于大杀之后，人口骤减，田地荒芜，或由土司管理向不征税，或因土壤硗瘠也。政府收入增加者，多由于荒地开垦升课，一省款数前后不同，则以丰歉，朝廷酌免田赋也。粮食种类不一，有米、麦、豆等，米则江苏一省，定额逾三百万石，南漕运京者凡四百万石，初由运河北上，设官催督，费用出之于民，后河身淤高，运输困难，运米一石入仓，曾用银十八两或二十两，仓米出售，每石一两。朝廷迄未改计，道光时，始改海道北上。其他收入，则以关税盐课为大宗，关税分海关、常关两种，海关以广东为最旺。常关设于商业要区，一年收入约四百万两。盐多出于沿海各省，由官督民煮晒，招商贩卖于划定之区域，征收税银，其区域广大，而税收最多者，首推淮盐。内省销售池盐、井盐，每年征税约四五百万两，及私贩增多，票引尝不及额。余则牙税、落地税、茶课等均无重要。总之，乾隆中叶，国库岁入凡四千万两，地方官之浮收，及其进贡物品，尚不与焉。支出以皇室经费、军饷、政费为大宗。皇室经费有陵寝、祭祀、修缮、采办、织造等名，用款从无定数，估计殆在五百万两以上。政费以养廉较多，朝中王公百官，每年俸银一百万两左右，合计京外官七百余万两。兵饷约二千万，驿站百万有奇，两数相抵，国库尚有余款。乾隆经营新疆，岁支三百万，募足绿营，增加赏恤，岁费二百万。及嘉庆嗣位，收入略有增加，曾至四千三四百万两，无如内乱迭起，裁去之额兵，不过岁省四十万，而黄河为害，修治南河增至三百万，东河二百万，其先修河，邻近州县，拨派民夫，乾隆中始全发帑，为数不过百余万耳。宗禄亦以宗人繁衍，数大增加，由是财政渐趋于困难，尤以嘉庆末年为甚。

政府收入不敷支出，农民岁益穷苦，清初于大杀之后，田地有余，耕者安居乐业约有百年，人口大为增加。据《皇朝文献通考》，一七一一（康熙五十）年直省人口二千四百余万，一七四九（乾隆十四）年，增至一万七千七百余万，相去三十余年，增加七倍，一七八〇（乾隆四十五）年，增达二万七千七百余万，又据《皇朝续文献通考》，一八一二（嘉庆十七）年，丁口凡三万六千余万。百年之内，人口增至十五倍，可谓速矣，一七一一年前，人口盖已大增，不幸各省未有确报。其明年康熙诏定永不加赋，中云，“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人民初避丁税，隐匿丁数，自此诏后，丁口报告，似宜较确，无如官吏视为无足轻重，不肯切实调查，其数虽可怀疑，然而人口激增，则可断言。洪亮吉于时论之曰：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人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矣。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问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玄焉，视高曾祖时，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足以相敌。

洪亮吉之言本于深切之观察，其所论增加之倍数，自今观之，不免太速，而中国伦理观念，及早婚习惯，皆足以促进人口之激增。及其增加之后，仍以农业为生，康熙永不加赋之诏中云：“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由是田地不敷分配。其时沿海岛屿，严禁人民往垦，其私往者，官焚其居，驱之回籍。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谕称浙江大小岛仍循旧章，永远封禁，凡请开垦者，从重治罪。满洲、蒙古等地均禁汉人移居。据《皇朝文献通考》，一六五九年，国内耕种田地，凡五万四千九百万亩，一七六六年，共七万四千一百万亩，相去百余年，开垦之地不足二万万亩，而人口增加，则在十倍以上。向者每人平均耕田二十余亩，今则二亩有奇，十人耕种一人所耕之地，每亩生产虽稍增加，固用力多而出产少，食料之困难可想，贫民益众，衣食日难。

各省田亩表计算所得之和，大数同于《通考》，全国耕种之土地，殆多于此，盖此报告就征税之田而言，一省田亩以丰歉之不同，前后稍有出入，庄田、屯田、学田均未计入，直隶、四川等省之黑田尤多。据作者之估计，十九世纪中叶，全国耕种之田，殆有十万万亩左右，而人口激增至四万万，分配有限之土地，其何能足？尤以江、浙、鲁、豫诸省为甚。张海珊以经世自期，颇留心于民生，其里滨近太湖，谓人浮于田，每家所耕不到五亩。一家五人，每人平均不足一亩，湖田原为植稻膏腴之地，生产力强，无如土地太少，收入有限，其生活可想。淮水以北，一家耕种十数亩地，贫苦之情状殆犹过之。贫民潜往直隶、山西北部，为满蒙地主佃户。其近海者，冒禁耕种于岛中，乾隆末年，谕称山东海岛有民二万余名，浙江岛屿时亦有人潜往开垦，更有耕种于山地者，如浙民开山，长官禁之，其往皖南闲旷山问搭棚栖止者，道光饬官逐回其新至者。人民多以耕种为业，所出之粟，价无剧变，而民间通用之制钱日贱，清初每银一两易钱七八百文，继则增至一千左右，至道光末年，兑至一千五六百文以上。人民纳税，出粟易钱，以钱易银，于是所纳之税，名虽照旧，实则倍于往日，官民交困，农民之生计益难。朝臣未曾顾虑人口激增后之问题，其留意者，则八旗人丁也。清初中外驻防之禁旅二十万有奇，清帝禁其营生，保护备至，无奈人口增加太速，而马甲限于定额，旗人惯于奢侈，生计日蹙。雍正曾倡迁移旗丁于满洲之议，惜未实行，及乾隆嗣位，御史舒赫德上奏旗丁移屯之计划，户部侍郎梁诗正亦言八旗屯种，乾隆遣壮丁三千余人开垦于松花江流域，而八旗子弟不便于边外之生活，弃地还于北京。十九世纪初叶（嘉庆中），户部报告旗丁五十万有奇，合其家人，最少之估算，当逾二百万人。朝廷曾许汉军出为平民，无如其数无几，无济于事。于此生活困难之时，汉人勤苦耐劳，经营生产事业，满人虽得政府之补助，尚不愿在关外开垦，而汉人则因生计之压迫，违反禁令垦种田地，此固极少冒险之人。其在广东、福建沿海之地，亦有经商佣工于海外者。然皆不能解决国内过剩人口之问题，其无职业者，遇是水旱疾疫，不能束手待毙，乃循一治一乱之惨杀故辙，亦可悲也已。

人口过剩隐伏祸乱之根，其起而叛乱者，秘密会社也。会社之初起，究不可考，汉代即有其乱，清帝以满人入关，相传遗民痛于明朝之灭亡，加入其中，意欲复明。斯说也，殆难凭信，两广总督徐广缙曾奏三合会始于明代，明之中叶固有会党扰乱也。清代主要之党会可分为三，曰白莲教，曰三合会（或作三点会），曰哥老会，其支派繁多，名称复杂。三会之中，白莲教为最早，二会与其相近之点颇多，或深受其影响。白莲教之首领，初借劝人为善，医治疾病为名，招收党羽。其徒本多乡间迷信极深之游民，及受所谓信条之后，忠于其党，教主更借神怪不可思议之符咒，及天文预知之说，以坚固其信心。迨后党徒众多，遂起兵叛，政府禁之颇严，乃改名称，秘密宣传，迄今尚未绝灭。三合会、哥老会亦有迷信色彩，三合会盛于南方，其头目有大哥、二哥、三哥、红棍之称，会员统称草鞋。凡入会者举行郑重之典礼，名曰开堂，会规繁多，其不遵守者，即为背誓，五雷诛灭，所用之符号暗语，会外之人常不能解。哥老会盛于长江流域，组织目的近于三合会，其头目之名称，入会之形式，会中之暗语，皆无详述之必要。凡此秘密会社之会员，注重义气，会规谆谆然以患难相助为训，地方之恶棍，迫于生计之无赖，往往加入其中。其人轻身好勇，练习拳棍，良民畏之。其雄霸于一方者，广收徒弟，抗拒官吏，而官吏无如之何。其成立之要因，由于政府之腐败，官吏监督之不严，无业者之众多，与夫安宁之无保障也。魏源于《圣武记》中，记道光平瑶事云：“初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有名号，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诺，吏不敢问。赵金龙起事，即戕杀会匪，故会匪不附，而郴桂两粤奸民已所在蠢动，州县借军兴团练，随时禽治渠魁，又瑶平迅速，幸未生变。”瑶乱平于一八三二年，距洪秀全起兵十八年前，可见会党势力之一斑，嗣后国内扰乱，莫不与之有关。

十八世纪末叶，叛乱之原动力酝酿已久，心满意足之乾隆，方以十全老人自庆，其祸乱之早发，促成于宠相和坤。初和坤专权，贿赂公行，吏治大坏，其私产或估其计不下八万万两。同时，八旗绿营暮气沉重，失其战斗能力，攻取大小金川，糜饷之巨，劳师之久，数杀大臣，皆其明证。自乾隆让位其子，其年为一七九六，迄于一八三九（道光十九）年，叛乱时起，其重要者凡四。一、白莲教之乱——乾隆末年，白莲教魁刘之协煽乱，事发而逃，湖北、四川诸省奉旨大索，胥役逐户搜缉，多逞虐威。荆州、宜昌株连数千，富者破家，贫者瘐死，人民又以征苗摊筹军费，失业问题，仇官思乱，湖北、四川、陕西之叛乱遂作，教徒胁民助之。官兵讨贼，常杀良民，纪律废弛，“所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终不能平，后始利用乡勇，采行坚壁清野之策，乱事渐定。一八一三（嘉庆十八）年，白莲教余支天理教作乱，其教魁林文清贿通内监，会合党徒潜袭宫廷，事败就擒，余党起兵于滑县，不久即平，其支派迄未能绝。二、苗瑶之变——苗民自改土归流以来，益退居于湖南、贵州僻远之地，官吏待之甚虐，扰及闾寨，汉人侵居其地，苗民时思报复，至是起而作乱，大杀官吏汉人，迭陷重城，官军讨之，转战数年，会教乱方炽，改用敷衍之策，始得班师。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湖南之瑶作乱，瑶本戆鸷，居于五岭，会匪欺其愚拙，勾结官吏抢劫牛谷，瑶民不堪其苦，其酋赵金龙率之作乱。其人矫捷善战，朝廷聚大军围攻，多虐杀之。其时广东之瑶亦叛，清兵往攻，瑶酋跪迎请降，杀之，瑶遂死战，复招其出降，战祸始已。三、回疆之叛——回疆自征服以来，朝廷委任满员治之，长官以其路远，恃而不恐，不善治之，而回人勇敢好斗，迭起叛乱，朝廷始乃慎重人选，终无效果。一八二五（道光五）年，长官勾结土官，搜括回民，甚且广渔回女更番淫乐，回人愤怒，故酋之子张格尔乘势起兵，恢复要城，朝廷遣大军出塞，计诱杀之。复与浩罕捕兵，禁其互市。浩罕媾侵，清兵仅能保其壁垒，乃许之和，回人迄未心服，乱旋复起，幸即平定。四、海盗之骚扰——海盗初为沿海善于驾舟之游民，汉唐已有劫掠商贾之事，明代其势益盛，至是仿造高大之洋船，中置利炮，漳人蔡牵统之，曾得安南人之助，党羽日多，霸行海上，劫掠商船，势大猖獗，而水师之船笨窳，不能御之。其在广东者，为外船所败，余党扰于浙江。其巡抚阮元捐筹巨款，付交李长庚造大舰霆船，铸炮配之，朝廷擢长庚为提督，蔡牵数次犯浙，均不得逞。长庚追盗，重伤而死，朝命裨将代之，追剿益力，阮元施用离间之计，由是蔡牵败死，余党降服。东南之海岸稍靖。以上数乱，聚国内精力财力，始能定之。

清至中叶，国势渐衰，而对外之政策，本于传统之思想，轻视外人，依然如故。其造成之原因至为复杂，统而言之，可别为三。一受地理上之影响，我国四邻多为弱小国家，常来朝贡，其文化又不如我国，乃以天朝自尊，鄙外国为夷狄，而称其人为番鬼。一为心理作用，人类之天性，以习见者为当然，久则生有拥护之心，苟往异乡，其风俗习惯与之迥异将即感受不安，外人之种族容貌既不同于吾人，而言语饮食习惯风俗又各迥异，易于引起轻视厌恶之意，渐成普通之心理。一由于历史上之遗传，其说详论于后。历史上汉唐为中国强盛时代，版图达于西域，中西交通便利，国际贸易发达。唐时外人居于境内，学术思想随之传入，中国吸收之后，发扬光大，成为文化灿烂时期，何近代固拒外人之深？古今何相去悬远耶？问题颇关重要，兹分别言之于下。

我国天然环境，东南濒海，古代海上贸易不甚发达，南方邻国人民不善于营生，西南高山或无人迹，北部之旷大平原，人民稀少，沙漠适当其间，其北荒凉之西伯利亚，更无贸易之可言。对外贸易之途径，西北较为便利。商人本于求利之心，涉万里不辞其苦，陆路交通较为发达，其在汉时，小国臣服往来，尤形便利。其路程自我国内地前往陕西，深入甘肃，及抵敦煌，分有二道，一出天山南路，循戈壁沙漠之南而行，一出玉门关，自天山北路而行，绕道于戈壁之北，掠中亚细亚而南，商人之往来者，憩于和阗，以橐驼运输，货物萃集于其地。学者谓新疆为古代印度、波斯、希腊、中国文化接触之所，其历史上之名城，人民之生活，文化之程度，迥异于野蛮部落，商人自新疆西南而行，抵于波斯，复西行，入于小亚细亚，然后达于欧洲。水路自欧洲放船，出地中海，抵于埃及，然后易船渡红海、阿拉伯海，抵于印度，船复东行，过马六甲海峡，东至安南商港，自安南驶行，即至中国。海路自航海术进步，乘时季风前行，其便利远过于陆路，汉以后之商人，多乘船至中国。

古书曾言昆仑，其说或为当时流行之传说，或言其受外影响，无论如何，殆难认为追纪西北交通之路。公元前七世纪，秦穆公称霸西戎，秦立国于今陕西中部，戎人多居于今甘肃，西域交通当有进步。西域本官书上含混之名称，初指西方之地，当今甘肃、新疆，其后汉使通于大夏、安息、印度诸国，亦以此名称之。朱士行之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宝利房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经录相传作于公元后三世纪，其说何所根据，今不可知。就年代而论，始皇与印度宣传佛教之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曾遣高僧远往各国宣传佛教，高僧来之咸阳，有可能性。以上要为推论，今更有新证证明。安特生（J.G.Anderson）于河南、甘肃发掘远古遗址，得有无数陶器，其花纹样式，同于发现于小亚细亚者。其时期距今约六千年，据学者研究之结论，其地居民或自小亚细亚徙入，或受其影响，果尔，则六千年前，东西已有交通。周代兴于西北，重视玉器，中国本部固无重要产玉之区，周历初以七日纪日，同于外历，均足以促人审思。及至末年，数学、天文视前大有进步，今据学者之研究，疑其深受外国之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销兵器，铸为金人十二，汉武帝讨伐匈奴，得其重器，列休屠王之祭天金人于甘泉宫中，又得昆邪王之金人，知其烧香为祭。金人之为佛像，虽或近于猜想，而中国与亚洲西部及印度之有交通，实无疑问。武帝又谋夹击匈奴，遣张骞西通大月氏，及抵大夏，见邛竹杖蜀布，询之，知其来自中国，由印度贩至大夏者。据此，西南亦有交通。后班超降服西域，遣其属下甘英西通罗马，至波斯湾而还。其时欧洲、中国尚无直接贸易，货物均由安息商人转运。

欧洲人深入亚洲腹地，始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东征，初波斯西攻希腊，大败而归，双方之仇恨深积。后马其顿国崛兴于希腊之北，降服南邻城邦，其名王亚历山大幼受希腊文化之影响，深表同情于希腊，具有雄心，欲征服世界，乃自小亚细亚追逐波王，侵入亚洲西部，公元前三二六年，逾越兴都库什山，抵于印度西北。会军士思归，不肯前进，始留戍兵而归。斯役也，促进欧亚之交通，从军之希腊人有留于印度西北者，建立小国，商人往来者尤多，贩运货物，中国丝遂传入希腊。亚历山大之师亚里士多德，西方之大哲也，其所著之书，中举丝名，丝在古代为我国之特产，而亚里士多德能言其名，则其传入欧洲殆无疑义，且进而为中欧交通之铁证。及罗马兴起，贵族需用丝绸，价同黄金，商人谋自海上来华贸易，先是罗马征服埃及，商人渡海至印度贸易。至是，船自印度东行，渡马六甲海峡，泊于安南，其地遂为国际商业重要之地。公元后一六六年，我国史称大秦安敦王遣使朝贡。其时值罗马皇帝安敦勒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使臣自安南遵陆路行，直达京都洛阳。其事未见于罗马史，古代商人，固有冒充贡使者，其重要则证明罗马商人之来中国耳。船向东北前行，即达中国海岸。二二六年，二八四年，皆有罗马商人来至广州之记录。

据上所言之史迹，上古中欧当有交通，公元后三世纪，海上亦有贸易，亚欧往来遂有水陆二路。陆路商人结橐驼队而行，逾越流沙，途中困苦，非言可喻；水路船舶运输往来较易，商人乃多舍陆就水。后罗马分东西二国，五世纪，西罗马衰弱，野蛮部落侵入，欧洲之文化大受摧残，地理上之知识丧失几尽，欧亚之商业中衰。幸东罗马维持其间，及穆罕默德创立回教，统一阿拉伯半岛，同化野蛮土人，国势骤强，阿拉伯人掌握东方贸易之权。中国时唐太宗在位，政治清明，境内安堵，待遇境内外人，大体上本于种族平等之原则，国际贸易颇发达于广州、泉州，外人来至广州者尤多。后唐室衰微，海盗渐多，流寇祸作。其首领黄巢所到之地，屠杀焚掠，无恶不作，及陷广州，尽杀外人，商业始衰。北宋旋复旧观，南宋军饷无出，奖励商业，海道转盛。十三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其酋成吉思汗率其铁骑出征，无不胜利，子孙乘其余威，跨有亚欧二洲，驿站之传递公文，橐驼队之往来，海上之交通，均称便利。蒙古人之待异族也，优于汉人、南人，教皇遣人东来，马可·波罗仕于其朝。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之首都君士坦丁堡，掌握欧亚交通之路，回商乃垄断商业。

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状况视前进步，东方物品之市场需要正殷，葡萄牙王子亨利（Prince Henry）奖励航行，谋觅新路，以达印度，其勇于冒险之船长沿非洲海岸前进，一四八七年，抵于好望角，一四九七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船绕道非洲，次年抵于印度，阿拉伯商人阻其贸易，然终贩买货物而归。葡王得报，遣兵舰东渡，俄据印度西岸之良港歌那（Goa），以为根据之地，东取马来半岛之马六甲。葡人复来中国，租借澳门，垄断东方贸易凡有百年。荷兰、英吉利商人起而与之竞争，荷兰占据南洋群岛，英吉利经营印度，法兰西诸国商人继之而至，东方葡萄牙之商业大衰。欧洲人东下之动机，始则求一航路直达东方，贩运货物以得厚利，航海家冒险事业之进行，常得国王之助，国王之政策，则欲收其发现之地，臣服土人，建立广大之海外帝国也。其远离祖国之水手，多为富于欲望之青年，对于土人无恶不作，及据其地，葡王委任官吏治之，天主教神父后随之往。葡人初受回人之虐待，常有报复之心，强改土人之宗教，东方人民恶之。其贩运回欧之货，多属贵族之奢侈物品，如中国之丝绸、瓷器、纺机，印度之宝石、美珠、颜料，南洋群岛之豆蔻、丁香，其运来之物，以玻璃钟表等为多。

综观中外交通之略史，吾人发生之感想，则为世界各国民族因其地理上之位置，历史上之遗传，社会上之需要，产生特殊文化，及与外国接触，而始有所比较，发生异同，引起学者好奇研究之心理，常于有意无意之中，吸收外国之思想，模仿其制度，试以个人证之。个人生于社会之中，自少而壮，由壮而老，莫不深受家庭、社会环境之陶冶。其习惯行为思想言论之大部分，概为社会之产物，换言之，个人之在社会，以模仿为多，聚个人而成团体，合团体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世界。世界文化之进步，一由于天才之创造，一赖模仿之能力。是故民族于世界上之占重要地位者，常于二者觇之。模仿之性质可别为二，其一于有意无意之中，自由模仿他国之长，以补本国之短，其一于困辱之后，始知墨守祖法之不利，迫而模仿他国之长。一八六〇（咸丰十）年前，我国所受外国之影响，多属于前者，其后所受之影响，多属于后者。其区别虽近于牵强，而目的则欲读者之深思也。学术思想所以促进人类之幸福，不受国界之限制，我国文化于世界上之贡献，吾人多能言之，而外国影响我国者，吾人亦当知之。兹略言之于下。

一、物产

物产以种子、土壤、气候之关系，各地不同，其自外国传入者，不知凡几。据学者良芳（Berthold Laufer）所著之中国伊兰（Sino-Iranica）一书，考证中国植物自伊兰传入者，不下数十种，如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胡桃、胡荽、胡蒜、胡葱、豌豆、菠菜、胡萝卜、枣树、黄瓜、西瓜、无花果、皂荚、凤仙花、胡桐之类，历时既久，中或改去胡字，今为吾人常见或日用之物，将信其原生长于国内矣。其传入中国则始于西汉，张骞奉命西通西域，携植物种子如苜蓿、葡萄而归，后人以其开通西域，凡自西方传入者，多附会于张骞。其信而有征者，则为苜蓿、葡萄，余多逐渐传入，兹举数例，说明于下。武帝得天马于大苑，知其性嗜苜蓿，求取其实而归。《史记》记葡萄亦于此时传入，渐种植于北方，《唐书》记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西瓜原为产于西域之瓜，夏时食之，可以止渴，其种亦得之于西方。梁（六世纪）陶弘景曾言寒瓜，其种类今不可知，五代史称胡蟠居契丹（十世纪）始食西瓜，称其破回纥得有此种。十一世纪，宋仁宗遣使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分授民种，其分种成熟正与江南之气候相宜，农民胥受其赐。十六世纪，闽人得番薯种于外国，硗瘠之山地，皆可种植，木棉玉蜀黍亦自外国传入。关于锦绣矿物药石，亦有自波斯传入者。其关系于民众生活，至深且巨。

二、思想

战国时中国之时间观念、天文、算术等均有进步。法国著名之汉学家马斯泊罗（H.Maspero）称当时及汉代文学与印度、波斯相似，昆仑故事传自印度；中国初无行星之名，至是始乃知之，其分一日为十二时，为巴比伦之制；墨子所论之几何原理，同于埃及、希腊。其说今无传入中国经过之明证，尚难指为中国确受其影响。《史记》中律历志所言之律，尽同于希腊哲学家之言。外国学者之发明早于吾国，国内先无讨论，一旦忽有若大之进步，颇足以促吾人之深思。其后中外交通益繁，佛教传入，其始祖释迦牟尼感于生老病死之痛苦，入山求道，了解人类痛苦之道，由于欲望，倡说八正道于世。其教初基于印度固有之因果轮回，免除痛苦之思想，而佛陀阐明伦理上之责任，及慈悲不杀之旨义，合知识情绪二者，成立宗教。佛教传至印度西北，深受环境之影响，僧侣敬拜佛陀为天神，重视祈祷，由是传入中国。后汉始译佛经，自东晋至唐为其极盛时代，译书既多，流传益广。南北朝时士大夫多与高僧往来，研究佛法，其以儒家自命而辟佛者，间接亦受其刺激。相传梁武帝时达摩东渡，我国始有禅宗，其要旨则所谓“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也，识者近谓禅宗产于中国。无论如何，要与佛教有关。宋代道学家之主敬主静，即佛教静坐之变相。大儒陆九渊、王阳明等莫不吸收禅宗之思想。佛教传入之后，方士受其刺激，效其组织，成立佛教变相之道教。佛教既入中国，后于名都大城，创立佛寺，其中佛像繁多，种类不一，见之警人身心，因而附会天堂地狱之说，隐喻奖善惩恶之意，又如轮回之哲学，说明吾人今生之享受，定于前生之功过，来生之享受，定于今生之行为。其说深入人心，往往于无意之中，约束人民，亦来自印度者也。回教、耶稣教传入中国，亦有相当之地位。十七世纪，耶稣会教士输入西方科学知识，固其明证。清代汉学大师戴震等精通数学，其考证之精核，或受科学方法之指导也。

三、文学

中外交通以来，文学受外影响，秦汉以前，固无论已。及佛教传入，其经典梵文本也，汉人能读者极少，汉末开始翻译佛经，高僧以其文法构造之不同，字义思想之悬隔，袭用文学上之旧语，不免于附会失真，后乃创造新语。近据日人《佛教大辞典》所收入之新语，凡三万五千，其少数成为我国文学中之习见语，如法界、果报、刹那等之类。汉译之佛典文体，迥异于通行文字，其倒装句法，解释语法，形容词句，及无韵诗歌，皆足以觇外来文学之色彩。译者颇求其通俗，梁启超称之白话新文体，盖有所见。宋代之白话文学受其影响，其最明显者，则理学家之弟子效法禅宗之语体文而作语录也。戏曲亦为文学作品之一，说者疑其曾受外国影响。许地山分析梵剧，谓歌舞乐在宾白之间，以及表演之角色，类近我国之杂剧，其相似之点，虽不足为曾受印度影响之明证，然而固为有力之建议。其他影响于文学者，尚有反切、四声等，反切之法，合二字之音为一字，上必双声，发音相同，下为叠韵，收声相叶。说者尝谓反切由于天籁，不烦人造，殊不尽确，应劭《汉书》之注，孙炎《尔雅音义》之作，其法始乃大行。梁时慧皎所著之《高僧传》中有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传声则三千有余。”要之，音韵学之始祖，皆在曹魏，适当佛教传入之后，其受印度影响，殆无疑义。其可附带说明于此者，则为字母。《隋书·经籍志》云：“自后汉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谓之婆罗门书。”《高僧传》记谢灵运咨询和尚慧睿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及唐失传，高僧守温因而整理来自西域之三十六字母，以为切韵。四音由音韵演进而成，沈约自称为其所作，殆不足信。韵学与律诗关系密切，唐代律诗之盛，岂无因乎？

四、科学

科学之受外国影响者，秦汉已如上述。及唐武则天临朝称治，六八四年，颁行高僧根据印度历法改订之光宅历。七二一年，玄宗诏僧一行再订历法，一行步推，依据印度成法。同时数学亦有进步，不幸书久佚亡，内容今不可知。元时领土初有中亚细亚，回人之天文学术传入，郭守敬受其影响，造成负有盛名之仪器，明末耶稣会教士来华，其人精通天文、物理、数学、医学，将其输入中国，以为布教之机会，其最著名者，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利玛窦习学中文，身穿华服，初传教于广东肇庆，后往来于南京、北京，上表进贡于明廷，后死于北京。学者从之游者，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其所著重要科学之书，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通篇》《西国记法》《勾股义》《测量法义》等，其所作之万国舆图，故将中国置于中央，迎合时人之心理。死后，顽固者目其教为邪教，政府放逐教士于澳门。其时满洲崛兴于东北，迭败明兵，明廷以炮御之，复召教士工匠于澳门，铸造大炮。汤若望等应诏入京，教士鉴于旧历沿用已久，中多错误，得旨开创历局，编纂历书，兼造天文仪器。仪器种类颇多，以铜为之，精巧称于一时，后清兵入关，幸赖多尔衮之保护，未尽损坏。未几，清廷颁行教士编定之《时宪历书》。及康熙亲政，南怀仁奉诏，筑观象台，置新造之天文仪器于其上，后铸重炮，以平三藩之乱。康熙诏其进讲西学，扈从巡游，复命其考察各省之地势，绘成地图，历三十年始成，名曰《皇舆全览图》。总之，耶稣会教士之影响于我国者至深且巨，数学，我国学者自受其指导，研究颇有心得，久已失传之天元四元，复明于世，汉学大师且多精通数学。其所造之天文仪器，颇有美术上之价值，八国联军之役，德国取之而归，大战后复还我国。医学传入国内，新法牛痘拯救无数婴孩，其法创于英人，一八〇三（嘉庆八）年西班牙人传之于中国。

五、美术

美术之范围颇广，先秦美术作品之存于今者，多为金石。殷周彝器无制造人名，其花样多同，无个人创作之表现。及至汉代，花样之种类增多，其兽形类于外国之样式，盖自西北传入者也。汉代石刻，内容或为神仙故事，或历史人物，或为奇兽，要多粗浅，迨佛教传入，乃深受希腊、印度一派之影响。初亚历山大东征，留戍兵而归，及其死后，其部将立国于西亚，希腊美术传至亚洲，大夏、安息所铸之钱币，中印王像，其服装同于希腊神像，及大乘佛法盛于印度西北，雕刻之佛像骤增，其裸体之状态，肌肉之弛张，生气勃勃，一如活人，模仿希腊之迹，显然可见。其表现之意义，则为印度之思想，故有印度、希腊雕刻一派之称，至是，随同佛教传入中国。近时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于新疆掘得之佛像，尤其明显之证，古书称高僧往印求经者，曾带佛像回国。北魏大同（今名）龙门刻石，工程伟大，精细为国内希印雕刻之名作。塑像，唐代杨惠之负有盛名，其所塑之神像，神态弈然，其四尊罗汉尚存于苏州甪直镇。元代之建筑，颇受回人之影响，佛寺之建筑，塔则仿自印度，国内屋脊今皆斜下，亦受外国影响。绘画秦汉殆无名家，画家所用之毛笔，绘画之材料等，均为中国产物，佛教对之，虽无重大之贡献，要亦与之有关，或促进其发展，如供给画家佛教上之人物，顾恺之于寺中作画，卫协善画神像等，皆其明例。梁武帝虔奉佛教，遣人至印度，习学壁画，近时西北废寺发现壁画，其画固自外国输入者也。兹为便利之计，附言歌乐于此。汉代初以安息之献，角觚戏兴，西域乐器先后传入中国者，有胡角、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等，并得乐工教习歌曲。隋炀帝定乐为九部，中多胡乐。唐兴，《霓裳羽衣曲》由凉州节度使进献。歌舞亦受外国之影响，如《旧唐书·音乐志》称拨头出自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自唐以来，音乐虽有变迁，而大部则仍相承，迄于今日。

以上列举之事实，不过证明中国之文化，曾受外国之影响，欧洲近代文化则合埃及、希腊、希伯来、罗马诸国之贡献而成，原无足异。闭关自守之国，既无比较之可能，又无有力之刺激，进步往往困难，文化实无国界，欧洲思想，亦曾受我国之影响，如法国哲学家卢梭主张自然，则受我国老庄之影响，尤有进者，外国文化传入之后，多受我国思想环境之影响，成为国内文化之一部分。其性质遂迥异于其在外国，吾人无须自馁也。同时，各国之政教，多基于历史环境，于其传入之前，当有深切之研究，详论其利弊，外国之事物，未必皆有良好之结果，鸦片、烟草、杨梅毒疮尤其明显之例。鸦片之为害也，破坏道德、家庭幸福、经济状况、政治安宁，其种子自西北传入，近代自海上运入，造成大祸，其事详于后篇。烟草植于美洲，西班牙人移植于菲律宾岛，闽人传其种于福建，于是我国始有旱烟、水烟，最近卷烟传入，漏卮甚巨，且有害于人生。杨梅毒疮，说者言其初盛行于北美洲之南部，西班牙于发现新大陆后，占据其地，其远离祖国前往之青年，多贪利无餍，放纵情欲，染得病菌，恶疾遂传染于他地。我国之有此病者，始于广东，其后渐及于他港商埠。三者之害，显而易见，尽人所知，思想制度不善利用，其害或甚于此，盲从不辨是非之害，可不惧乎？总之，一国容纳外人，国际上接触之机会增多，发生比较之心，造成精确判断之能力，天下之害，实多生于蒙蔽狭隘也。

古代中外之交通发达，何近代闭关而拒绝外人之甚耶？吾人就历史上之背景而言，上古中国外患力足以制之，及五胡之乱，促进华夷互通婚姻之机会，隋唐曾去种族上之畛域，隋文帝、唐太宗之后皆为胡人，蕃将之立功于唐者，史不胜书。宋受外族之蹂躏，夷夏之观念渐严，理学之发达，士大夫之胸襟益狭，终见灭于蒙古。蒙古人之入中国也，大肆屠杀，既平宋后，虐待汉人、南人，而又防其叛乱，禁南人携带兵器。其治中国也，唯知榨取于民，人民不堪其苦，加以喇嘛之横暴，官吏之贪墨，贫民铤而走险，相聚为盗。朱元璋力并群盗，驱逐蒙古人而北，为事颇易，斯见汉族之痛心疾首于蒙古人矣。其明显之结果，对外引起仇外之心理，对内容忍皇帝威权之扩张，及明中叶，倭寇之祸大作，时人深信海上贸易，为其祸根，朝廷采用严监外人之政策，闭关思想，遂益发达。明亡士大夫抱有恢复之心，其种族之恨恶，往往见于著作，其入人之深，乃转而以对欧洲人。欧洲人初至东方，不知中国之情状，其政治家以为文化发达之古国，不惜卑辞厚币求于中国。其远渡之水手，多为富于野心之青年，类近海盗，无恶不作，反足以引起华人之恶感。其心目之中，以为外人嗜利无厌，心怀叵测，凡其要求概以恶意推度，自不研究其国中情状。朝廷大臣坚信夷人恃茶叶、大黄为生，封舱为驾驭之秘法，遂益骄傲，荷兰诸国且以藩属自居，相沿既久，视为固然。吾人于言中外冲突之先，当略先知其来华之经过，及其贸易之情形。

初葡萄牙占据歌那，东取马六甲。一五一六年，葡人附船抵于中国，明年（正德十二），葡船八只来粤，泊于上川岛，遣船偕同使者前往广州，葡船继之至者，贪婪横行，官吏捕之，不得，囚其使者，使者俄死于狱中。一五二二年，葡使复至上川岛，明兵击之，余众逃往电白岛，葡人心犹未已，航达福建、浙江，经商于泉州、福州、宁波。而宁波商业后颇发达，葡人强改华人宗教，诱拐妇女，长官讨之，杀教徒一万二千，内有葡人八百，泉州亦杀葡人，生者逃往电白，电白遂为商港。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葡人纳贿粤官，得于半岛澳门（今名），创立货栈，晒干货物，葡人始得经营澳门，岁纳地租。中国对于澳门建筑城墙，限制交通，但仍认为领土之一部分，一八〇八年，英与法战，遣舰保护澳门，两广总督吴熊光令其撤去，奏报朝廷，嘉庆责其防范不善，即令革职办罪。其地诉讼归于华官判决，犯罪之葡人由其官员交出；管理商业之权亦操于华官；如后广州停止英国商业，而葡官亦奉命拒绝英人住于澳门也。葡人既得根据地于中国，垄断远东之商业，阻挠后至之欧商。其政府谋得权力，先后遣使臣来华，前三次未达北京，第四使臣得觐康熙，第五则朝雍正，第六则觐乾隆。使臣执礼甚恭，然终不得要领而归。其后葡人之贸易衰微，而澳门仍为外人居留之所。

耶稣会于一五五二年成立，宣传天主教于东方，葡人管之甚严，教皇派僧召集会议，议定章程，凡至中国者，须通华语文字。其人曾受良好教育，输入科学知识，迎合人民之心理，利玛窦谓上帝为天，许其教徒祭祀祖先，礼敬孔子，信者渐多。后守旧派杜米尼坑（Dominican）等教士来华，指摘其传教方法，乃开会于广州，共谋有所解决，而祭祖拜天为会中争论之焦点，未有结果。旧派诋毁耶稣会于欧洲，报告教皇，葡人恶之，曾阻碍其工作，葡法大学倾向守旧，恶其思想之激进，耶稣会之敌增多。教皇改变态度，一七〇四年，派使携带教令来华，禁用天字及拜祖先，康熙根据耶稣会教士之报告，捕之送往澳门，教皇再派使者入京觐见康熙，请求管理教士，康熙不许，先曾遣使往谒教皇，杳无信息，疑其被杀，乃严待之，一七一三年，教皇解散耶稣会。其时江南有教堂百所，教徒达十万人，他省亦盛，竟以教皇之禁令，发生阻碍。一七二三年，雍正嗣位，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安置教士于澳门，改天主堂为公廨，上谕许之，天主教始衰。其原因则教士内讧，教皇妨碍耶稣会之传教事业，雍正以教士干涉内政，而身信奉喇嘛教甚虔，故禁其传教，及乾隆末年（十八世纪末叶），教乱迭起，天主教之禁令益严。一八五〇年，嘉庆严禁教士刻书，而神父传教之热忱，未为稍挫，仍有潜入内地者。基督教初以荷兰之保护入于台湾，及荷人被逐，教士亦去。一八〇七年，英国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粤，马礼逊，基督教牧师也，译成《新约》，刊行中英字典，我国遂有基督教。

方葡萄牙经营东方也，西班牙雇用之水手发现美洲，一五二一年，其臣麦哲伦绕行地球，发现菲律宾岛，西人据之，后海盗林凤（旧误译为李马奔）率众攻之，战败而逃。闽官遣舰侦之，抵于菲律宾岛，次年，其长官遣教主二人为使，附舰渡闽，请求通商，使者无所得而返，再遣使者重申前请。中国许其贸易于广州，然遭葡商之忌，无大发展。十七世纪，闽人经商于岛中者日增，西班牙先后惨杀无辜之华人凡四万余名。其南渡者不为稍止，西官乃限制华人六千住于岛中，每人年纳丁税六元，其不改奉天主教者逐之，商业仍操于华人之手，西人用墨西哥银币买货，墨币由是流入中国。

荷兰人继二国东下，先是，荷兰为西班牙之属地，其人坚决果敢，信奉新教，不堪西班牙之虐待，叛而独立，会西班牙、葡萄牙合并，严禁荷商贩货于葡京。荷船迫而东渡，一六〇四年，抵于广州，以受葡人之阻挠，先后均无结果，改用兵船来攻澳门，不胜，逃之澎湖，更退据台湾，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自厦门率军二万余人，渡海攻取台湾，荷人大怒，遣船援助清兵攻陷厦门，而于台湾则无如何。其后康熙征台，诏荷兰助战，而荷舰失期，及至，台湾已定。荷商既不得志于广州，乃于福建要港贿赂长官，贩运货物，一七六二年，始设商馆于广州。其政府谋得商业上之权利，以为能得朝廷之许可，则广东之困难立即解决，又以卑事日本幕府，得通商于长崎，遂迭遣使卑辞厚币来至北京，遵朝见之惯例，行三跪九叩首之尊礼，惜皇帝未曾稍假颜色，允许其请也。结果清廷定其贡期，列为藩属。

十六世纪末叶，英王致拉丁文书于中国皇帝，请求通商，不幸船破。其商人俄组织东印度公司，遣船驶往广东，葡官鼓动粤官拒之，英船曾炮击虎门，直驶黄埔贸易而去，其后至者，均不得贸易。会政府许其通商于台湾、厦门，二地贸易颇形发达，后台湾以降清而商业告终。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朝令各口准许夷船互市，公司船俄至广州，海关监督借端勒索，公司患之，遣船贸易于厦门、宁波，奈其长官非法需索甚于广州，公司后设商馆于广州，并巩固其地位于印度，在华贸易之额数占据第一，益欲改良商业之状况。一七七八（乾隆四十三）年，英王遣使前往北京，中途船覆，杳无音信，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王遣大使马尔加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粤督以大班之禀报，奏其来祝万寿。明年，船抵大沽，马尔加尼自称王使，华官颇礼敬之，遣船送往北京，中立大旗，书曰：“英使朝贡”。及抵北京，乾隆适在热河，乃往觐见，大臣说其遵行三跪九叩首之礼，不得，乾隆许其以觐英王之礼朝见，待之颇厚。大使要求英国公使驻于北京，设立商馆，中国开放宁波、天津，而于舟山、广州附近，给予英商住留之地，改减船税。原文并无传教之要求，而乾隆诏书则言及之，盖由于译文之误也。大使又说中国派遣公使驻于欧洲，清廷复文一一拒绝，遂无成功而归。十九世纪初叶，英美交战，英舰捕获美船于澳门，粤官强令英商交出，争执颇烈，后始让步解决。英国欲因解困难之症结，且谋商业上之利益，一八一六（嘉庆二十一）年，命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为大使东渡，及抵天津，长官说其叩头，不许，旋至通州，即往圆明园，明日，至园，大臣强其觐见，大使谓其疲乏已极，而国书礼服未至，拒绝其请，朝臣说其回国，英使遂即日出京。初嘉庆欲其如礼觐见，谕称不肯跪拜，即阻其入京。而大臣贸然同之至京，乃欲于困乏之余，而强其三跪九叩首也。大使之来，徒增二国之恶感耳。

欧洲关于中国之知识，多赖法国教士之报告，教士富于学识，本其见闻，发为文字，而使欧洲人稍知中国之状况。法国在华之商业殊不发达，其王未曾遣使远至北京，请求通商，一六六〇年，始有商船来华，一七二八年，设立商馆，而贸易仍无进步。十九世纪之初，英法战争，法国海外之势力远非英比，其广州领事（大班）馆之旗升落不定，其他在粤贸易之商人，有美利坚、瑞典、普鲁士等国。美国初为英国属地，其需用之茶叶，由东印度公司转运，独立后，始谋直接贸易。一七八四年，美船抵于广州，其商人无专利公司之限制，而船只较小，便于运输，商业日益发达，在华之地位跃为第二。其余诸国均有商船来粤，惜其商业无足轻重，华官待之，多如英美商船。

水路通商略言于上，陆路与俄国交涉颇早。俄自蒙古人侵入以来，颇受中国之影响，及独立后，经营西伯利亚，数遣使臣来至北京，中国殊轻视之。方清帝入主中国也，俄军乘势侵入黑龙江边境，建筑雅克萨城，驻兵守之。会康熙于平三藩之后，出兵围陷其城，毁之而归，未几，俄军复至，清兵攻之。一六八九（康熙二十八）年，二国代表议和于尼布楚，缔结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毁雅克萨城。二国边吏不得容留逃入，严禁猎户人等擅越国界，其有护照者始得贸易，违者各送本国治罪。约成之后，俄皇迭遣使臣来华要求改约，使臣遵守三跪九叩首礼，亦无结果。一七二七（雍正五）年，二国始订恰克图条约，初外蒙古与俄先有互市，及其臣服中国，疆界互市之问题，须协商于清廷。至是，雍正许俄议定疆界，成立恰克图条约共十一条，明年，批准。条约规定边界，互交罪人，递送公文，及贸易往来。中国许俄建筑俄馆于北京，教徒可学华文。会清用兵于准部，患俄助之，亦遣使臣入俄。二国自订条约后，恰克图之百货云集，乃为漠北贸易之中心点，边吏增订互市章程。新疆自征服以来，边界贸易亦有进步。一八〇五（嘉庆十）年，俄船二艘驶入广州，关督延丰许其卸货，朝廷严办其罪，其心理则俄人于陆路上已有通商之权，不应再至广州，贩运货物，而违反旧制也。

十七世纪，广州、厦门、宁波皆有外船互市，税收以广州为轻，其贸易最为发达。一七〇二（康熙四十一）年，朝廷遣皇商来粤，垄断国际贸易，其人非广州之大商，外商恶其贩卖迟延，粤商恨其专利，官吏嫉其夺去税权，皇商乃许粤商贸易，其条件则每船纳银五千两，其制后废。商人羡其获利之厚，趋之若鹜，互争利益，俄自觉悟，成立公行，划定物价，外商抗议于总督，谓将离港他往，总督饬命解散，商人旋复组织公行。政府防范商欠及其弊端，禁止商人私与外商贸易，更以广州商业之发达，便利征税及监督外人之计，一七五七（乾隆二十二）年，诏定互市限于广州，公行遂有所恃，其会员骄奢日甚，破产者多，乃告解散，一七八二（乾隆四十七）年，欠债事起。其时民间借债月利低者二分，高者五分，外商运银来粤借于商人，或博重利，或预订货，商人有无力偿清者，官管行商益严。行商一称洋商，其行曰洋行。据林则徐之奏文，嘉庆十八（一八一三）年，粤海关总督德庆奏准设总商综理行务，嗣后承选新商须联名保结，行商凡十三家，渐有倒歇，道光九（一八二九）年，存有怡和等七行。监督延隆准新商试办一二年，由一二商人具保承充，十三行遂复。其品流始杂，欠债增多。一八三七（道光十七）年，粤督邓廷桢会同关督奏复联保旧制，其歇业者准其联保承充，不添一商。行商设有公所，会商公共事务，对于政府负有管理外人之责任，对于外商有指导之义务。外商贩来之鸦片、棉花，输出之茶叶、丝绸，初皆由其转卖，货物之高低，供给之量数，由其操纵，并得抽货价百分之三为其归还欠款，或补偿损失之费，不幸其款后归官吏。

外船之驶往广州也，先行商定税金规礼，然后入港。清代关税，一曰船钞，一曰货税。船钞根据船只之大小分为三等，其法测量船身之长宽，按其等级，以定其额数，货税颇轻。正税而外，官吏规礼多至六十余种，雍正收之归公，乃另立名目，勒索如故。其收入最丰者，首推海关监督，监督身为满人，多为皇帝亲臣，管理商业，征收税银，其品秩与督抚相等，不受其节制，先是外商不堪勒索之苛扰，则共同抗议，而以不至广州为要挟，粤官斟酌情形，或去弊端，或拒其请，迨朝廷宣示广州为互市商港，外商始失要挟，及行商成立，管理之法益备。外船来粤，先得澳门同知之许可，租屋于行商，及船泊于澳门，船主至其衙门，雇用领港通事买办（买办亦得于船入黄埔时雇用），船再驶往虎门，关督丈量船身，视其货物，定其税金规礼，船主如数与之，然后驶入黄埔。及船泊于码头，船主报告货物于行商，由其介绍，或供给房屋、货栈、仆人等。其贩运货物也，专向行商磋商，价值之高下，由其决定，外商苟以价太低廉，亦得拒绝出售，顾其远至广州，不愿再运货物回国，而多尊重行商之意见也。运回之货物，多为丝茶，法律规定每船载丝不得过于一百四十石，余多茶叶，其价亦由行商定之。外船之在黄埔也，期约三月，通事买办皆得厚利，官吏胥役亦有赠遗。其不入港者，海关之税额，官吏之规礼，均得减半，行商之佣钱，则为二千余两。

广州之外商无购地置产之权，其住宿办公之商馆，数凡十三，为行商之产业，盖行商十三也。租金取价低廉，外商每于冬季入住，货栈则在河南，亦为行商之产业。粤官之管理外人，也订有条例，后益严厉。其要款如下：一、兵船不准驶入虎门泊于内江。二、番妇枪炮不准带入商馆。三、洋商不准私借夷款。四、夷商雇用华工不得过于定额。五、夷商不准乘轿。六、夷商不准划船取乐，每逢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始得往游花园。七、夷商不准直接上禀长官，须由行商转递，并受其管理。八、夷商不准久居商馆，贩买之后，须即回国，或往澳门。规则中一、二、七三条，执行颇严，其禁兵船武器者，以防变起不测，而不易管理也。其禁妇女之入商馆，一由于中外礼俗之不同，其时国内上中级社会之妇女，居于深闺，而外国男女同行，其服装自华人观之，则为妖艳，迄今民间尚有取种之说，一防外人久住不去也。其禁外人上禀，官吏称为严肃政体，且为免除烦扰，便利行商管理之也，后以弊端丛生，始准夷商于城门递禀。其禁外商久居广州，外商去时，雇用工人看守商馆，往来概须纳费，其无住宅于澳门者，出纳重贿，亦得私留住于商馆。第三条严禁借债，而行商常以中外之利息不同，多借外款。四、五、六三条均为具文，商馆雇用华工，官吏平日从不过问。坐轿之禁，本于轻视之观念，虽曾发生争执，然以外人不准行于市中，或自由出外，实无乘坐之必要。其往游花园，向不遵照定例，无事则划船渡河，散步园中。综观管理章程，可称琐屑，其动机则官吏认“夷人犬羊之性”，不宜亲近，发生事端，又患奸商之欺愚外人，乃借行商保护之也。

行商外商之买卖也，从未订立合同，双方均能履行言诺，其信实昭闻于世，相处亦颇和善，尤以伍绍荣诚实不欺，慷慨好施，见称于外人。其得承充行商者，固须连保，亦当纳银，凡遇大荒河灾，均须捐款。一八三一（道光十一）年，朝令归还商欠，伍绍荣出银一百十万两，一八四一年，英军将攻广州，将军奕山议和，伍绍荣出银一百万两，曾自谓其财产，共值二千六百万两。其款虽由经商之才能而得，亦赖专利制度之助，其不善经商而拖欠外债无力归还者，亦复有之。其时国际贸易之普通言语，则为印度、葡萄牙、英吉利语言合成之洋泾浜话，通事习学其常用之话，全国无精通外国文字之人。商业虽受种种限制，然以实用科学之进步，世界交通趋于便利，年转兴盛。一七五一（乾隆十六）年，黄埔江中外船十八，英占半数，一七八九（乾隆五十四）年，增至八十六只，大多数属于英商，美船次之。《达衷集》记一八三二年，英船有北上觅新港贸易者，及抵上海，其船主称前来船七八只，现大船七八十只，买茶叶三千万斤，湖丝几百万元。外船运来之货，则为鸦片、洋布、羽毛、大呢、钟表。自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三三年，英美输入之货，价共四万二百万元，每年平均凡二千五百余万元，中国之输出者，价凡三万六千八百万元，每年二千三百万元，税收原定额银四万余两，一七九九年，增至八十余万两，鸦片战前，约银一百七八十万两。官吏之规礼，则不可知。

官吏对于外商欲其遵守惯例，饬令行商通事负责办理，除征收税金规礼而外，其曾引起争执者，则为法律问题。外人自通商以来，住于广州，犯罪者殊少。期内间有华人殴杀外人，水手亦有醉酒滋事，或误杀华人，或相仇杀者，初则概归华官审判，按律治罪，外人亦无异言，后则力谋避免华官之干涉。其主因则中国法律初较外国为优，及后外国改良法律，而中国仍守旧法也。其尤发生困难者，常为误会伤杀，不知谁为犯人，粤官责令船主、大班交出罪犯。其要求之理由，则共同负责之连坐法也。其法，子犯罪，父连坐，夫犯罪，妻连坐，兄犯罪，弟连坐，一家犯罪，四邻连坐；甚者一人自杀于仇家之门，主人即犯嫌疑之罪。同时，官吏连坐亦严，杀人越货之案发生，县官负有责任，境内倘有匪乱大灾，长官或受相当之处分。其对外人适用此法，乃当然之事。外人认为不公，事实上负责之人，往往难于负责，因其不知犯人之为谁何，而将其交出也。及起争执，长官或许外人出金抚恤以作解决，或停止贸易以为恫吓。外人住于中国，当守国内之法律，固无疑义。外人之辩护，则以官吏腐败受赂，而判狱多不公平也。其尤难于解决者，则粤官饬令商人对于本国政府之行动负责也。英舰曾捕美船于澳门，粤官严令英商交出，英商则谓政府之行动不能负责，几致决裂。其争执虽或一时解决，然非适当之途径也。

清廷之许外人通商，大臣谓其出于皇帝之天恩。乾隆于答英王乔治第三之诏书，自谓天朝之领土广大，物产丰富，皇帝不爱珍物奇玩，无须外货。其后俄船驶入广州贸易，关督奉旨办罪。朝廷以为俄人已得陆路通商之权，不应再沾天恩也。迨禁烟事起，自称深悉外夷一切伎俩之林则徐犹曰：“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此种思想足可代表普通心理。其时国内人口激增，生活艰难，教变迭起，祸乱时作，官吏之昏庸，军队之腐败，莫不昭于耳目。而政府尚欲遵守祖法，闭关于交通发达之时代，自不可得。盖自科学昌明以来，机械学有进步，轮船火车相继发明，世界各国之关系因之日密，又值工业革命，资本家开辟市场之心益急，外船来粤之多则其明证。商业既日发达，事务剧增，交涉日繁，而政府轻视外国。嘉庆曾以英兵保护澳门，特降谕旨曰：“试思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又不许其公使驻京，广州大班不得与长官直接交涉，乃无解决困难之途径与方法，祸根遂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