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1924年5月30日，新一届国会会议进行到第三天，贾科莫·马泰奥蒂在法西斯代表的嘲讽和要挟声中大步走向众议院的主席台。两年前，社会党清洗温和派，马泰奥蒂因此被驱逐出党，此后他创建了秉持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今天他将向众人传达一个信息：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掺杂了太多暴力因素，其结果应该被推翻。他详细地讲述着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选民恐吓事件，而法西斯代表则不断地出言打断他。“说谎!”他们喊道，“滚回俄罗斯去！”一位法西斯党人大叫道：“已经够了！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难道我们还要忍受这番侮辱？”一排怒不可遏的法西斯代表以胁迫的姿态逼近会议厅前部。“你这种人怎么能进国会！”一人叫道，“你这种人应该被软禁起来！”[1]在被打断了几十次后，他只好放弃演说，而法西斯党喝倒彩的声音盖过了反对党的鼓掌声。“现在你们得准备帮我写讣告了”，马泰奥蒂在走出会议厅后，对他的一位同仁说道。

墨索里尼也出席了这场会议，他的愤怒有如雷霆。他对新闻秘书切萨雷·罗西（Cesare Rossi）说道：“我们不能再让这个人在社会上活动。”

6月10日，马泰奥蒂将再度在国会会议上发言，这一次，他要谴责墨索里尼政府的贪污腐败。他家住在人民广场附近，午餐过后，他动身向众议院走去，路上突然冒出两个人，一把抓住他，想要将他拽进旁边的一辆轿车。尽管三十九岁的马泰奥蒂并不高大也不魁梧，但勇敢而敏捷，他将一位来袭者摔倒在地，正要挣脱另一位来袭者时，出现了一个戴着指节铜环的人，一拳正中他的面部。三人将半昏过去的议员拖到汽车里，他又起身挣扎，双拳砸在两排座位间的玻璃隔板上，而那些绑架者则残酷地对他拳脚相加。

汽车驶过罗马的街道，司机不断按响喇叭以便盖过马泰奥蒂求救的呼喊。呼救声很快就停止了，因为马泰奥蒂死掉了。他们是否受命将他杀死，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然而现在倒在他们膝盖上的，已经是一具尸体。这些人立即动身寻找抛尸的地点。他们驶到罗马城外约十五英里处，在离公路不远的一片树林里将他草草埋下。[2]

当天傍晚，马泰奥蒂的妻子没等到丈夫回家吃晚饭，经过一番问询，她才发现马泰奥蒂根本没有出现在国会。她很快报了警。次日晚上，便有目击证人声称，目睹了这位前社会党人被粗暴地劫持，塞进汽车，然后疯狂逃逸的场景。

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只因批评了法西斯党，就在次日遭受暴力劫持，除了那些铁石心肠的法西斯分子外，这一事件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群情激昂之下，墨索里尼试图和这起谋杀案撇清关系。6月14日，他解除了警察部门负责人以及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众人的疑心又落到了切萨雷·罗西头上，他不仅仅是墨索里尼的新闻秘书，手下还有一帮法西斯秘密打手。罗西只好躲藏起来。其他法西斯高层也很快落入了调查的大网。

从劫持用车取得的证据，帮助警方瞄准了杀害社会党议员的凶手。他们的首领阿梅里戈·杜米尼（Amerigo Dumini）曾向同党夸口，说自己已经根据政府最高层的指令，取了十几个人的性命。杜米尼是个美国人，1894年生于圣路易斯，他的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母亲则是个英国人。他十几岁时回迁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入伍，后来成了墨索里尼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在罗西的门下做事。

五个月前，墨索里尼曾和罗西以及数位法西斯巨头碰面，商议创建一支秘密队伍用于执行各种暴力使命，杜米尼便受托组建这支队伍。6月，他很可能是受到罗西的指使，劫持了马泰奥蒂。[3]

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了骚乱。因为殴打煽动群情的社会党人、把蓖麻油灌进他们嘴里是一回事，而谋杀国会反对党领导人且所有证据表明幕后黑手来自法西斯政权最高层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同日而语。而且这起凶案于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罗马中心地带，这种肆无忌惮令公众怒不可遏。一年半前，墨索里尼从一场暴力革命的首领一跃成为广受尊敬的政府首脑，他的许多拥趸都以为（或至少希望），他已经将残忍的过往抛在身后。然而马泰奥蒂惨案表明，这种想法显然太过天真。墨索里尼小心翼翼地从各方（老一辈民族主义者和自由党，以及大量的实业家和小商店主）获得支持，所有这些即将土崩瓦解。[4]

6月底，马泰奥蒂的尸首依然下落不明。反对党议员经过会面后宣誓，除非墨索里尼解散法西斯民兵以及其他用于恐吓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否则他们就不参加下一次会议。

保守派的报纸开始转变方向，将矛头指向了墨索里尼。原先还支持他的《意大利日报》（Il Giornale d'Italia）表示，犯下谋杀罪行的凶手必须被彻底曝光。那些支持墨索里尼的中产阶级多数派也开始转变观念：他们想要的是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而不是一个嗜血的独裁者。人们开始撕毁法西斯党员证，而当议会反对派走过罗马街头时，路人开始向他们致以掌声。在部分地区，法西斯民兵曾骄傲地走过街头，如今他们却不敢身穿制服在公众场合露面。[5]政府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它的垮台似乎已经难以挽回。

曾经的一连串成功令墨索里尼自我膨胀，可如今他忧心忡忡，更加让人不敢接近。他的心情极度抑郁，即便最亲近的助理也不敢前去见他。“基吉宫里弥漫着一股墓穴的气息”，他的助理昆托·纳瓦拉说道。[6]

这里的寂静尤其刺耳。过去，每当这位喧闹的暴君教训或者威吓下属时，他的叫喊声通常会穿透办公室的大门，可如今门板的另一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在危机最深重的那天，纳瓦拉来到总理的办公室：“说起那天的墨索里尼，我早上打开门时，有点吓到他，他只是显得有些心烦，跟平日简直判若两人。”这个沮丧的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左右摇头，来回撞着高靠背椅的镀金木边框的两侧，睁圆了双眼，又是鼻子里哼气，又是嘴里喃喃自语。[7]

窃听装置（他显然命令警察窃听他情妇的电话）捕捉到墨索里尼在电话里跟玛格丽塔·萨尔法蒂诉苦。

“你怎么样？”她问道。

“你指望我能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进展？”

“什么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吃惊了……我那些所谓的朋友都背叛了我，最令我不快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家伙都在想些什么。”

玛格丽塔警醒他，不要让怒火蒙蔽了他的判断力。

“根本就不是发火的问题，”墨索里尼回答道，“很不幸的是，命运显然把好牌发到了敌人手里。如果我输了，那么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我没有机会保住自己的颜面！”[8]

尽管墨索里尼试图和这起谋杀案撇清干系，那些罪犯的身份却将他暴露了出来，因为其中包含他最亲近的人。法西斯政权似乎要走到尽头了。

参议院（其成员由国王选择，而非通过选举产生）在谋杀案两周后重新开幕。墨索里尼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表示自己跟所有人一样，迫切地想要将这起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他表明一定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他还说对某些政府高层官员非常失望。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挚与清白。[9]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番演说没法替他开脱，却有一个人称赞了他。教宗特使塔基·文图里神父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言辞华丽的信，告诉墨索里尼，这番演讲令他深受触动。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赞墨索里尼出色的工作，并祈求天主保佑他在将来取得成功。[10]

法西斯领导人深受打击。这消息传出去后，各地法西斯头目都非常担心，从各省赶到罗马，希望他能振奋起来，然而他迷茫的状态令他们感到害怕。墨索里尼犹如感染热病的样貌令博洛尼亚的法西斯头目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Leandro Arpinati）心有余悸，“他双眼通红，仿佛刚刚哭过”。阿尔皮纳蒂评论说，墨索里尼就像一个即将宣布破产的商人。[11]

马泰奥蒂遇害，对教宗来说也是一桩灾难。梵蒂冈原以为墨索里尼的出现，让他们找到了可以合作的意大利领导人，然而现在反对力量正联合起来抵制国会，呼吁让宪法权利回归民众，墨索里尼对权力的把持已经岌岌可危。教宗决定倾尽全力挽救他。他首先从人民党入手，因为该党决定加入反对党联盟，呼吁选举新一届政府。尽管在官方层面上，人民党并不依赖教会高层，但如果教宗公开谴责它，它就不能宣称自己是天主教政党了。[12]

6月末，意大利人已经民心涣散，墨索里尼也前途未卜，于是梵蒂冈日报《罗马观察报》针对这场危机刊登了一则社论，提醒天主教徒牢记教会的谆谆教导，要服从政府当局，并且警醒他们不要“跃入黑暗之中”。受梵蒂冈监督的耶稣会刊物《公教文明》则紧跟着刊登了一则由主编罗萨神父撰写的文章，提醒读者牢记教会的教诲，要服从政府当局。他认为任何颠覆当前政府的行为，都可能让整个社会堕入无政府状态。他还特别将矛头指向了人民党反对派，警告说虔诚的天主教徒绝不会和社会党人合作。[13]

梵蒂冈向天主教政党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试图颠覆法西斯政权的各种举措为教宗所不喜，然而他们依然和其他反对党合作，试图将意大利重新带回到议会民主制的道路上。[14]

庇护也试图振奋墨索里尼日渐低落的精神。7月20日，这个周日上午，教宗让塔基·文图里向这位沮丧的领导人转达，教宗依然支持他。那天下午，这位耶稣会士交给墨索里尼一张纸条：“阁下，今天上午，教宗陛下似乎心情愉悦，他跟我谈起阁下的语气，令我确信这些话语必然会令您高兴、宽慰。”他给最后几个词加了下划线，并告诉墨索里尼，最好能跟他聊聊教宗的想法，希望能尽快同他会面。两天后，心烦意乱的政府首脑才打开这张纸条，他直接用彩色铅笔把答复写在上面，“周四上午12点”。这些时日是墨索里尼上台后最为灰暗的时日，教宗特使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他传达了教宗对他的支持。[15]

庇护十一世向墨索里尼提供的帮助，不仅限于宽慰的话语，他还让罗萨神父给予帮忙。教宗在书房里会见了耶稣会主编，命他再准备一篇论述当前危机的文章。两天后，也就是在7月末，加斯帕里枢机亲自来到《公教文明》罗马总部，取走了罗萨的稿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份稿件会在梵蒂冈和期刊办公室之间来来去去，上面出现了庇护十一世的黑色铅笔字迹。在得到教宗的最终首肯后，这篇不署名的文章将刊登在这份刊物上。[16]

在褒奖墨索里尼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并且暗示他和马泰奥蒂遇害没有关系之后，这篇文章警告说，任何针对政府的暴力行动都是不正当的。即便是合法手段（比如通过新一轮选举推翻政府）也应该避免，因为它将带来“严重的灾祸”。最重要的是，人民党永远不得和社会党结盟。[17]

马泰奥蒂的妻子和母亲不断地要求同教宗会面，这令庇护感到尴尬。教宗怀疑她们的目的是让墨索里尼进一步失势，于是拒绝了她们的请求。但是他也不想让自己显得铁石心肠，于是安排加斯帕里接待了两位妇女，给她们各送了一串受庇护降福的念珠。[18]

教宗对墨索里尼的支持从始至终，就算任何人对此抱有疑虑，教宗在9月初给一群大学生做的演讲也足以打消它。庇护告诉他们，意大利天主教徒永远都不可以和社会党人合作。[19]

* * * * *

墨索里尼非常清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教宗的支持有多么关键。在危机中，他安排孩子们学习宗教课程。十二岁的埃达、八岁的维托里奥以及六岁的布鲁诺都在同一天举行了首次圣餐礼和坚信礼。[20]

当教宗听闻这条喜讯时，另一个问题找上门来。尽管斯图尔佐神父辞去了人民党首脑的职务，他却仍然撰写文章批评政府。这件事令墨索里尼颇为烦恼，因为它意味着斯图尔佐仍然是反对派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于是，庇护十一世命令斯图尔佐停止对政府的攻击。[21]

这位西西里神父回答说，他可以离开这个国家，而教宗对这项提议感到满意。这不仅能让他离开意大利的政治舞台，还能为教会免去一桩麻烦事。因为只要他还待在意大利，法西斯暴徒就可能将他列入谋杀清单，一旦发生这种事情，教宗就更加难以支持法西斯政府了。10月末，斯图尔佐离开了意大利，他原以为这将是一趟短暂的出国旅行，可这次流放整整持续了二十二年。[22]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另有几桩头疼的事情，各省的法西斯头目越发质疑他的决心和意志力。1924年末，一篇题作《法西斯与墨索里尼反目》（Fascism Against Mussolini）的文章认为，只有地方法西斯党人才真正支持墨索里尼，并且谴责他搜捕杀害马泰奥蒂凶手的决定。三天后，由切萨雷·罗西筹备的一篇文章刊登在法国的刊物上，详细描述了谋杀的经过，直接暗示了墨索里尼和凶杀案的关系。米兰的《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是意大利最有威望的报纸，它建议墨索里尼引咎辞职。各种各样的流言也传布开来，一面说意大利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一面又猜测国王有可能任命一位新的总理。[23]

墨索里尼最后没有因为马泰奥蒂危机被免职，主要原因在于，反对派的解决方案也无法服众，而教宗不断地出手破坏反对派结盟，阻止他们颠覆法西斯统治，也起了尤为突出的效果。在缺乏合适出路的情况下，无论是国王还是军方都不愿意采取行动。[24]

墨索里尼把握到这番现实情况后，慢慢恢复了自信。如今他确信，法西斯垮台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1925年1月3日，在法西斯暴徒杀害马泰奥蒂不到七个月后，墨索里尼又在国会发表演说。这将会是他从政生涯最具戏剧性的一场演讲。

“在全体众议员和所有意大利人民面前，我要宣布，”墨索里尼说道，“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将独自承担所有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

“我们与你同在！”法西斯代表叫嚷道。

“如果所有这些暴力事件，是特定历史、政治和道德气候的产物，”墨索里尼说道，“那么我将承担起这一份责任，因为正是我造成了这种历史、政治和道德气候。”

“各位先生！你们在自欺欺人！你们以为法西斯气数已尽……但是你会发现……各位先生，意大利需要和平，需要安定，需要平稳。我们会给意大利带来这份安定和平稳，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这番宣言之下，法西斯党对意大利残存的民主势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注释：

[1] 贾科莫·马泰奥蒂，《谴责选举骗局的众议院演说》(1924)，

[2] Milza 2000, pp. 365–367; De Felice 1966, p. 620. 有关谋杀马泰奥蒂事件及其余波的详尽考量，参见Canali 2004b。

[3] Milza 2000, p. 370; CC 1924 III, pp. 80–89.

[4] De Felice 1966, p. 630.

[5] Milza 2000, p. 378.

[6] De Felice 1966, p. 644. 后来，当墨索里尼回想马泰奥蒂遇害后的几周时，他说道：“那些时日，我有一种孤绝的感受，因为基吉宫通常都人满为患，现在却如此冷清，仿佛暴风雨刚刚肆虐过。”

[7] Navarra 2004, pp. 25–27.

[8]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5.

[9] CC 1924 III, pp. 85–87.

[10] 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7 giugno 1924.

[11] Baima Bollone 2007, p. 96.

[12] Sale 2007, p. 162.

[13] Sale 2007, pp. 162–168。

[14] 6月末，一位人民党反对派议员代表呼吁国王重新任命一位总理，以恢复民主自由，并且禁止私人组建武装部队；CC 1924 III, pp. 179–180。7月中旬，人民党省级领导在罗马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计划。他们坚称，推翻法西斯党统治，不会像墨索里尼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让意大利退回到1922年的政府瘫痪和社会混乱，而是会建成一个由人民党，不满现状的自由党，以及怀有民主思想的社会党组成的稳固联盟。参见Ferrari 1957, p. 70; Sale 2007, pp. 169–171。

[15] 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0 luglio, 1924；ASMAE, Gab., b. 32, Paulucci de'Calboli a Tacchi Venturi, 22 luglio 1924。墨索里尼手写的便条字迹就盖在塔基·文图里写给他秘书保卢奇·德·卡尔博利男爵（Baron Paulucci de' Calboli）的附信上。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Paulucci de' Calboli, 20 luglio 1924。

[16] 教宗密切地审查了这篇文章，有关这一情况，有一份详细且不多见的描述，收于耶稣会士费利切·里纳尔迪，《记〈天主教党派不应参与意大利政党纷争〉一文的写作》，1924年8月11日，藏于《公教文明》档案，刊于Sale 2007, pp. 477–478。另参见萨莱在pp.172–182的讨论。

[17] 《天主教党派不应参与意大利政党纷争》，CC 1924 III, pp.297–306。

[18] 后来，加斯帕里向比利时大使透露，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念珠对她们来说有什么用。Beyens 1934, pp. 235–236.

[19] 转引自Sale 2007, p. 182–183。教宗的这番言论，令国内外反法西斯人士都十分愤慨。有些人称，庇护在这样的政治议题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而不是教宗绝无错误的观点。一周后，《罗马观察报》刊文反击了这种观点。这份梵蒂冈日报向天主教界宣告，教宗的话语代表的是一种“绝对的命令”。有些人声称天主教徒可以在这件事上遵从自己的良知，他们的观点大错特错；转引自Sale 2007, p. 184。

[20] 这些课程安排在卡尔莫德希修道院，和墨索里尼位于罗马涅的避暑别墅隔着一条托斯卡纳大区边界，碰巧的是，当时年事已高的万努泰利枢机正在那里避暑。没过多久，墨索里尼就去修道院拜访，并且求见了万努泰利。在修道院主事神父为孩子们举行首次圣餐礼后，他立即询问枢机，后者是否愿意亲自主持他们的坚信礼。所以在9月8日，墨索里尼的孩子们在上午举行了首次圣餐礼，又在中午由枢机主持了坚信礼。万努泰利的书信收于梵蒂冈秘密档案，转载于Sale 2007, pp. 345–346。

[21] 有趣的是，教宗没有直接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图尔佐。9月16日，加斯帕里致信斯图尔佐的哥哥（西西里的一位主教），告诉他此乃“圣父的意愿，不对，是命令”，并且让他向斯图尔佐神父转达教宗的决定。斯图尔佐的哥哥非常愤怒，拒绝了加斯帕里，使得他只好另寻门道，将这一决定传至前任人民党首领的耳中。

[22] 梵蒂冈国务院档案中包含一张由斯图尔佐的律师开出的手写收据，日期为10月17日，确认从皮扎尔多蒙席处收到一万里拉，用于斯图尔佐出国的开销。尽管斯图尔佐对这些经费心怀感激，却认为如果换成英镑会更好用一些。此外还有一张由斯图尔佐亲自手写的纸条，日期为10月20日，告知皮扎尔多，明天他会派同一个人过来兑换英镑。ASV, AESI, pos. 617,fasc. 50, 6. 26r, 27r; Molony 1977, p. 192.

[23]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6; Monelli 1953, p. 109; De Felice 1966, p. 716.

[24] 此处是我对De Felice 1966, p. 717；1968, pp. 50–51解读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