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领袖们，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就已经为战后秩序进行安排了。实际上，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提出，各国要在经济问题上协作，并准备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安全体系。这些计划在1943年和1944年得到进一步确定，结果在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几个方面的后果却有助于说明现在我们所称的冷战何以形成。

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是，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superpowers），美国和苏联成为国际体系的首要行为体，同时，西欧衰退，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后果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根本不相容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在地缘政治的国家利益方面，分歧马上就显现出来了。俄国由于数次，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西部遭到外敌入侵，因此它使用新兴权力在东欧缓冲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领导人认为，在西部边界确保邻国友好（或至少是虚弱）对于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在美国，有人主张更具进攻性的推回（rollback）战略——将苏联推回到它自己的边界，有人主张进攻性略少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二者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美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章中，凯南提出，由于苏联一直觉得军事上是不安全的，因此苏联一定会采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凯南因此写道，遏制苏联应该成为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石。

美国在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中将遏制观念付诸实践。为了证明在希腊提供具体支持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杜鲁门总统声称：“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抵制武装少数民族或外部压力使其免遭征服的自由人民。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自由人民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为政策的遏制——实质上就是使用谍报、经济压力、军事资源前沿部署——源于欧洲各种势力的相对不均衡。第三帝国投降后，美国和英国军队很快解散回家，但苏联军队没有。1948年，苏联人封锁了从西部通往柏林的交通走廊。柏林是德国首都，被1945年波茨坦会议分割为几个区。于是，美国认识到，尽管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却没有力量迫使苏联回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边界。而且，1949年8月，苏联人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弹试验。因此，鉴于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以及美国越来越认识到推行推回战略只会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遏制便成了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

美国和苏联之间还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美国民主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尊重个人价值和价值观的社会制度；依靠选举过程中个人参与的政治制度；以及为个人提供机遇，使其在很少或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追求理性经济目标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经济制度。在国际层次上，这种构想的逻辑延伸是，支持其他民主自由政体，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和进程，最关键的是，包括自由贸易。

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影响着该国关于国际体系和国家实践的构想。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陷入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和工人会同时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主人，但这并没有发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被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说法所解决。列宁认为，大众必须被充分理解社会主义（socialism）的知识分子领导或“发动”。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实现共产主义——有关国家将随贫困、战争、性别歧视等消亡的一种乌托邦构想——的任何希望都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领导。对于美国及其自由主义盟国来说，苏联的体制看上去就像是专制，并注定要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幌子下向其他国家推广其专制制度。在任何一个与苏联结盟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等），人民主权都消亡了。而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他们感到自己被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包围，认为苏联“一定不能被削弱，相反无论如何必须加强它的国家、国家机构、情报机构和军队，如果这个国家不想被资本主义环境击垮的话”。

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分歧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误解而加剧。一旦不信任，双方都倾向于认为对方的政策必然是威胁性的。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约（NATO）］的成立就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世界性问题。对于西方来说，北约代表了西方国家为了防御难以防御的西欧免遭全面动员的苏联军队的入侵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但从苏联的视角来看，北约显然是一种进攻性的军事联盟，旨在剥夺苏联在战胜第三帝国中获取的胜利果实。当苏联采取防御性的反应时，英国和美国却把这些行为看作危险的升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三个后果是，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个后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日本和德国的战败导致了其各自帝国的随即解体。其他殖民主义者，面对自身经济和政治地位遭到削弱的现实，以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冲击，受到《联合国宪章》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的鞭策。这些独立运动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小武器进行武装，由使用间接防御战略如“革命性”游击战的天才指挥官来领导，并受到民族主义鼓舞不惜做出更大的牺牲。受制于当地的抵抗、自身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殖民国家分别对各自的前殖民地给予了独立地位，这个过程始于1947年英国准许印度独立。法国20世纪50年代初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失败给该地区带来了去殖民化。非洲国家也在1957年到1963年间获得了独立。

第四个后果是，人们认识到，两个新兴超级大国之间的分歧将间接地、在第三方舞台上展现，而不是通过两个对手之间的直接对抗展现。两个对手都认为，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太大。“丧失”任何一个潜在的盟友，不论它多穷多远，都可能引发一个累积的进程，最终导致均势的极大改变。这样，冷战导致了冲突的全球化，波及了所有大陆。国际关系变为真正全球性的了。

世界其他地区并不仅仅限于对冷战作出机械反应。它们以能够说明自身经验的方式，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或重塑欧洲的主导话语。战后政治的全球化因此意味着新的权力竞争者已经崛起。尽管美国和苏联维持着它们的主导地位，但新的替代意识形态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中却成为吸引人民的有力磁场。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中（参见第九章）。

作为一系列冲突的冷战

冷战（1945—1989年）本身可以界定为，超级大国之间长达45年的、全面的、高层次的紧张关系和激烈竞争，但没有直接军事冲突。核武器的出现缔造了一种威慑（deterrence）僵局，其中每一方都谨慎行事，尽管有时候并不情愿。随着核技术的发展，双方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在一场核战争中每一方都会被彻底消灭，绝无恢复的希望。这种事态被称作“相互确保摧毁”——其含义非常恰当地得到了其简称的揭示，那就是“疯狂”。或者因为其国家利益没有重要到冒险进行核对抗的程度，或者因为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决心在军事现实面前动摇了，每个国家都在具体对抗中作出了让步，但有几次双方几乎走到了直接战争的边缘。

于是，冷战变成了直接或间接导致超级大国彼此对峙的一系列事件。大多数事件是代理人之间的较量（朝鲜与韩国、北越与南越、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在代理人的较量中，无论如何，美国和苏联都不是有意将冲突升级的。因此，冷战不仅包括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还包括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美国，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大部分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组成一个阵营；苏联，加上其东欧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盟国、朝鲜、越南、中国、古巴组成另一个阵营。在冷战过程中，这些阵营是松散的，国家有时采取的立场有别于本阵营的主导国。但是，大多数时候，阵营政治是有效运转的。表2.1是与冷战有关的大事记。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次高水平的直接对抗发生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随即被分割为几个占领区。美国、法国和英国治理西区，苏联治理东区。德国首都柏林也被相应地分割了，但它主要位于苏联控制的德国东部。1948年，苏联封锁了从陆地进入柏林的通道，促使美国和英国向柏林空运物资长达13个月。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宣布成为两个独立国家。1961年，民主德国围着柏林的联邦德国部分树起了柏林墙，为的是阻止民主德国人离开这个国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访问柏林，用“我是一个柏林人”进行回应，并承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联邦德国的安全。毫不意外，正是1989年11月同样这道柏林墙的拆除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冷战

在亚洲，中国、印度支那各国，尤其是朝鲜成为冷战的象征。1946年，经过多年艰苦和英勇的抗日斗争，整个亚洲的共产主义者都在日本投降之后接管了他们各自的国家。在中国，国民党与毛泽东人民解放军之间的战时同盟蜕变为新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美国试图支持国民党，为其运送了大批武器和军事装备。然而，1949年，国民党还是被打败了，它的领导人逃到台湾。随着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加入到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在日本和菲律宾的利益似乎受到了直接威胁。

1946年，在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即当今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统称），胡志明在河内举起了共产主义大旗，宣布越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国很快卷土重来夺回了印度支那，但尽管法国军队勇猛善战，他们还是无法铲除共产主义（即越盟）。1954年，法国在要塞城市奠边府为越盟设置了包围圈，但法国却陷入了越盟的包围圈并被彻底击败。法国放弃了印度支那，同年的巴黎和平条约将印度支那分裂为几个政治实体：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其中越南又被分为两个区：北越和南越。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多年来一直寻求苏联支持，想要统一朝鲜半岛，将其置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他终于说服斯大林为其提供坦克、大炮和作战支援飞机。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和美国军队退往釜山港外围。之后，美国突袭部队在仁川登陆。这是美国第一次在联合国庇护下进行战斗（因为联合国宣称朝鲜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入侵”，并违反了国际法）。几天之内他们便切断朝鲜军队的后路，将其击败。10月中旬，联合国军队就攻陷了朝鲜首都平壤，月底则几乎完全摧毁了朝鲜武装力量。但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麦克阿瑟将军有违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命令他已经取胜的军队——此时的部署已经比较分散了——彻底消灭战败的朝鲜军队，后者此时在非常接近共产主义中国的边界地区扎营。中国已经提出过警告，如果敌人过于接近中国领土，中国将会介入。11月，中国果然介入了。装备落后但数量占优和士气高昂的中国士兵袭击联合国军队，迫使美国军队后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撤退。随后交战双方陷入了三年的僵持状态。战斗最终于1953年结束，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就像柏林危机一样，与朝鲜危机相伴随的也是无数次的外交摩擦——关于美国在韩国的驻军问题，关于南北之间非军事区的使用问题，以及关于朝鲜试图成为核国家的问题，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后，这最后一个问题至今仍是冲突的根源。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世界另外一个地区的一次高水平的直接对抗。美国把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看作对其领土的直接威胁：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强敌的任何武器被部署得离美国海岸线这么近。危机得以解决的方式无可争议地说明，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直接冲突，但一旦危机公开化，任何一方都不想后退，一场全球热核战争真的极有可能发生。美国选择封锁古巴——遏制战略在实践中的又一个例子，以防止苏联进一步运送导弹；美国总统肯尼迪没有选择美国军方喜欢的更具侵略性的手段，如对古巴进行登陆进攻或空袭导弹发射场。通过在华盛顿的幕后非正式接触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直接交流，苏联同意把导弹从古巴撤出，美国则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相似能力的导弹。危机得以化解，战争得以避免。

越南提出的是另一类考验。冷战在越南不是通过一次戏剧性的危机，而是通过一次长期的内战展开的，内战中的对立双方一方是共产主义北越及其中国和苏联盟友，另一方是“自由世界”——南越及其盟友法国、美国以及包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支持者。但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多数美国决策者来说，越南代表的是对遏制原则的另一种考验。他们提出，在共产主义的影响像一连串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向东南亚其他地区以及该地区以外扩散之前［“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这个术语由此而来］，必须予以制止。因此，美国支持南越的独裁者吴庭艳（Ngo Dinh Diem）和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反对北越胡志明与南方对峙的共产主义政权，后者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但是，随着南越政府和军队自身变得实力不支，美国便加速提升了它的军事支持，不断增加美国地面部队的数量，并升级了对北越的空袭。

战争初期，美国对于取胜是相当有信心的，毕竟，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借助其全部军事硬件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它肯定能够打败一个缺乏训练的越共游击队。然而，美国决策者很快就醒悟了。共产主义军队善于躲避美军大规模技术炮火的攻击，南越的腐败领导人中饱私囊，贪污了很多重要资源，这些资源在更关键的争取民众合法性的斗争中是急需的。随着美国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取胜希望越来越渺茫，美国公众的祛魅情绪日益上升。美国应该使用其全部常规军事力量以阻止南越“陷落”，并避免多米诺效应吗？美国应该战斗，直到确保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胜利吗？抑或，美国应该主动从令人讨厌的泥潭中脱身吗？美国应该向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力量投降吗？这些既用地缘战略术语也用意识形态术语提出的问题，决定了冷战中期的发展，从越南战争于20世纪50年代末慢慢开始直到1975年美国官员从西贡戏剧性地撤离。美国撤离的戏剧性场面是，随着美国直升机离开美国大使馆，一大群越南人试图强行登机，与他们一同逃离。

美国试图阻止共产主义者接管南越的尝试失败了，但是，与其预期相反的是，多米诺效应并没有发生。双方的冷战联盟都遭到了动摇。苏联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早已退化为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两国还为在第三世界国家谁代表正统共产主义而争斗。但是，相对而言，苏联阵营并没有因越南战争而动摇。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好几个美国盟友（包括加拿大）强烈反对美国的对越政策。冷战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走向分崩离析。在美国，对军事手段的自信受到打击，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削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权力向来被假定为一种正义的权力，但是，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在结果方面没有没有胜利可言，在影响方面则没有正义可言。

“冷战”真的“冷”吗？

当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采取行动时，并不总是能够激起另外一个作出反应。在有些情况下，另外一方会选择不回应，或者至少不以同样的程度作出回应，尽管这可能使冲突升级。这通常源于它们都担心冲突会升级为一场大战。例如，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者都是主权国家，都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同盟国。美国口头上谴责了苏联人的这些侵略行径，这些行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遭到抗衡，但是实际上它们却没有受到任何制约。1956年，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上，因此美国对苏联的入侵保持了沉默，知道自己并没有作好进行军事回应的准备工作。1968年，美国身陷越战泥潭，并困扰于国内动荡和总统大选。当苏联人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尽管很生气，但也是同样地反应相对平静。与此相似，对于美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采取的侵略行为——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入侵巴拿马——苏联人也保持了沉默。这样，在冷战中，甚至一个超级大国露骨的侵略行为都并不总是导致另一个超级大国作出回应。

冷战中很多事件只是间接地牵涉到了美国和苏联，代理人代表它们进行了斗争。这一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中东更明显。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中东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地区，因为这里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包括大约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拥有作为欧亚之间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拥有作为世界三大主要宗教发源地的文化重要性。毫不意外，在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并首先得到美国外交承认之后，这个地区就成了超级大国通过代理人进行较量的场所。冲突发生在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和苏联支持的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之间。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击败了由苏联装备起来的阿拉伯国家，占领了戈兰高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等战略地区。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埃及人原本计划的就是一场有限战争，以色列并没有取得如此压倒性的胜利，因为在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美国和苏联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但是，在整个冷战过程中，这些“热战”之后都出现了由所有各方支持的游击行动。只要以色列（和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和苏联）双方之间的基本均势得以维持不变，它们就不会干涉这个地区。一旦这个均势受到威胁，超级大国就会通过代理人采取行动维持均势。还有其他争端令这个地区麻烦不断，这在冷战后的很多事件中都有所反映。

在战略重要性较小的世界其他地区，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较量甚至更是冷战期间的家常便饭。非洲和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件提供了无数这方面的例证。当1960年比利时殖民者突然离开刚果时，那里出现了权力真空。内战随即爆发，因为各个争斗中的派别都寻求掌握权力，结束动乱，恢复秩序。作为竞争者之一的刚果总理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925—1961年）求助于苏联人帮他战胜西方支持的叛乱，并接受了苏联的外交支持和军事供给。然而，卢蒙巴却被刚果总统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解职了，后者是美国的盟友。还有其他人，如富藏铜矿的加丹加省领袖冲伯（Moise Tshombe），此人也十分认同西方利益，他也为获取控制权而参与了斗争。三年内战可能成为美国和苏联为在这块新大陆竞争影响力而展开的又一次漫长的代理人战争。然而，联合国通过派遣所谓中立的维和部队避免了代理人冲突，维和部队的首要目的是填补权力真空，阻止超级大国把刚果变为另一个冷战区。

在拉丁美洲，内战的参战方也能够将他们之间的斗争转变为通过代理人进行的冷战对抗，分别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获取军事装备和技术专长。在大多数情况下，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都被控制在富有的精英手里，他们维持着对本国财富（如萨尔瓦多的咖啡工业）的实质性垄断。当民众对腐败和不公的抗议升级为暴力冲突时，古巴通常被邀请支持他们的武装运动，因此，作为回应，美国倾向于支持现任政府，尽管其侵犯本国公民人权的记录众所周知。例如，1979年在尼加拉瓜，当共产主义者——即桑地诺的支持者——从独裁者手中夺取政府之后，里根政府支持所谓的“反抗军”发动叛乱，以阻止美国担心的在拉丁美洲出现一个“共产主义据点”。这种代理人战争使超级大国得以发挥影响力，并支持其地缘战略利益（如安哥拉的石油、绕过非洲之角的交通航道、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和意识形态，而不用相互直接对抗，也不必冒大战或核战的危险。

总之，冷战只有在欧洲地区真的是相对比较冷的，但在其他地方却是很温甚至很热的。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从1946年到1990年，超过4000万人死于超级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但是，冷战还通过言辞、峰会（summits，领导人之间的会见）和条约等形式展开与缓和。某些冷战峰会是相对成功的，如1967年（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葛拉斯堡罗峰会使紧张关系开始松动，即国际关系缓和（détente），但是，其他峰会却没有产生结果。双方达成的条约为核武器设置了自我施加的限制。譬如，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部署核弹头的数量、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飞行器的数量设置了绝对上限，并对每个超级大国维持的反弹道导弹发射点的数量进行了限制。因此，当能够在原则上和政策上达成一致时，超级大国之间的确享受到了一段时间的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