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欧洲

两次革命迎来了19世纪，一次是反对英国统治的美国革命（1773—1785年），一次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法国革命（1789年）。每次革命都是启蒙思想和社会契约理论的产物。在启蒙运动中，思想家开始把人看作理性的个体，能够理解管制他们的法律，并能够在社会中致力于改善自身的条件。

革命的后果：核心原则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出现了两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专制统治受制于人类施加的限制。在《政府论》中，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对绝对权力和国王神权天赋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洛克认为，国家是由理性的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和私利而创立的有益的机构。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这种安排。他们同意建立政府以确保所有人的自然权利。洛克观点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最终在人民，而不在领袖或君主。君主的合法性（legitimacy）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第二个核心原则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民族主义中，大众认同共同的过去、语言、习俗和领土。分享这些特征的个体受民族主义驱使，积极参与作为一个民族（nation）的政治进程。例如，在法国革命期间，民族主义帮助向大众发出了保卫民族及其新理想的爱国呼吁。这种呼吁在大众和国家之间建起了情感上的联系，并与社会阶层无关。这两个原则——合法性和民族主义——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奠定了基础。

拿破仑战争

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政治影响是深远的。19世纪一开始，欧洲就爆发了规模史无前例的战争。法国作为革命性国家的地位使其成为其他国家干涉的对象，干涉的目的就是根除政府需获得民众认可这一具有感染力的观念。此外，法国由于多年的内部冲突而陷入明显的混乱和虚弱状态。结果，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便同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卷入了不断升级的一系列战争中，其高潮就是“出身低微”的科西嘉炮兵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崛起为法国军队领袖，并最终成为法国皇帝。

在其他天才军官的帮助下，波拿巴对法国军队进行了重组和正规化建设。他娴熟地利用法国的民族热情，得以部署大规模、装备精良和情绪高昂的军队。简单的技术变革，尤其是更有效的土豆种植，便使仓储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使战争补给可以沿着可能的交战路线储存在预先确定的地方，部队能在行军过程中轻易取用，而不用停下来收集粮草。仓储体系加上民族主义使法国能够部署更多、更具机动性和更可靠的军队，充分利用其对手规模较小的职业军队（如被高度看好的普鲁士军队）并不具备的各种创新技术。通过一系列著名战役，包括法国军队歼灭普鲁士军队的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1806年），拿破仑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

但是，同样的民族主义热情既造就了拿破仑的成功，也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在西班牙和俄国，拿破仑的军队遭遇到以不同方式开战的民族主义者。西班牙游击队不是正面迎战法国军队，而是利用有关当地的知识对法国占领军发动打了就跑的袭击。西班牙游击队还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后者因无与伦比的海上主导地位而能够对西班牙游击队提供补给，有时还能派遣远征军。当法国军队试图通过野蛮手段（包括掠夺、拷问、强奸，还有不经审讯便处死俘虏和可疑叛乱者）迫使西班牙人屈服时，对法国占领的抵制变得甚至更激烈了。法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损失了有才能的士兵，还有金钱，对法军士气的破坏远胜于对西班牙人的影响。拿破仑于1812年以多达42.2万人的军队入侵俄国，结果，俄国人也不正面迎战。相反，他们退守补给地，并在离开时烧掉所有食物和住所，这个政策现在被称作“焦土”战略。前进中的法军开始陷入严重的营养不良，随着不断向莫斯科推进，整个军队已经慢慢快要饿死了。

当法国军队抵达俄国首都时，俄国政府已经转移了。占领莫斯科的法军已经减少到只有11万人。拿破仑在徒然等待俄国沙皇向法国投降。在认识到自身的脆弱程度之后，拿破仑想在俄国的严冬来临之前全身而退。但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法国军队跨过最初的出发点涅曼河时，拿破仑的“大军”已经减员到只剩下1万人了。在所难免，三年之后这位自负的皇帝最终在滑铁卢战役（位于今天的比利时）中败给英国和普鲁士军队。

处于欧洲体系核心的和平

拿破仑1815年战败、维也纳和会确立和平之后，五个欧洲强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为国际政治体系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即所谓的欧洲协调。大国之间在拿破仑灭亡之后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到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且在那场战争中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持了中立。在其他短暂的地方性战争中，五个大国中的某些也保持了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超过三十多次的会见，使这个集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领袖俱乐部，而且通过这些会见，它们既为新欧洲国家的独立赋予了合法性，也为殖民国家对非洲的瓜分赋予了合法性。

在此期间总体和平盛行一时的事实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剧烈的经济、技术和政治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地图。

工业化作为当时的一种关键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19世纪下半叶，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工业化进程上。大不列颠是工业化的领头羊，在煤炭、钢和铁的产量上，以及在手工制品的出口方面，都超过所有竞争对手。另外，英国成为金融资本的源泉、欧洲大陆的银行家，并且在20世纪成为整个世界的银行家。随着民众大量涌入城市，企业家和经纪人争夺经济优势，工业化事实上波及了西欧的所有地区。不仅如此，相比其他任何因素，工业化都更使政治权力掌握在中产阶级手里，贵族阶级则因此而逐渐丧失权力。他们发明、使用和改进工业机器和生产过程的能力为他们带来了权力。随着机器的力量对于国家的安全（想想大炮和战舰）和繁荣（想想商船和铁路）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中产阶级开始寻求获得更大的与其贡献相称的政治权力。

人口增长率高升，商业活动随着交通走廊的巩固而蓬勃发展。政治变革是剧烈的：意大利于1870年实现统一；德国在1871年将39个分裂部分统一起来；荷兰在19世纪30年代分裂为荷兰和比利时；奥斯曼帝国逐渐解体，致使希腊1829年独立，摩尔达维亚和瓦伦西亚（罗马尼亚）1856年独立。在如此剧烈的变革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和平呢？至少三个因素可以解释和平现象。

第一，欧洲政治精英因害怕大众革命而团结一致。事实上，在维也纳和会期间，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年）作为欧洲协调的建筑师，认为欧洲可以通过回归到专制统治时代而得到最佳管理。精英们构想了一种可以将欧洲领袖团结起来对付下层革命的大联盟。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联盟并不全是成功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携手对抗三个东部强国（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1848年，所有五个强国都受到了大众要求改革的挑战。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领导人协调行事，从而确保大众革命没有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之后出现动荡，拿破仑三世因为担心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革命而陷入孤立。对下层革命的担心因此将欧洲领导人团结在一起，使国家间战争变得更不可能。

第二，欧洲核心国家面临的两个主要利益冲突都发生在文化上相近的领土之内而不是之间：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在欧洲国家中既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有强有力的反对者。例如，英国支持意大利统一，这使意大利兼并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奥地利担心普鲁士实力不断增加，因此并不积极反对无数的独立单元组成两个大规模的邻国，尽管这样或许不利于它的国家利益。德国统一对于俄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在波兰的利益得到尊重。德国统一得到了英国主导性中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更强大的德国可以成为抗衡法国的潜在力量。这样，由于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的能力和资源全部用于形成单一的领土国家，也由于统一的国家会对欧洲均势产生何种影响是未知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得以避免。

第三个支持欧洲和平的因素是复杂且关键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象。

1870年之前欧洲体系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发现“新”世界——就像1492年以后欧洲人所称呼的那样——导致美洲与欧洲之间的交往迅速扩大。同样的蓝水航海技术也使欧洲与亚洲的联系变得更廉价和更频繁。首先到达这些大陆的探险者追求的是发现、财富和个人荣耀；商人追求的是原材料和贸易关系；牧师追求的是让那些“野蛮人”皈依基督教。但是，他们发现的巨大财富，以及获得这些财富相对轻松的方式，却使欧洲列强为争夺遥远地区的领土而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变成了帝国，一旦成为帝国，它们便提出声索，把较少本土人散居的土地并入自己的主权范围。这就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的起源，指帝国（通常以武力方式）兼并遥远的领土及其人民。殖民主义（colonialism）通常与帝国主义相生相伴，是指宗主国（如西班牙）的百姓到遥远的领土上（如墨西哥）与当地人一起定居。这两个术语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因为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将自己的国民殖民到它们兼并的领土上，而且有些建立殖民地的国家并不认为自己是帝国。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仍将这两个术语进行互换使用。

通过征服或条约兼并领土的过程持续了四百多年时间。随着旅行和通信技术的改进，加上欧洲人还发明了对付热带病的疫苗和药方，欧洲各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殖民地本土人民的成本持续下降。欧洲人在某些地区是受欢迎的，但在大多数地区却遭到了抵制。在很多情况下，欧洲人都以很低的成本和风险战胜了当地人的抵抗。他们用机关枪对付当地人的长矛，用重炮对付当地人的战马。在机器时代滥觞之际，欧洲人更普遍的做法是蓄意把当地的原住民作为目标，并且通常导致几乎灭绝种族的结果。到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几乎整个地球都被置于欧洲国家的“统治之下”。大不列颠是最大和最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即使像葡萄牙和荷兰这样小的国家也在海外拥有重要殖民地。

兼并过程还导致了“欧洲”身份的确立。欧洲国家自身是团结的，团结的基础在于，他们是欧洲人、基督徒、“文明人”和白种人。这些特性将“他们”（白种基督教欧洲人）与“其他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区分开来。随着大众识字率的提高，工业化使欧洲人同殖民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欧洲人比以前更多地发现了他们的共性，以及作为欧洲人的独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罗马帝国和罗马法律所体现的统一性的回归，是一种中世纪基督教的世俗形式，是一种康德和卢梭所构想的大欧洲（参见第一章）。维也纳和会和欧洲协调给这些信念赋予了更具体的形式。这些信念的另一面是对非欧洲世界的持续扩张、征服和剥夺，并随后建立殖民地。

工业革命为欧洲国家提供了使之得以从事领土扩张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受到经济收益的驱使，因为它们需要为工业制品寻找外部新市场，同时获取原材料以支持工业增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动机是文化性的和宗教性的——向“黑暗”大陆以及更远的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和白人“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于此外的国家来说，动机是政治性的。因为欧洲均势在欧洲阻止了直接冲突，因此欧洲国家在非洲和亚洲展开对抗。

两个重要的问题是：第一，领土扩张为什么只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而没有发生在拉丁美洲？第二，德国和意大利作为两个刚刚统一的欧洲国家会对相对于更小的国家（如葡萄牙）来说它们只拥有很少的殖民地这一状况作何反应？拉丁美洲受到门罗主义——即确保西半球免于欧洲干涉的美国政策——的“保护”，没有引起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注意。对于意大利和德国来说，一经实现统一和工业化，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很多人认为，要赢得国际尊重（并确保廉价原材料的进口），两国都“必须”在亚洲或非洲进行兼并或殖民。意大利试图征服和殖民非洲之角的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但却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中惨败。

为了平息德国的帝国野心，在1885年的柏林和会上，欧洲大国瓜分了非洲，在东部非洲（坦噶尼喀）、西部非洲（喀麦隆和多哥）和南部非洲（西南非洲）为德国让出势力范围。欧洲帝国主义为德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野心提供了便利的出路，从而没有在欧洲自身内部危及脆弱的均势。到19世纪末，85%的非洲被置于欧洲国家的统治之下。

在亚洲，只有日本和暹罗（泰国）没有被置于欧洲或美国的直接统治之下。中国是遭到外部势力主宰的典型案例。在始于17世纪的清朝，中国开始逐渐丧失已经拥有几百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19世纪，英国商人开始同中国进行茶叶、丝绸和瓷器贸易，并常常向中国人支付走私鸦片。1842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向外国人割让各种政治和领土权利。欧洲列强和日本占领了大部分中国领土，宣称在某些特殊地区拥有排他性贸易权利。外部势力在中国分割各种“势力范围”。到1914年，欧洲已经在五分之四的世界上进行了殖民，并控制了其中大部分地区。

美国也最终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赢得了1898年美西战争，将西班牙赶出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古巴以及其他一些小岛，拥有了自己的小帝国。

帝国主义国家为获取经济能力而展开的斗争，使殖民地遭到了麻木不仁的剥削，尤其在非洲和亚洲。欧洲人同他们在非洲和亚洲遭遇的当地人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欧洲人的武器和通信技术是当地人很难抵抗的。欧洲国家及其军队已习惯于在针对数量占优的对手的战斗中取胜，并通常把他们能够取胜归因于军事技术。正如一份有名的殖民主义辩护词所说的：“感谢上帝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但是，随着19世纪接近尾声，原本以为只要很少的殖民军官和管理者就可以轻易统治大面积偏远领土上大规模不满或受压迫群众的看法遭到了越来越频繁的挑战。对于世界上最成功的殖民国家大不列颠来说，英国在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也称南非战争）的“胜利”已经清晰地昭示了殖民主义的未来。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英国士兵对阵布尔突击队员（19世纪20年代荷兰赴南非移民的后裔），英国被迫打一场持久、艰苦的反叛乱战争，英国的麻木不仁导致两万名布尔妇女和儿童在战争中丧命，因为英国人未能提供干净的拘留条件、足够的食物和纯净的饮用水。英国原本预期这场战争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花费不会超过1000万英镑，但结果，战争花费了2.3亿英镑，持续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就等级而言，这场战争是英国在殖民历史上打得最昂贵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在欧洲很不得人心，并使英国与德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因为布尔人从德国购买先进的步兵来复枪，并在战争中寻求德国的外交和军事介入。但是，五个欧洲强国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进行大规模战争。

总之，竞争、对抗和摩擦曾是历史上欧洲各国关系的标志性特征，殖民时期这些行为得以在远离欧洲的地区展开。欧洲各国彼此竞争，都想获得更多的殖民地，以便获得优于对手的地位、财富和权力。当欧洲人向世界“黑暗”地区传播文明之光，并与此同时获取一旦在欧洲发生战争他们可能需要的物质资源（矿产财富和“当地征兵”）时，他们在想象着自己。每个殖民国家都知道，需要多年时间才能累积足够的资源，以便在一场欧洲大战中占上风。因此，每个国家有意管理各种危机，不让它们升级为利益冲突或全面战争。于是，殖民主义的“安全阀”既强化了欧洲统一和欧洲身份，也使欧洲各国免于在欧洲陷入紧张关系。

然而，到19世纪末，政治对抗和经济竞争变得越来越不利于稳定。德国的统一、快速工业化和人口增长导致了紧张关系的升级，且来不及及时舒缓以阻止战争的爆发。1870年法国和德国开战，法国战败。在被法国看来是屈辱性的和平条约中，法国被迫让出长期存在争议的阿尔萨斯—洛林省，使之成为新德国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及其引起的不断滋长的怨恨情绪预示着新的冲突在所难免。此外，殖民主义的遗产尽管曾经有利于缓解欧洲的紧张关系，却为很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对欧洲人的持续怨恨打下了基础。这种怨恨一直到今天仍持续使这些地区的和平、人道主义工作和发展行动变得复杂化。

均势

19世纪，殖民主义保守的欧洲精英之间的共同利益，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所带来的困扰，似乎共同维持了欧洲的长和平。但是，这种相对和平的条件也得益于另一个因素：均势（balance of power）。每个独立的欧洲国家都拥有相对平等的权力，都害怕它们中间出现一个支配性国家［霸权（hegemon）］。因此，它们组成联盟以制衡任何潜在的更强有力的集团，从而创造了均势。均势背后的理念是很简单的。只要对手发动和赢得战争的实力得到相对制衡（对称制衡），那么国家就不会轻易向对手开战，因为失败的风险很大。当一国或国家联盟比对手强大得多时（非对称制衡），战争就相对更容易爆发。1815年之后签订的条约，不仅用于镇压下层革命，而且用于阻止霸权的出现，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曾经成为这样的霸权。英国和俄国，至少在19世纪下半叶，有可能僭取支配性的领导地位——英国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俄国因为它相对的地缘孤立和卓越的人力。但是，它们都没有寻求使用霸权权力，两国各自影响欧洲均势的能力受到削弱，因为现状对于它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英国和俄国的确在均势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英国更经常扮演的角色是离岸平衡者。例如，在19世纪20年代末希腊人为争取从土耳其人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斗争中，英国代表希腊人进行了干预；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人同荷兰人进行的独立战争中，英国代表比利时人进行了干预；在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英国代表土耳其反对俄国。英国因此确保欧洲的权力维持相对均衡。俄国的角色是联盟的缔造者。1815年的神圣联盟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团结起来反对革命的法国，俄国利用声称它对波兰的所有权同普鲁士建立了联系。俄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战略水道——和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的利益同英国的利益有重叠之处。因此，这两个位于欧洲边缘的国家在使均势体系发挥作用方面至关重要。

在19世纪最后30年，欧洲协调出现了摩擦，这个摩擦始于法俄战争（1870年）和俄国对土耳其的入侵（俄土战争，1877—1878年）。随着均势体系开始遭到削弱，联盟逐渐变得巩固起来。铁路的出现使大陆国家，如德国和奥匈帝国，大大增加了战略机动水平，与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不相上下。这削弱了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能力。俄国则因为自身的原因开始在工业化竞赛中远远落在后面，相对较少的铁路意味着俄国越来越无法将其占有很大优势的人力及时投送到战场以影响战争结局。因此，与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相比，俄国的权力开始式微。

大崩溃：联盟的巩固

到19世纪最后几年，欧洲均势体系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先前，联盟是变动不居的和灵活多样的，盟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现在联盟已经得到了巩固。于是出现了两大阵营：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形成于1882年；两国同盟（法国和俄国）形成于1893年。1902年，英国不再充当“平衡者”角色，而是同日本建立了海军联盟，阻止俄国和日本在中国实现和解。英日联盟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向：第一次一个欧洲国家（大不列颠）求助于一个亚洲国家（日本），为的是阻挠一个欧洲国家（俄国）。1904年，英国同法国组成英法协约。

同年，俄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俄日战争），欧洲曾普遍预期战争结果会是日本战败。毕竟，日本很晚才开始工业化，尽管它的海军力量看起来很强大，但它的对手却是白种欧洲人。然而，俄国工业落后对战争结果造成严重影响。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队就包围了俄国在旅顺港的要塞。缺少铁路使俄国难以通过铁路为其远东部队提供支持，并迫使俄国尝试从1.8万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的母港派遣舰队为遭到日军围困的旅顺港解围。但是，经过日本代价惨重的进攻，俄国驰援舰队还航行在路上时，旅顺港就已经陷落了。1905年5月，俄国和日本舰队在对马海湾遭遇，结果可能是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俄国损失了8艘战舰，5000多名水手阵亡，另外5000多名水手被俘。日本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和116名水手。日本战胜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俄国在远东战败的意义。一个白人殖民国家被一个亚洲国家打败，这严重损害了殖民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基础之一，即“白人”天生优于“非白人”。俄国战败激发了日本的扩张，并使德国不再看好俄国干涉其在欧洲领土野心的能力。最后，俄国战败严重削弱了沙皇的合法性，为1917年革命打下了基础。革命之后，俄罗斯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

均势体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最终瓦解。德国权力的快速崛起进一步强化了20世纪初联盟巩固的不稳定效应。1912年，德国的重工业生产和人口增长均超过法国和英国。德国担心俄国会致力于将其相对稀疏的铁路网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后来居上”成为欧洲核心的国家，以及在普法战争（1870年）中击败法国的国家，很多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外交承认和地位。这种外交承认的缺失部分说明，为什么当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时，德国怂恿奥地利痛击塞尔维亚。像当时的大多数欧洲领导人一样，德国领导人认为，战争会使国家及其人民变得更强大，而在羞辱面前退让只会助长进一步的羞辱。此外，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地区战争的结果将肯定是，德国最重要的盟国会取得速胜。

但是，在紧密的联盟体系中，致命的一枪一旦发出，必然会激发链式反应。俄国沙皇一命令部队进行提前动员，德国本来预期的地区战争就很快演变成一场大陆战争。而德国部队一跨进比利时（从而破坏了英国担保的比利时中立性），英国就选择同法国和俄国站在一起，大陆战争就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作为俄国的宿敌——站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边参与了战争。双方预期这场战争将既是短暂的（可以在圣诞节前结束），又是决定性的，但实际上它都不是。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在针对俄国和法国的双线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略——几乎马上就失败了，并形成一种恐怖的僵持状态。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士兵们忍受着旷日持久的堑壕战的消耗和毒气战的恐怖。这场“大战”还引入了战略轰炸和潜艇无限战。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使德国民众遭受了广泛的痛苦和灾难。超过850万士兵和150万平民丧生。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国被击败，英国和法国——三个“战胜国”中的两个——被严重削弱。只有很晚参战的美国在相对毫发未伤的情况下实现崛起。奥斯曼帝国被法国和英国击败并随后解体，之后新成立的国家分别受到两国控制和操纵，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东地区的国家间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