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迁

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选择。”

在“国难”面前，很多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大举进攻。

然而，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眼中，这反而是“好事”。闻一多在信中对妻子就说过这样的意思：

“七七事变”意味着中国的全面抗战必须爆发了，那种苟延的耻辱局面从此结束。是生还是死，已经不容再回避。

入侵者自北而入，随着北平古都的沦陷，机关、学校、各类事业与团体开始撤离，形成滚滚巨流。在中国大地上，你可以称为“逃难”。然而，这些人不仅仅是在逃，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设施、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是怀着在另一条战线上献身的斗争意志离去的。

人们暂时地让出了自己的家园国土，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

国家还在。人民在，信念在。

这就是“南迁”。

在这滚滚的巨流中，北大、清华、南开是一群特殊的团体。

这三校，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军团队。他们直接受到最高层的关照与指挥。三位校长与蒋介石及高层人物都关系密切。三位校长之间有着亲密的学缘关系，感情、信念牢不可破。

日寇入侵前夕，这三所最高学府都正在进入它们的黄金时段，不仅有着卓越的领导人，体制已臻完整，校风各自鲜明。其勃勃生机，可谓后世无及。

在西南联大校歌里，将三校南迁的过程列为：“辞宫阙”“驻衡湘”“在山城”。

这样划分是有其历史内涵的。这是一个地理转移的过程，一个空间与时间的路线；而在这窘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系上的磨合认同；完成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下面的八年坚守，打下了一个充分坚实的基础。

国难逼迫中国高层知识界走出象牙塔，踏上重归民间的文化之旅。当史家陈寅恪怀着丧父失家的哀痛，随学校来到滇南重镇蒙自时，他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这样悲观的诗句。这里面既有国力战况现实悬殊的原因，也有作为一个近代世家所承受的历史悲凉感，和陈先生在撤离时丧失典籍、眼疾危重的沉痛悲愤。

而南迁，终于没有变成“南渡”。

陈寅恪过悲的预感并没有成为现实。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战难，最后以国际性的大胜利为结局。后人于是把光复后的返乡，按陈先生的诗句称为“北归”。

抗日战争，一面是遍及北中国的南迁，一面是中国正在走进时代大潮流，通过对自身的调整和对古老资源的整合，终于与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国家并肩为反抗法西斯而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中国，因为将士与人民的英勇战斗，而列名于《波茨坦宣言》中四大强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遭受武力灭绝的一次记忆。

“南迁”值得回忆：国难耻而不辱，学风历难不衰。这些都是当代无可企及的。

南渡的噩梦没有重演，但历史的阴影却没有因为抗战的巨大胜利而离开中华民族的天空。短暂的喜悦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内战和新的劫难。中国大学、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几经流离、劳役和家破人亡之难，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南迁”这样壮观、豪迈、英勇的大潮，这样对民族创造出重大功绩与道德楷模意义的大潮。

散漫北大

在进入“南迁”的历史之前，先来说说“七七事变”前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状态。因为此后的联合大学，其风气、构架、精神与物质的基础，都源自这三校的战前状况。

三校各自有着深厚的底蕴、人才与教育信念，因此相辅相成。在联合大学中，它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校园精神。正是这种引以为骄傲的传统，使三校联合办学能够历时九载。

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人称“都是君子”。大战临头之时，各有风范。他们对学校踏上南迁之路，在战火中几经辗转，定夺于昆明，均有贡献。

“三校长”中最年轻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成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实际上的校长。

而从战前应变的举措中，可见出，梅校长已做好了任重道远的准备。

2009年中秋节早晨，台北阳光明媚。我们摄制组来到一条老巷，拜访刘长兰学长。

见庭院紧窄、古朴、种兰，室宇蜿蜒，家具有明清风格，这里仿佛是一个北平寓所的缩影。墙壁上的镜框里全是优雅的画作与字幅，其中有当年联大导师梁实秋和叶公超的字画。

九旬高龄的刘学长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容颜秀丽，衣着雅致。

刘长兰，祖籍安徽宿县。

刘学长才气横溢，开口就说：“记得少年春衫薄。”果然北大气派。

她说：

我是北大的。“七七事变”是1937年。我是1936年入学，进去了一年，就赶上“七七事变”。那时，我已经在北大一年级了。

刘长兰进北大一年后，学校南迁。她领略到了那个年代最后的校园风光。

斗转星移后，刘长兰的讲述，依然令人可以感受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北京大学的风范与精彩：

那时北大连校园都没有。北大就在故宫的背后，占了故宫以前不太用的房子。

比如女生宿舍就是宫女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了。

旁边有西院，西院是理学院，那原来是里面的一个宫廷，房子都是旧的房子，北大拿来用。整个的地区叫沙滩。沙滩就变成北大的校园的占用地。

旁边的小馆子也打开了。因为学生，吃饭的地方多了。也有一些别的，理发店啊。有一个理发店，它很得意，因为胡适在那里理过发。

环境很散漫，但是又有一个核心，像一个桃核似的，核心是北大。

那一块地方，是北大的，即便没有正式的校园。

她讲到北大校舍与校长、校风、教授、学生有一种“散漫”的特点，此值得一考：“以前北大崇尚绝对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所以北大从来开不成全校的大会，一说开会，两三只小猫。”（这是刘长兰学长诙谐的谈话语调，指来的学生很少，并且都是些不声不响的、不重要的角色。——作者按）

当年也有激进的同学，想要发起“运动”、组织之类，但在这个散漫的校园中，既不会被制止，也没有多少激烈反应，人们还是各自安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听到北平的一个传言，都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刚刚好’。我们不甘心做这个‘老’。我们班里面，有一些积极的同学就发起一个‘新北大运动’，要把北大改得新一点。”

第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全校出去游园。第二件事情是全校开一个大会：

一说要开全校大会，没有地址。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就跟故宫博物院的人说，我们要借用故宫的一块地方开个大会。故宫就说：那好，你们隔间就是煤山，那有个小山坡，这个园子给你们用好了。

煤山，明崇祯殉国的地方。我们全校大会在那里开的。

因为有个“新北大运动”，所以来的人比较多一点，但是也不是全体，尤其不会像别的学校点名，你到了没有？没有，随便三五个。这个一堆那个一堆。

从刘长兰入学到我那一代人入学，经历了半个世纪，其中有无数历史的不如意，与北大精神相逆的事情挡不住地发生了。

庆幸的是，在我进北大的时候，时代风气回转，一批老教授们都出来讲课了。在我们77届、78届，也有一些原来社会上的民主分子。于是校园又有点儿旧时气息了：也是上课不点名，爱上不上，考试照样是“优”；也是开大会，人不齐，想睡午觉的就继续睡，一个宿舍去一个人，回来说说。

刘长兰说：

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一直是很瘦的一个人，虽然肚子里装了很多书，但是人还是很瘦。他这个脖子拉的皮很长。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校长脖子那么细，断了怎么办呢？

他说话很慢，声音小，可是送得很远，我们都能听到。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北大要加强的就是外语。你们要注意，以后外语不要成为北大的一个缺陷。虽然我们刚开始，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外语翻译都是北大出来的。我们要维持这个精神。”

他又说了一句：我们不随时上路。这句话听清楚了。慢慢的，有些同学站得离大门口近的，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走了、散了，这个大会就很简单地开完了。

“新北大运动”，虽然没有实际行动，可是对于有些人也引起一些注意。胡先生，就是胡适，关注了。

那时候在北大不喊谁是什么博士、硕士，“先生”两个字是最高的敬意。

胡先生当时还没有在北平。有人就告诉他，有这个“新北大运动”，他说“好啊，看他们怎么运动法”。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要出轨。

激进的学生认为：“北大要做的是在这个社会上更显著，不能这样平平淡淡的。”

学校里已经感觉到这种气氛。有同学认为，北大的人不能这样老气横秋，说“北大老”就是有讽刺的意思。这些激进的学生在外面有所联络，想有新的组织在北大中出来。

“但是没有教授热心这种事情。”

学生永远是被当作孩子来看待的，即使他们涉及了政治：

像蒋梦麟蒋先生这些人，永远是天塌下来了他还坐在那里，稳重如山。闹了很多地方，他还在看他的《资治通鉴》——“有什么问题吗？”顶多问这样一句。

教授是各种人都有，谁也不干涉谁。

当年我在北大上学时，最好的一点，也是学校领导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总是往好里去判断学生。这有些老北大的风范。

别的学校照着教育部的规定，从大一念起，像课程是大一的国文、社会学，或者自然科学什么的。但是在北大，校长和教务长一商量，考进大学不就是考了他们高中的程度吗？他们能考进来了，说明那些书都念了，都及格了。为什么进来了还要重读一遍，浪费时间？

他们一下就决定，北大的课从二年级念起，不用念大一的。我们轻松了，等于少浪费一年。

对于课程，学生有革新的要求，在“新北大运动”的影响下，北大的课程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教授上课都不点名的。一位历史系的教授，他不点名。教务处通知他说：秦教授，上课要点名，不然学生都散掉了。有的来，有的不来，影响他们的成绩。

这个教授说：要我点名啊？我教书还要负责点名啊？那时候他就给画一个“全到”。全到了！那到了下课的时候，教务处的人到每个科室去收，到这儿一看：“全到”了！

后来有人就告诉教务处：这些教授你不能让他做什么，他高兴点就点，他不高兴点也不要紧。你要他点也没有用，他就永远给你画个“全到”，你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自由的。

上课不点名这个事，我上学的时候亦然。老师只点过一次名，就是为了对照一下，认认人。

现代文学史课，我就从来没有上过一节，到毕业才见了当时教课的系主任严老师。可是老师绝不会因为你不到他的课堂，而惩罚学生，我照样得“优”。而另一位系主任孙老师，我也不大听他的课，因为我搞创作，他却替我推荐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古典文学倪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题词祝贺。

这就是北大之风，不拘泥于上课，老师关注的是学生才华的发展。

因为我们念的课是二年级的课，有的学生就说，我们也听听三年级的课嘛。

所以听课的风气很盛。既然不点名，我们到别的系里听一听也可以。

当年，在街面上路过北大的人，一看，到北大了，今天他们有哪一位教授讲授啊？一看某某名教授，他们就到课堂上来听课，也没有人管。没有人知道进来了一个校外的人。

我们北大没有校舍，没有校园，后来就盖了一座红楼。

红楼是北大唯一自己造的房子，就在最前面。红楼后面有很大的广场，有时候有一些体育运动在那里举行。这个广场后面是地质馆。

地质馆是北大的一个特色，那个时候有地质课的学校还很少。

在地质馆再靠后面一点，是四年级的学生宿舍。这个学生宿舍后来就有很多人住。因为里面住什么人，学校也不管，所以有很多人就跑到那里。

后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男生宿舍，也是这样一种“随便住”的情况。同学经常带自己的熟人来，找一个铺位，就住上一段，与战前的北大同观。

喜欢北大的人很多，很多人考不上。考不上就住在旁边，那个时候叫公寓。

北大宿舍的周围布满了公寓，那就是一个民宅。北平的房子都是几进，一进、两进、三进。一进房子，有堂屋，有中间屋子，有旁边左右。

公寓，就是利用学生在那里住的需要，有旅馆的性质，它代包饭。北平公寓你可以吃住都在那里。在我们附近这些公寓都很多了。

考不上北大，没有关系，住在公寓里头，见天去听听课，也跟到了北大差不多。

北大的散漫至今未根除。这散漫有好处，好处就是包容。

在我进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外面的民宅也是大片地租借给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

这时候北大已经搬到了西郊，那些出租的住宅也有些村落的味道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好处是，随便一走就到了圆明园，在横七竖八的末代巨石下面，芳草萋萋，学子们就躺在山坡上看书和发呆。那时，校外周围是田野、荷塘。虽然校内有未名湖，但很多同学的恋爱都是在那里进行的。自由这东西，还是与天地自然比较近。

刘长兰从少女时代就是一个心高的人。她说：

很多人考学校的时候，报名是从最难考的北大、清华、师大这几个学校开始，一直到给钱就可以上的学校，比如民国大学。最后肯定能考上一个。

我考的时候，我不要这样。那个时候少年气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别的学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是追随国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么好？能学到什么？刘长兰道：

有一本书写老街道、老学府。他提起北大，就讲：在北大，上课不一定点名。那么同学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过几天再来，也可以。就有人问：这样一个大学，最后他毕业能学到点什么呢？

这本书说：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北大学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

在北大校园，由于提倡自由自主，师生相互尊重，所以学生的信心大增，自我价值彰显。这一点，我亲身感受过。我有一种感受：到了北大，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人还是那个人，性格、说话都还是我，可不知怎么着，忽然间我就被认可了。在这样的氛围里，学生得到认识自我和发展的空间。

在北大学到了很多。比如对于国家的热忱和支持。

北大人关注国家，有人说是因为京师大学堂后面就是皇宫，有“齐天”之感，不像一般国人那样，是抬头向上看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同学们提起国家领导人，都好像是熟人，净叫些外号。记得一群女生在说“邦邦”，听了半天，我才知道那是国家首脑。

北大那里，同学上课不上课，是没有关系的。教授跟同学之间，大家见面笑笑，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你跟我想的一样，我们不必说在嘴头上。所以北大就是这样。

北大人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感。这在我们那一代还是很明显的。毕业许多年，大潮之中，彼此在干什么，会干什么，大家心中都有数。一方面很涣散，但有很高的“北大原则”，如果你违背了，那么后面的小学弟们可以宣称，驱逐你出校园，不认你是校友。这种事情，我亲眼见过。这个北大的传统，它是神圣的。

北大的教授也都很随便，穿戴也不是西服革履、金丝眼镜，没有这一套，都很随便。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个性，有他们的学识。像梁实秋，他除了正式场合是穿西服外，平时都是中式衣服。但一看就是一个儒士，不是普通人。连街上蹬三轮车的，都知道这位先生不随便的。所以北大的人，给人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们北大人出门跟清华、师大就是不一样，一看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同样的话，别的老学长也对我说过。到了西南联大时期，三校虽然联合了，但是学生的风格迥异，一看，就知道是哪一校的。我忽然联想到：李白、杜甫、苏东坡。他们三人的诗歌，懂诗的人是不会搞混的。这三校的风格，懂得大学的人也不会搞混的。只有局外人，才会觉得都是一回事。

今天，现实中的北大，正在被当作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操作平台。利用北大的历史声望，“居高声自远”，许多违背北大精神的人与事在这里扬扬得意地上演着。

然而我和许多人愿意相信：老北大就像是一坛百年陈酒，酒底子是倒不尽的。它的醇香是遮挡不住的。一逢机遇，就会喷薄而出。在我短暂的生涯里，已经遭逢过几回。有很多人、很多事，显示了这种力量。在那些经典时刻，北大，不再只是一座学府，它已经成为我们灵魂的信仰。

九十多岁的刘学姐声称：“我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这个心结，我也有。离校几十年了，我依然生活在“北大人”这个温暖而又值得信赖的人际圈子里。师友之间用我们熟悉的法则办事，在我们之间永远存在一种认可，我们中有一个北大氛围笼罩着，这个“影子北大”并没有消失。

北大散漫的风气与校舍的散漫状态，保留有一种古老中国的文人遗迹。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书院的传统。北大前身号称“京师大学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各自寒窗用功，时有交流、云集、比试、求师、问友的活动，但总体还是个性化的学习。而清华校园生活，基础上是欧美化的，个性自由也是欧美式的，与北大不同。整个北大就是中国文人式的涣散云集。它是一种文科式的思维型管理，注重精神；而清华则是理工型的逻辑式管理，注重团队与行动。在后来战事的应对中，北大的行动滞后于清华，这也与学校的精神构架有关系。

1937年夏天日寇訇然发动的大战，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时局估计不足。

蒋梦麟在1948年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岛，写了《西潮》一书，后来大陆亦有出版。书中回溯：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们准备了许多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

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的也很有限。

蒋梦麟曾经认为日本将以缓慢的“蚕食”侵吞中国，这个判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散漫成性的北大有措手不及之感。

北京大学当时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工作，正在准备夏季开学的课程表。

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借此进驻北大红楼；维持会查封了北大二院。北京大学变成了日寇关押拷打爱国学生的地狱。

庄严学府，一向傲然的斯文、尊严、浩然之气受到巨大挑战。

蒋校长对于战事的滞后反应，代表了当时多数中国人中国式的思维。和平善良的人们无法估计，日本竟然置国际法规与道义于不顾，悍然长驱直入中国腹地。

蒋梦麟后来碰到了一个老学生，他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去受过“招待”。敌人把凉水灌到他鼻子里，使他晕过去。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

在历史文明中受惠于中国的邻邦，却堂然执有这样的逻辑，这就是日本人；表面彬彬有礼，而出手往往令中国人猝不及防。

日本民族表面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文雅，而其深层性格，却与我中华道德人性迥然相异，这值得后世研究，引为教训。

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1937年夏天，就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中国当局即刻做出了迁移大学的决策。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撤出沦陷区，到大后方去联合办学。《西潮》：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蒋梦麟回家乡去见老父，告别老人家。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蒋父在送走了儿子后，退避深山，兹后，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这是当时上演在中国父子两代中的普遍壮剧：老的一代为国尽节，少的一代为复国继续奔走。多少无名的、有名的父子都这样作别了。从文人、军人到农夫、市民，从有记载的到无记载的，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上的一幕壮别大戏。

千秋万代，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延续着自己的血脉和信念。

学校在战火中连续转移，两易其地。到昆明安定下来，蒋校长就告别了学校和教育界。

纵横恣肆的一本《西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该书的时候，沈君山教授写推荐文章，称它为蒋梦麟的“自传”。他们是世交，自然此话不差的。然而《西潮》却又不以蒋梦麟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中心，其中写到学校的部分极少。蒋梦麟在北大的任职，是他人生成就很重要的一笔。可以说，北大从京师大学堂的旧体制转型成一所现代大学，正是在蒋梦麟管理下完成的。

但在此书中，蒋校长却没有围绕自己的角色来写。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书中写西南联大，只是融入战争中的中国这一宏大舞台上的一颗棋子。蒋梦麟的视角特点，是总要超越个人所任职务和所在部门的范围。他对个人经历过的地域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常常联系国际与世界，文笔所至，囊括经济、政治、人文、地理。《西潮》这本书，其实是写一个知识分子放眼看中国、放眼看世界，寻谋自己和国家民族出路，命运漂浮不定而又充满自由气息的思考历程的。

敏捷清华

我曾多次来到北京清华甲所这幢小楼，观赏庭前的梅枝，走进那些气韵雅致的房间。

小楼里曾经住着梅贻琦一家人。有这样一张照片：在甲所的草地上围坐着梅贻琦一家：稚气的孩子和注定要与他承担使命的端庄的妻子。如今梅家俱已四散。

小楼下也是清华大学梅校长的办公处。而今，两岸的两座“清华大学”兴隆辉煌，相互认同。

1999年冬天，在北大办公楼会议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先生。他着一件呢子风衣，君子风度，翩翩有礼，待人谦恭。身形容颜，酷肖照片上的“梅常委”。

只是那个历史的身影更严峻，目光更坚定，带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剧气质。

此后我与梅祖彦先生多次交往。他曾两度来昆明，我也拜访过他在南沙沟的家。

梅祖彦回忆战前的老清华时，说过一段总结性的话：

先父生活的时期，是中国从一个教育制度本来是封建科举，后来以教会学校为代表，简短学习外国教育制度，然后转变到中国人自己办学的时期。我父亲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来做学校管理的。

从30年代始，到日本人占领以前，在梅贻琦领导下，清华在旧时代的大学中进步是最快的。

那个时期国立清华大学受到当时政府的严格管理，教育思想也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但清华由于它特殊的地位，它有庚子赔款的资金，它也有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教授，所以总的来说，办学方式比较民主。

梅坚持“民主办学”。民主办学，有一条就是“教授治校”。

当时教育部的意思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就是教员只管教书，不要管大事。清华当时就抗拒了教育部的一些规定。教育部也因为清华有这个资金，工作成绩好，所以没有撤换校长。清华坚持着“教授会”“评议会”的制度模式，这是它迅速发展的一个要诀。

梅贻琦同时强调，学校要搞研究，搞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这个也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观念。清华取得成绩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著名的国学研究所在清华成立了，王国维等都是全国顶尖级的大师。

还有一点，它很注重实用，讲究科学。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有很多学者提倡科学。但他们从哲学的角度，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追求他们所谓哲学上的道理、真理，是从一种学术层面讲究科学。像胡适、蔡元培都走过这样的路。但是我父亲，他认识到科学还不是那么空虚的东西，是很实在的；像国家的建设就少不了应用科学。清华在30年代也是推行工程学教育最积极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有这个条件，经费比较多，所以建立了工学院，建立了很多工程的系，培养人才，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时期。

清华模式的开创，自梅贻琦而定型，此略晚于北大风气的开创者蔡元培。但也给清华留下很大的空间。当北大把文科特色发扬尽致，清华担当了中国工程学的前驱。

在“七七”以前，清华是一个黄金时期。虽然日本人已经在山海关那里，压力已经在，不过有那么七八年相对平静的时期。清华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抓紧时间发展，即使强敌已经迫在眉睫。这个意识，对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有用。

有了这厚实的积累和清醒的办学理念，梅贻琦后来注定要承担任重道远的使命。

于是清华大学在日寇入侵北平时，有了敏捷的应对。此由于梅贻琦校长的远见卓识，同时也依仗了清华校内非常清晰和高效率的机制与作风。清华是一个行动的实体。

梅祖彦说：“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人侵占华北。它攻打卢沟桥已经不是很突然的事情了。从1931年占领东三省起，日本人是一步一步地往南边来蚕食中国的领土。那一年我十二岁。大家都觉得这是要打仗了。很震惊，也很恐慌。”1937年，当危机还潜伏在北平城外，梅贻琦校长已经开始转移物资。在梅校长安排下，“七七事变”前到山东实习的工学院师生带走了尽量多的设备器材。2001年5月，我见到当年土木系主任兼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先生，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时值清华校庆，阳光明媚。一群当年学子，皆已白发苍然。大家围坐在老师的小院里。我问起当年事，施嘉炀先生仍然清楚地记得：去山东实习时，梅校长叫他尽量带走工学院的器材。以后战事爆发，他们就没回北平，而直接把器材带到了昆明。

施先生连连点着头，往事在他的眼神里。而施夫人知道我从昆明来，对我说起，敌机轰炸时，她在昆明的防空洞中生下孩子的事。

清华大学设备与图书的大撤离，实际从1935年就开始了。后来这些直接从外地运到昆明的器材，成了西南联大工学院最重要的设备。工学院成为联大设施最完备的学院。

梅贻琦做好了在战乱时期保全大学的现实准备。最终他挑起了西南联大坚守昆明八年的真正校长之重任。他是一名和这艘大学船舰永不分离的船长，无论风平浪静还是狂风巨浪，他看着前方、把稳船舵、指挥船员、镇定若素。

2001年5月，在清华狭窄的教师楼里，我访问当年工学院的助教董树屏先生。董先生是参与当年清华进行物资转移工作的一个重要人物。那时他很年轻。他说：“清华是庚款办的，所以有钱。它把一部分轻便的设备、图书，运到武汉。我那个时候是工学院的一个教员，还有别的系的，就收拾这些物资。从1935年一直运到1937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见证了当年清华大学对日寇入侵清醒的直觉和超前的防范措施。

1934年，董树屏从沦陷了的东北来到清华。这位流亡青年，就成了清华梅校长在撤离学校器材时的得力干将。在董的弟子中，有诸如王希季这样的“两弹”元勋，然而他给人的感觉依然那么质朴，如同他走出的那一片广袤原野。九十一岁的高龄老者还保持着那种虎虎生威的东北人气质。他向我直白地讲他的出身、经历。这些题外话其实很重要。董先生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大多数贫苦人民的一个缩影。正是这样的人民，支持着中国的抗日战争。

作为东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长子，董树屏从七八岁就下地干活，在田野收获之后去拾那些遗落在地的粮食。为了让后代不再那么苦，家庭把长子送入私塾，又送进小学，一直供到东北大学。在他二年级时，遭遇“九一八事变”。对董树屏来说，最重要的一课是日本的入侵。晚年的他说：“终生难忘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横行霸道，历史上讲过，但细节很少。董树屏所在的学校在“春游”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游览，学生自己带一个小手包，装着洗漱用具。日本人硬要收他们的行李费，还把校长打了，非让校长认错并照样交费。董说：“我自己个儿矮点，宪兵队把我也给抓进去了。没打死？那再打。那个时候叫‘灌洋油’，洋油就是现在的煤油。回来以后，校长说：我们有理，我们要去告状。但回来还是不了了之。当年中国希望‘国联’，就是类似后来联合国的组织，能主持公道，但是不可能。”

亲身受到个人的凌辱和民族的凌辱，董树屏认为对中日这场战争不应该轻描淡写。

1931年时“九一八事变”，我在大学，那个炮弹打在我们身边……他可以骑马到学校里面横冲直撞。不管你是不是在上课，就横冲直撞。他不讲道理，那种殖民主义思想，如果不像我们亲身感受，现在的年轻人认识不到。

戴着东北流亡学生的帽子，他到了天津念大学，到南京、上海一带去宣传抗日。宣传国共联合：“共产党我不认识，国民党我也不认识。希望联合起来，收复失地。但当时是一场空，没有用处。”

山河之痛、家园之痛在董老身上有切实而又深刻的烙印，时光的流逝对他的影响不大。

董先生给我看那立在台灯前的一个小镜框，那里面的照片是张学良。“后来我到了北京，去看我的校长——我的校长就是张学良。他讲，我是军人，我得听上边的。听上边是听谁的？听蒋介石的。所以张学良背罪很长时间，被叫作‘不抵抗将军’啊。”

张学良安排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在关内继续上学。“东北大学一片纸都没有拿出来，他说：你们要上哪个学校念书，我可以让你们去借读。后来我就在北平大学工学院，下午上课，上午做军训。”董树屏在军训中的射击成绩总是优秀，还获过二等奖，也从军训中练就了一个结实的身体。“军训完了以后，张学良说：我需要武人，我也需要文人，你们是文武双全的。”

当年那个时代，东北学生走的两条路，一条就是到东北抗日，牺牲了。董树屏说，他的同班同学当空军，跟日本作战都牺牲了。而他走上“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之路。

张学良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大陆电视剧中。而我那年过八旬的母亲就会唱起当年抗日救国歌曲：“打死将军张学良，头戴一顶洋毡帽，机关枪，还戴手表。”

这是一个花花公子形象。“打死”他，因为不抵抗。

跟她解释，为张学良开脱，都没用的。她根深蒂固的就是这个观念，当时她还在滇南读小学，也上街去宣传抗日。

至今我也没搞懂，为什么北大营的军队要放弃抵抗？在东北放一枪就比全体东北军逃跑出自己的故土更难吗？

在史料上看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敌我悬殊之下进行着“宁为玉碎”的战斗，志士们在冰天雪地之中没吃没喝没武器，总是会想到张学良当年“东北王”的拥有。丢弃了数百架飞机和聚宝盆似的黄金、重工业、兵工厂的张少帅，面对这些英灵岂能无辜？

相形之下，在政府发布学校撤离的命令之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却能够先知先觉，利用实习将物资转移付诸行动。这批物资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家当。

清华的敏捷，使人想起《论语》所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梅贻琦临危不乱，应变有方，开始显现出他“中流砥柱”的伟岸。

南开校殇

世有北大、清华，又有南开。

因为在这一个高等学府鼎立称雄的层面上，还有第三个空间。

如果说，北大、清华皆好高骛远，那么，南开开创了“务实”之风。

对于一个待发展的民族，一个具有丰富底蕴的古老国家，任何学术与精神、思想的单一化，都是有害的，不利于它的前进。那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思维，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就今天而言，南开的方向，也是中国最大多数大学的办学方向。

南开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与北大、清华成鼎立之势。当年决定三校联合，是有其依据的。

南开大学，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创办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伯苓和严修为创办人。

经过苦心经营，南开到30年代已经初具现代规模，成为中国当时规模最宏大最成功的私立大学，代表着中国民间教育家的崛起和一种办学的潮流方向。

从一些昔日照片上，可以看到南开当年的教室、实验室内景，颇具现代化的气派。现今南开校园还保留有一堆当年废墟，说明旧的建筑很壮观。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数学家陈省身都出身南开，曾为张伯苓的学生，可见南开育人成就之宏伟。梅贻琦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最杰出的务实精神和能力。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成为天津抗日救亡的中心。

南开有一口大钟，原为李鸿章祝寿所制，上面刻有《金刚经》全文。在和平的日子里，大钟用来表述南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喜庆之情。每一次毕业典礼，大钟的鸣响声就是这年毕业学生的人数。但愿它送出的每一名学生都如洪钟之声，震响这个古老的中国。“九一八”之后，每当国耻之日，大钟就以“九一八”为鸣响之数。声声震耳，警示国人。此深为日军所仇恨。

1937年7月29日，是南开“黑色的星期四”。从这一天起，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以及所属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实行轰炸。在日军毁校的日子里，大钟不知去向。有说已经被熔铸；有说被日军砸成碎块，运往日本。

7月31日，又一轮狂轰滥炸后，日本骑兵和军车，满载汽油开进学校纵火。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连带附近民宅，尽在焚烧中。三分之二的校舍毁于一旦，所存教学仪器设备尽被破坏。南开大学教授兼秘书长黄钰生受命留守学校，他亲眼看着学校化成了一片火海。

黄子坚后来在西南联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担任昆明师范学院的院长。

在南开我采访到一位目击者——当年学子申泮文，他说：“我看见飞机了。那时候飞机挂着日本旗子，翅膀上挂着炸弹，看得清清楚楚，它飞得很低。旋转以后一倾斜，那个翅膀上的炸弹就掉下来。”申泮文在亲眼看见学校被毁后，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参加过淞沪抗战，以后又到昆明读西南联大。

在南开图书馆，我看到那些被日军掠去、后来小部分归还了的图书，上面盖着一个专门的印章，说明这是历经劫难的书籍。而更多成套的西文周刊和中文典籍就这样丧失。

杨振宁博士曾对我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日本是一个危险的民族。”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比起以往任何列强掠夺更加险恶。日本离中国之近，对中国之了解，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致使它策划出对我中华“亡国灭种”，进而霸占整个版图资源的终极目的。从战争一开始，日寇处处以挫败我民族的士气、摧残我民族的自尊心、收买和追杀我民族的文化传承人为目标，最终想达到使中华民族在地球上消亡的罪恶意图。对南开大学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正体现了这个意图。

张伯苓校长在南开被轰炸后发表了讲话：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摧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唯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

南开被毁，社会各界纷纷致电谴责日寇。蒋介石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今后，有中国必有南开。”空前的劫难，却使南开在精神道义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强盛生命。

南开精神，代表中华民族不辞汤火的悲壮，准备经历“凤凰涅槃”的再生之劫。

张伯苓校长表达了“绝不挂怀”的气概，代表了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损失和灾难时，对法西斯的极度蔑视。此种精神，贯穿抗战的始终，表达了中华民族绝处逢生的无比自信。

张伯苓校长的儿子参加空军，与日军作战，血染长空殉国。

梅校长的儿子梅祖彦说：“张伯苓先生的儿子叫张锡祜。张老先生个子很高，他的儿子比他还高，当时在中国人里面算是很高的。他在空军中驾飞机。那时的飞机非常简陋，就是一个敞开的座位，没有罩的。所以他坐在里面，头都露在外面。他是后来在空军作战时牺牲的。”

这就是当年的校长，这就是当年的校长公子。

在西南联大的三常委中有两位的公子参军血战日寇（张与梅）。这样的家教，这样的奋勇当先，见出这些校长平素所宣扬倡导的教育，不是只针对学生和职业演说，而是他们举家所律的道德法则。

当今中国大学的校长，还有这样的气节、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儿子吗？

当今校风如何？高尚之气如何长成？看一看校长就知道。

南开与清华、北大素有血缘之亲，三校长皆有厚谊，同时亦都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器重。北大、清华与南开之间能够联合组校，也因为几位校长之间有着浓于血脉的学人之缘。

北大周炳琳先生当时说：“三位校长俱为君子。”后来的合作也确有着坚实的学脉血缘。

南开大学所特有的务实、坚忍与谦让的精神，贯穿联合之始终，是西南联大凝聚九年而不散的重要力量。

当年蒋介石撤离大陆，专程去接张伯苓。而同时，正在节节推进的中共方面，出身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也带来了口信：请校长不要走，新中国需要教育。张伯苓当时对蒋政权的腐败失望，对南开大学难以割舍，于是选择留下。

可是因为当年与蒋介石的关系，张伯苓很快受到冷遇。在一次南开校庆的前夕，张忽然被禁止参加校庆大典。强烈的刺激令这位尝尽艰辛的民间教育家难以接受，很快他就离开人世。张伯苓抱屈去世次日，报上载出“周恩来视察南开”的消息，其实周是去悼念他的校长的。

他留下了校长，却没能保护校长。

南开有一教员是当年学子，每年在7月29日这一天，他都要在家中设祭坛，自己身着重孝，一身黑在校园中走，以警醒南开人记住校耻。后来没有再继续下去。因为有人说：学校开放了，来的有国际学生，也有日本学生。他这样做“不合适”。

其实校祭是有血性的行为，而遭到劝阻，却有点莫名其妙。国人的所谓“面子”，常常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荣辱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面子”？

书生应变

西南联大的校歌开头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对于富有传统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北平的古建筑群无疑是一种民族精粹的象征。故宫、天坛、地坛、国子监。“五朝”，其实指中国历史。“宫阙”，则相当于民族的宗庙。

那时的北平，联结和统领着中国的近代与现代，是一颗心脏。可以说，所有影响和决定中国命运的事情、所有写进那个时代的重要篇章，都在北平发生。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掠和焚烧；慷慨的“公车上书”、短命的戊戌变法、谭嗣同走向菜市口刑场；辛亥革命、溥仪逊位；五四运动，学生与人民走向参政……这激烈上演的一幕幕，调整和改变着中国的方向。那些用鲜血奋争的足迹，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以生机希望。

北平，是那个时代萌发最新变数，产生最新思想的摇篮，最前沿的新思想，外来的文化意识，都是先在北平站住脚，再传播到全国的。那个时代，凡是爱国的、追求进步的人们，无不向往和奔向北平，从这里汲取力量，投身大时代。

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就这样依托北平故都而延续着。时至今日，那些从四面八方前来做短暂游览的国人，也会对这里发生一种依恋和景仰。北平古都凝结着人们对家国的悠久感情与信念。

北平突然沦陷。这对于中国人，尤其北平人，是多么难以接受的打击和残忍事实。北平对于城中知识界的人们，是肉体赖以生存的家，更是精神灵魂赖以生存的家。要离开它，不知何日回还；离开它，让它从此落入敌寇的荼毒之手，更令人如丧考妣。

清华园内闻一多教授家，当时夫妇正分居于两地。闻一多家是湖北人。妻子带着两个大的孩子，先回家探亲去了。发生“七七事变”这几天，闻一多留在北平，带着三个小的孩子。

当年留在北平清华园里，跟随在父亲身边的孩子中，闻立鹏算是大的了。他说：

当时我才六岁。小的更小了，还有个最小的闻翙还在吃奶，是喝牛奶。……他（闻一多）从来没有管过孩子，教授嘛，家里都是我母亲管。忽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办？是马上离开北平，还是暂时在北平呢？形势也不明朗。

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没有马上就起来抗战。有消息说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有消息说是要长期打。人们都在分析事态，为自己和家庭的安危考虑。

闻立鹏讲到闻一多有一封重要的信，其中流露的真实和坦荡的情怀，大大超出了人们对一个唯美诗人和教授的期待。当时闻一多给妻子写信，表示出他对时局的考虑很清楚：

于家的话，当然缓和下来，我就不用走了，很好；但是于国来说，缓和了不见得是个好消息。缓和就是不抵抗，不打了。所以他心里是很矛盾的。

闻一多向妻子讲的这番坦荡的话，显得自然而然，却有弘毅之志。这番话见出闻一多具有“大人格”。他在内心里对自己要求极其崇高。他在战争面前的思考，已经不只是作为丈夫、父亲，也不是作为教授、诗人了。用古代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国士”，即是为担当天下兴亡而生的那种人。

所以后来他的遇害并不偶然。因为在任何时候，他总是选择崇高而浩大的使命。

闻一多曾自制一个印章为“其愚不可及”，我以为是触到了闻一多心灵性格的深处。愚，是一种单纯、一种纯净。

当清华园遭受日机的轰炸，吴宓教授拥被坐在床上，四周的墙壁被轰炸震动而落土。

面对国难，吴宓检讨自己因沉溺于个人世界而造成的虚弱与虚度。为无力拯救危难的祖国，吴宓强烈地指责自己：“生复何用？生复何用？”他参照史中几位古人为自己设计了几条道路：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吴宓日记》）

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可以有另一条躲避逃生之路，那就是到国外去，到没有战火的西方去。

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这时候的清华大学，校长被政府召到庐山开会。

中国军队撤出了古都。而在一个月色清明的夜晚，清华园内有两个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物理系教授吴有训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巡逻护校。因为不能容忍自己的学校受到侵害，他们居然要做中国军队没有做到的事情。

今天从旧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他们那穿长衫、戴眼镜的儒雅模样。就是这两位人过中年的学者，想要自己来保卫铁蹄下的校园。在清华园里，这两位教授沿着校墙，一同巡夜。他们的举动可谓天真，而愈动人。

冯友兰吟道：“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1999年夏天，在北京西郊中央党校，我们采访了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乔生。

朱自清与闻一多一样，他们的声名后来超出了学界，超出了他们的学术与艺术之名。他们成为某种带有政治高度的标识。在半个世纪过去后，这些曾经被张扬过的名人之后，语言都复归沉凝、平静和简洁。在讲述父亲的时候，他们似乎在防止对于当代语汇的使用，防止侵染往日事境，也防止他们自身的人生干预了父辈。

他们都非常谨慎地回忆和追述父亲。朱乔生最后的访谈，讲出了朱自清先生最诗意和最深刻的思想：

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

这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柔韧的斯文吟唱：“弦诵不绝。”

曾在书斋、教室、校园里吟唱的千年诗章，将要在烽火之路上继续了。

“弦诵不绝”，道出了一批批中国大学南迁的心声。

我们的确是一个有特殊气质的民族。祖先给我们的太独特的文字与文化，造就了我们对天地宇宙生命的独有见地。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人生如白驹过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江河万古流”；“家祭无忘告乃翁”。

我们更重视我们族群的延续。而往往把个体的生命，当作是族群上升的阶梯与过渡。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如此执著于它的山河大地和文化传统，如此视尊严高于生命，将培育后代视如自身的延续。

在强敌压境的日子里，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气节各各显现。

他们已经做好了为这个民族坚守文化与教育阵地的一切准备和牺牲。

走出北平，对于人们是难忘的第一步。

闻立鹏至今还记得，父亲带着他们几个孩子上船的情况：

当时平汉线已经不通了，所以必须从天津走。走津浦线到南京再转船，回到武汉。

一路当然是很艰苦了，逃难嘛。我很小，别的事情我记不住了，我就记得在船上，住的是统舱，地上铺的席子，一家人在统舱里睡觉。半夜，我的饼干丢了，小孩儿嘛，到后来我一直记得，一筒饼干在床头搁着，第二天，哎哟，饼干没有了。

当时是很紧张了。我们家是十九号离开的，仓促得很，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一方面他也不是管家的人，他根本考虑不到要带什么东西。可他想的是一件事：学问。就带了两本书，还有他的一些稿子。

真正像我母亲的首饰啊，这些值钱的东西，他没带。当初可能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没估计到那么长的抗战。觉得还是很快能回来的。

天津转车时，在车上，也是诗人的臧克家碰见了闻一多，他问闻：“你也决定走啦，你那些书怎么办？”

闻一多说：“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

在一种愤慨之中，在一种舍弃之中，闻一多几乎是抛家而去了，带着他的孩子和几本书。“他自己就带了他的一点手稿和两本书——一本《诗经》方面，一本古文字方面。”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教授身上。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清华江泽涵教授从美国经过欧洲，从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平，卢沟桥就出事了。他的家人当时以为，恐怕回不来了，结果他到了家。到8月，举家出北平。

1999年夏天，在清华大学的教师宿舍里，我见到江泽涵的儿子江秉权与江秉栋。回忆当年出北平，江秉权说：

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要到车站去，要出城。母亲坐在人力车上，我坐在她踩的脚蹬子那里。结果走着走着，发现这个城门关了；又走回来，走到另一个城门。好像被堵了两次，第三次才出去的。

到了火车站，我父亲、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我是五岁，我弟弟是三岁，我哥哥是七岁。我父亲提着个箱子，我母亲抱着我弟弟，领着我。我哥哥在一边。

仓促逃难，没带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带着我父亲的两本拓扑学。这是他到哪儿都离不开的。

闻家与江家有一个细节相同。闻一多和江泽涵都是先与家人一起逃出北平，回到他们的老家湖北与江苏。而不多久，当接到学校的通知后，这二位都放下家人，只身先到长沙去了。

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从国外赶回家园的人，理当守候在家人身边。江泽涵教授却很快离开家人，奔赴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去了。可见他从国外赶回来时，看得最重的还是国家与学校。这是他放在心中第一位的使命。

父女逃逸

那些在“七七事变”后直接从北平城中撤离的北大、清华学生，现在很难见到了。“七七事变”的时候，学校正在放假，很多学生是在家乡看到报纸上学校撤离的通知，没有回到沦陷的北平，而径赴长沙，例如任继愈。有的又正在外地实习，后来直接去长沙，如冯钟豫。

刘长兰女士，当年她是从北平城逃出去的。

“七七事变”，北平城门关了，内外不能交通。北平那个城，说得神秘一点就是死城。没有飞机，那时候我们政府连公带私不到二十架飞机。我们佩服“老总统”的地方是，他特别留了一架飞机专门到北平去接胡适这一班教授，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坐的。

刘长兰的父亲在军政界里算是有声望的。像她家这样有背景的人，包括后来她在黄河边遇上的梁实秋先生，在当时都不能算是“普通的人”了，但还是与难民们一起卷入了逃亡大流，可见情势之危急。

她形容当年北平城的窘境，有调侃情趣：

你坐船，北平没有河没有海。北平有个海叫什刹海，是游玩的地方。北平有条河，是护城河，是为保护京城人工挖的一条河。那时候没河、没海、没湖。就算有个湖，也是给慈禧太后过寿的时候临时挖的，都没有办法做交通。

刘长兰父女有他们不得不逃走的原因：

北平，要出出不去，“七七事变”大家都在里面。大家这个时候都做准备，比如说我，“七七事变”一来，我们这些曾经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名字都在册了，必须要逃。

我父亲是，人家拉拢他做汉奸，他婉拒了。我是抗日学生，也不能待下去。所以我跟我父亲必须要走。家里把我们一部分财产、土地交给我一个继母，还有个小弟弟。

我跟我父亲逃出来。那个时候连法币都不敢带，但是要花法币怎么办？我穿高领旗袍，有面儿有里儿。在里面拆开把票子叠起来再缝上。所以我们那时候领子里面全是钱，能带多少带多少，就带出来了。

但是出来的人多，城门口窄，挤得一塌糊涂，没办法挤出去。左推右拥，推到门口却出不去，我们家有个老用人急了，逮起我只脚，就把我塞到外面来。

出了城门，还是走不了。好在刘的父亲一度做过天津县长，跟开火车的司机打过交道。司机一看他有点熟，就说，你把你这个小姐搁到我这儿。于是就把刘长兰塞到火车头下面一个空当的地方。火车里挤得不得了，但总算出了北平。

到了天津。天津是个活地方，有京浦路，有飞机，都通着。我们沾了我父亲认识一个大饭店的主人的光，进到里面了。进去还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把门撞开了，说：“还有特权？”我父亲说：“没有没有，一概请进，一概请进。”大家在里头，看了看我们两个人，说：这张大床算你们的，我们在那张床上。

刘学长的父亲很识时务，战乱时候，表现豁达。下面的问题是还得要出去找船、找车、找票。他们天天都得出去。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在黄河边上碰见梁实秋和他太太的。我说，梁先生你也在这儿等船？他说：不等怎么办？我说：胡先生走了？他说：走了。他太太就说了一句，我昨儿个去抽了个签，在庙里头，我们遇见一个姓陈的就有救了。梁先生说，别信她这些。我们就说，梁师母只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也没有在意。

可是神秘的事情在动乱的年月里发生了。后来刘长兰回到了北平遇见梁先生，她特意问了这个事：

你走的时候有没有遇见姓陈的？他说，陈曦光啊，陈曦光给我的票。

陈是北大的学生。他看见梁先生，说我这儿有票，梁先生你先拿过去，我还有办法。有的人也有办法，在那个乱世里面，各人凭各人的本事。结果梁先生就这样出来了。

在危急的关头，还是下层人有办法：

有一个老用人跟我们说，你买这个票等这个船，不定什么时候才来。有一个办法：这个地方有小渔船，不是大轮船。这条渔船也没有码头，你可以坐上去，到哪儿爱下来就下来。日本人也不注意渔船，因为他是卖鱼的。所以后来我们是上了一条渔船。

当时上渔船的人也不少。大家都发现了这条渔船，就来上。渔船有两层，让我们到下层。“在上面不是空气好一点吗？”那个人根本不理我，一把把我推过去。

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你要在上一层，日本人就拿你做目标了。在下层那个鱼味啊，有一个人当场就吐了。

这父女俩靠着用人和渔民的智慧救助，逃出了日本人的辖区。

姚家胡同吊

这是一部与“气节”相关的历史。

有关当年北平被日寇占领的情形，在联大教授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这样切实的记录：

北平陷落前夕，城郊炮声激烈。鼓楼附近，宋哲元部下约一连人，全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满身血污泥土，踉跄退入城内，群众忘记了本身危险，从景山来的男女学生，带了大饼茶水去劳军，也冲入队伍中，大家混同一处时，都无话可说，每人眼中盈满了热泪。

7月29日，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城。从此，人们在出入城门时，必须向日本太阳旗鞠躬。北平城中一百二十万中国人，在沉默痛苦中接受这个新的日子，接受此后继续而来的每个日子。

而在北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学人拒绝进食而死，显示了儒者的气节。他就是当时著名的诗人陈三立，清华教授陈寅恪之父。

1999年，京城又是夏天，我来到北大朗润园季羡林家中。季曾是清华学子，陈寅恪的弟子。他追怀恩师的家世：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家里面三世爱国。第一代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陈宝箴在北京城里边。在酒楼上，别人请客。他看到西边，圆明园一带大火弥天，当即痛哭流涕。他的儿子，陈三立，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父亲，当时旧诗诗坛第一人。陈三立也是这样子，得到他父亲的遗传，非常爱国。那时候，陈寅恪先生把他父亲迎到北京，在这里让他颐养天年。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他父亲拒绝吃饭，拒绝吃药，谁劝也不行，后来就是这样饿死的。

打开《吴宓日记》，对此事有记载。只寥寥数字，便令人沉浸到那“乌衣巷口夕阳斜”的境界之中：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2:00散。宓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伯严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礼。

据吴宓记载，当他去悼念时，陈寅恪告诉他，在父亲的丧事没有办完时，就已经接到日本人送来的邀请函，要他到日本使馆赴宴。为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陈寅恪决定秘密离开北平，继续走自己的路。他认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我读陈寅恪的史论，发现他非常重视历代“世家”的作用。他提出了“世家”是中国朝代兴衰与更迭的根本原因，举出北魏时代诸多变化之例证。这个独特视点，是对中国国情令人信服的剖析。那些显赫家族的信念和利益，的确左右着中国历史。

2000年夏，在姚家胡同，知了的叫声和绿荫闪闪，依稀可以想见1937年的那个夏天。炎热中，我们向街坊询问。原以为提起“陈家”，胡同里的人们一定有反应，不料皆无所闻。看了三个宅门，都有点“世家”气息。其中一个正在拆毁中，院墙已经扒掉，听说这家的后代全在国外，想来不是陈宅。另外两个宅子，新做的大门紧闭。

然而走进这个胡同，我依然被一股肃穆之气笼罩：散原老人的诗魂升空在这里；一群悲愤的知识分子来过这里为散原送行；就在这胡同的某个宅院里，陈寅恪与兄长的秘密商议，做出了不失为大家之子的安排：一个出走，一个主持父丧。

这是一个神圣的胡同，这是一个传承了中华气节和坚忍信念的胡同。那些树荫，那些知了，它们延续着那个夏天的记忆。

时至今日，看到那些实录的镜头：日本军队踏过金水桥，开进故宫，我们依然不能平静。日本军队皮靴撞击紫禁城的声音，至今依然能震彻每个中国人的心肝脏腑。北平是国粹之地。北平沦陷，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沉重打击，尤其是对于文人，对于诗人，无异于文化的亡国。对于陈三立而言，父辈所经历的耻辱依然鲜活，那圆明园的大火赫然未逝，而今又在他的眼前出现这城亡的一幕。老迈年衰的陈三立毅然选择以死殉国，抗议这场民族的奇耻大辱。

中国文化人非常明白“死”的意义。当自己的生命力量已经无法延续理想，在“生不如死”之时，他们会将生命浓缩到一个点，化“死”为生。因此，中国人也就有了“虽死犹生”这个词。

陈三立完成了一个爱国世家向下面传承的责任；也完成了一个诗人对于家园国土的最后诗章。宋代诗杰陆游留下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陈三立身上，中国文化人会找到自己的父亲。

我向季羡林做采访，起初他并不同意。原因是：他不是西南联大的。那段时间他在德国留学。我说，这是为陈先生。后来他答应：只谈陈寅恪。

季羡林是一个感恩的人。他不是解放后第一个去吊唁胡适墓的人，然而他却是第一个将在台湾岛上的吊唁写成文章发表的人。

那天，季羡林谈了当年帮陈寅恪卖书的事。因为一家人无钱取暖越冬，陈寅恪打算将书卖给学校；一是自己可以继续用，一是将来可望赎回，无论怎样，书不致流失。

季羡林受老师托付去找胡适校长，胡适立即派车，让季羡林送去大洋，并把那些书拉到了学校图书馆。他留下了话，陈先生随时可以赎书。

当年的大学，是学者的一个后盾，一个可以求助解困、可以从长计议、缓和窘境的依赖。学校当道者，如胡适，自己亦是学人，惺惺相惜。这些可见当年中国的学人，忍饥受寒，而书业不可丢的志节。

还有一些人是在日寇占城之后，脱离沦陷之地的。吴宓有一首辞京诗：

十一月四日 星期四

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禁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

鸟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

吴宓在内心里与这浓雾中的紫禁城告别，这是笼罩在人们心中的浓雾。诗中他庆幸师生们未散，因为他们将在前方重新会合。有一个目标必须待他们奋发。

“移栽桢干质”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我看到过一本当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它的随军记者所摄的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宣扬日本国威和中国民众如何被其压服的场面：军队穿过街道时，百姓屏息站立；城门口插着太阳旗，戴着猪耳朵帽的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穿着长衫的北平市民在向他弯腰鞠躬；日本军官在向北平民众训话，人们被迫手持小面的太阳旗，等等。

我仿佛面对面地感受到了他们侵占北平后的快乐和我们作为亡国奴的屈辱。

这本日军摄影集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藏。那天，是任继愈先生让他的助理李劲取来，我们在馆长办公室拍摄的。任先生是有心之人。

其实，这样的东西也不合深藏，应该复制、展览，让警钟长鸣。

日本人常常逼着北平城里的人们为他们占领中国的城镇开庆祝会。在这样的会上，中学生邓稼先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再用脚踩上。事后，有人特地向志成中学的校长提及。校长连夜来到老朋友邓以蛰家中。他说：“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告密。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想个办法让他走吧。”

邓以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在送别儿子时，他说了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这并非是对他自己终身所学的否定，而是中华文明面对强暴发出的一种自强的呼声。邓以蛰非常希望儿子的所学能够对危难中的祖国有用。邓父的这句话使人想起“岳母刺字”，这番叮咛，酷似岳母把“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了岳飞的背上一样。

邓稼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当年中国知识分子，起码有三代人经历了这段辞别神京的悲痛时刻：暮年者殉国，中年人出走，少年人反抗。年纪越大，懂得历史越多，越容易有一种悲观的倾向；而少年人犹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充满了复国的勇气。这也是一种生命的规律。

一句“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民间弹词，道出了这个真理。这俗唱，正好与西南联大校歌里一句古奥歌词相印证：“绝檄移栽桢干质。”把这些具有优秀禀赋和报国志向的青年学生，转移到大后方去，让他们继续成长，作为民族储备的栋梁之材，是一个长远的谋国大计。只有这样，前方将士的血才没有白流，中国所付出的牺牲才有了回报。抗战时中国的学校进行转移，莫不是为了这个希望的目的。

少年邓稼先这一代人注定要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逆转命运而付出自己的才学。“多难兴邦”正由他们演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当时没有走，他没有到日伪的学校去任教，而是靠变卖家中的古董为生，一直熬到抗战胜利。

杨振宁后来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联大校歌有一句难懂的歌词“绝檄移栽桢干质”，这就是“南迁”的本质：把这些对国家有大用的良材世木移栽到偏僻的地方去，免受战争摧残。

“气节”说

自2000年起，在北京南沙沟，我曾多次拜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任继愈，山东人氏，出身将门。因为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韩愈文章，故取其名。任继愈在西南联大八年，从本科到研究生，后又在联大任教，自述“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是见证人”。“我就看着中国的这种民气是始终不衰，穷困是穷困，志不穷，人穷志不穷。所以骂人‘汉奸’是最重的一个词，比骂他祖宗什么的都还重。”

他这一番话，以古喻今，揭示了当年北方沦陷后，知识分子们纷纷脱离敌占区的深刻心理：

一个秦桧，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汉奸卖国贼，害岳飞。秦桧这个人考过状元，状元那是第一名，拔尖的。秦桧字也写得很好，求他写字的也不少。可是现在国家这么大，没有发现秦桧的字迹，没有一幅，国人不愿意保存它，这就是爱国主义。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错了，站那边去了，所以不齿于人类。

90年代，外国人有一个“寻根热”。秦桧有一个后裔在加拿大，就寻根。他是无锡人，就寻到老家来了。查来查去，发现自己就是秦桧的后裔。后来他不敢承认，他就说我是秦观秦少游之后，其实他是秦桧的后裔。他的子孙都不承认他有这么一个祖先，这说明汉奸是不齿于人类的。爱国主义从古到今就这样。

大家看重文天祥，他有气节，不当汉奸。文天祥也不是战功多么好，多么能打仗；治国平天下，他都没有施展。他当丞相的时候，国家已经快完了。他就“气节”这点站住了，就是有正气，大家都佩服他。

抗战中，人们逃难的时候，依然携带着祖先漫长的文明史和传统原则。

当年北平，也有留下的人们。任继愈先生对我提起一位教授刘盼遂。在他那淡淡的语气中，有一种深切的缅怀：

历史系一个教授，他留在北平，没有走。有人就劝他，劝的人也是学历史的，说：你看看这些历史，南渡以后，谁打回来过？你就别在那儿苦守了。你就跟这个伪政权合作、去伪大学教教书，别过这苦日子了。

这个人说什么也不干。这个人叫刘盼遂，是个历史学家，北师大的教授。他就卖点书、卖点东西来维持生活。苦熬了这么几年，没干伪政府的事，没做伪政府的教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投水死了，这人是很有气节的一个人。“刘盼遂是老清华国学院的一个学生，师从梁启超。”

后来胜利复员，大学返回北平时就有规定：凡留在日伪大学中做事的职员，可用；而在日伪大学中任职的教员，一律不得留任。可见做教员是必须重视“人格”的。这显示出“文化人”的一种标准，即：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而且也应该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时至今日，这仍然应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界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坐标。

在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发生了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把昔日老师周作人逮捕起来的事情。傅斯年做了公开表态：“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以担任教职。”

在法国，对于知识分子成为“法奸”的惩办更为严酷。伊安·布鲁玛说：“战后，比起通敌的商人和政客，附逆文人受到了更为严酷的对待，这一事实表明，许多法国人正是这么看的。比如萨特就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有更高的使命。戴高乐拒绝免除劳贝尔·布拉西亚（法国维希作家）的死刑，因为就像他说的，‘在文学中，就像在所有东西中一样，才干与责任同在’。”

虽然人性同理，不一定受过教育的人就高出一层。但人们依然以为，对引领一个民族精神方向的知识分子，在危难时刻是有要求和更高期待的；这也与他们平时受到的崇敬待遇是一致的。

但是崇敬那些有贡献和德望的知识分子，这种待遇在1949年后开始淡化，直至“文革”彻底倾覆。这不是教员的损失，而是民族的倒退，是传统和文明的损失。“礼崩乐坏”，并没什么好的。

驻衡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委会，迁往长沙。

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那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疼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

学校通过办事处和报纸发出了通知，于是在各地的师生们有了方向，立即行动，向长沙转移。

任继愈回忆：

我是1916年生的。当时，我念过三年级，该是四年级。前三年在北京，第四年就走了。“临大”是半年，昆明又是半年。我是北大哲学系。“七七事变”，正值暑假（我们7月1日就放暑假了）。那时我家在山东，回不来了。报纸上有个广告，说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集合。这样我们就到南边去了。

台北的冯钟豫回忆：

我是1934年考的清华，1943年在昆明毕业。在1937年就赶上“七七事变”，日本军队攻进了北平。那个时候，二年级土木系的同学在外边做现场的实习。这次实习就是清华接受了山东省济宁县县长的委托，让我们画全县的地形图。工作开始没有多久，就赶上“七七事变”，又加上那年夏天山东济宁闹大水，我们工作就不能做了。到了8月间，学校就让我们从山东济宁到湖南长沙集合。

蒋梦麟将长沙联大称为是“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当三校师生各自寻路脱离了沦陷区，终于来到长沙开学，他称为“渡过惊涛骇浪”。任继愈谈到三校的合作时，回忆道：“周炳琳那时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说：这三个学校合作，会合作得很好。他说，因为这三个学校的教职员工、领导都是君子。”

清华当时在长沙建有大楼。冯钟豫回忆：

清华那个时候在长沙市湘江的对岸，盖了一个研究所，预备做植物方面的研究。大楼差不多盖完了，我们从山东到了长沙，就住在那个快完工的大楼里。一直等到9月间，临时大学在长沙开课。上了一学期，就奉命往昆明那边撤退。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在南岳衡山设立南岳分校。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任继愈在长沙度过了一段生动而惊险的生活。当时他住在山中寺庙里，夜里听见虎啸。白天出去，在山路上看见树枝上有虎毛。但他兴致盎然，抽空把衡山、岳麓山都游遍了。南岳山上居然儒、道、释的地盘都有，都能够共存，说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很强的。从那以后，他对宗教就有了特别的兴趣：

我们到了长沙以后，住得不太久，一个是警报太多，一个是地方不够，又搬了一次家，到了长沙后又搬到衡山，像文学院，都在衡山。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流亡学生，无家可归，每个月就发八块半钱，吃饭；每个月再发十二块钱，叫作贷金。虽说是贷，也没说要还。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对许多大学、中学的学生实行“贷金”制度，保证了这些青年人能够完成学业。这项德政，功在千秋。

任继愈拿出一张珍藏的旧照片，上面是一个白衣翩翩的青年学子。“发衣服，相片里的衣服就是发的。一人发一件棉大衣。厕所很讲究，那个厕所山前的溪水往下流，流水上头盖了一层厕所，自然的抽水马桶。”台北的冯钟豫先生也说起这套衣服的事情，他一直带着到了台湾。旧物乃情之所附。两个人都提到这套衣服，长沙生活在他们的人生里难以磨灭。

冯先生的妹妹冯钟芸到昆明后与任继愈相识、喜结连理。2000年夏天，在南沙沟，阳光洒进屋子，冯钟芸那淡淡的话语里透出漫长的思念：

我1937年没有走，因为我父亲走了，我母亲生病。我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在外头实习。事变的时候没能回到北京，直接就到了长沙。所以家里一共四个弟弟妹妹，都交给我了。我一直等到我母亲好了，有了伴，第二年才开始去昆明的。

当时从北京乘海船到香港、到越南海防，再到的昆明，当时因为陆地的交通已经不通了。

两兄妹，同在联大，共一段经历，九年后，我才把他们的话衔接上。而此时，冯钟芸先生已经辞世。2009年春，我从昆明打电话告诉任继愈先生，说我计划去台湾。他在电话里说：“台湾的水利工程，很多是清华水利系的学生做的。”这其实指的就是冯钟豫，是以他为实例的。任先生曾将《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盘寄到台北。冯钟豫先生看时潸然泪下。

2009年秋我在台北见到冯钟豫先生时，任继愈夫妇已经相继过世了。在台北一栋陈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冯钟豫先生。一见面他说：“你们这个运气很高啊，很多天都不下雨。”他说，自己入住敬老院已久，只是周末回到家中。儿子在美国，女儿也常出差，另有住处。然而在他带我参观这套住宅时，我却看到，他依然保留有儿子与女儿的卧室。床铺井然，使他们可以随时回来。这种对儿女的恒久与无奈的眷恋之情，令我顿时想起我的父母。

冯钟豫是那种可称为“蔼蔼君子”的长者，质朴、诚恳，有工科学者的厚实性情。他的叙述是所有人中最有序和最充实的，显然他做过精心的准备。

采访结束，他说，已经想好了，要在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请我们吃饭。那地方雅洁，吃的新鲜。饭后，冯先生又乘公交车回桃园，一身布衣，挎了一只布包，与我们挥手而别。

“参军”与长沙大辩论

当三校师生在简陋的长沙临时校舍里开学之后，随着战事迅速发展，一批学生从长沙参军了，奔向抗日前线的战场。

在台北校友聚会中，我见到原北大化学系1935级的学子孔令晟。

他告诉我：

我没有到昆明。我们先到长沙。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参加抗战走了。那时离开的人很多，都是很优秀的。

孔学长直接到前线去。

在台北一条老街里，我造访了原清华土木系学生冯钟豫先生的家。

冯先生对我说：

在长沙时，很多人从军去了。那时候从军的一个路线，就是从长沙一直到江西，那里有一个工兵学校。就有很多学工程的人到工兵学校去了。

与此同时，在长沙的“临大”师生们的集体中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辩论。

任继愈回忆道：

同学们在长沙很不稳定。因为前方打仗打得很吃紧。长沙离上海很近，离南京也很近。这个战况，节节败退，同学们急于上前线。这个心情，大家都有。同学们中间，与老师之间，就经常发生辩论的事。仗怎么打？国难当头，咱们是不是还应该念书？

钱穆也在那些争论的人群当中，他就说：

同学们，我有一个意见。大家抗日，上前线，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当的。咱们这个抗战不是说短期就完得了。念书，可不可以中断了？行不行？如果咱们在后方念书，没有那个上前线的勇气，那就不要在这儿念了。不能苟安！不管上前线的，跟留下来的，都是满怀激情。学习也是救国。

任继愈说：后来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抗战是不是三五天，三五个月就完？要是不完，咱们是不是可以中断，能不能中断？该不该中断？

这个辩论，把“读书”与“从军”从个人选择提升到了一个大的格局，就是民族生存的历史格局。一方面进行血与火的抵抗，一方面有一些人要留下来，打造国家的未来。把这两者在一个“终极目的”下统一起来，把国恨家仇凝结在了未来。

未来的理想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弱下去，要强大起来。

现在具体的场景和对话已经难以复员，但是在很多人的回忆文字中都提到，这次辩论对整个“南迁”人群的波动情绪和急躁思想完成了一个洗礼的过程。

长沙大辩论，使得后方“读书”怀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气概。把校园与前线的心沟通了，连在一起。责任明确了，各就其位。“从军”的事情先停下来了。

这也是对“南迁”这个巨大行为的一次思考和认定。这个历史性的大转移不是在逃跑，不是在苟安，而是担负着积蓄实力的深远使命。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不必感到内疚，而是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担负起为这个民族“百年树人”的任务，也从此开创了由战火所酿造的校园争论风气与民主氛围。

大辩论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心悦诚服了。这个共识与思想延续在后来的“步行团”师生身上，在他们的活动与文化作品中；延续到蒙自的“南湖诗社”；落脚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进门的两面“民主墙”壁报丛中。

师生们“讨论时局”成为习惯性活动，敞开了校园的情怀，衔接到“五四”的传统。

留学者归来

我一直在等待着陈省身先生归国。我知道他已经选择定居母校，南开大学告诉了我他的行程。2000年春，他果然如约而至。

走进南开一座二层的湖畔小楼，陈先生正在客厅里等我。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到他的小书房里。谈笑风生的他，说着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看我很惊讶，陈先生告诉我，他坐轮椅，并非腿疾，能站也能走，“主要是省劲”。

对于强烈专注于大脑与精神活动的老年精英，为减少其他的消耗和分心，延长生命的活力，这个选择是十分明智的。陈省身说：

我是南开的学生，然后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1934年毕业。毕业之后，学校就送我出国。一般清华学生出国都是留美，我愿意到德国去，所以我到了德国的汉堡大学。

汉堡大学我是1934年去的，1936年得到学位。1936年到1937年去巴黎大学。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我愿意到美国走一趟），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

祖国在战火中，学子远程归来。在奔赴云南的路上，人生的内涵际遇是如此丰富。

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差不多已经开始了，上海已经“八一三事变”了。当时我坐的是加拿大的船，停在上海外头，旁边都是日本兵船，正在打上海。这个船就没有办法靠上海，结果就靠了香港。到了香港后，学校跟我讲：去长沙临时大学。所以我到了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没有几个月，后来局面也不能支持了，学校决定搬到昆明。

陈省身听命于学校的安排，从欧美那和平繁华的世界来到了被日寇围攻的上海，又到了被战火追逼的长沙，而后去的昆明。陈省身解释了他这样做的自然而然：“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个念书的学生，也没什么很具体的办法，所以先回来再说了。”

西南联大拥有大批的留学生。这些出洋见过大世面的人们，在抗战时期留在国内。这有什么意义呢？陈说：

我想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在清朝倒了之后，政府没有一点方向和目的。

以后出了这一群在国外念过书的留学生，他们实际的贡献不一定都很大，但是在观念方面，认为中国是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独立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中国很多当政的人，比如像王克敏、梁鸿志这些人就做了汉奸了。汪精卫倒是相当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也要跟日本合作了。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是没有信心了、完全丢掉信心了，就觉得中国的发展只能靠日本人的支持。但西南联大的这一群留学生，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不得了的，是最基础的贡献。

信心，或者说，信念和信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起点。不一定你留学回来就有专业方面的建树。但是你的眼光，你的抉择，却在国人中起到典范的作用。因为你是看了世界之后回来的，你怎么说，事关重大。换言之，国人最需要的是你的眼光、你的判断，需要一个吹过西洋风的中国人，来替中国人盘算。

陈省身完成了对于数学的卓越贡献，一生都没有忘记一个留学国外的人对祖国所肩负的责任。

当今大学生纷纷赴欧美、日本留学，而莫不争获“绿卡”，抛乡去国。连家中老父母亦不及顾念，丢下多少“空巢”？假如国家有难，他们能否回来共担？

半个世纪过去，从美国归来的陈省身先生，清楚地追述了当年撤离长沙的路程：

我从长沙到昆明，那时候最短一条路，是经过香港，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到河内，河内有一列滇越路的火车，到昆明。那是1938年年初，我们这列车还有些别的人，包括蒋梦麟校长，我是跟他同一个车从香港到昆明的。他是有学校行政责任的，我只是一个教授，所以我路上的工作不多。

在学校搬迁决定后，蒋梦麟经由香港、越南，进入云南，到达昆明，充当先行探路者。学校的一部分院系先安排在滇越铁路的重镇蒙自，也是出自他的提议，是他在沿途发现了南湖畔这片幽美温馨的小城镇。

教授当家

刘长兰提及了一个细节：

我后来是从香港转越南过来的。那个时候叶公超还替我们“把守”香港，生怕大家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在那里租了一个小屋子做办事处，就是叶公超替大家服务的地方。

叶公超先生是刘长兰最景仰的英文系教授：

他的英文是连丘吉尔都佩服的。丘吉尔怎么佩服？叶公超只是一个办事人员，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为一件事情他拿了一份文件去跟罗斯福说，说这句怎么样。丘吉尔在旁边听到了，等他走了以后，丘吉尔跟罗斯福说：这是个中国人吗？罗斯福说：你听他英文好是不是？中国人有很多英文好的人，你不要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丘吉尔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从此这个叶公超的英文是给定了位了——就是丘吉尔都不能超过他。英国也有口音的，南部的、西部的、伦敦的发音，很有差别。但是他们会听的人一听都听得出来。

有一次在台北他介绍中国的绘画，美国人请他的，我也去听了。外国人，有一个女的坐得离我隔一行，在我后面，我说：你对中国绘画有兴趣吗？她说，我要听你们的叶大使，我要跟他学英文。我看她显然是卷头发族。她说他的英文很好，边说边翘大拇哥。

在学校大迁移的时候，叶公超成为师生们在香港中转时的联络人。那个时候的教授是替学校当家的。教授与学校是一体的，教授一切的长处、关系，都可以为学校所用。这些教授的才干和能量很大，时常可以参与社会大事。叶公超就是一位入可“教”、出可“仕”的博学多能者。

那个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像叶公超这样在联合国任职、令英美首脑刮目相看的教授，今天大陆的大学里面恐怕难寻了。这样的教授站出来，替学校师生办理在香港购船票一类的事务，真是“杀鸡用牛刀”了。但叶公超和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看问题。凡是学校的事情，教授都得当家。

学校南迁，是个大流程，一路下去，路线复杂。种种沿途的安排照应，以及突发情况，都是教授们在那里替学校操心、操劳、支撑局面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人和”，恐怕学校师生要平安地、按时地在战争中到达昆明，会变得极为困难。

“祖国的花朵”

在北京城一处普通的宿舍楼里，我见到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的女儿赵维志。

赵忠尧先生属于临危不乱、见机行事、有智谋的那类教授。赵维志说：

当时撤的时候，碰到霍先生结婚，他结婚在西直门里。那天我爸爸好像已经知道了似的，就带了随身的三个小皮箱参加霍先生的婚礼。参加完了，出了西直门，它就关门了。日本人就来了，在卢沟桥那边。我们带了三个小皮箱就往昆明那边走了。

南下的行程中，贵州一路，赵维志的印象最深：

当时我比较小，才六七岁。“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就往昆明、贵州那边走。路上怎么走的，我当时小，不知道什么七十二弯。记得车开过去，我看见那些翻了的车，被土匪抢的车。

我们有时候搭人家的货车，像装汽油桶的车。汽油桶都放在车座的后面，车一颠，那个汽油桶就往前滚，都要压到我们头上了，我爸妈就只好去推。

我反正是小，不懂，到中间有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就住在老乡家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走，鞋丢了找不到了，结果是鞋掉在老百姓喂猪的猪食槽里头了。

因为这只鞋子，这个清华园中的小孩才知道了什么是农民和喂猪的草等等。由于南迁路上的动乱生活，赵维志对比着讲起当年她们一家在清华园的生活：“在清华园住的时候，前面是杨振宁家，后面就是吴有训家，再后面就是熊庆来家。家里有一个帮忙的保姆。当时我们住在清华新南苑，那个平房特别好，一个小院子。母亲不工作，我爸爸工作经常是很晚从实验室回来。我上的是清华幼儿园。”她家里书桌的玻璃板下、墙上镜框里，都是她父亲赵忠尧先生留下的照片。

如果在中国要举出一位原子能之父的话，那么当数赵忠尧先生。他是当年国民政府正式派往美国考察原子能的第一位科学家，此行也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这时我们看见一张老电影《祖国的花朵》的剧照。大家发现里面的那个女孩很像赵维志。原来，电影中扮演中队长的女孩，就是她的姐姐赵维勤，当年也一起逃难到昆明。《祖国的花朵》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可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所有的孩子都会唱那支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原来其中的女主角也曾经逃难到昆明。

“游子身上衣”

2001年春天，年逾古稀的杨振宁博士，又回到了清华园。那天一早，我们从北大赶往清华，对他进行预期的采访。杨振宁回忆：

“七七”以后一两个礼拜，我父亲跟我母亲讨论怎么办，那时候我母亲怀孕了，他们最后决定，还是回到合肥去。大概那天是7月20日。当年10月或者11月，日本飞机来轰炸合肥，人心惶惶。我们家从合肥搬到乡下三河镇。三河镇在巢湖的西边，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我父亲到长沙去，因为清华、北大、南开大合作搬长沙，在长沙开学，叫作“临时大学”。

临时大学的意思就是表示当时的国民党的政府猜想，这个战争可能只是暂时的，也许半年又可以搬回北平。

我父亲把我们留在合肥，他一个人在临时大学教书。到12月日本占领了南京，发生了有名的南京大屠杀。南京离合肥很近，我们在三河，我父亲在长沙，都非常着急。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我父亲1937年12月和我母亲通过电报，所以他赶紧从长沙赶回来把我们接走了。经过一个相当困难的旅途：先到汉口，从汉口坐火车到九龙，从九龙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从海防坐火车到昆明。最后在1938年3月我们到了昆明。那个时候各个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每个人都走了不同的路线，都从平津这个区域跑到了昆明。那时候我一家好多人：我父母，我自己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后来还有一个堂哥、一个堂姐，我叔叔托我父亲也带着他们一块去昆明。

我记得那时候我最大的弟弟七岁，最小的弟弟才几个月，我母亲怕我们走在路上被冲散，所以她弄了些“袁头”，就是大洋，她就把我弟弟、妹妹棉袄拆开，每个里头放几个“袁头”，放一张纸，说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是杨武之的儿子，而杨武之将要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希望好心人看见了，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昆明去。

古人有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对于杨振宁来说，慈母的针线更有一番国难家愁，毕竟他的弟弟妹妹们，这些离家的“游子”当年也太幼小了。也许是有这段经历，使得身为兄长的杨振宁一生都关爱着他的弟妹。留学美国时，他打工以照顾弟妹。

我们到了汉口后坐火车到九龙，火车上挤得不得了。记得那个火车走得非常之慢，不到长沙，忽然就停了。火车的负责人说赶快疏散，日本人要来轰炸。我们就都从车上下来，跑到旁边一个丘陵里躲起来。果然日本飞机来了，它没有轰炸，只是扫射了几下。日本飞机走了，我们又坐到了火车上出发。这样的事有好几次。

从越南到昆明，火车挤得简直是一塌糊涂，有很多人坐火车顶上。火车过山洞的时候非常危险。他必须趴在那儿，要不然他就会被撞死。

众多师生和家属们从全国各地奔赴昆明。他们从各地先到广州，再到香港，转越南海防，再到昆明汇聚。

2000年杨振宁应邀来昆明，古稀之年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到当年住过的龙院村去旧地重游。

像杨振宁这样的大成功者，他做起事情来，只会有两种选择：一是不做，一是完全投入地做。

那天拍摄是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1点。杨振宁没有停歇，讲了三个小时。那时杜致礼夫人还在。到12点时，杨博士说：“我打个电话，让太太不要等我吃饭。”面对摄像机，杨振宁深沉的热情已经激发，一场面对历史的倾诉不可遏止。杨振宁生动而漫长的讲述，他对于遥远事件的有序记忆，一气呵成的叙述，可以说贯穿了西南联大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我采访中，这样的人物不多。

少年眼中的祖国

梅贻琦在沦陷前就离开了北平。而梅祖彦一家是在父亲离开后一年，才离开沦陷区的。

南下，对于少年梅祖彦是一段重要的心路历程。他说：

从北平到昆明来，陆地上不通，很难走。所以走的海路。这段路也是很深刻的教育吧：我们逃出来，到天津的时候住在租界里，看到外国兵。然后坐船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也看到印度的巡捕、红头阿三。从上海到香港，也有外国兵，那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到了海防，海防也是法国的军队。

所以不知不觉之中，总是感受到外国人在侵占我们中国的领土。这是很具体的印象，路上的人都有这么个印象。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逃难，而所逃之处，则皆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所谓安全的地带，其实是那些早年就沦陷了的土地。

梅祖彦的人格形成，与家庭、学校有关，更与铸造他的时代有关。在他们那一代少年人的眼中，总会敏感地看到自己的祖国贫弱受辱。

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顾父母的去向，却独自从法国回到新中国？他说：“年轻人，向往新中国。”新中国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废除了所有外国的不平等条约，把他们全部赶出国土。这一点在当时是令所有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感奋而人心所向的。

运送设备

大部分师生都从沿海绕道去云南了。与此同时，有一支重要的孤军，正在按一个单独的路线赶往昆明。这支孤军由清华大学助教董树屏所率领，最早从1935年就开始把工学院的设备转移到武汉，堪称是西南联大的辎重部队。

到了1937年“七七”以前，清华工学院土木系到山东实习时，梅校长又让施嘉炀先生多带一些设备去。这些设备后来就一路南下，最后被运抵昆明。董树屏先生直接负责这项任务。所以他没有去长沙，而是从山东就护送着设备辗转武汉、重庆，随着学校的二次转移，朝着最终的目的地而去：

我是从山东走的，1938年到的昆明。施嘉炀先生比我走得早一点，因为施先生是土木系系主任，又兼工学院院长。我的家眷是1938年春天到的昆明，住在北门街。因为总校在那里，总校在那里盖的房子。

我是于1938年底把设备从重庆用公共载重汽车慢慢运到昆明的。这些设备，也包括一部分图书，就是西南联大的物质基础。公平地讲，起码西南联大工学院，基础就是清华大学。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只有一个化学系，东西设备就是清华大学从1935年到1937年陆续运来的，这个是我亲自实践的。我那时已经是教员，年轻、体力好，设备拆装箱都是自己亲手干。因为在重庆被扣延误，最晚到达，联大已经成立了，总校北门街，工学院在滇缅铁路三大会馆。

除了交通的困顿、敌机的轰炸，在重庆时，因为设备被当局看上了，董树屏还连人带物地被扣押过，充当军用。幸好这些设备不实用，后来才放行了。

我那个时候已经是教员了，帮我安排的有三个人：有的是图书馆的高级职员，还有土木系的教员。我们带着武汉存的东西，坐船进川往昆明去。这一路困难就不得了啦。当年航船晚上是不能走的。三千多里路，船只能到宜昌。武汉、宜昌、万县，等等，最后到重庆。我现在都不再去那儿了，因为我来回走了好多趟。

把这些东西运到重庆后，国民党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没运到呢。它南京的东西咋搬呢？运的东西都得是武器。所以它说清华工学院的东西有用啊。它说我要修武器啊，这个步枪，那个炮什么的，这有机器设备啊，就让我们把这些东西留下，留在重庆。又把我们临时调过来，要给它选厂。我自己不愿意干这个。后来它一看这些设备太简单了，不可用。

有一年多的光景，董树屏和学校、家庭都失散了。他只是和他的岗位、他的责任，他所运送的学校设备紧密地在一起。在战火中，学校、家庭、物资从不同的方位出发，经历着不同的困难，最后都陆续到达了昆明。这是怎样的凝聚力量、怎样的信念？事业、亲情、民族情全都融为一体，这就是大后方存在的意义。

对于国土沦陷大半的中国，当时的西南后方，就是一个被压缩了的祖国与家园。人们被迫在这里生活、读书、工作，准备投入最后的战斗。

重庆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非常熟悉。地无三尺平，天天下雨，天天来轰炸。设备都在嘉陵江边上，飞机来炸，要保护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在长江边上来回这么折腾，分批地运。那时确实玩命，跟学校也失去了联系。直到1938年春天，我才把主要的设备运到昆明。那个时候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公路联合起来了。原来是各运各的，各用各的公路。但那个路非常危险，从重庆往昆明走，路上翻车的太多了。都是白天走，晚上不能走，都是汽车。这种情况历史书上咱们也写过，但没有这么详细。所以西南联大，从工学院的角度来说，包括施老先生他在内，那么多人投入了心血，物质基础基本是这样的。

田野的劳作、国恨与家仇，打造了一个百折不挠的忠诚助教，他千辛万苦地完成了器材转运任务。

在清华大学那狭窄的教师宿舍楼中，董树屏带我先去看门厅里的一只箱子，里面是他刚从美国带回来的电脑，朋友送的。他说，准备用它来写自己的回忆录。

然而在这次见面后不到一个月，我还滞留在北大，就从清华园传来了董先生猝然辞世的消息，令人惊诧。

这一切让我相信，他是在等待我来。

他准备写进那台从大洋彼岸带来的电脑里去的回忆，如今都在这些讲述中了。

步行团

象牙塔已经倒塌，象牙塔中的人们却走了出来，变得更加顽强和饱满，读书育人的事业坚定地继续着。这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书斋精神和现代大学风范在时代的烽火与风雨里可以结合；拥有这种精神的群体是可以经受住任何残酷考验的。

这其中，有一个团体创造的经历是独特和典型的。这一人群踏上了一条特殊的路线，从而为惨淡转移的三校师生们，增添了壮丽的色彩和豪迈的旋律，创造了亘古未有的教育史上的长征。

“湘滇黔旅行团”是学校定的正式名称，因为步行成为这次旅行的最大特征，所以后来人们都叫它“步行团”。内中还有一个苦衷：整个大学都从境外绕道撤退，也要有一些人从国内撤退，以保持中国大学的尊严。正是这个微妙原因，所以才会有闻一多等教授义不容辞地参加，作为个人的选择，这也算一种担当吧。

在步行团中有一位年轻的助教。一路走来，他沿湘黔滇的大山中，采集了不少植物的标本，并为此兴高采烈。可因为无法处理，最终霉烂而弃。后来走到昆明，最令他高兴的就是可以每天走到近日楼，观赏和采买由山野村姑用背篓背来的多姿多彩的山花。最终他选择了云南作为一生事业的基地。

天降大任，他是为此而生的，生当在云南。他就是吴征镒。

吴征镒院士，是现在云南境内最有名望的西南联大校友，因他的专业植物学而名闻天下。当西南联大由于政治等缘故将被湮没的时候，它的学生焕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光辉。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当年西南联大避居边地时，科学实验受到巨大阻碍，而另有一些学科是因祸得福的，如植物学、社会学。植物学的发现是最为宏伟和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云南成为世界的植物王国，现在也是国家植物学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与抗战时期这批高层次人才的涌入有莫大的关系。

我造访时，吴老正坐在书桌上的一叠稿子面前，用蝇头小楷在稿上批注，眼睛几乎是贴到了纸上。旁边有几张植物图片，助手告诉我，他正在为其中一幅插图的不确定做着甄别。这就是那本著名的《中国植物志》。业内评价他：已经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是中国植物的活字典。

与吴征镒相向而谈，不禁为其完整有序的回忆与思绪的精准所折服，在我采访中属于罕见。有的老人看起来强健，讲话却跑题，记忆有偏差：

就像杜甫诗里讲的，我是一抗战就“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我跟西南联大差不多是“同命运，共呼吸”的。因为我毕业以后，虽然是教师，但我就没有在北京做过事，而是一直在西南联大。八年抗战，我也就在西南联大八年，就是这么一个经历。

战争毁灭了许多杰出之才，中断了他们的学术生命。如陈寅恪因战争而眼疾不治失明。在战争的动荡中，一代学子也在艰难玉成中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本来是“七七事变”的前一天到西北考察去宁夏、包头这一块。到了“八二三”北京已经沦陷了。我就从宁夏、包头一直回到老家。在老家教了几天书，忽然接到学校通知，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要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我就从扬州赶到长沙。在长沙待了两三个月，因为长沙也开始被轰炸了，南京又失陷了，就继续向西南漂泊。

吴征镒用永远的学府语气，使得这段回顾犹如一株植物标本那样地保持着它的原来样子。

这个湘黔滇步行团有两百多学生，其中有十三个老师。老师里面有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袁复礼教授，还有黄子坚教授。大概有五六个人吧，都是助教、讲师什么的，像中国文学系和生物系各有三个助教参加了这个步行团。

我们一路上，看到闻一多老师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我们跟李先生（李继侗）在一起呢，就一路采标本。这些标本后来基本上都没有存留了，因为走贵州这一路是“天无三日晴”，我们是一站赶一站，在路上也没有机会做标本，标本大部分都烂掉了。

这一路看到中国的西南，特别是贵州，当时很穷困。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县里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学。同时生活条件很差，卫生条件也相应很差。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种种这些。

中国知识分子在前所未遇的艰辛环境里保持志节、情操和内心的素养，保持着知识的传递和积累以及对国土人民的同情。

一路上看到的，真是使我们这些从清华这个“象牙之塔”出来的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们以后的思想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像闻一多先生、曾昭抡先生、李继侗先生等老师也同样，过去很少到西南边疆，很少真正深入到农村里面。

我们在赶马帮的客栈投宿，有时候也不能住在马帮歇的地方，而是直接住在老百姓家里面。因为人很多，有两百多人。当时西南边疆的有些小县、小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真是没有地方住，只好住在农民家里头，临时铺上草，十几个人就住在一个房子里。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过来的。

虽然是步行，可师生们的活动、情趣、方式，依然是大学式的，这是一所步行中的大学：

虽然叫行军，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习惯像军队一样排好队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长。有的同学搞社会学的，或者搞文学的，还深入到民间，去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和闻老师、李老师坐在公路边上，互相议论国事，谈学问，谈所见所闻。所以，虽然实际走了很长的路，也不觉得怎样就到了。

步行团的照片中有这样一张，是青年吴征镒身着长衫，戴眼镜，手拄一棍，站在一条小船的船头，后面是浩渺山水。他姿态收敛，眼神里有一股不折的气势。这是在惊险渡过盘江之后，他留影为念。山崖峡谷间的历险也许不是他这个植物考察者的注意所在，因为他注定终生要在这些激流与峭壁间攀越跋涉。

我是当时最年轻的助教，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步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走到昆明，走了三千多里。到了昆明，正好是清华大学校庆的那一天。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的校长之一来欢迎我们。从此我就在昆明定居了，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

两次拜访吴征镒先生，都在植物园。他的事业，他的一家，儿子、儿媳也都蛰居于这个远离昆明闹市的郊野里。吴征镒使他的一家都带上了山野人那种自然朴厚的个性。

在我少年时，暑期会和同学相约到金殿那边的山上去找菌。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就在近旁，偶尔进入，看到奇葩异卉，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的睡莲，与亭亭的荷花不一格，有梦样的幽谧。

吴征镒的事业并不在这小园幽居，这里只是他的驿站。他的天地是崇山峻岭之间、悬崖峭壁之上，他一生在做野外考察，与蛇、虫、兽、鸟和山民为伴。

他那巨大的声名和这幽僻的小屋形成两极。这种感受，我在采访西南联大学人时是常见的。奉献之大与索取之小，正是这一代人的人生模式。

在滇南温润的环境中，余树声学长给人的印象也十分平和愉怡。我是通过西南联大的《校友通讯》找到他的，他在上面发表过文章。余树声说：

我们大概有二百八十多人，编成一个大队。中队、小队按军队编制，我们都是打着绑腿，穿着张自忠给我们的两套军队黄制服，还有一件黑色的棉大衣，现在来讲都是棉制品。完全军队打扮，我们没有花钱。

走路我们都是空身，带着一把雨伞、一个水壶。有一辆卡车，天天从营地把行李装上车运到当天要宿营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说，不是怎样艰苦。事实上还是政府，贵州、湖南、云南地方三省对我们是支持的。

过去有一个马站。云南、贵州这一带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大概六十里就是一个县城，或者镇。就是这个路线走，一天走不太多，所以不算太辛苦。

步行团跟军队的情况不一样，他们走路，事实上是松散的队伍。本来按军队来讲是排队的，那位带队的军人黄师岳团长最初也是让大家这样走的；但是有的体力好、有的体力不好，学生也散漫。后来他就干脆规定：你们只要保证天天到目的地，我点名；第二天早上排队再点名，你们就可以自己走。

比较亲近的同学、同乡，三五个人、五六个人，一路走。像我们走到小路，也没有人给我们带队，我们就按照电线杆子走，这个玩意儿很好玩，它是跟着小路安电线杆子。跟着电线杆子走小路，走小路就会碰到大路；看见电线杆子又走小路，走走又碰到大路……所以不会迷路。

他们这一路走得很安全，没有发生大的事故。

我们的团长人很好，他本来有辆自行车，他没用；他殿后，他怕学生掉队。反正是每天走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平均一小时走五公里，走上五六个钟头。早上大家走了以后，他就一个人先坐汽车打前站，在目的地弄点稻草铺起来，行李由卡车运来。我们到了以后，就把行李打开，就算是宿营了。

早上一顿饭，中午他当时带着炊事人员“打尖”。“打尖”就是中午吃点心。打打尖，然后走，走到目的地再吃一顿饭。那时候我们很年轻，二十一二岁，身体好。那时候物价很低，西南的物价尤其低，每天政府给我们四毛钱，作为伙食钱完全是够了，中午不错，还可以吃些点心，晚上还有顿饭可以吃。我觉得饭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比以后联大的要好。

说到步行团里的教授，余树声说：

教授他们有另外一个队，不是跟我们走。袁复礼教授，他是地质系，和地质的学生一起走。还有李继侗教授，他是和生物系的高年级学生走。我们属于低年级的学生，他们不跟我们一起走。

大家注意的是，曾昭抡先生，他从前是北大化学系的。有人说，他走路不走小路，他穿长衫，拖拖拉拉，身上都是泥土。但是他每天晚上必然洗澡，他必然写日记。他是曾国藩弟弟的后代，很著名的化学学者。可惜后来被错划为右派，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这几位先生，他们的精神可佩，他们都是四十多岁，我们都是二十多岁。

曾昭抡先生不走小路，所以每次大家抄近路时，他总是在后面，天黑了才到达目的地。而黄师岳团长非常尊重学者，不强迫，而是跟着他走那盘山大道，也是天黑了才到。然而，正是这位看似古板的曾昭抡教授，在贵州与当地苗民的联欢会上，以“探戈”回报苗民的芦笙表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可见当时情绪的融洽。余树声说：

我们真正看见苗民是在贵州省。到了贵州境内，像黄平这几个县，和我们联欢。他们敬酒，我们的团长很能喝酒，跟他们还是不错。我们在联欢的时候跟他们真正接触——因为我们都是从内地去的，没有见过少数民族——非常惊讶，好奇！

黄平的少数民族都赶集，好多好多人。早晨要走很多的路，中午以后，他还有很远的路要回去。我们看见的少数民族，多半是赶场的。我们记得有一次，买根甘蔗，直接和他们来往。联欢有过几次，当时还是不错的。

步行团走到湖南境内时，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遭遇湘西土匪。余树声的印象是“分不清匪与民”。

湘西的土匪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有人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这脑子知道湘西的土匪是厉害的。对农民，他当时是这样：你非加入他这个不可。否则你不能种田、生活。所以土匪跟农民根本分不清楚。

当时中央军的军校带着枪，要到四川去，跟这个步行团一起走了段路，到湘西，他走在前面。听说土匪缴过他们的械。

于是步行团非常焦急。不知道这个传言是真是假。

我们的团长黄先生，他是中将衔了，他是湖南省政府派出来的，有人说，他跟土匪打过招呼，当时土匪的头头好像叫陈渠珍，此人跟湖南省政府有关系，所以给了他名分，他在湘西说起来是半官半匪。黄团长跟他们打了招呼，说这些学生既没枪又没钱，你们抢又抢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

陈渠珍，是一位传奇人物，年轻时深入西藏抗英，并自著传记《艽野尘梦》。曾任湘西巡防军统领、湘西行署主任等职。在20世纪上半叶主政湘西二十余年，人称“湘西王”。

沈从文曾在他手下做文书，并从其典藏的古籍书中获得学养。后又在陈的资助下前往北平发展。

陈渠珍作为当时湘西地方武装的领导人，有威望和震慑力，所以黄师岳团长去拜望他，求得“步行团”师生们一路平安。

余树声在这里称陈渠珍为“土匪头头”，是基于当年湘西地区“官匪不分”的混乱现象。

下文冯钟豫先生说道，黄团长拜会地方的“英雄豪杰”，并说服他们到前线抗日。这个说法比较接近陈渠珍的情况。

1949年陈渠珍率部起义，后参加全国政协，1952年殁于长沙寓所。

在黄团长的交涉下，师生们安然地渡过湘西这一段关口。

走到贵阳，一位姓吴的省长接待了步行团，给他们演讲了一次。他说，我们贵阳物产比较丰富，现在穷，以后总会富裕起来，很有信心的样子。

从贵阳到安顺，大概不到一百公里，比较好走。其余的路，横穿整个贵州，都是山，而且是大山，非常难走：

到盘江时，盘江的铁桥好像不是日本人炸的，反正铁桥垮了，水很急。我们这个队伍连老师差不多有三百多人。我们过的时候，坐的船很窄很长，好像划船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我们只能坐在那儿，手扒在船帮上。这艘船先往上划，划到一定程度，——四川叫“跑江”，一下子“跑江”冲过去，要不然不能直接过来。所以是相当危险，好在是安全地渡过来了。

盘江比较险要，最后一进到云南就好了。

讲述步行过程较完整的步行团成员有三位，住在昆明北郊黑龙潭植物研究所的吴征镒、滇南的余树声和家住台北市而自己长年住桃园敬老院的水利专家冯钟豫。冯钟豫先生记忆清晰：

张治中不认为我们应该到后方那么远的地方去。不过呢，他也尊重教育部的决定而让我们去做。他希望我们在长沙，但是被轰炸了。被轰炸之后人心不安，这些人实际上也很难真正地用心读书了。我就是觉得应该走一趟，没有太多想。有些女生或者是身体不大好的，就从广东走越南然后到昆明去。

我记得那时候在长沙发了一件棉大衣，带到了昆明。这套衣服我就始终保留到我后来出国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回忆者都会一开始就说到黄团长。当时为保证步行途中的安全，经学校向国民政府要求，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指挥一切：

不过政府很重视这个事情，派了一个中将带队走，每到一个地方他要拜会当地的英雄豪杰，尤其是湘西那一带，有很多落草为寇的。这位黄先生非常了不起，他虽然有五十岁了，可是跟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他到山里去拜望这些豪杰的时候，就游说他们到前方去。所以那时候有好多湘西的草莽都变成了我们的军队。

冯先生称为：“了不起。”自古湘西民性彪悍，因民不聊生，则土匪如毛。然而黄团长不仅与他们和平谈判，让步行团平安通过，更能够理解和信任这些被逼上梁山的百姓，劝他们到前方去加入抗日队伍。可见他不是以简单的军官身份来对待民间下层的。此人真豪杰也。

那个时候政府说话还很有力量。我们这批人也没有什么钱，我们头一天经过的时候，已经告诉乡长、县政府，县政府再通知当地的，当地的通知对方的人，就是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插一个黄旗。我们就走这条路线。在黄旗没有拿掉之前，任何人不得走这条路。他们有这种威风。

我们过了贵阳以后，第二天要住一个地方，等我们走到的时候，发现那个村子已经被整个烧掉了。只好再往前走，所以那天走的距离特别长。

放火烧村子的，就是土匪，也不是专门针对学生，是碰上了。

冯先生是水利专家，一生与农业有密切关系。他说：

我们农村的确是贫苦，尤其是贵州那里，真正是一年中很多时间是吃不饱的。雨又不够，土地又少，生产力低。那时候农业的技术不像现在。现在一公顷的水田可以有四万吨、三万吨，那时候是一万吨的。农业技术的水准，农业品种的改良，农民本身的认真也都有关系，水利也是一部分原因。

冯先生问我：“不知道你过过盘江没有？”我过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时期，盘江摆渡还是古老的那个样子。冯说：

我们到盘江一年多之前，共产党的军队从湖南一路退却，经过贵州、四川，经过云南的北部，过了北盘江的时候，那个江就被炸坏了。盘江很直，但是水流非常急。炸坏之后老蒋就没法过了。

所以人要过这条河呢，就要夏日。要下山下了很久才能到河边等这条船。一条船坐五个人，这五个人也没有座位，就是蹲在船上。

船头有一个水手，手持长竹竿。等我们坐好之后，先把这条船往上游走，走半公里的样子。然后一下把船推到江心，船就跟着下去了，在船上的水手就拼命地划，保证安全靠岸。那真正是危险万分。

这种利用水流的角度，巧妙渡过激流的方法，是我们滇民祖传的本领。我在德宏插队的时候，看到当地傣族也用同样的办法摆渡大盈江、瑞丽江。我学过一次，到江心后水急，把握不住竹竿，自己也掉进江流里去了。

这些步行在荒山野岭里的人们也仍然感受到战事在继续：

我们在走到贵州的西部的时候，在路上看见零星的一两个士兵，他们是从昆明出发到了贵州，但是由于身体不好，不能跟着大队往前走，就往回走。往回走也没有人照顾，那时候有很多人就是一路讨饭回去。

等到我们走在贵州西部的安顺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

在师生们渡过惊险的盘江后，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好消息。次日，就在今天的贵州晴隆县城，师生们冒雨举行祝捷大会和游行，在偏僻的小城开展了一次抗日宣传。

那些地方恰好是我曾经在“文革”“大串联”中徒步走过去的，所以在地貌与贫寒方面深有体会。晴隆十八弯，我曾经忍受着脚泡走过去。寒夜到来，在草棚一样的农民家里，烧着干辣椒拌那些沙子一样的苞谷面当饭吃。没有床和被褥，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上烤火过夜。这些在我走过去的“文革”时代依然如此。

余树声说：

进到云南，最初就叫胜景关，一过胜景关，公路马上就比较宽了，并且路已经平了。天有点奇怪，贵州天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我们4月初到了云南，太阳当空，又是一重天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进入云南的平邑（现在是富源了），这个县的县长招待我们，好像还吃了一顿饭，就在富源的县政府前面，两边是监狱。监狱可以看见里面的犯人，我们在那吃了一顿饭，县政府欢迎我们。

从富源过来是曲靖、沾益，都挂国旗。我们是逃难的，到云南人家挂国旗是表示欢迎我们。这个曲靖，房子矮得不得了。街道相当窄，房子相当矮，但挂起了国旗。我们到云南一方面是读书，一方面也是逃难。这样对待我们，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惭愧。

挂国旗的迎接仪式，也是在余树声这儿听到的。这个规格的确很高：

老百姓对我们学生很好，尤其在云南。在湖南、贵州，也都很好。我们的团长黄师岳，他是一个旧军官，他就跟老百姓说：这些学生保证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些学生都很有出息，将来会为国家做贡献的。所以我觉得各地方的人对我们非常之好，确实是从我们身上看见将来是很有希望的。

这是一种相互的勉励，黄团长发动了这个互动，教育了学生，也教育了民众。

步行团的艰辛旅程，在云南与贵州的交界处——胜景关，宣告结束了。云南省主席龙云派来的为他们运送行李的汽车已经停在那里等候。一过胜景关，天高地阔，景观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的人在日记中说，“感觉像北方平原一样”。美丽富饶的云南给予他们希望。

《西潮》中记载：“从长沙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到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存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

“民气”

对步行团过程思考最多的，当数住在北京南沙沟的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他说：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育。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和学习，真正的农村基层没有接触过。到了抗战开始，经过从湖南长沙到常德到湘西这么过去，一直到贵阳，然后再往西走。有一段路是跟长征的路线相重合的，古代的《徐霞客游记》里头也提到过这一条路线。这次走路对我教育最大，真是看见最基层的人民是怎么活的，感触很大，比方说鸦片烟盛行，到处开那种有点像荷兰郁金香花的罂粟。贵州到处都有。老乡种也不行，种了他抽税了；如果不种，也抽，抽的什么税？抽的“懒税”，逼着人种。很落后，愚昧落后。可就是这些人支持我们的抗战，出人、出钱不都是他们？

步行团的师生们看到民不聊生的景象。中国是否能存在下去？这个问题反而在这里有了坚定的答案。正是这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民，显示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敌不甘屈辱的气概和深厚的情怀。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当时这种生活百姓就很艰难，也很痛苦，但能忍受。可是日本人来他就不能忍受。其实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这是有志气，是民族志气！

中国不会亡，中国的力量存在于那四亿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之中。印记在青年学子脑海中的人民形象，沟通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那种真实血脉的精神纽带，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传统，一个不容侮辱的尊严。

那时我就感觉到，中华民族文化渗透在穷乡僻壤里。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西方的课本都是用的原始教材，过去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我知道得比较多，中国的也学了，但不是特别重视。可是走那一趟以后，我就感觉非要学习中国哲学不可了。

一个知识分子报答自己人民的方式，那就是在他的学科中，为这个民族，为这群人民创造和维护独特的文化。

在战争摧毁了一批学者如陈寅恪的同时，另一批年轻的难中英才却在风雨中成长起来。

当刘兆吉整理完成了他在步行过程中收集的《西南采风录》，闻一多作了这样的题词：

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和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并没有把我们变成“白脸斯文人”！

在千里征程上，师生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坦然的信心。

诗人穆旦也在步行团中，他吟唱道：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

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师生们是发现者也是体验者，他们发现和体验的，正是他们生命中所缺失的。这些原来足不出户的学者与学子，他们的灵魂已经被雄壮山河与粗犷民风重新塑造。

民气，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用来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政权和一件事情的标准。

花篮佳话

步行团到达昆明。富于经验的黄团长和已经在昆明城的学校方面做了一个安排，使这次旅途的结束成了一个胜利的会师。余树声说：

到了最后一站是大坂桥，快到昆明了。其实，当天我们走到昆明是可以的。但要休整一下，要大家整理一下。第二天我们走到昆明，正好是上午10点左右进城。我们入拓东路，状元楼进来，绕进楼，然后从正义路、华山西路，到圆通公园。我们一到东站的时候，我们两个校长，蒋先生跟梅先生，还有我们先头从海上来的同学，蒋夫人还有梅贻琦的夫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老师，他们从海路来的，欢迎我们。前面还给我们一个花篮，很大的。前面的人抬着旗子，绕昆明，从拓东路，到圆通公园，那举行了很大的欢迎仪式。

有一张照片，是黄师岳团长带队入城时，与前来迎接的梅贻琦常委紧紧握手。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点完了名还有移交花名册的手续。学子教员，一个不少。

黄团长还点了一下名，把学生交给当时的负责人。那个学校改称西南联大了，交给我们联大的当局。我们安全到达了，他也总算是卸掉团长的职务了。后来我们整队，到昆华农校，我们一队人马就到农校，安插在农校。

在这组步行团的照片中，有一张风情别异，暗含花好月圆之意：在昆明郊区的背景之下，安放着一个硕大的花篮。旁边站着几位如花的少女。花篮是教授夫人们为欢迎步行团准备的，由潘光旦夫人等人用鲜花做成。几位身着花色旗袍的少女，正在翘首以望，期待着那些将要接受花篮的人们到来。少女们仪态大方，都有些书香气。这些等待着献花的都是教授们的女儿。

学校的事情，夫人和子女如此热情地参与，也在其中扮演一种角色，这在战前的北平，应不是常规。然而战争与流亡改变了人们，家庭与学校融为了一体。梅贻琦和常委们所期盼的步行团平安地到达昆明，这件事也自然地成为夫人与子女们投入的热点。从此大家哀乐与共，患难八年。

这样一张照片，使人们感受到，师生之间，荡漾起一种家园与亲情的氛围。同时，也反映出一种终于稳定下来的安然。

这照片伏下了一个浪漫的插曲，步行团的小队长后来娶了送花篮的小姑娘。

在这张照片里，最前面的那个单独站着的穿格子旗袍的女孩，是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而后面高挑的较成熟的一位，则是她的大姐赵如兰。

很多年后，步入晚年的赵新那回到昆明，意外地看见这张照片，她兴奋地指着说：“这是我！”那时她尚年少，一切听大人们的安排。而相伴在她身边的丈夫黄培云同样兴奋，他当年是步行团的小队长。

2001年4月末，清华校庆六十周年。校友盈门。清华甲所里，熙来攘往，那些资深的远道而来的老校友们一个个着装典雅，面露喜色。时常在不宽敞的门厅里，听见那些久别重逢的快乐的惊呼。过去的时光，因为他们深情的返校，也一起回来了。他们日程紧迫，积攒了太多的约会，人到晚境，情意弥重。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甲所我与赵元任的三个女儿相逢了。

抗战时期，赵元任一家曾经在昆明住过短暂的时光。女儿们那时还小，都记得昆明被日本人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夜里所有的屋子都灭了灯火，一片漆黑。这时候，赵元任就教女儿们唱童谣，每个人唱一个声部，在静夜里非常好听。她们说，听着自己的歌声，也就忘记了害怕。什么时候日机轰炸完了，走了，灯火又可以亮起来了。所以歌声是她们战胜恐怖的法宝。

抗战早期，美军飞虎队还没有来到昆明。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曾经饱受日本飞机的屠杀与欺凌。

赵新那对我说，她们都非常喜欢昆明，因为正在进入青春期，也喜欢那里的大学氛围，有很多熟悉的人们，仿佛是另外一个北平。但父亲很快就带着家人去了美国。

赵新那与先生黄培云，是在美国留学时候认识的。婚后多年，都没有想到两个人早在昆明就暗伏了缘分。赵新那说，因为总是牵挂着抗战中的祖国，觉得熟悉的人们都在那里坚持，自己也应该回来。所以很快她和先生就回国了。

大姐赵如兰也是那张献花的照片中的佳人。她后来一直在美国，从事音乐研究，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三姐妹唱旧时歌曲，都是赵如兰指挥和领唱。赵如兰的丈夫卞学璜，也是西南联大学子。

那天晚上，赵新那对黄培云讲：“你们到昆明的时候，大姐跟我，我们四个人献花篮，你那时候认识不认识我？你什么时候知道那里头有我？”

黄培云说：“那还是后来了。”

夫人又问：“你看了那献花篮的四个人，印象是什么？”

先生道：“非常漂亮。”

历经山路崎岖与蛮荒的青年学子，突然眼前一亮，在昆明郊野出现这么美丽的花篮和少女，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到家的感觉。重返都市繁华，一洗风尘仆仆。这种亮堂的风光，真是对步行团的最好欢迎仪式了。这一幕出自教授夫人们的创意，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女性的细腻和风韵。

下一张照片，在昆明的街道上，一边是典雅的楼房，一边是浓密的林荫，接受了花篮的先头部队，又接过了学校为他们准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标语，列队进城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旗号就这样首次被步行团打出来了。

正式的成立是在当年8月。学校不再称“临时”，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抗战的长期性。三校也做好了长期联合的准备。

人有的时候离历史非常近。

1981年夏天，我还在校读书。一天，忽然校办来人通知，要我速去未名湖畔临湖轩，陪几位客人。那天大家都知道是王光美和赵元任先生来学校。

我当时在球场运动，等我到了那里，人去楼空。赵元任先生我是想见他的，那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我母亲喜欢唱。她一唱起来，声音总是那么年轻、纯净，是20世纪30年代的自然的吟唱式。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的白话诗，才情随意，有东方意境美。赵元任的曲轻轻淡淡，缠绵旖旎，格调实在高。真正的爱情，永远是年轻的。没有那些复杂和恨意。

母亲对我说：歌里的这个“她”，可以是“他”，也可以是“它”。这一诠释，又别有洞天，更加合乎人生与人性。人活着，总得有些放不下的念想。佛家叫“孽”。但看“孽”这个字，却也有生命之果的意思。

母亲说，这首歌是当年她在昆明市女中上学的时候，由那些南下的学生带来的。

近来见有文章，争议当年赵元任去国的原因。我其实替赵先生遗憾。在一个民族热情高涨的时刻，在一个艺术家最应该汲取营养的时候，在一个充满了丰富文化与激情的后方边城，一位造诣深厚，名动中国的音乐家却走了。

倘若当年他继续留在昆明这块抗日热土上，他一定还会创作出中华民族的好歌美曲。

望断云山

世事中往往以为应该是铁定的日程，却会发生最大的意外。

2009年秋天那次赴台，为筹备行程，我先到了北大。在那里，由北京校友会会长沈克琦先生通过电话的介绍，我与柴之棣先生就算是认识了。他一直焦急地催问着我们的行期。在电话里他干脆地说：“你就住在我家里吧。”一听，就知道是一位强势人物。

到新竹，我在清华大学校园的草坪上，看见柴之棣捐赠的一架时钟。在清华校园的学生餐厅里，我拍摄了联大在台校友会捐赠的“联大校歌碑”。在台湾的很多人都向我表示过，联大在台校友会的存续，全赖柴先生的鼎力支撑。

9月，当我们一波三折地终于“如约而至”，拜访的第一站就是“一品楼”，柴会长的家。在柴之棣先生家典雅的客厅里，由柴夫人来安排了早茶。中午，我们去一家著名酒店举行接风宴。柴老精力充沛，席间讲起若干西南联大的趣事。柴之棣学长当年也参加了湘黔滇步行团，而仿佛是冥冥之中，柴学长写了一段纪念文字。在“一品楼”时，他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叙述郑重交给了我：

《西南联大迁校的情景》：

1937年，占领了东北三省的日本侵略军继续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很快占领了北京，即日在北大文学院地下室进行搜索，发现地下室有抗日文件，当时逮捕了在校两位教授、五位同学强行拷打、灌水，惨不忍睹，北大文学院已经变成了恐怖地牢。

1937年秋天，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全体同学均不愿在日军占领下读书，决定迁校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日军不停地侵略我国各地，因此长沙也不是安全地区，又要迁校。刚走出战火的同学们商量是继续读书还是从军。经老师研究后，读书一样是报国，决定迁校，全体师生分三路迁校昆明。

记得迁校长沙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赠送每位同学整套行装，有草绿色军服外套、黑色棉大衣、水壶等用具。同学们不习惯穿草鞋，脚上都起了泡。往昆明三条路线：一条是从越铁路、广州、香港过越南进入云南；一路是从湘贵公路经过云岭、柳州进入昆明；第三路从湘黔滇公路徒步进入昆明。步行团共三百五十人，后来变成二百五十人，行程一共三千五百华里，历时六十八天，辗转到达昆明。步行团长是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

步行的同学时遇狂风、暴雨，大雪漫天飞。1938年2月19日傍晚，步行团夜渡湘江，风雨交加。步行同学常借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也曾宿荒村野店和破庙，雨雪交加时同学们以稻草为铺、油布蔽雨，尝尽艰辛。也曾遇匪，经过黄团长明智的处理而化解。步行团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五百华里。1938年8月，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一致推选梅贻琦为校长。昆明为后方物价最贵。同学们虽有贷金，文、法、商公费，均不够用。因此同学们纷纷在外兼差，部分同学因步行历尽艰苦，自动退出昆明。

柴先生谈笑风生，喜欢讲幽默的事情，常常用玩笑来应付一些无法定格的事情，使人感到他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能力。

在台北宁福楼，柴会长安排我们与联大校友聚会。他还把我们送给他的一盒昆明月饼带来了。他说，儿子从美国回来了，一见这月饼，要吃，他不让，因为他想让校友们吃。大家对昆明是有感情的。请酒店服务员分切后，送到各桌前，让大家品尝。孰料几日后，我们再来联系柴之棣先生，他与美国来的考察团到台中去了。

我到台湾有一个感受，就是这边的老年人颇具活力。八九十岁的人，自己一个人独立外出活动，家人也不会紧张。我们约见的老校友皆是自来自去，不需家人陪同。

到我返程期限已近，忽然柴先生回来了，要为我们送行，真是惊喜意外又遗憾。就在离开前夜，前往台北一家著名的铁板烧酒店赴约。那天晚上充满轻松惜别之情，新竹清华校友会理事长许明德先生也应邀来了。大家聚在一个雅座里，柴老拿出一个精致的皮革酒瓶袋，一看就知道是百年名酒，非常珍贵。柴老说，这是夫人让带来的，说曼菱爱喝这个。这种陈年佳酿的感觉，其实就是学长们对大陆故土和往昔生活的思念与祝福，也是他们人品与信念的芳香。

酒过三巡，柴学长说：“你会唱《秋水伊人》吗？”

我轻声地唱了一段：

望断云山，

不见妈妈的慈颜。

漏尽更残，

难耐锦衾寒。

往日的欢乐，

只映出今日的孤单。

梦魂无所依，

空有泪阑干。

几时归来呀？妈妈呀，

几时你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

柴学长凝神半晌，说：“当年我离开大陆时，我表妹就是唱着这支歌送我的。”这支歌令他回到了大陆，回到了当年诀别亲人与青春的岁月中。

《秋水伊人》是30年代一部国产电影《古塔奇案》的插曲，当年非常轰动，歌曲一时传遍大江南北。他回神过来，对我说：“你唱得很好，就像原唱。你听过百代公司的原唱吗？”

我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这是他所喜爱的一支歌。而那天晚上的气氛也是这样的，随着夜色，在余音中低迷回旋。一时我觉得父亲也回来了。那个时代，父亲和柴学长他们在昆明城有过青春的邂逅。

回到大陆后，我收到了一份《北京大学台湾校友总会会刊》创刊号，在宁福楼聚会的十多幅照片都纳入了。

回望台湾，云海茫茫。虽说两岸往来今非昔比，但是登岛采访恐难再次实现。再去时，不知道又有多少学长渺茫。所以走的时候，彼此就怀了一种今世不再的心情。那支歌《秋水伊人》，好像又漂浮在海峡上空，让我怀念那边一往情深的老学长们。

期盼与离散，成为那一代赴台学人的生命基调。然而他们的心并没有漂移，它永远坚定地向着母土、向着故乡。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游子。